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高等教育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背景
中国人传统上对知识十分尊重，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社会阶层中，读书人居于金字塔的尖端。政府任官职也以严格的考试制度来取仕，考的内容，主要是诗词经史等学问，而不只是应用的法令规章。这种以考试取仕的制度，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因为一个极穷极贱社会基层的处士，一旦金榜题名，也可一下升到社会的顶端，穷状元向来就是招驸马时最好的候选人，而豪门子弟，若没有功名，在社会上仍不会被人尊崇。
这种将知识与功名结合在一起的制度，也产生了狭窄的流弊。其一是知识本身的广度，对于大多数知识阶层，其所重视的是制式的、非原创性的、可以获取功名的知识。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其次是求知的形式化，士仕相通，自为一阶层，与农工商区分开来。鲤鱼跳龙门，主要就在那一跳，跳前十年苦读，跳后束之高阁，功名主义其实就是今日文凭主义的滥觞。
台湾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延伸，也传承了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但从1895年起，100年间两岸不同的发展，各方面都产生了实质的不同。1945年台湾自日本交还给中华民国的时候，岛上的基本建设(infrastructure)，包括国民的识字率在内，已有相当水平，例如小学学龄就学率超过50%，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仍极少。1946年的估计，大学毕业生全岛只有800余人，不到全部人口的0.02%。此种情形，可以归诸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他们希望训练出良好的公民，但却不想培养太多高等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台湾人，也大多局限于医农等技术方面。尤其医生，是那个时代台籍人士的精英。青年只要考进医科，就有人来相亲说亲，到毕业时，新娘和嫁妆甚至连私人诊所在内，一齐送上门。这种情形，到今天有些地方仍然存在。
从1946年到80年代末期，台湾在教育和财经方面，采取理性开放的态度。国民的教育权是普及而且绝对平等的，教育投资也居相当优先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发展得很快，1990年全体人口中受过大专教育的数目达到60万人，占国民人口的2.8%，和开发国家相比，并不逊色（见表一、表二）。
二、高等教育的近况
1.职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分流
国民在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开始分受不同性质的教育。表三的流程图显示两条平行的超级公路，代表两条受教育的途径。这两条公路，理论上供不同性质的车辆行驶，中间有交流道，可以来往，但基本上是走向不同目标的两条道路，前者以培养实用专业人才为主，后者则是精英教育。在台湾工业化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职技教育提供了可贵的基础建设人才。但近年来，一方面产业升级，高科技需要基础训练更好、更能灵活运用新知的人才，一方面，大学教育大幅扩充，职技教育体系受到极大冲击，许多进入职技教育体系的学生不以专业就业为目标，而以转入大学继续接受一般高等教育为主要目标。20年前设计的、为工业化立下汗马功劳的职技教育制度，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规划的地步。
2.计划管理和低学费政策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实力。因此，台湾对教育的投资多少是在以增加实力为背景的考虑下进行，以台湾计划管理的方式推动。所有的大学，在同一规范下运作，其设立、组成、预算、课程，乃至学位的授予、校长的产生，俱由教育部门核定。教员属于广义的公务员，并无长聘制度，但一旦应聘，除非有特殊过错，一直到65岁退休为止，鲜少停聘。
台湾采取低学费政策，公私立大学的学费都由政府规定，90年代初期公立大学学杂费平均每年约美金1000元，私立大学平均每年约美金3000元（医学院除外），都比美国的同类大学低得多。但是对于公立大学，政府事实上担负了大部分的支出。以台湾清华大学为例，1992年全校总支出美金1.1亿元，平均每个学生每年美金1.8万元，其中87%来自政府（包含研究计划），6%来自民间，学杂费只占了7%。对于私立大学，政府也有少数补贴，但从资源上来说，无法与公立大学竞争，但是政府的管理，却使它们的发展，仍受到相当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台湾，私立大学很难发展成高水准的研究大学。
3.联考制度
到底谁进专科，谁进大学，谁又进台大、清华这样资源充裕的学校？由“一试定终身”的联考来决定！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后各有一次联考，所有考生考一样的题目，然后按考试成绩进入不同学校和不同的学系。联考不单决定个人的前途，而且左右了台湾的教育。因为让子女进入名校是家长普遍的心愿，而社会上也以毕业学生进入名校的比率来衡量一所中学办学的成效，因此中学的教育，一切以提高毕业生在联考榜上的录取率为最高实际目标。所谓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只是口号。假若我们问台湾的教育工作人员：哪一个是影响台湾教育的最大因素？我想联考是有共识的答案，甚至说台湾近年来各方面的成功和局限，都间接受到联考所衍生的联考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
4.文凭主义和留学风气
台湾对文凭十分重视，在这东方可说是正常的，是几百年科举考试制度的遗风，留学则是现代台湾的特殊现象。在60和70年代，一般优秀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并非求学的终站，出国进修是下一个目标。而到了国外，学有所成，鲜少回国，精英流失。到了近年，台湾和美国高等人才的就业环境，一边改进，另一边衰退，缩小了距离，回国率才逐渐升高，但又马上引起就业问题。留学和联考结合在一起，使得从中学到大学的学生，都有一个具体的下一目标，求学的目的，是如何有效达到那个目标，而不在求学本身。从教育的观点讲，这不是正常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促成校园的安定。
三、改革方向
