“一家两制”农业生产行为的农户模型分析——基于健康和收入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农业生产论文,视角论文,模型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5(06)-0078-14 当我国国家领导人公开谈及“农民吃单种的”亲身经历时[1]，老百姓习以为常的农业生产中“内外有别”的现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农户在市场诱惑下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和激素来增加农业产量，而后通过市场换取收入。农户在不可持续农业中的过激行为令自己感到担忧[2]，使得农户自己都不敢消费待出售的农产品，只得另起炉灶用可持续农业的方式来生产自己放心的农产品。周立等人[3]把这种有差别的农业生产总结为面向市场“为金钱而生产”的A模式和面向家庭“为生活而生产”的B模式之间的竞争。徐立成等人[4]和倪国华等人[5]将其进一步概括为“一家两制”，并指出该现象是整个社会受到食品安全威胁而采取的自我保护。 前人的研究依据农户是否采用以化肥、农药、抗生素和激素为代表的生化投入品(Biochemical Inputs)把农业生产划分为A模式和B模式，这为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做好了将具体问题进行理论抽象的准备。但是已有的研究只注意到了农户消费的农产品优于消费者的现象。如果用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农业生产中“内外有别”的现象就会发现已有的“一家两制”概念或许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许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反向“一家两制”现象，即农户消费的农产品质量差于消费者的。本文将问题进一步明确为：农户什么情况下生产—消费A模式农产品、什么情况下转向B模式农产品，即何时存在正向“一家两制”、何时存在反向“一家两制”。 二、文献综述 就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生化投入品行为的研究来看，发展中国家重点关注阻碍该类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6-7]；发达国家更关注通过政策措施来减少该类技术的使用[8-9]；而我国相关的研究侧重于使用实证方法来考察农户个体特征对该类技术使用行为的影响[10-11]，很少有文献从农户的生产—消费决策方面进行机理分析。有鉴于此，在对经典农户模型的劳动和健康因素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农户在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之间的生产—消费选择来研究农户使用生化投入品的策略。 农户行为理论立足于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来探讨资源配置的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模型两个方面。关于理论，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梳理，此处不再赘述①。关于模型，Chaianov[13]和Otsuki[14]各自独立地首先尝试用农户模型来分析本国农户行为。之后，Tanaka[15]在Hicks[16]的影响下创立了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户模型”。Becker[17]规范了农户效用最大化的三个约束条件——收入函数、生产函数和时间禀赋，并且提出了农户决策的可分性即先决定最优生产、再决定最优消费——一个持续的递归过程。在此基础之上，Singh、Squire和Strauss[18]统一了农户模型的表达形式并且给出了规范的求解方法，进而把该方法发展成为基于农户微观行为来分析政府宏观政策的工具。 尽管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同时发生，但是由模型衍生出的可分性却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Benjamin[19]为代表的学者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可分性不能作为经验研究的基础却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起点；以Kevane[20]为代表的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表明，农户的生产决策与其偏好及要素禀赋有关，因而可分性偏离实际太远。当市场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完善时，农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需要考虑消费的影响，使生产用于交换以外的部分恰好等于其消费。此时，影子价格便替代市场价格来反映产品价值，是农户确切生产多少和消费多少的依据，实质上是农户依据其偏好和技术内生地决定了生产和消费。可分性依赖于价格外生的假设，建立不可分农户模型的关键就是要放松这一假设。虽然有很多学者尝试构建不可分农户模型[21-22]，但尚未形成公认的观点。假设的放松使得方程形式更加复杂，不利于比较静态分析。因此，本文出于简化考虑用可分农户模型的方法首先研究了不存在劳动力市场但是存在农产品市场的情形，即劳动价值完全由模型内生决定而农产品价格保留严格外生。