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改革和宏观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之中，其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制度结构中某些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全面改造；也不是只对现行制度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重塑和再造。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革和迅速而稳定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即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局面，奠定了中国在下个世纪进一步前进的基础。考察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探寻经济稳定增长的途径，必须从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解析做起。
一、从分权化体制到“二元混合体制”
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我们可以1992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整个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经济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分权化的公有制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权化公有制经济只能描述它的一个方面和某一部分，而不能概括它的全貌，两个阶段的特征和区别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产权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从产权结构来看，改革中断和改变了中国经济国有化单一发展的格局，开创了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在80年代，这一进程还刚刚开始，虽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其规模尚小，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大。不仅如此，由于发展的空间较大，非国有经济处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未能对国有经济的发展构成竞争的威胁。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状态。当时的中国经济，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决定力量仍然是国有经济。不过，这时的国有制经济已与改革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化的中心是国有经济的放权让利。其结果是打破了中央集权式的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分权化体制。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和控制权，而所有权集中体现为剩余索取权。放权让利的结果，使国有制经济的剩余索取权一分为三：中央仍然是国有经济的公有权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分灶吃饭”，地方利益独立化，取得了国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剩余，形成了地方的公有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留有了国有经济创造的一部分利润，形成了企业的公有产权。这样一来，尽管表面上仍然是国有经济，但是，由于分权化过程中发生的交易和谈判行为，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内部结构，也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变量的决定注入了新的因素。
90年代，中国国有经济分权化的格局依然存在，但是，最重要、最突出的现象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有经济通过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以及包、租、卖等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嬗变，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股份的比例也在下降，一部分已经变成了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过程的积累， 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 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在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中的比重也占35%左右。不仅如此，由于资源总量一定，发展空间和条件的限制，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围绕着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的矛盾和争夺突现出来。在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压力下，国有经济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而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中国宏观经济的制度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有经济及其分权化体制已经不能完全和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鉴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具有完全不同的产权基础，我们把90年代中国经济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二元（或二重）混合体制”。
从市场发育来看，80年代的改革在坚持计划经济和引入市场因素的方针下，重点一直落在放开商品市场、放开产品价格方面，要素市场的发育刚刚起步。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力量尚小，国有经济随着放权让利的开展虽然具有了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但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行为约束，特别是财产约束，负盈不负亏、隐瞒盈利、转嫁负担成为国有企业普遍的行为方式，因而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环境还是一种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双轨形态，中国的市场结构还基本上是一种高度的政府垄断和过度的市场竞争并存的状态。
进入90年代，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和确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90%以上的产品价格先后放开，商品市场已经形成，同时各种要素市场也逐步开放，货币市场已经启动，资本市场开始发育，外汇市场已现雏形，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以复关为契机，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一个仿真的市场环境已经基本形成。非国有企业和嬗变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但是，由于产权改革和政府改革的滞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具有了二重的性质和混合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市场条件下的两种产权制度，或者两种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
