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辞宗——齐梁之际文坛领袖沈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领袖论文,沈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沈约为齐梁之际文坛领袖，史称“一代辞宗”。其诗隐约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所创新。其文章在当时亦属大家。其赋音节和谐，属对密切，处于古赋向律赋转变的中间环节。他的文学思想相当丰富，有不少有益的见解，其声律说影响尤为深远。在齐梁文坛上，为推动文学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沈约 声律说 齐梁文坛 一代辞宗
史称沈约为“一代辞宗”，为齐梁之际文坛领袖。以下我们分诗文创作、文学思想和在文坛上所起的作用作些简要的分析。
沈约今存诗二百四十余首，现在所能见到的，大多出于《文选》、《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和《乐府诗集》，以及唐人的几种类书，亡佚不少。就现存的诗歌看，他的诗还是或多或少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的。《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反映永明中南齐积极准备北伐；《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正阳堂宴劳凯旋》热情赞颂天监初的北伐及其旋师。从齐武帝去世到东昏侯被杀，南齐社会相当混乱，沈约的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废立及相关斗争的残酷，但隐约有所反映。《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以“沧浪有时浊”隐喻所处为浊世，以“隔嚣滓”喻“去京师嚣尘之地以往东阳”〔1〕。 《八咏·解佩去朝市》写世事突变云：“天道有盈缺，寒暑递炎凉。”沈约的好友王融、谢脁、刘沨等都先后死于非命，他非常沉痛，在《怀旧诗·伤王融》中用“途艰”二字形容世路的艰险，在《伤谢脁》中用“何冤”二字对世道进行控诉。永明十年，豫章王萧嶷薨后，一时丞相第前车马冷落，这年冬至沈约有感而作《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云：“高车尘未灭，珠履故馀声。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感叹世态炎凉，嘲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沈约的诗，有一部分是有关道释的，写仙道的诗多于写佛教的，且前者也优于后者。被何焯称为“压卷”之作的《游沈道士馆》是这类诗的代表，此诗首节云：“秦皇御宇宙，汉帝恢武功。欢娱人事尽，情性犹未充。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宁为心好道？直由意无穷！”在诗人看来，秦皇汉武大建宫观，锐意三山，托慕九霄，是建立在无穷私欲之上，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好道”。诗作于明帝薨东昏侯即位之初，或有其用意。次节叙自己能知“止足”，随处淹留，徜徉山水，自得其乐，游沈馆亦在其内。第三节设想求仙得道之趣，不为外物所累，故能超然物外，这就是得道。自己的求道得道，和秦皇汉武的求仙访道根本不同，和其他最高统治者（如明帝、东昏）表面上讲道术实际上私欲无穷也根本不同。写得比较深刻。《游金华山》《赤松涧》等，则有类于郭璞的《游仙诗》白云青岩的道家天地，比起尘世来要洁净得多了。
沈约笃于友情，被谢脁称为“知己”。《饯谢文学》、《酬谢宣城脁》、《行园》等都是直接写他们之间友情的。沈约抒写情谊的诗往往也比较真挚。建武三年，友人范岫将出为安成内史，其时，沈、范都五十六、七岁了，沈约写了《别范安成》赠别。“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衰暮之人，来日无多，是再也经不起别离了；言外之意，一别也可能变为永诀。别小看这区区杯酒，今夜一别，明日想在一起斟酌可就难了。杯酒分量极轻，而友情却极重。清人吴淇评此诗云：“看他一篇文字，只觑定‘别离时’三字，真是看着日影说话，往前写，直写到‘少年日’，何其太长，往后写，只写到‘明日’止，何其太短。一短一长，只逼此眼前离别一刻，真老年人手笔也。”〔2〕
《别范安成》写送别朋友，而《怀旧诗九首》则是追悼亡友。王融被下狱赐死时年仅二十七，《伤王融》云：“途艰行易跌，命舛志难逢。圻风落迅羽，流恨满青松。”对王融壮志未酬而冤死深感痛惜。沈约长王融二十六岁，王下世时沈已五十多岁。但全诗无丝毫以长者自居的口吻，有的只是对友人的一片惋惜的沉痛之情。《伤谢脁》对谢的冤死也深为痛惜，《伤王融》主要是惜王之志在乱世中难酬，而《伤谢脁》则侧重于惜其诗才。谢脁是永明声律说的倡导者之一，同时还是忠实的实践者。沈约曾高度评价谢诗，以为“二百年来无此诗”，此诗亦云：“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九首怀旧诗，哀伤是其主调，而各诗又根据友人的不同经历而写出各自的特点。各诗首句的最后二字，诗人都颇费斟酌，很能概括友人的特点或个性，伤王融用“奇调”，伤谢脁用“才杰，伤庚杲之用“时誉”，伤李珪之用“贞节”，伤胡谐之用“风范”。九首诗虽不一定是一时所作，但列于“怀旧”这样的总题下则显得颇具特色。
