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主要特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具有那些主要特征呢？本文试就此做一些分析。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是求是，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也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
解放思想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转机并创造出空前的辉煌。但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某些因素影响，一度出现了思想僵化的状态，影响了党的正常生机。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了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上又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形而上学。如，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二是见风使舵。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三是唯书唯上。不从实际出发，本本主义严重。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讲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搬照抄，把对上级负责同对人民负责严重对立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状况虽有好转，但仍未从根本上克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以致“两个凡是”得以推行，并被一些人误当真理接受，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产生这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并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能否解放思想，关系到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系到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甚至会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达到实事求是，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种种僵化的错误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推陈出新，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81年3月， 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中，有些同志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另外一些同志则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发展到了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党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2 〕注意和防止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是党总结了长期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反“左”和反右，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平分秋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左”的影响和危害一般地大于右的错误倾向。因此，邓小平在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同时，特别强调反“左”。他在1987年4月和7月的两次谈话中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坚持既要反“左”，也要反右，重点是反“左”和防“左”，保证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从而避免了大起大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地发展。
二、在稳定中求发展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互为因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一个空前安定的政治环境，使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在1957年以后的20年中，由于反右派、反右倾、各种政治批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新中国的发展程序，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社会发展。
邓小平从严重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发展的根本大局出发，一再特别强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在1980年1 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20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同年12月，他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1987年3月，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又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是不行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时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虽已结束几年，但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少数反动分子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骟动和闹事；一些恶性案件和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不断出现。这当中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从性质上来说，一种是属于敌我矛盾，一种是属于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呢？邓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首先是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维护社会安定，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再次，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政治的稳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没有政治的稳定，已有的成功也会得而复失；没有政治的稳定，便没有整个民族的团结；没有政治的稳定，便没有民族的希望。对于今后的发展来说，政治稳定仍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三、政治与经济有机统一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政治与经济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空前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发生了重大的失误。在1957年至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片面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地强调“突出政治”，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在“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下，经济建设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使经济的发展每况愈下，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割裂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必然结果，是违背客观规律受到的惩罚。这个沉重的代价带来的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果断地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战略决策，是对1957年以来20年“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1956年召开的八大，曾经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并正确地提出了全党的主要任务。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其后的20年中，严重地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79年3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根据他的提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唯一途径。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场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对此，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均有许多论述。邓小平也多次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再次，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更好地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创造最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和效果方面。在这同一篇讲话中，他还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
经济同政治及其他工作的关系，是1957年以后20多年来一直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于1979年3 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此前，他还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因此，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切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这就把经济与政治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解决了经济与政治及其它方面的关系，保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坚持“两手抓”
“两手抓”是邓小平的一贯战略思想，是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宏观上说，就是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完整的社会形态体系。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长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不仅要建设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的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一整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体系，而且要建设与经济、政治等其它领域相适应的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反过来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无论忽视哪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如果只抓物质文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未能与之同步，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对此，邓小平曾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多次讲过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等。他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在南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对于坚持“两手抓”的原因和理由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说：一方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把大门打开了，国外一些好的东西进来了，但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腐败的东西，影响以至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实行“两手抓”，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各种丑恶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五、注重制度建设，以法治国
注重制度建设，以法治国，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建立各种规章和法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再加上主观上的一些失误，我国的规章和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甚至还有不少弊端。
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的存在，除了历史原因外，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虽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下了。
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无不与制度紧密相关。他还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因此，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制度和法律建设方面的严重教训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同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他还反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几年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其它各种新的规章制度陆续建立和健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从而保障了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1—142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均不再注。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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