二、“二元混合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90年代，随着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二元混合体制”代替了分权化体制，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和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产权形式，具有不同的产权结构，其运行方式和经济流程也不一样。在国有经济中，是收入分配决定需求形成，全部收入分成计划者的公共收入和个人的劳动收入，决定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樊纲、张曙光，1990）。而在非国有经济中，是收入支出决定需求形成，全部收入都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的支出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因此，在“二元混合体制”下，社会总需求的形成，既不是由收入分配单独决定，也不是由收入支出单独决定，而是由二者一起共同决定。既然如此，我们的讨论就既要考察收入分配，又要分析收入支出，并把二者综合起来。
从收入分配来看，不论是在国有经济中，还是在非国有经济中，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配都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其含义和程度有明显不同。在前者，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分属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因而不论是在宏观分析中，还是在微观分析中，分配本身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后者，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同属于一个行为主体，分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微观分析中，在宏观分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收入的支出。正因为如此，问题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分配，而且在于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内部的分配和使用。
由于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区别，财产收入首先分解为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在“二元混合体制”条件下，公共收入作为国家财产收入的性质及其决定投资需求的作用没有变化，但其绝对和相对规模却在明显减小。其原因主要在于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争夺，在于非国有经济依靠国有经济而发展。因此，在投资需求的形成中，公共收入的地位和作用随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而减小。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深感国家注资不足，很多企业长时间甚至国家没有注资。与此相反，个人和法人财产及其收入的增长却十分迅速，其支出在总需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则大大提高。由于目前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上的缺陷，使用现有的统计资料根本无法分析和说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新的概念和指标，并相应地对有关资料作出估计。
在现行统计制度中，财产收入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支出是按照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性质统计和计算的。即使是居民个人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决策，如储蓄、股票、债券等，只要与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活动联系起来，就成了国有投资，只要与其他经济单位的投资活动联系起来，就成了其他经济成份的投资。只有在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投资活动中，才为个人的投资活动和投资决策留下了一块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这样的统计理论和统计制度虽然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却难以解释投资需求的形成问题。这里的关键是缺乏一种所谓“财产人”的概念。
所谓财产人就是指投资资本的初始所有人。一个国有经济单位的资本投资，只要是政府的拨款，是国有资本的利润，其财产人就是国家或政府；这样的投资就是国家投资，以区别于现行统计资料中公布的国有投资。除此而外，其财产人就是个人和法人，由此而形成的投资就是个人投资和法人投资，其含义和范围也与现行统计中的非国有投资有着本质的不同。据此来考察我国90年代的经济运行和投资决定与需求形成，也许更符合实际，更有意义。
根据理论上的合理性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的估算只能采取倒推的办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分析支出来推算收入，二是从确定国家或政府投资来推算个人和法人投资。具体作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按资金来源分类的资料包括五项：（1）、国家预算内资金，（2）、国内贷款，（3）、利用外资，（4）、自筹投资，（5）、其他投资。 其中，（1）为国家资本投资，（5）为个人和法人资本投资，（2）、 （3）、（4）则包括国家或政府投资与个人和法人投资两个部分，需要予以分解。
国内贷款。按现行指标解释，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和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我们把建设银行的代理政府投资和代理贷款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固定资本投资（1994年以后，这部分业务活动转入投资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将其从全部国内贷款中扣除即得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
利用外资。现有投资来源栏内的利用外资部分无法作出区分，我们假定政府借款全部属于国家或政府的资本投资，其余部分则作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属于个人和法人投资的范围。
自筹资金。按照现行统计说明，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地方和本单位自己筹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来源相当混乱，既包括各种预算外资金，也包括股票、企业债券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等。根据上述财产人的概念以及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将其用于投资的部分作为国家或政府的资本投资，而将其从全部自筹投资中扣除后的剩余部分作为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