沈约的闺情诗，如《夜夜曲》、《古意》、《效古》，写思妇怨情，能准确入微地表现思妇复杂的情感。《悼亡》是对亡妻的追悼。直率沉挚，悲切苍凉，是潘岳之后又一首较优秀的悼亡诗。
山水游览诗，登载于《文选》的有《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宿东园》、《游沈道士馆》、《早发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等。《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一诗作于大明四年前后，沈约只有二十岁左右，是现存沈约诗可以考订作年最早的一篇，其时距谢灵运去世不到三十年，鲍照尚在世，而江淹未成年。此诗虽然寻觅不到大谢集子中那样的秀丽之句，但从整体上看较谢灵运诗流畅可诵。较之鲍照同类作品来，似也少了一些凿迹斧痕。沈约大明、泰始中所作的诗肯定不止这一篇。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一类的诗（还有鲍照诗），可以看作是大谢去世之后到永明间小谢的山水诗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沈约永明以后写作的山水游览诗，成就逊于小谢，也少有脍炙人口的秀句，但多能结合一时一地的个人情感而作。作年难以考订的《石塘濑听猿》只有六句（前人疑有缺文）。一般说来猿声凄厉，游宦行旅者闻之往往倍增哀愁。而沈约却写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诗人在心境很平静的时候反而欣赏起山间水际猿声的此起彼伏，在他听来，像是对歌似的，东岭唱罢西岭随即应答。这一审美的情趣，在沈约之前未见有诗人揭示，在沈约之后，也少有人写及。
咏物诗在沈约的集子中有一定数量，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小谢和王融等一起作的。咏物诗，或有寄托，或无寄托，或原有寄托而幽隐难明。古代诗歌的传统重视比兴，比较看重有寄托的咏物诗，而或多或少忽视没有寄托却有美学欣赏价值的那些作品。《咏湖中雁》一诗，体物入微，被萧统登录于《文选》。此诗的精妙处，在于诗人用轻灵之笔，写了湖中许许多多雁，湖面、湖空，参参差差，错错落落，唼、牵、敛、带、浮、动、泛、逐、悬、乱、起、刷、摇、漾、举、还，各种各样的动作，诸多的神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谭元春云：“‘群浮’，‘单泛’，‘悬飞’，‘乱起’，尽湖雁多寡、上下、迟疾、斜整之状，可作一湖雁图。”何焯认为，古代“咏物之祖，一是汉乐府的《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一即沈约此诗。早于沈约的文人咏物诗有的是，而独推此诗为祖，足见其艺术成就高出前人和时人之处，不能因为它没有寄托而加以轻视。
《八咏》八首是一组形式上很特别的诗，写于东阳太守任上，抒发了出守东阳的复杂情感。《登台望秋月》用一系列动词写出月光流动，照耀各种建筑，各种动植物和各类人物，说自己离开京城到东阳，就像蔡文姬、王昭君被掳掠或者被迫远嫁匈奴一样可怜，都是身不由己。《晨征听晓鸿》云：“闻（一作孤）雁夜南飞，客泪夜沾衣。春鸿思暮反，客子方未归。岁去欢娱尽，年来容貌非。揽衽形虽是，抚臆事多违。”由听鸿而感叹自己的孤单，没有欢乐，世事多与愿违。《被褐守山东》结云：“秩满归白云，淹留事芝髓。”东阳任满后将隐居问道。组诗在形式上很特别，一是把八首诗的诗题联缀在一起，就是一首完整的五律诗了；二是句式参差错落，穿插运用了不少虚字，名曰诗，有些句子却像赋。《艺文类类聚》所录七首（除《解佩去朝市》）都归入赋类，在笔者看来，将《八咏》归入诗似更恰当。它对后世杂言诗和七言诗发展的影响似更大些。
沈约的乐府诗多达九十多首，其中燕射（郊庙）歌辞三十一曲。沈约的歌辞作于天监初。沈约去世后十来年，即普通中萧子云上《请改郊庙乐辞启》，建议废弃沈约所撰而另改制，梁武帝也同意。萧子云和梁武帝对沈撰歌辞不满，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也就是说，沈约称颂了梁的武功，例如《大壮舞歌》所云“我皇郁起，龙跃汉津，言届牧野，电激雷震。阙巩之甲，彭、濮之人。或貔或武，漂杵浮轮”之类，而未及歌颂礼乐文教，与梁“偃武修文”的政策不符。如果说，普通中梁已经进入相对和平安稳的时期，梁初沈约所制称颂武功的那些歌辞确实已经“过时”的话，那么梁武帝所批评的就纯粹是遣词造语的问题，其《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云“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梁武帝为什么不是在天监初、而是到了普通中才对沈辞提出批评的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批评。沈约的歌辞不甚遵从《五经》和儒家典籍，而“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说明沈约试图对这类佶倔聱牙的歌辞作些那怕不是太大的改革，使之稍稍流畅而有稍浓的文学色彩。《牲雅》中的“庖丁游刃，葛庐验声。”前句出《庄子》，后句出《管子》，也是郊庙歌辞所不允许的。沈约的尝试，从文学的角度看，应当是有益的。沈约集子中另有属于“鼓吹铙歌”的《芳树》《临高台》二题。前者古词云：“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而沈约等永明诗人所作“但言时暮，众芳歇而已”，后者古词云：“临高台，下见清水中有黄鹄飞翻，关弓射之，我主万年。”而沈约等所作“但言临望伤情而已”〔3〕，都赋旧题以新的内容。形式上， 沈约的乐府，除了五言，还有三言、四言、七言和杂言。七言和杂言现存十七首，是齐梁之际诗人中较多的。