另外，本文出于完整性的考虑还分析了土地租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Pitt和Rosenzweig[23]首先将健康生产函数引入农户模型，用来关注农户健康本身，以及健康对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这得益于Grossman[24]把健康视为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健康主要产生于营养摄入并且表现为劳动生产，Leibenstein[25]最先注意到营养摄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后来被Strauss[26]的研究证明该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个人的健康和收入通常呈正相关[27]，但要探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却非常困难[28]：一方面，收入从客观上决定了人们所能获得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进而影响获取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收入还从主观上影响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知，进而体现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29]。我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健康和收入的相互作用主要通过劳动进行传递：劳动既可以转化为收入，又能体现健康状况。如果打破劳动和健康之间的藩篱，统一考虑劳动和健康的生产和分配，相当于把收入和健康之间的间接关系转变为直接关系，使得两者的作用机制更加直观。此外，从模型内生的角度来考察农户健康的生产、消费和享受，既有助于体现农户完全掌握农业生产信息的优势，又有助于把农户对生化投入品的忌惮考虑在内，也就使得通过模型来了解农户对待生化投入品的策略成为可能。 三、函数设定 Becker[30]认为农民在家庭内部的合作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共同目标，由此形成“单一家庭”的概念。在此之上，本文将农户定义为一个集农业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工人家庭(追求收入最大化)和消费家庭(追求消费最大化)为一体的经济活动单位，该单位的行为原则首先是效用最大化、其次是收入最大化，而消费最大化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 (一)效用函数 农户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家庭消费和市场销售之间决定如何分配所生产的农产品，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Sen[31]把农户的效用函数设为U=U(C，L)，其中C代表无差异的消费品，L为产生负效用的劳动。而Nakajima[32]把农户所消费的各种产品合并为象征消费能力的收入(M)，效用函数变为U=U(M，L)。Barnum和Squire[33]将无差异的消费品进一步划分为农户自己生产的商品(C)和从市场上购买的消费品(F)，同时用产生正效应的闲暇(L)来替换产生负效用的劳动，效用函数扩展为U=U(C，L，F)。为了突出健康的重要性，Pitt和Rosenzweig[34]在农户效应函数中增添了健康因素(H)，效用函数变为U=U(H，X，Y，L)，其中X等同于上面的C，Y等同于上面的F。结合我国民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普世价值，本文构建的效用函数只保留了Nakjima关注的收入(M)和Rosenzweig关注的健康(H)，即： U=U(H，M) (1) 假设农户可以以售出价回购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农户之间交叉买卖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农户通过消耗健康换回的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可以以现金的方式加总，因此这里的收入(M)指农户在过去一年所获得的所有收入。以往效用函数其实已经涵盖了健康因素，因为只有良好的健康作为铺垫才有可能产生满意的效用。现实生活中，健康既具有工具性——作为劳动禀赋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又具有目的性——作为所追求的最终效用之一。所以要想把健康消费中用于生产的部分与最终消费区分开来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另外，影响健康的疾病可以通过医药费开支和误工时间来衡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35]，但是亚健康对劳动的影响就很难进行准确评估，鉴于此本文将健康与劳动统一考虑以期更接近现实。以往效用函数中和劳动相关的因素是闲暇，显然低品质的闲暇所带来的效用远不及高品质的闲暇。考虑到健康和劳动、闲暇的关系，故本文的健康单指从效用函数中分离出来用于劳动和休闲并且维持其再生产的最基本的过程。效用函数中的健康可以进一步明确为过去一年农户所拥有的全部健康剩余(H)。考虑到农户对收入和健康剩余多多益善的需求，以及二者均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性，因而假设效用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二)农业生产函数 可以认为，农户就同一种农产品同时掌握着两种生产模式：不可持续的A模式和可持续的B模式。经过抽象，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使用了劳动力(L)和土地(D)，差别为A模式使用了生化投入品(
)(在种植业中表现为化肥、农药、除草剂、膨大剂等，在养殖业中为激素和抗生素等)，而B模式通过消耗更多的劳动来替代生化投入品(像人工除草、除虫，有机肥和有机饲料的生产等)。假设生化投入品均为规模中性[36]，相应的农业生产函数如式(5)所示，其中下标A表示A模式、B表示B模式。
假设各要素的增加均有助于增加农业产量，但是其边际效用递减。另外假设，把A模式的劳动(
)和生化投入品(
)作为整体增加投入时也将增加农业产出；B模式的劳动(
)和租用的土地(
)也有相似的影响。
(三)健康生产函数
健康本身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特性。对健康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劳动，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其数量的特性即存在时间禀赋[20]，而忽略了质量的重要性。Rosenzweig等人[23，38]注意到了单纯作为质量象征的健康对劳动的影响，却忽略了健康在数量供给上的有限性。类似劳动时间，本文同样假设健康具有可加性，即：