根据以上分析和说明，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资本形成作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和区分，其结果列于附录的表1中。
计算结果表明，从1985—1993年，国家或政府的资本投资增长了1.5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2.4%，而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增长了5.6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6.8%，是前者的两倍多。 因此， 二者的比例从1985年的1:1.28变为1991年的1:1.77，1992年的1:2.49，到了1993年，则变成1:3.35。可见，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是个人和法人的大量资本投资。
与财产收入分解为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相对应，劳动收入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竞争的发展，国有经济陷入困境，一大批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很多国有单位也因经费不足而难以维持；与此同时，一些非国有单位纷纷出现，在一部分国有职工离开国有单位进入非国有部门的同时，很多国有职工则搞起了第二职业，几乎所有的国有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组织创收，都在以各种名目向职工经常发放收入。于是个人的劳动收入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在单位取得的正式收入或规范收入，一部分是从本单位和第二职业中取得的非正式收入或非规范收入，而且很多人的非正式收入大大超过了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没有也很难统计，我们试图通过如下办法作一点粗略的估算。
推算的具体办法是先计算出总收入和正式收入，再推算出非正式收入。我们用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新增储蓄和手持现金之和作为城镇人口的总收入，用职工的工资总额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作为正式收入，二者之差即为非正式收入。估算结果列于附录的表2中。
估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的正式收入增长很快，从1985—1994年增长了4.1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5.2%，然而，非正式收入增长得更快，同期增长了12.9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9.2%， 是前者的1.92倍。如果说80年代，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依靠正式收入，而正式收入也基本上都用于生活消费，少量储蓄只是延期消费而已，非正式收入很少，只相当于正式收入的30%左右，在弥补正式收入不足以满足消费支出以外，尚无多少剩余，再加上非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小，资本市场也未发育，个人投资也无正式渠道可走；那么，刚一跨入90年代，非正式收入就超过了70%的正式收入，到了1994年，则超过了正式收入。正因为如此，非正式收入的支出不仅决定着消费需求的形成，而且对投资需求的决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形成
随着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变量决定方式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态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分权化公有制条件下，国有经济不仅在经济运行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还在继续迅速发展，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就业规模都在扩大。一方面，在城镇就业的人员中，60%以上进入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劳动力的利用也比较充分，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多余人员，但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多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被加以利用，不会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经济运行和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二元混合体制”的逐步形成，非国有经济和非国有部门继续扩大和迅速发展，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总的就业规模还在扩大。一方面，非国有部门代替国有部门吸收了在城镇中待业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农村的隐蔽性失业也在明显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第二职业的发展，城镇中的劳动资源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然而，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陷入了比较困难的境地，很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一部分国有企业关门停产，一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公开失业和在职失业的人数大量增加。1994年，虽然官方公布的在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为476.4万人，失业率为2.8%，但是，据有人估计，国有部门的失业人数约600万，在职失业人数近2000万，按此计算， 我国城镇的失业率为14.9%〔1〕。可见，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除了农村以外，主要是国有部门的问题，带有明显的体制特征和结构性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城市倾向，城镇的高失业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整个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80年代不曾出现的问题。