沈约的诗数量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并有所创新，在齐梁之际没有其他诗人足以同他相比拟。钟嵘《诗品》称他的诗“长于清怨”，的确，沈约能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抒发清愁哀怨，对乱世文友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惋惜，对世态炎凉小人丑态予以婉讽，对假好道而实则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帝王则加以揭露。沈约的诗无疑有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是，在残酷的社会生活面前，他常常是欲言又止，半吞半吐。后人评价他的诗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其实，那就是缺少明显的特色。正因为缺少明显的特色，所以，古代三言数语评点式的诗话就往往很难给以中肯而客观的评价。
沈约的文章，现存一九○篇左右，以为帝王写的诏、敕、令、章以及自己和代他人所作的上表、启为多，此外是一些有关佛教佛典的文章及其他应用文字。《梁书》本传说，谢脁善为诗，任昉工于文章，沈约兼而有之。沈约的文章虽然不能超过任，但在当时自是一大家。《文选》登载沈约的文章四篇，即《奏弹王源》、《宋书·谢灵运传论》、《宋书·恩倖传论》、《齐故安陆昭王碑》， 少于任昉（十七篇），而多于江淹（三篇）、王融（三篇）、谢脁（二篇）。所登录的四篇，都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较有文学性的文章，其中以《宋书》上的两篇传论最有名。《谢灵运传论》专论历代文学，并提出声律说的理论。《恩倖传论》对“鼠凭社贵，狐藉虎威”的恩倖小人作了历史的分析，文章有相当的深度。应用文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与徐勉书》，这封书信写于晚年，作者向友人徐勉述自己已经年老，欲上表乞归，其描写老态相当生动。钱钟书以为“古人形容老态，鲜如约之亲切者。”〔4〕
沈约赋今存十篇，有的还有残缺。《丽人赋》可能作于早年。许梿评云：“曼声柔调，顾盼有情。自是六朝之俊。”〔5〕《郊居赋》作于晚年，《梁书》本传全文载录，在梁代是一篇较有名的大赋，“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悲异轸而同归，欢殊方而并失。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荜。旁阙吴姬，前无赵瑟。以斯终老，于焉消日。”写颓暮之年将终老于郊阜的志趣。沈约赋是古赋转变为律赋的一个中间环节。李调元《赋话》卷一云：“永明、天监之际，吴均、沈约诸人，音节谐和，属对密切，而古意渐远。”“古变为律，兆于吴均、沈约诸人。”李调元举沈约《郊居赋》“来风南轩之下，负雪北堂之垂。”简文帝《春赋》“水筛空而照底，风入树而香枝。”以为“炼字新隽，是永明以后风气，去魏晋已远。”又举沈约《桐赋》，以为“琢句愈秀，练字愈新，而去古愈远。”“即古变为律之渐矣”。《修竹弹甘蕉文》是一篇寓言。很有文学色彩，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不无影响。
沈约虽然没有写过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从他的一些零散的论述看，他的文学思想相当丰富，并有不少有益的见解。例如，关于文学艺术与人类并兴始的观点，即“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又如，以历史的眼光对以往的文学进行分期。宋永嘉太守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将汉至宋的文学分为汉至建安、正始至西晋、江左、宋义熙数期。沈约《谢灵运传论》则将先秦分为虞夏以前、周和战国诸期，弥补檀氏的不足。他又将汉分为相如（西汉）、二班（东汉）和建安三期，也比檀氏细密。沈约的分期，特别注意每一时期的特点，突出一个“变”字。自汉至魏，三个时期，“文体三变”。自西晋至宋初，也是三期三变：西晋“律异班贾，体变曹王”，一变：东晋“玄风独扇”，二变：宋初，“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三变。钟嵘《诗品》对诗史的分期基本上没有脱此窠臼。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将历代文学分为十代九变，《通变篇》则分为六朝五变，也不无受到沈约的启发。
