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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俄罗斯痛心的问题成千上万，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老百姓这样穷？”，“为什么我们的一茬茬领导人都不知道如何使国家摆脱贫困？”
我特别提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别的问题不重要。不，别的问题也重要。但是，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别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吃透了，摆平了，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叶利钦总统没有提出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当加以解决。
第一个“为什么？”
第一个“为什么？”需要考虑世界力量对比。
很久以前世界上的国家就分成两大类：剥削（发达、富裕）国家和被剥削（欠发达、贫穷）国家。这种划分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即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梯队”很快便明白，不仅可以剥削本国的工人，而且可以剥削全世界的人。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和登陆部队强迫落后国家为其干活。只有4000万人口的小小英国，却从拥有20亿人口的众多国家征收税款。由于对全世界进行剥削，一个国家富裕了。当然，得益于这种情况的不仅仅是英国的资本家，发达国家的全体公民全都分得一杯羹。对殖民地的掠夺使宗主国劳动者的“工资”呈几何级数提高。自然，宗主国劳动者的革命热情降低了，而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在提高。相反，附属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降低了。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命运。
当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劳动者不甘心被剥削。他们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1960年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了“禁止殖民主义”的决议。但是，一纸决议并未改变事情的实质。取代直接暴力的是间接暴力（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保持用炮舰和专横决议所确定的不公平的世界市场商品价格。它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珍视自己的商品和劳动，抬高其价格，而视欠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劳动如粪土，令其价格呈几何级数下降。它们向欠发达国家送去昂价的商品和高工资的人员，从那里得到廉价的商品和廉价的劳动力。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高出落后国家工人的工资几十倍。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者，每月都领取400美元以上的补助金。大家知道， 这是俄罗斯在职教师工资的15～20倍。根据《证据和事实》周刊的资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讯院士、院士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分别是俄罗斯的100倍和10倍。 ”依靠我国的廉价木材，人口500万的芬兰每年获得50亿美元的收入， 而人口1.5亿的俄罗斯，每年却只有30亿美元的收入。人均相差40倍。 明白芬兰人为什么富裕了吗？
这里结论一清二楚。如今居民的富裕不取决于国家原料资源的丰富，而取决于不公平的国际市场商品价格。100 多个被剥削国家人为地陷入贫困。为什么一个英国司机的劳动价值是俄罗斯司机的40倍？为什么他们那里失业者的补助金是俄罗斯失业者的40倍？为什么伐木工人或采矿工人的工资要比开木材加工机床的白领工人的工资低？亚当·斯密发现的等价交换规律（价值规律）何在？应当为劳动者恢复价值规律（同工同酬规律）。不合理价格应予改正，采矿工人的重劳动应予奖励。
150 个欠发达国家（俄罗斯是其中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忍现在仍然容忍着有利于世界剥削者的世界市场价格。这就是资源丰富国家一直贫困的根源！这就是我国历届政府使我们陷入的处境！但是，这方面也有例外。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在70年代联合起来，恢复了千种产品中的一种产品（石油）和一种劳动（开采石油）的公平价格。它们将原油价格从每桶0.8美元提高到30美元（将近40倍）。 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们迅速富裕起来（现在仍然富裕，尽管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对策）。就是说，资源富裕国家的老百姓能够富起来吗？能。欧佩克国家告诉了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木材，我们的矿石，我们的鱼子，我们的毛皮，我们的金刚钻的价格应该有所不同。那时有利的将是生产，而不是买卖别人的产品。有利的将是干活，而不是窃取。
而我们呢？当俄罗斯的领导人看到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这样容易富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的官僚（直到1991年为止）和我们的民主派（直到1998年为止）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只为争权夺利、个人发家和子女出国而“奋斗”。而世界市场的商品价格依然如故，依然是不公平的、强加于人的和掠夺性的。我们开放了边界，在我国确立了世界市场的技术和产品价格，做了大傻瓜。因为我们的工资仍然停留在原来的低水平上（比西欧的工资低30～40倍）。我们走了刚果、埃塞俄比亚和容忍世界市场价格的其他国家的道路，而不是欧佩克国家的道路。这就是尽管我国资源丰富却依然贫穷的主要根源。俄罗斯本不该按照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的模式，而应当按照欧佩克国家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不应该对西方及其制定的价格俯首听命。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考虑俄罗斯全体居民的富裕，而不仅仅是靠贱卖我国资源个人发家致富。这就是对第一个“为什么？”的回答。