由于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激烈竞争，国有经济由于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债务负担沉重，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左右，很多企业超过了90%，而国家又无力注入新的资本，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也因注资不足而陷于困境；二是冗员充斥，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着落，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了，只好不死不活地空耗着。为了保持社会安定，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政府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给陷入困境的国有部门输血。一方面，由于国有部门的效率低下，增加的资金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仅扩大了需求，而且抬高了成本，使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同时，也使得通胀具有了成本推动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投向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出现资金困难，于是凭借着灵活的机制，千方百计地从国有部门去挖，在资金再次流向非国有部门的过程中，也抬高了资金成本，目前，实际的资金成本一般均在20%以上。这也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筹资成本高会抑制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这种情况对经济增长是十分不利的，它构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
以上的分析表明，90年代的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态势。但是，中国的经济运行又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不同。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出现停滞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经济仍有生气和活力，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八五”时期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参见附表3）。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三高”，即高增长、 高失业和高通胀。
正是由于中国的“三高”与发达国家的“滞胀”不同，其形成的制度背景也不一样，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虽然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是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理论，还是货币主义（弗里德曼，1982），无论是供应学派（罗伯特，1988），还是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1972）， 以及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学说（1982），都难以恰当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需要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前面的分析就是这种探索的一个尝试。
四、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重要方面
前面我们从总体上讨论了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宏观经济，下面我们打算从财政、金融、地区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几个重要侧面，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金融体制和资金运营
中国的金融改革举步艰难，又多有波折。80年代的变化集中在国有银行机构和间接融资方面。分权化的结果和经济流程的变化，一方面增强了银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经济开始从一个计划——财政主导型经济变成一个计划——财政——金融共同引导的经济；另一方面，地方和企业获得了实际的货币发放权，形成了倒逼机制和“三角债”，分权化公有制下的几个主要的经济主体——计划者、地方和企业，围绕着贷款及其规模的控制和反控制，促成了80年代的三次（即1978—1982、1983—1986、1987—1991），特别是后两次经济周期波动。与此相适应，计划货币控制（即控制贷款规模）就成为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张曙光，1994）。其作用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也还有一定效力，其作用程度取决于中央货币当局的态度以及地方和企业与货币当局讨价还价的能力。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非国有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改变了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资本市场开始发育，直接融资增加，地方和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方式直接筹资，打破了间接融资的“一统天下”；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商品多样化了，很多银行在存款之外寻找其他负债，在贷款之外发展其他金融资产，银行自身也突破了存款和贷款业务的“一统天下”（曹尔阶，1995）。然而，金融改革相对滞后，一方面，金融管制依然很严，民间金融尚无合法的地位，金融创新严重受阻；另一方面，金融秩序也相当混乱，多元利率并存，利率多达200多种，黑市利率高得吓人， 资金体外循环严重，特别是强买强卖，借债不还，金融活动缺乏自由交易、借债还钱之类的基本规则和起码的信用基础。同时沿用控制贷款规模的老办法，中央货币当局已经管不了自己放出去的钱。不仅如此，在预算内财政相对萎缩的同时，银行活动又不得不代行财政职能，形成了独木撑天的宏观经济格局（黄达，1995），既削弱了金融在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中的作用，也不利于财政体制的改革和财政作用的发挥。
2.财政体制和财政运作
中国分权化体制的形成，财政上的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企业扩权、利改税和承包制的实行，虽然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利益激励，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行为约束；虽然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却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分灶吃饭”扩大了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推进了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但也加剧了各个地方之间的“兄弟竞争”及其与中央的利益争夺。其结果是，中央收入下降，地方收入增加，一方面为地方成为一级独立财政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财政的分散化和非规范化创造了条件。目前的发展只是已经开始的进程的继续。
