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际民族问题理论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民族问题”可以容纳两层意思：一是国家之间的民族问题，二是外国的民族问题。前者似等于国际关系问题，但却是民族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向来包括国际民族问题内容。波兰问题、爱尔兰问题等对于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都属于外国的民族问题，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俄国人列宁来说也都是外国的民族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创立他们的民族理论的时候，这些外国的民族问题却是他们最加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又曾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欺凌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国际斗争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从一开始也便包含着涉及广泛的国际民族问题的内容。将这些理论内容作一梳理，不但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研究是一个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在世界民族问题日显突出的今天，无疑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或民族解放理论
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是被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却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这不奇怪，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因而就是民族主义的。民主革命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欧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同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发生的，其后两个多世纪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也都是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的合二为一。20世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亚非拉扩展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世纪，也是世界性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世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部分，因而它的民族主义属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它的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对孙中山民主主义的继承和改造，但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革命思想却表现得更为彻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列为宣传提纲；（注：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页。）周恩来则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深刻阐发，将其对外涵义解释为：“一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解放；二是反对别人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三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注：《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高举的一面旗帜。
民族主义对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会有着不同的内容，而对近代社会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同时，他们又残酷地统治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的不同地区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8页。）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虽然屡经曲折，但在把帝国主义压迫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目的首先是争取民族解放这一点上在党内几乎是没有异议的。
20世纪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走向高潮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世纪，中国革命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较早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使命。早在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在其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个命题中的“世界革命”已属于“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也成为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旧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区别点之一。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这便使得这个革命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其中的民族主义口号也便不能过分突出，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之后则不宜再提了。但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既然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是它的当然内容。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抗击帝国主义和其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的实践与理论，也无不可以划入民族主义的范畴。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民族主义没有了那些惯有的偏狭、极端和保守，有的只是对中华民族自强意识的呼唤、民族解放的推进和民族利益的维护。
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相通的地方，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爱国主义是完全得到肯定的观念，而民族主义则因其阶级属性和常有的狭隘、偏激难以得到张扬。“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注：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8-169页。）列宁的这个定义经典而无可挑剔，但中国共产党更赋予了它以浓重的民族感情色彩。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最高觉悟者，对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无论怎样赞美都不过分，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的代表人物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无可争议。的确，不论从党创立时期的最早纲领，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各种文献；不论是领导人的即席讲话，还是党的正式决议，洋溢其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随处可见。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对世界发展的大势的认识可以有所不同，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路线”斗争，但在爱国这一点上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决非空洞的感慨，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诸如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等，但基本内涵则是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自信心。大凡一个民族屈辱越多，渴望自尊自立的意识就越强，对于原本文明水准很高而在近代却遭受外部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说，就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意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不但竭尽颂扬和赞美之情，更以唤起全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己任。“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86页。）“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这恐怕已是中国人烂熟于心的名言，却又无疑是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心声和举国认可的警句。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自力更生建设方针的制定以及当今复兴中华民族战略目标的提出无不溯源于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爱国主义是一种自我立场，而国际主义则是一种对外原则。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因而它的境界决不止于爱国，国际主义也是它长期倡导力行的理念。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使得资本成为一种国际势力。“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86页。）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国际性的，实现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建设，都是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也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离不开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反相成：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范围内的实施，而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实现的外部条件和最终目的。共产党员既可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基于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的同时，也不断用国际主义来要求和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号召用国际主义来克服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受益者。从党的创立，最初政治路线的制定，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和国际斗争，都曾得到过共产国际、外国共产党人、苏联等进步国家的指导和帮助。但中国共产党更是国际主义最忠实的实践者。从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到20世纪60-70年代的支援印度之那抗战；从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到其独立后为其经济建设提供无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曾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了国际和平和人类正义，节衣缩食、无私无畏，做出了今人难以理解的巨大民族牺牲和物质奉献。
需要说明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已不再提及国际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和历史经验教训做出的必要调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足国内，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反对借口国际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的新的立场。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原则和支援进步事业的国际责任。因为谁都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和人类正义事业最强有力的支撑者。