四、基本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农户既不会全部出售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不会予以全部消费，而是在“销售”和“消费”之间按照适当比例进行分配。本节通过构建简单的“一家两制”农户模型来分析，在只有农产品市场的前提下，农户偏好在两种模式之间的转换机理。 “一家两制”基本农户模型的假设如下： ①农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所面对的农产品价格
以及其他价格都是外生给定的(即农户是价格接受者)，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 ②农户只生产某单一品种农产品，但是具体生产方式有两种—A模式和B模式，自身的消费量由模型内生给定。 ③农业生产中只有劳动力(L)和生化投入品(
)是可变要素，而土地(D)是不变要素且外生给定。土地总量及分配给两种模式的用地量都是恒定不变的，并且无相关费用。农业生产中不存在季节性，则两种模式的农业生产函数如下所示：
④假设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即家庭的既定劳动力全部用于农业产生，则健康恒等式如下所示：
⑤扣除生化投入品成本后，出售农产品所得即为农户的唯一收入(M)来源，收入函数如下所示：
在收入约束下，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A模式的边际劳动产出的价值等于农户健康剩余与收入的边际效用的比值，由此可以求出进行A模式农业生产所需劳动(
)(见式12)。
在满足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就可以考虑农户收入最大化的各项条件：农户在分配劳动(
和
)的过程中，由A模式的边际劳动产出的价值等于B模式边际劳动产出的价值可以得到B模式生产所需劳动(
)(见式13)；当A模式农产品生产的边际健康用于A模式生产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其价格时，可以求出农户所消费的A模式农产品(
)(见式14)；当B模式农产品生产的边际健康用于A模式生产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其价格时，就可以得到农户所消费的B模式农产品(
)(见式15)；当生化投入品边际产出的价值等于其价格时，就可以得到农户生化投入品(
)的使用量(见式16)。得到以上参数后，就可以通过收入函数求出农户收入(M)(见式11)，通过健康恒等式求出健康剩余(H)(见式10)。此时方程个数等于未知数的个数，利用基本模型方程组可以求出相应未知变量，均衡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基本模型在均衡状态下的效用最大化
如图1所示，农户在边际产出价值等于价格的水平上(
)使用生化投入品(图1-b)进行A模式的农业生产(图1-a)，并且和B模式的农业生产(图1-c)一样，生产规模选择在边际产出价值等于边际效用的水平上(
和
)。由此给出，除去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所消耗的健康外，剩余的健康与所赚取收入之间的变化关系(图1-d)。需说明的是，每幅图均表示纵轴所示因变量随横轴所示自变量在其他变量均已达到均衡状况下的变化(以下图形相同)。此外，零线以下的部分表示农业生产所需生化投入品和健康生产所需农产品。 均衡状态下的稳定性条件如式(17)所示，并且由已知假设可以判断出④。
稳定性条件在图1中表现为收入曲线(M)只能在无差异曲线(U)的下方，并且两者相交于均衡点
和
。 尽管假设了两种生产模式所用土地恒定不变，但是该假设建立在两种生产模式前期对土地内生价值竞争的基础之上，即A模式的土地边际产出的价值等于B模式的(如图2所示)。图2的横轴表示农户所拥有的土地禀赋，纵轴表示两种模式的边际产出价值，交点
位于两种模式的边际产出价值相等的位置。
图2 基本模型在均衡状态下的土地划分 价格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别沿着涨价和降价两个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基于以下原因本文只关注农产品价格和生化投入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我国于1992年底放开了844个县(市)的粮食价格，并于2001年起改用链式拉式法来计算定基价格指数，由此这里只分析2001年以后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见图3)。2001年以后，我国农业中的渔业、林业、牧业和种植业的价格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故下文的分析只关注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实际上，价格下跌的分析与之类似。
图3 2001-2012年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3)表8-5 同样，2001年以来以化学肥料和农药(含农药器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呈不断上涨的趋势(见图4)。
图4 2001-2012年生化投入品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3)表8-4 (一)A模式农产品价格 对原有方程组关于
求偏微分可以得到新的方程组，求解如式(18)所示。
该影响可以划分为“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IE)和“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SE)。收入效应(
)为正，即A模式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就像增加了农户财富一样，无须消耗额外的健康就可以增加收入，使得农户的健康剩余随之增多。收入效应(