如果说由于传统计划——财政主导型经济的制度惯性，80年代的政府职能仍然主要集中在直接管理国有经济的活动方面，政府的公共职能相对狭小，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政府的财政收支也与此相适应，虽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进入90年代，由于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分权化的继续以及“二元混合体制”的形成，政府的职能及其财政收支都发生了变化，分税制的实行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首先是财政税基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国有部门的税收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而逐年减少，80年代初占80%以上，90年代降至65%左右。整个预算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占GN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国家财力进一步分散， 政府入不敷出，大量发行国债，赤字连年增加，1994年债务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2.9%，赤字占财政支出的9.9%。 其次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扩大了，并且进一步地方化，中央政府仍然基本上维持着原有的公共职能，地方政府在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地方的公共部门和基础设施，地方政府为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筹集了大量的资金。然而，现行的财政制度仍然局限于预算内（我们称其为第一预算）收支的安排，政府大量的公共职能不是通过预算财政的渠道融资的，而是通过预算外财政（我们称其为第二预算）和制度外财政（我们称其为第三预算）融资的。根据各地典型调查推算，三部分财政收支的比例大致各占三分之一（樊纲，1995），政府的公共职能与现行财政体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预算财政支撑不了政府的公共职能，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一是财政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无所作为；二是财政挤银行，把很多财政职能甩给银行，银行背着沉重的财政包袱，其本身的运营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政府行为以及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进一步扭曲，政府部门、军队警察、学校医院、研究单位，等等，大家都在搞创收，经济秩序的混乱几乎都与财政问题密切相关。
3.地区发展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起步的80年代，区域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平衡全国的经济发展转向利用和发挥沿海的优势，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率先开放，政策向沿海倾斜，地区之间的差异首先表现为放权和开放政策上的不平等。在这个时期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也以贸易流动为主。与改革前相比，随着地区政策的调整，生产布局的变化和地区间收入争夺的加强，一方面地区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从扩大变为趋于缩小，与此相反，另一方面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则从缩小转为趋于扩大（张曙光，1993）。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人们都关注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增长，收入差异和发展差异问题，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
到了90年代，从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到全方位开放，内地开放扩大，实行了与沿海相同的政策，政策的地区差异开始缩小，但是，发展和收入的差异进一步扩大，80年代开始的地区经济差异变动的趋势继续发展。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发展起来了，资金流动和贸易流动并行，各种区域性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密切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然而，体制差异地区化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形成了“南方怕冷，北方怕热”的奇特现象。不发达地区由于体制转轨较慢，制度环境较差，收入较低，一方面需要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承受不了经济过热带来的高通货膨胀。发达地区由于体制转轨较快，发展的环境较好，收入增长较快，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较强，而且在经过了80年代的高通胀之后，进入90年代，通胀率相对较低，因而需要也有可能加快发展。这就为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
4.对外经济关系和国际收支状况
从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打破了中国经济封闭运行和发展的格局，开创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然而，80年代的对外开放不仅局限于沿海地区，而且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的程度都比较有限，不仅金融、保险、通讯、传媒等很多服务领域尚未开放，而且很多基础产业和竞争性产业也受到各种各样的保护。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虽然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利用外资的规模还比较小，贸易的依存度也比较低。因此，对外开放虽然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影响还比较小。
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资的流入大量增加，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432.13亿美元，居亚洲国家首位，相当于80年代实际利用外资的总和；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1994年突破20000亿元大关； 汇率并轨的进行，实现了有限度的市场化，开始了外汇自由交易的进程，特别是入关谈判的进行，接受和实行国际通行规则，逐步取消一系列特殊政策和贸易限制，开放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扩大了，开始真正与国际经济接轨，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明显增强，国际收支状况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的很多政策仍然带有封闭经济的色彩，从而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
五、结论：承认现实，转变思想，调整政策，推进改革
通过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和问题。然而，我们的思想和政策很多还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试图用分权化体制下，甚至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政策，来调节“二元混合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给人以椽木求鱼之感，看来，是到了面对现实，转变思想，调整政策，推进改革的时候了。
首先是面对“二元混合体制”的制度现实，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和政策，加快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其次是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现实，把失业问题纳入宏观分析和政策实践的视野，改变单一治理通胀的认识和作法；