三、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民族问题理论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讲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是统治世界的特殊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被统治者。我们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优越观念，或人种优越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其国内的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或将被淘汰的人种。”（注：《周恩来政论选》上册，第318页。）1955年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注：《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761页。）这些观点在同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后来领导人的著作及讲话中不断得到重申。
这里，反对民族压迫首先是针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民族的压迫。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首先就是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仍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和其他外部敌对势力的遏制、封锁、颠覆和破坏，中华民族和广大的殖民地、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和斗争目标。因此，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外斗争的重要内容，其理论观点也便成为中国民主主义理论的延伸。20世纪50、60年代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的支持最为积极的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并明确指出：“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毛泽东论统一战线》，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37页。）
民族歧视是民族压迫的共生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歧视不但施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施于其国内。因此，反对民族歧视和反对民族压迫有着同样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对各种形式的民族歧视政策及现象同样一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美国的种族歧视臭名昭著。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的反歧视斗争最为高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声援。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非洲外宾时发表了著名的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他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注：《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毛泽东是英明的，因为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世界上最后一个种族隔离政权的废除是与标志着黑人解放的新南非的诞生同时发生的。当然，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现象的消失。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上仍然大行其道。2001年4月7日美国辛辛那提市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的枪声，再次将号称最讲“人权”的美国的种族歧视的恶迹昭示于天下。由此，当年毛泽东声援美国黑人反歧视斗争的声音仍然是有巨大激励作用的。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一“法宝”也被用于国际斗争，由此形成了关于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1964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注：《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333页。）20世纪70年代他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把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划为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划为第二世界，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划为第三世界。显然，“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是国际被压迫民族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有过不少调整，但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力求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的政策环境下，反帝反霸、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原则也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际背景下有着策略和表述上的差异而已。
四、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关系问题”（注：《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341，342页。）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又宣布：“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342页。）1954年，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经周恩来提出，由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开始倡导，并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1988年邓小平表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直至现今，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不但仍然坚持这一原则，而且提倡把它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和平共处原则是民族平等在国家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它首先是对帝国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的制约，因为建立在民族压迫和歧视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是不可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的；其次，也为一般国家之间的相处提供了准则。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经中国共产党的倡行得到了光大。老一辈领导人曾以自己的智慧和真诚充分阐发了这一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面对帝国主义的离间和许多亚非国家的误解，周恩来坦然讲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注：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68-1169页。）正是周恩来这种寻求合作、求同存异的态度打动了会议代表，换取了亚非国家的信任，为新中国打开国际局面创造了条件。也正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新中国在数十年的国际交往中不但没有被国外各种敌对势力所孤立，反而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联系，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直至新的世纪里，第三代领导人仍然十分强调国际事务中的求同存异原则。2001年5月2日李瑞环在访问土耳其时讲到：“国与国之间要长期友好，和睦相处，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相互体谅。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说的是为人处事不要只从一面去想，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换个位置想想。……只要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就容易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理解，达到谅解。”（注：《人民日报》，2001年5月3日。）这些话，文辞精彩，但渗透其间的更是真诚。
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在相关场合反复陈述了世界多极化和多样性的观点。认为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能体现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可能照搬一个模式、一种制度。多极化符合世界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多极化主要是就国际政治秩序的建设而言的，在文化领域、民族领域，则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江泽民多次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没有多样性，就不能成其为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注：参见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
毫无疑问，这里的多样性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发展程度高低、历史长短，都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这里的多样性观点也无疑具有时代特点，更符合进步人类都共同认可的文化多元、互相尊重和文化、民族之间“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长期倡导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原则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显然更为坚实，更有感召力。
主张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不等于没有原则、不分曲直。实际上，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都需要有关各方真诚希望解决问题、和平相处这样一个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完全从民族利己主义或沙文主义出发，甚至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是不会有和睦可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这样一些原则的同时，也对一些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妄加侵犯的外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国际间的劣迹恶行及时进行谴责和揭露。比如对周边一些国家在领土上对我觊觎蚕食的回击，在中东问题上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同情、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抨击，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问题上的谴责，以及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长期斗争等等。这种明断是非、主持公理的主张和行为是对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原则的补充，它同样为维护国际和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别国民族问题的坚定立场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不可避免。但一般来讲，这些矛盾都属于一国内政，外国无权干预。