还有，把汉语的四声自觉地运用到诗歌创作，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出声律说。《南齐书·文学陆厥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声律说的提出为不晚于永明六年，因为这一年《宋书》已经完成。《谢灵运传论》云：“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沈约认为，这是他的自得之秘。他还撰有《四声谱》，今佚。清人纪昀撰有《沈氏四声考》对《四声谱》进行考证，指出“《广韵》本《唐韵》，《唐韵》本《切韵》，《切韵》本《四声》。”《四声谱》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沈约的诗，也努力实现自己的声律理论。明许学夷《诗源辩体》指出：“休文五言平韵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即休文病中所忌‘上尾’之说也。此变律之渐。”并拈出《咏风》“入镜先飘粉，翻衫染弄香”等句，“皆入律”。
此外，对创作，沈约还提出一些实质性的见解。《颜氏家训·文章》载道：“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三易说的核心是易见事。沈约这一文学思想永明中或更早就形成了。他在《谢灵运传论》中连举曹植“函京”之作等四例，并称赏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就是证明。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无疑本于沈约此论。沈约的文友王融、任昉竞用新事，用事过多，以至文辞不够畅达，沈约“直举”、“易见事”说的提出，似有针对性。沈约曾奖掖过吴均，但对吴均某些不够流畅的诗也曾加以批评。均有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评之曰：“印黄沙语太险。”“语太险”，就是不自然，读诵起来蹇碍不顺口。沈约还十分推崇小谢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6〕 的主张，也就是说，好诗要写得有气势，读起来还要圆润流畅，不能拗口。永明声律说初起，未为人们所悉，难免产生拘忌的现象，因此也招来一些反对的意见。在沈约看来，假如只一味重视浮声、切响，而不注意诗的自然流畅，弄得人家都读不懂或读不下去，那么，声律说可能就要失败。
作为齐梁之际文坛上的领袖，沈约还积极推动当时文学的发展。永明八友中，任昉的文比沈约的好，起草文书不加点窜，而为沈约所推挹；谢脁的诗以清丽称，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陆倕小沈约二十九岁，沈约曾在任昉面前称赞他和张率是南金，并称：“卿可与定交。”沈约不仅敬重永明文友，肯定他们的成就，为他们宣传鼓吹，对“八友”之外的文学家和诗人也极力给以奖掖、延誉。刘勰撰《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沈约读后大重之，已是大家所熟悉的例子。齐梁之际受其奖掖、延誉的年轻文学家和诗人，有张率、何思澄、王籍、王筠、刘孝绰、萧子显等十余人，其中以撰《南齐书》的萧子显和他年龄相差最大，将近五十岁。这种不遗余力奖励后进的精神在南朝文士中并不多见。在受沈约奖掖的后进文士中，有些人的诗并不属于沈约一个流派，如清拔有古气的吴均；有些人诗文不重词采，不尚骈偶，不讲声律，如被萧纲讥为“了无篇什之美”的《宋略》一书的作者裴子野。没有门户之见，对一个批评家，特别是文坛领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声律说初起，首先遭到只有二十来岁的陆厥的反对。沈约的《与陆厥书》既一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反复阐说，同时又心平气静没有一点架子，具有长者之风。齐梁之际，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观点能够进行批评和论争，文坛领袖沈约所持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对沈约的评价，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云：“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北魏济阴王元晖业亦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 这两则是沈约去世后不久的评价。五代刘‘昫云：“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也有人对沈约提出严厉批评的，尽管不少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沈约作为一代辞宗和齐梁之际的文坛领袖，其地位是客观存在，不必怀疑的。
注释：
〔1〕李善注《文选》。
〔2〕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16。
〔3〕郭茂倩：《乐诗府集》卷16引《乐府题解》。
〔4〕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05页。
〔5〕许梿：《六朝文 笺注》卷1。
〔6〕李延寿：《南史·王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