第二个“为什么？”
第二个“为什么？”与我们意识的发展水平有关。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
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明白，俄罗斯人（教师、工程师、矿工、挤奶员）的劳动应该像法国人、加拿大人和瑞典人的劳动一样值钱。不难明白，既致富又受人尊敬的欧佩克国家的经验，适用于其他所有第二和第三梯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就是有人不明白。我们的领导人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一点。他们不研究富裕起来的阿拉伯国家的经验。甚至不使用像“不等价交换”、“先进感性经验”（передовойЧувственный опыт）这样的字眼儿。为什么？ 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第一，这样的字眼儿不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家（和人民）的口味。因为，如果所有勒紧裤带的、被剥削的发展中国家都像英国、法国、美国那样富了起来，后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拉平价格有利于我们，却完全不利于他们——那些靠不公平价格养肥了的人们。当欧佩克国家将原油价格提高到40倍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0%。那里的许多商品：汽油、黄油、合成材料、服装、包装材料都涨价了。试想如果木材、燃气、矿石、毛皮、有色金属的价格都涨到40倍的话，将会怎样？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就要大大降低了。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一点。他们不可能希望看到这一点。他们千方百计想让人们免谈这个话题。已经被他们收买的那些人早就不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尽是色情、谋杀、灾难、意外事故、各种娱乐消遣、小儿尿片广告之类的东西，绝对看不到摆脱危机和致富之道。大众报刊上提供给俄罗斯公民的是除了一种话题之外的其他所有话题，这一种话题就是欧佩克国家致富的经验。价值规律的公正性无人提及。这就是对第二个“为什么？”问题的第一种答案。这个答案表明，我们已经多么深地陷入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依赖。不过这个答案并不是主要答案，主要答案与我们内在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发展水平有关。我们来看看答案的第二部分。第二是什么？
第二，我们的考虑不周是由我们内在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失误造成的。我们对国内外事件的理解取决于我们的教育。教我们什么，我们便说什么。我们有智慧制造和发射火箭，却缺少头脑的灵活性防止国家垮台。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承认自己依赖西方思想，他们同样闭口不谈世界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不谈非等价交换的出现和发展，不谈俄罗斯的命运与全世界总的事态息息相关。他们不知道这个话题。他们没有学过这门“功课”。他们对这些问题简直一无所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培养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一无所知？这就是对第二个“为什么？”问题的答案的主要方面。为什么我们俄罗斯有这样多不明事理的人？
这个答案与我们的精神传统和我们的智力发展史有关。
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如此：当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精神发展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培根的《新工具论》于1620年在英国出版的时候，俄罗斯正值“优柔寡断、病弱无能”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Михаил Хедорович，1596～1645）当政。这位沙皇不能接受和理解随着培根的伟大发现接踵而至的规模宏伟的英国经济、政治和教育改革。他的追随者和继承人们也无视英国的改革，既不接受实验思想、“专门知识”（Know How）思想，也不愿研究先进的感性经验、先进的技术，既不理解可以发展程序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培根新逻辑的优点，也不理解亚里士多德简单逻辑的害处，这种逻辑由于它的缺陷和错误，会使人空话连篇，智力停滞。新的意识使英国如虎添翼，突飞猛进，而俄罗斯（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则注定在不发达（被剥削）国家的泥坑里打滚。不理解新的逻辑和对现实的新态度，使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各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然，逻辑问题（遵循什么逻辑：系统逻辑还是简单逻辑），同经济与政治、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反革命等问题比较起来，有人会觉得微不足道。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各个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中，逻辑问题总是退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但是，在国家生活和人民的劳动活动中，就几百年的时间而言，逻辑问题却具有巨大的意义。有些国家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国家则落后了。因为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以及与不正确思维作斗争的科学，而思维是指导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与假话、谬见和错误作斗争则是使国家摆脱困境和危机的主要因素。只要哪个国家的人民迷上亚里士多德的简单逻辑（非系统的逻辑），那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便都是一些不会系统思维的人，俄罗斯就陷入这些罗网（羁绊）之中。因此，我们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才对西方商品开放了边界，没想到质量更好的外国商品的洪流会冲垮民族经济，会使失业、贫困和死亡率增加。没学好！没想到！他们发现自己不会系统思维。