)也为正，即B模式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随A模式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降低且随其边际健康产出的增加而减少，表明农产品消费由A模式转向B模式就如同增加了收入一般，同样使农户得到的健康剩余随之增多。替代效应(SE)为负，即农户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随A模式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增加，从而激励农户把更多的健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反而使得农户得到的健康剩余随之减少。因此，无法确定总体价格效应的符号。但是不难发现，较低收入状态下的农户相对于健康而言更迫切需要收入，此时替代效应(SE)大于收入效应(IE=
+
)即总体价格效应符号应为负；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对于农户愈发显得重要，最终使得总体价格效应符号为正。归纳起来，伴随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的健康剩余随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见图5)。
图5 A模式农产品价格影响下的收入—健康剩余 健康剩余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A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式19)和生化投入品的使用(式20)，以及A模式农产品产出(式21)和消费(式22)的变化均不确定。
依据健康剩余的变化路径，虽然无法判断农户在低收入状态下投入到A模式农业生产中的劳动随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状况，但是当农户收入达到足够高的状态后该变化的符号将因健康剩余的变化率为正也变为正号。由此，农户的生化投入品使用量随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增加而增加。进而可以得到，农户在高收入状态下A模式农业产出也随其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尽管如此，单靠农户的收入状态还是不能判断出农户对A模式农产品的消费状况，还需要具体考察A模式农产品对健康生产的影响：当高收入状态下的农户消费A模式农产品的数量小于最佳量时(
＜
)，消费量随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增加而增加；当使用量大于最佳量时(
＞
)，情况恰好相反。因此，高收入状态下的农户将尽可能利用A模式农产品的特性在最佳消费水平(
)处消费。 健康剩余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样导致B模式农业生产的产出(式23)和消费(式24)变化的不确定，但是两者总是反方向变化。
依据健康剩余的变化路径，低收入状态的农户主要受替代效应(SE)的影响，即健康剩余的变化率为负，在不断扩大B模式农业生产的同时减小消费来换取更多的收入；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改为受收入效应(IE)的影响，即健康剩余的变化率为正，农户开始缩小该模式的产出，但其消费却不断增多。农户对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量随着收入的增加经历了一个先减少后增多的过程。最后出现，农户自身消费的农产品质量优于向市场供给的现象，并且数量差距随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增大而不断扩大。综合A模式农产品价格
对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可得： 命题1：当只存在农产品市场且A模式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时，低收入农户将通过减小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来换取更多的收入；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户将通过增加A模式的生产来换取更多收入，并且B模式的生产开始主要用于自身消费，此时出现正向“一家两制”的现象。 以上讨论基于买卖信息完全对称，即市场能准确区分A模式和B模式农产品并给出相应的价格(
和
)，否则只能给出单一的混合价格(
)。有鉴于目前农产品市场中各种生产认证良莠不齐[39]，很多消费者还是无法准确区分各种食品的生产模式，因此有必要分析该情景下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分析发现，混合价格与A模式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效应大致相同，结论也与命题1相仿。 (二)B模式农产品价格 同样对
求偏微分得到新的方程组，求解如式(25)所示。
因为式(25)的收入效应(IE)为正，替代效应(SE)为负，因此无法确定农户的总体价格效应符号。但是伴随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健康剩余随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由受替代效应(SE)逐渐转变为受收入效应(IE)主导，期间的符号由负变正即先减小后增大，收入—健康剩余曲线的变化趋势参见图5。 健康剩余相对B模式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样导致A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式26)和生化投入品(式27)的投入、产出(式28)和消费(式29)变化的不确定，却可以依据健康剩余的变化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低收入农户健康剩余的变化率主要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为负，投入到A模式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生化投入品随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减小，因此该模式的产出也随之减小。农户消费该产品的数量随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除了受到健康剩余变化率的影响外，还依赖于消费量相对于最佳量的大小：当