上述诸点，概括了进入90年代台湾高等教育的特色。其中有的缘于文化的传统，有的由于时代的需求。总的说，这样的教育体制有其成功之面。但是，站在教育个人的立场观点看来，整个教育机器太“制式化”，不是一个能让人发挥个性和特长的制度。不适合这个制度的，很快就被摒诸门外，丧失自行发展的机会。80年代末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掀起，从各方面兴起改革教育的呼声。1994年9月，台湾成立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改会），于1996年11月结束，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和所需要克服的实际困难，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
1.大学运作的民主化
教改会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是“松绑(deregulation)，松绑包含资源和运作两个层面。就运作层面而言，就是要求大学内部和外部的运作，脱离家长式管理的模式，“学校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校自主”是要求教育部把权力放手，让学校自行管理决策，而管理决策的权则掌握在教授们组成的校务会议，至于学生本身的事务则由学生自行处理。民主化是进入90年代后台湾整个社会的趋向。校园民主化带来了自由活泼的气息，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学术运作逻辑(Modus Operandi)与政治运作逻辑是有差别的，后者以“多数决”为最高原则，但在学术的天地里，“卓越”才是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最近学校的各级行政主管，多由选举产生，也产生很多流弊。如何建立民主化的学校运作逻辑，而避免一切泛政治化，是教育改革面临的第一课。
2.引进市场机制
松绑的第二个要求是政府对资源分配放松管制与保护，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个人和学校的浮沉。过去学杂费台湾公私立大学各有一定的标准，公立大学经费由政府支援，财务运作遵守政府法令。教员进入校门，即获得事实上的长聘，最资深的正教授和最新进的助理教授之间，薪津相差不到一倍。这是一个安定的制度，但不是最有效率的的制度。松绑的建议是私立大学的创办不必太严格的管制，除了政府适当补助外，其学费自行调节，由市场机制决定它是否能适者生存。公立大学的运作经费部分自筹，收入节余留校以便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教员不再归属于公务员，不受公务员法的保障，引进长聘制度(Tennure System)来决定续聘升等。简言之，在资源管理和校务运作上，台湾的大学正在加速学习美国，过去台湾大学校长以德望治校，维持学校安定为主要责任，以后将像美国校长一样，筹款成为主要任务之一。
目前，这个市场机制导向的趋势刚萌芽，确实有增加弹性，提升效率，汰弱存强的好处，但是教育价值毕竟不等于市场价值，过分注重“创收”会迷失教育的基本目标——培育人才。而且用市场机制来增加压力，促进人员的新陈代谢，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譬如美国，从第一流的研究大学到社区学院，有好几个层次，从研究大学淘汰下来的，可以转向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但在台湾，目前并没有这样大的弹性。
3.入学方式由联招改向多元入学
联招制度扭曲了中学教育的目标，扼杀了青少年的好奇心与创造欲，几十年来一直受人诟病，但因为它公平简单，凭“真”本领打天下的特点，非常吻合中国考试取仕的传统，虽然改革联招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能动它分毫。最近，教育部门设立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建议以多次学力考试为基础，再由各校个别甄试的方式来代替联招，教改会也以改革入学制度为其第一优先的目标。这次双管齐下的努力，是否成功，社会能否接受，解决技术层面的困难比证明它理念上的优越性更重要。联考的优点是公平简单，而公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地位。以美国ETS方式分科鉴定，然后再由各校自行甄试的两阶段考试，在理论上比目前的联考制度要有弹性的多，但是否能取代后者，最主要是它是否能赢得社会大众对它公平无弊的信任。
4.增设大学
从统计数字来看，台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并不亚于一般开发国家，但这统计包含了专科学校的学生。如表三所示，台湾的国民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有88%的学生继续升学，其中65%进入以职业训练为主的职技专科教育，23%进入普通高中，三年高中毕业后，又约有60%进入四年制的大学。所以总的说来，虽然大学的录取率年年有升（1994学年度日校部已达45%），但是大学教育仍属精英教育。
最近，热心改革的人士，包含教改会的部分成员在内，对教育的分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广设大学，而逐渐减少职技教育的比重。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科技工业在台湾日渐重要，长期而言，受过良好基础训练的人才，较仅有一技之长者，其就业空间将更为广阔，其对国家的贡献也更为持久。其次，一个现代国家，高等教育不仅只是为了国家建设，也是一般公民的权益。因此，政府不应单从经济建设立场来规划限制大学的设立。
当然，真要推行广设大学，要克服很多的实际困难。主要是资源，国家能分配给教育的资源是有限的，其次是学生的水准和出路。最近的调查显示，一般产业界仍然比较欢迎“务实”的学校。工专和工技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榜上是最受青睐的。在资源分配方面，比较实际的作法是，一方面开放鼓励设立私立大学，另一方面，推动社区大学的概念。在民众观念方面，大学生也要养成新的职业态度，不能再以传统的“士”自居。这一点，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大学逐渐增多以后，会自然调节。
表一 台湾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含二、三、五专，大学，研究生）及比率
学年度 学生人数占人口之百分比（%）
19762994141.81
19773085831.83
19783171881.84
19793296031.88
19803425281.92
19813584371.97
19823756962.03
19833951532.10
19844123812.16
19854285762.22
19864426482.27
19874646642.36
19884965302.49
19895350642.66
19905766232.83
19916123762.97
19926531623.14
19936891853.28
表二 1990年主要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在学率比较表
资料来源：UNESCO(1993).World Education Report 1993,pp.35—38。
表三 台湾职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