然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却一贯将插手别国民族问题作为分裂别国获取各种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也将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别国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是屡遭帝国主义宰割的国家，也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问题上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干预和破坏的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都是帝国主义和其他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或与这些干预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帝国主义和其他外部敌对势力的干预、破坏作了坚决的斗争，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和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而原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却相继解体。西方敌对势力一面幸灾乐祸，一面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加紧对华渗透，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成为他们最常利用的借口之一。因此，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讲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们要警惕外部势力的渗透。1990年江泽民就讲：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敌对分子经常想制造民族分裂，进行破坏活动，对此我们一定要十分警惕。敌对势力往往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来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的民族问题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注：江泽民：《在听取全国民委主任会议汇报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指出：“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注：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携手前进》，《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49页。）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一次强调了这一问题：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贯手段。我们必须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注：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国内民族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本国问题的立场，在对待国外民族问题上也是持这种立场。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原南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远未解决，民族、宗教、领土等方面的纷争不断。先是波黑内战，再是科索沃危机，直至演化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武装干预。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政治解决问题，希望有关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化解矛盾，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北约发动对南空袭之后，我国又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战争，希望科索沃问题在尊重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各民族人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尽早得到解决。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的2000年7月7日，李鹏委员长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指出：科索沃战争不但给南斯拉夫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也给科索沃地区各民族造成极大痛苦，还殃及到周边国家。究竟这场战争给谁带来好处？这是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反思的问题。现在战争虽已结束，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民族矛盾未能缓解，难民问题仍很突出。这足以说明，炸弹不能缔造和平，冲突和争端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才能解决。一国内部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能由该国自己解决，别国无权干涉。李鹏强调，这场战争涉及当今世界如何维护和平、如何化解国际争端、如何处理国与国关系、如何维护联合国权威等许多根本性问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任何地区组织都不能抛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自行其是，为所欲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是为干涉别国内政提供理论根据，我们坚决反对。在当今形势下，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不但不应该削弱，而且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注：参见《人民日报》，2000年7月7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的看法较为系统的一次表达，它涉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联合国的作用，也涉及国际社会对他国民族问题应取的态度。“炸弹不能缔造和平，冲突和争端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才能解决。一国内部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能由该国自己解决，别国无权干涉。”这是科索沃战争带来的血的教训，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主张的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别国民族问题的再一次申张。
实际上，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别国民族问题不但是中国历来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当然内容，也是当今各国民族问题极易因外部干涉而“国际化”、进而复杂化这一特点所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江泽民在纪念联合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冷战结束后，虽然总的说来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一个主要原因。”（注：《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1999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明确指出：“纵观全球一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系。”（注：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件集》，第3页。）包括民族纠纷在内的世界不安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外国势力尤其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和插手，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世界民族问题上反对外部干涉的原则。
六、国际力量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的主张
国际民族问题有的表现为被压迫民族的反压迫求解放斗争，有的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有的表现为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有的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反霸性质，有的纯粹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性质不一、内容繁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历来是十分慎重的，但对于冷战以后在世界上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与此密切相联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却明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民族分裂主义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不顾所在国家的既有现状，不顾其他民族的利益，恣意破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已给有关国家、民族和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受苏东剧变影响，以及从这些地方发散出来的民族分裂主义浪潮，首先使欧亚大陆深受其害。中亚地区的民族冲突、分裂活动和恐怖事件连绵不断；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与国际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浑然一体，久拖不决。中国地处欧亚大陆，它的西部，尤其是新疆和西藏，与国际民族分裂主义的重灾区中亚和西南亚山水相连。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历来与国际反华势力联系紧密，冷战以后又与活跃于中亚和西南亚的国际分裂主义势力串通一气，频频制造事件，给中国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很大威胁。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对西部边疆的状况给予高度重视，除了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保持境内稳定之外，也积极倡导和参与相应的国际合作。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开始形成。这个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构成的会晤性机制从起初的边界谈判协商逐步向军事、经贸、国际战略和地区安全合作扩展。其中，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种“恶势力”又成为最受关注的合作议题之一。2000年7月，江泽民在杜尚别的五国首脑定期会晤中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建议，其中提出：“五国要联合采取行动，打击形形色色的恐怖势力、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在本地区的活动，并抓紧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基础和具体协作机制，在维护各国国家统一和主权，抵御各种对本地区安全的威胁方面加强相互支持。”这一建议得到了积极响应，会晤结束时发表的五国声明中明确表示：“各方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最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并提出了具体措施。（注：《人民日报》，2000年7月5日。）
此外，对与我国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有关的国家，中国政府也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力求与他们达成共同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意向。如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活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中国政府根据土耳其政府也反对三种恶势力的倾向，通过领导人出访使土耳其官方也公开表示反对在土耳其从事反华的分裂活动，并愿与中国方面合作，采取措施对反华分裂势力进行防范和打击。显然，通过官方交往，促使国际力量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是在民族问题上遏制恶势力扩张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民族问题的论述，隐约可见三大块内容：一是关于民族主义或民族解放的理论，二是关于国际关系的原则，三是关于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见解。上述六点似都可以纳入这三块内容之中。相对来看，前两部分内容中国共产党已做出了完整的理论建树，它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填充了后殖民时代国际民族关系理论的空白，但第三部分则显然薄弱。世界民族问题突出是新时代的一个特点，这些问题与民族独立运动和冷战时代的民族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正在就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与抉择，但目前还难以达至完整和系统。因为它需要这一现象的更充分的发展，也需要处理这类问题更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