＜
时，消费量随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增加而减小；当
＞
时，情况恰好相反。因此，低收入状态下的农户总是在不利于健康生产的水平上消费A模式农产品，而高收入状态下农户的生产—消费选择还无法判断。 健康剩余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B模式农业生产的产出(式30)和消费(式31)变化的不确定，但是两者同样是反方向变化。
依据健康剩余的变化路径，低收入状态农户的健康剩余相对于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率为正，则B模式农产品的产出随其价格的上涨而增加，但其消费量反而不断减小；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剩余相对于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率为正，而产出随其价格的上涨而减小，但其消费量却不断增加。农户对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量也随着收入的增加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综合B模式农产品价格
对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可得： 命题2：当只存在农产品市场且B模式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时，低收入农户将尽可能缩小投资较大的A模式生产，并且用A模式农产品替代B模式农产品进行健康生产，此时出现反向“一家两制”的现象；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户用于自身消费的B模式农产品开始不断增多。 (三)生化投入品价格 同样对
求偏微分得到新的方程组，求解如式(32)所示。
因为式(32)只有收入效应(IE)且为负，因此农户的总体价格效应符号为负。则农户的健康剩余随生化投入品价格的增加而减小，这也符合生化投入品的使用有助于节约劳动的农业生产常识。 伴随生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农户投入到A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式33)和生化投入品(式34)均不断减小，以至于A模式的产量也随之减小(式35)，显然农户通过缩小A模式的农业生产来抵消生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而农户消费A模式农产品数量的变化不单涉及自身健康剩余的变化率还依赖于该产品在健康生产中的作用(式36)，当
＜
时消费量随价格的增加而减小；当
＞
时情况恰好相反。此时，农户将生化投入品当作珍贵的生产要素来使用，并且在不利于自身健康的水平上消费A模式农产品。
同样伴随生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农户投入到B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不断增大导致产出也随之增大(式37)，显然B模式农业生产相对于A模式更有利于节约生化投入品。而农户通过减小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量(式38)来换取更多的收入。
综合生化投入品价格
对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可得。 命题3：当只存在农产品市场且生化投入品价格上涨时，农户用投资较小的B模式替代A模式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在不利于健康生产的水平上消费A模式农产品来节约B模式农产品进而换取更多收入。此时，出现反向“一家两制”的现象。 五、模型扩展 基本模型主要基于只存在农产品市场的假设，为了更好地逼近现实有必要再分析土地租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一)土地租用市场的影响 以基本模型的假设为基础，这里分析了纯粹的租地农户在完全竞争的土地租用市场下的生产—消费行为。 假设存在土地租用市场，则农业生产函数变为式(39)。
结合我国土地租用普遍采用固定租金且很少有分成租佃的现实，假设租金为固定租金
，则农户的收入函数变为式(40)。
那么农户就可以通过分配劳动(L)、选择土地(D)和生化投入品(
)来使家庭效用最大化，此时需在基本模型方程组的基础上补充用来确定土地租用量的等式，即土地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土地租用价格(式41)。
求解土地租用市场下的方程组就可以得到新的均衡状态，如图6所示。图6-b所示的收入—健康剩余曲线与图1-d相似，两种模式的收入函数分别与图1-a、1-c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零线以下增加相应土地租用费用。另外，当完全不具有土地禀赋时，农户在土地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租用价格的水平(
和
)上租用土地；当具有部分土地禀赋时，图6-a所示两种模式的土地产出曲线
和
只需向上移动即可(移动量为所节约的租金量)，此时租用的土地减少但总量不变，具体的分析仍与本节类似。 对土地租用市场下的方程组关于价格(
、
、
、
、
)分别求偏微分，求解可以得到相关价格对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求解发现，土地与作为生产要素的生化投入品的作用机制类似，并不影响原有价格(
、
、
、
)的作用方向，故这些价格的影响就不做重复分析。因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整体呈上涨趋势(见图7)，故只分析土地租用价格上涨给农户生产—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