再次是面对宏观和微观、财政和金融、国内地区发展和对外扩大开放之间的相互脱节，以至失衡的现实，在推进改革中进一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1.高失业和高通胀的现象虽然出现在宏观上，但根子却在微观上，因此，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鉴于国有企业改革目前遇到了债务负担沉重和社会保障尚不落实两大难题，可否考虑把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与企业产权改革结合进行，即把一部分国有资产用于清偿企业债务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2.金融改革相对滞后，但在一些方面，金融活动却代行财政职能，其作用有过份膨胀之势。一方面金融管制依然很严，另一方面，金融秩序又相当混乱。因此，进一步改革的中心在于放松管制，建立规则，实现利率自由化。在目前情况下，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允许非国有机构进入，实行利率双轨、幅度控制、有限度的自由化，进一步放开直接融资，发展新型金融工具，都是可供选择的办法。3.分税制实施后，有人认为财政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按照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加以充实和实施。其实，非也。财政改革的任务也许比金融改革还要限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离开有效的财政活动，独木难以撑天。如果说改革前，大财政、小银行、财政代替银行，是计划制度的需要，那么，今天，银行职能不适当地扩张，代行财政职能，则与市场制度格格不入。在市场制度下，政府活动的核心是财政，因而，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的关键，其要旨在于，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统一预算，实现财政运作的规范化和民主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重建财政的过程。须知，放松金融管制和统一财政预算都是经济市场化的需要，但在改革的实施和操作上却有很大不同，后者也许比前者更加困难。
表1
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固定资产投资 2453.2
4496.5
4137.7
a,国家预算资金
407.8410.0341.6
b,国内贷款
510.3926.7716.4
b1,代理政府投资88.8
24.5101.7 86.7
b2,代理贷款
70.3309.2111.7
b3,非国有投资贷款415.5515.8518.0
c,利用外资96.5259.0274.2
c1,政府借款43.0
29.2138.6144.1
c2,其他外资
67.3120.4130.0
d,自筹资金 1533.6
2900.9
2355.5
d1,预算外资金投资571.3815.3864.9
d2,其他自筹 962.3
2085.6
1490.6
e,其他投资 450.1
2,政府流动资金投
资
66.6
36.7
27.9 48.9 68.9
3,政府资本投资 1131.0
1823.7
1617.9
4,个人和法人投资1445.1
2721.8
2588.7
5,政府与个人和法
人投资之比1:1.28
1:1.49
1:1.60
1990 1991 1992 1993
1,固定资产投资4449.3
5508.8
7855.0 12457.9
a,国家预算资金 387.7373.0334.2463.9
b,国内贷款 870.9
1292.2
2152.0
2925.8
b1,代理政府投资119.2195.3108.7141.6
b2,代理贷款157.9146.2254.8185.8
b3,非国有投资贷款 593.8950.7
1788.5
2598.4
c,利用外资 278.3316.3457.1907.3
c1,政府借款178.2180.1208.9309.0
c2,其他外资100.1136.2248.2598.3
d,自筹资金2329.5
2878.6
4024.6
6218.8
d1,预算外资金投资 925.9
1054.5
1343.6
1712.8
d2,其他自筹
1403.6
1824.1
2681.0
4506.0
e,其他投资 583.0648.8887.0
1942.1
2,政府流动资金投
资
57.2 59.6 54.5 68.5
3,政府资本投资1826.1
2008.7
2250.2
2881.6
4,个人和法人投资 2680.5
3559.8
5604.7
9644.9
5,政府与个人和法
人投资之比 1:1.47
1:1.77
1:2.49 1:3.35
说明：（1），b3＝b－b1－b2
（2），c2＝c－c1
（3），d2＝d－d1
（4），3＝a+b1+b2+c1+d1+2
（5），4＝b3+c2+d2
（6），1993年因预算外资金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为前后对比，我们用前四年相应的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了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并根据前些年的实际情况假定其用于流动资金投资的数量为50亿元。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3）、（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金融年鉴》（1994），中国金融出版社。
3.《建设银行改革开放以来简明资料》。
表2
正式收入〔1〕 城镇新增储蓄 城镇消费支出〔2〕
12 3
1978 569.819.8
1980 778.679.9
1985 1434.7
281.2 1689.3
1988 2441.4
591.6 3164.1
1989 2743.9 1075.6 3577.1
1990 3094.6 1457.8 3861.1
1991 3501.6 1598.3 4440.4
1992 4166.4 1887.2 5411.7
1993 5292.3 2949.2 7039.8
1994 7363.1 5075.5 9780.4
非正式收入
比例(%)
4＝3+2－15＝4/1
1985 535.8 37
1988 1314.3 54
1989 1908.8 70
1990 2224.3 72
1991 2537.1 72
1992 3132.5 75
1993 4696.7 89
1994 7492.4102
〔1〕系职工工资总额与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之和， 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系根据该年全国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推算。
〔2〕城镇消费支出总额为城镇家计调查中每人年均消费支出与城镇人口的乘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3）、（1995）的有关资料计算。
〔3〕因未得到居民手持现金的资料，这里的估算未计算在内； 居民储蓄存款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公款私存部分实际上构成了个人的非正式收入。
表3
19911992199319941995
经济增长率 9.514.013.311.610.2
通货膨胀率 2.9 5.413.221.7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注：
〔1〕本人的估算与一些调查所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沈阳的调查，1995年，沈阳下岗职工约30万，占职工总数的12.5%，再加上登记失业人数，失业率大约在15.5%左右。参见毛浩等：《走进沈阳》，《中国青年报》，199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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