我们且来关注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实。1948 年英国出版了B·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危害（如果讲授时不加修正和不考虑到系统逻辑的存在的话）。罗素指出：“从17世纪初开始，智力进步方面几乎每迈出一大步，无不是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某个学说开始。逻辑学方面至今依然如此。”他们那里是这样，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在整个近代”，罗素写道，“科学、逻辑学和哲学领域的每一项成就实际上都是经过与亚里士多德追随者的激烈搏斗而获得的”。他们那里是这样。在1948年的英国以及与英国关系密切并向英国学习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是这样议论也是这样行动的。当时的俄罗斯是怎样的呢？我们的领导人、思想家和理论家觉察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逻辑学讲授上的这一根本进步了吗？我们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听取卓越的英国学者、逻辑学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B ·罗素的意见了吗？不，他们什么也没有觉察，任何诸如此类的意见也没有听取。不仅没有听取，而且对着干。正当发达国家谈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危害，认为必须对之进行批判时，斯大林却在一群掌权的意识形态专家的压力下下令在俄罗斯学校里只讲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且不加修正，不考虑更高级的系统逻辑的存在）。当时俄罗斯的学者和思想家（意识形态专家）们恰恰是从无系统思维和无系统逻辑的立场对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和维纳（O.Wiener）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统思维对他们毫无用处。无系统思维的结果造成了（并且正在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无法无天的状况。所以，到了1998年，俄罗斯获得了如此大的“智力进步”，以致于对源源而来的外国商品开放边界，扼杀了民族工业和农业，弄得国穷财尽，民不聊生，从根本上破坏了整个教育系统。智力发展上的缺陷并非小事一椿，而是在许多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忽视英国发展的智力经验，使我们付出了苏联垮台和俄罗斯发生危机的惨重代价。自然，俄罗斯领导干部的无系统思维导致大政方针考虑不周，决策和行动毫无根据。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只能是这样。
我决不是把我们的全部灾难都归之于一个原因，即不会培养进行系统思维的人才。我明白，有其他许多原因，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毕竟人的头脑应该是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器官。人（老百姓和领导人）的思维不能仅仅在无系统逻辑的基础上形成，无系统的逻辑（根据罗素的准确定义）乃是“逻辑发展的死胡同，随之而来的是两千多年的停滞”。
在提出关于系统的正确的思维问题：“为什么我们领导人的思维这样糟糕？为什么他们看不见自己鼻子底下的决定性原因和事实？”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关于正确的系统的思维的专门科学，这门科学应该教会我们的干部不仅一般地正确地思维，而且要系统地正确地思维。我们应该明白，多年来，我们“无产阶级”思维普遍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不讲辩证逻辑。一个地主，只要他不是一个生活腐化的人，而是一个勤快人、生产组织者，他是不难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一个资本家，只要他不是败坏生产，而是发展生产，他自然会成为一个系统思维的人。一个受上头指使而掌权并且凡事坐等上头指示的无产者，是不会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他只会用简单逻辑去应付，所以到处碰壁。这就是不同的逻辑的作用。
当然，使我国百孔千疮的罪魁是叶利钦和他的班子，他们没有预见到其决策和行动的后果。没有人教过他们系统地、全面地思维和预见自己决策的后果。但是，对于我国的不幸和灾难，我们的教育系统也难辞其咎。几百年来，我们的教育系统没有注意到发达国家智力进步的主要因素，没有消除初级的简单逻辑的错误和缺陷。80多年来在大中学校里培养的全是些不会系统思维的人。该明白我们不会系统思维（一直做蠢事和受穷）的原因了。该在我国所有学校里讲授正确的系统思维科学——辩证逻辑了。在我看来，这是一清二楚的。
“让我们携起手来吧，朋友们！携起手来吧，朋友们！”奥库贾瓦（注：奥库贾瓦为俄罗斯作家，流行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译者注）（Б.Щ.Окуджава）唱道。这是为了我们“不一个一个地完蛋”。但是，假如我们不停止做蠢事，不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考虑自己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不明白什么对俄罗斯各族人民有利，什么不利的话，我们就会一起完蛋。
可以撤换叶利钦的班子。但是，假如换上来的别的班子同样不会系统思维，不能预见自己决策的后果，不会考虑英国的先进经验和阿拉伯国家的正面经验的话，我们便永远别想摆脱危机和困境了。
从对两个明确的问题“为什么？”的两种答案中，可以得出两个明确的结论：（1）可以做富人，就不要做穷人；（2）可以做聪明人，走该走的路，就不要做傻子，走不该走的路。知道我们贫穷的两个主要原因，便会看清摆脱我们灾难的两条主要途径。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只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