图6 土地租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农户效用最大化
图7 2014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搜土地)指数 资料来源：搜土地网http://www.soutudi.so/ 对新方程组关于
求偏微分得到新的方程组，求解如式(42)所示。
因为式(42)只有收入效应(IE)且为负，因此总体价格效应符号与生化投入品类似同为负。农户的健康剩余随土地租用价格的增加而减小，这表明农户将通过减小健康剩余来弥补土地租用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 伴随土地租用价格的上涨，农户投入到A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式43)、生化投入品(式44)和土地(式45)均不断减小，以至于A模式的产量也随之减小(式46)，显然农户通过缩小投资较大的A模式农业生产来抵御土地租用价格的上涨。而农户消费A模式农产品数量的变化不单涉及自身健康剩余的变化率还依赖于该产品在健康生产中的作用(式47)，当
＜
时消费量随价格的增加而减小；当
＞
时情况恰好相反。此时，在农户眼中土地和生化投入品一样都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并且在不利于自身健康的水平上消费A模式农产品来抵消土地租用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尽管农户投入到B模式农业生产的劳动随土地租用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增加(式48)，却无法判断土地租用情况的变化(式49)，也就无法得知B模式农业产出的变化(式50)。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农户对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在不断减小(式51)。
综合考虑土地租用价格
对A模式和B模式农业生产—消费的影响，与生化投入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大致相同，农户以减少投资和损害自身健康的方式来抵消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此时，出现反向“一家两制”的现象。 (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基于基本模型的假设，这里分析了一个拥有部分劳动力禀赋的农户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的生产—消费行为。 对基本模型的假设做如下变更： ①假设农户能够以按日结算工资(W)的方式任意雇佣劳动或者外出务工。当农户成员外出务工时务工劳动(
)符号为正，雇佣劳动时为负，则农户的收入函数相应调整为：
②假设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带食物或者市场购买的方式实现其所属家庭的食品偏好⑤，并且农户自有劳动和雇佣劳动之间可以完全替代。 由于收入函数新增了一个务工劳动(
)变量，则基本模型方程组相应要增加一个使收入最大化的外出务工量的决定式，即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工资(见式53)。
求解劳动力市场下的方程组就可以得到新的均衡状态，如图8所示。图8以A模式含雇佣劳动、B模式含外出务工为例进行分析，但是每种生产模式均有雇佣劳动或者外出务工的可能，农户总体务工情况由两种生产模式的净务工量(
=
+
)来决定。对于既定的家庭劳动，农户通过劳动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在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等于工资的水平上(
和
)组织生产，在劳动的边际效用等于工资的水平上(
和
)获得收入。两种模式的收入曲线加总后得到的收入—健康剩余曲线与图1-d类似，变化在于零线以下部分需再减掉外出务工所得(W·
)。
图8 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下农户的效用最大化 均衡状态下的稳定性条件变为式(54)所示，但其图形意义不变。
对劳动力市场下的方程组关于价格(
、
、
、
、W)求偏微分，求解可以得到相应价格对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出于同样的考虑这里也只分析工资上涨所带来的影响(见图9)。
图9 2001-2012年全国农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3)表11-5，且均已折算为2001年的真实收入。 将工资(W)引入方程后，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变得清晰起来⑥，针对市场的各种变化均有了明确的应对措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户健康剩余，以生化投入品和工资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反而不利于农户健康剩余。首先，A模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引起A模式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外出务工不断减少的过程中该农产品的消费量不断增多；B模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样引起产出规模的扩大，同时外出务工也在不断减小、该农产品的消费量也不断增多，由于两种农产品的消费量同时增多从而无法判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其次，非对称信息下混合价格的上涨只是引起A模式农业产出的增加，对两种农产品的消费却没有影响。再次，生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引起A模式农业生产规模的收缩，同样对消费没有影响；最后，工资的上涨不一定引起外出务工的增加，但是肯定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户自身的消费。从中不难发现，工资成为农户劳动的标杆，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只对相应模式的生产和消费有影响但不会延伸到其他模式。因此，在完全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下，无法发现农户在两种生产模式之间的选择。这也从侧面说明，正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促使农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小心谨慎地分配着自己的劳动(健康)，进而引发类似“一家两制”的现象。 本文将已有的劳动和健康概念整合为从生产、消费到享受完全内生于经典农户模型的健康剩余，由此分析了农户在A模式农产品和B模式农产品之间进行生产—消费的选择。通过比较农户在农产品市场、土地租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下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可以发现，土地租用市场的引入只是重复了类似生化投入品的影响，而劳动力市场的引入使得两种生产模式不再有直接联系。因此，农户在只存在农产品市场下的行为以相对简明的方式接近现象本质。 在只存在农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虽然农产品价格(
、
)的上涨有助于遏制低收入农户从事A模式农业生产，却以损害他们的健康为代价；而高收入的农户却把获得收入和获得健康的两个活动分离开来，用A模式的农业生产来获得收入，用B模式的农业生产来获得健康。当农户在低收入状态下增大A模式农产品的消费量同时减小B模式农产品的消费量时，出现反向“一家两制”的现象；在高收入状态下出现正向“一家两制”的现象。不管市场上农产品的信息对称与否，都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模型分析还表明，虽然生化投入品价格(
)上涨的现实以损害农户健康为代价有助于B模式农业生产的推广，但是农户受限于收入来源的单一性还是无法阻挡“一家两制”现象的出现。 在基本模型假设下，将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健康生产函数以及A模式和B模式的农业生产函数均设为Cobb-Douglas函数的形式，就可以具体分析农户对两种模式农产品的偏好随两者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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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所发生的变化。由图10可得，随着B模式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农户选择用A模式农产品来替代B模式农产品进行消费，但是这种替代带来了农户对A模式农产品厌恶的不断增加，这种厌恶需要通过消费更多的B模式农产品才能弥补。反之亦然。在这种厌恶性替代关系里，农户对A模式农产品的消费始终以最佳消费量(
)为限，反映了农户在健康生产中的底线。农户在不损害自身健康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A模式农产品，也反映了农户由于掌握农业生产信息所带来的可以充分利用资源的优势。如果认为B模式农产品优于A模式农产品，那么农户所消费食品的好坏不取决于农户自身而取决于市场。作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农户受到收入最大化的驱使总是做出与市场价值判断相反的选择。这意味着农户对两种生产模式的选择是自由市场下的相机抉择，不存在简单的行为分界。
图10 B模式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农民只是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本能反应，真正指挥农民行为的是市场。当市场存在A模式农产品和B模式农产品两个目标时，往往会通过以货币为选票的投票形式来协调人们对两种农产品的评价。票选的结果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现有市场格局其实反映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饮食偏好。尽管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厌恶大量使用生化投入品的A模式农产品，但是该产品始终没有退出市场的现象本身就表明，该产品还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低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或许可以这样归纳现象的本质，农户为了解决消费者需求与自身需求不一致的矛盾便采用“一家两能”的方式来应对。由此不难得出，虽然我国现在的农产品市场是个饱受争议的市场[40]，但是无法拒绝其存在的合理性。市场永远不会满足所有人对以B模式农产品为代表的高质量食品的需求。而市场即使现在不会，将来也会满足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41]。到那时，低质量食品消费者就失去了“搭便车”的机会，即高质量食品消费者不断呼吁提高食品质量的便车，或许没有争议的市场才是真正的悲哀。 ①最新的梳理可以参见马志雄等人的研究[12]。
③本文的健康生产函数只反映农户主观认为生化投入品对健康的影响程度，进而对其农业生产行为产生影响。至于该农产品究竟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农户健康产生影响，甚至产生多大的影响均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⑤已经假设了农户可以以相同价格买卖任意数量的农产品，此时市场仅起产品传递的作用。 ⑥由于结果更加简明，因此表达式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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