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对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情报局论文,共产党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8)06-0779-05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冷战战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苏联对外政策史和冷战史学者关注和考察的重点。冷战结束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947/1948/1949，文件与资料》的出版，学术界多从苏联冷战战略形成的角度出发，考察斯大林关于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构想的形成过程、会议的结果和影响等问题①，而对会议与苏联对东欧政策输出之间的关系鲜有研究。应该注意到，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召开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夺权任务。那么，莫斯科在会议上以何种方式传达了自己的命令？各国共产党又是怎样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通过对会议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苏联以“整风程序”实现了对东欧政策的输出。在东欧各国联合政府时期，“党际联系渠道”是苏联以“政府渠道”输出对东欧政策的重要补充。
一、情报局会议的筹备工作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战后初期斯大林就曾表达过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设想，但并没有急于实施，直到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才责成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过仍强调新国际机构的“情报交流”性质。马歇尔计划事件是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加速器。斯大林在识破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意图后，果断地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情报局以“协调”职能，同时斯大林也放弃了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决定让各国共产党完成夺权任务。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次会议实现苏联领导层的意图呢？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设计了两种措施：一是用新的理论武装各国共产党人；二是通过对“反面典型”（法共和意共）进行批判，达到训导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夺取政权的目的。
按照日丹诺夫的指示，1947年8月末9月初，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起草了《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和《关于苏联的国际形势》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成为日丹诺夫在拟定的华沙会议上作《关于未来国际形势》报告的基础。《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论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以及此后实行的扶助东欧各国共产党进入政府策略的正确性。在肯定了上述成绩后，文件谈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文件指出，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是困难的，原因是“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和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在对“越来越明显地为资本主义制度招魂和主张恢复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谴责之后，报告号召“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1]11-12。
《关于苏联的国际形势》的报告肯定了战后苏联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以及各国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新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但接着谈到了近来一些国家共产党迷恋议会民主道路的错误。文件指出，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削弱了它们在本国的影响，这充分证明必须加强相互联系，首先是同联共（布）的联系。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首先是同联共（布）之间联系”的重要意义，是由“各党之间交流经验和相互援助的”需要，以及正确地运用新的策略、不犯错误的需要所决定的[1]12-13。日丹诺夫就这份文件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商量过，并经斯大林最后审订，所以在日丹诺夫个人档案卷宗里保存着几份该报告的修改稿。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两个阵营”的概念：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阵营。俄国学者吉比安斯基和阿季别科夫对文件修改的经过进行了一番考证：吉比安斯基发现把“阵营”概念加进报告的是莫洛托夫，他所作的批语是“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反帝阵营”[2]xxxvi。阿季别科夫发现把“反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改成“民主阵营”的是贝利亚[1]13。
这两份报告成为日丹诺夫在拟定的华沙会议上做《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基础。比较上述两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探讨的是党际层面的内容，而《关于苏联的国际形势》探讨的是国家层面的内容，然而，在《关于苏联的国际形势》中指出的东欧各国存在问题要通过党际联系渠道解决，这显示了当时苏联对欧政策输出机制的特点：遵守不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承诺，同时通过党际联系渠道，以秘密的方式巩固苏联在东欧各国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把哪些国家的共产党确定为供批判的“反面教材”，这里首先涉及邀请哪些国家的共产党参加华沙会议的问题。在7月16日由波兰草拟的邀请名单中除了东欧各国外，还包括西欧的法共、意共和比共。日丹诺夫在对名单进行斟酌时删掉了比共，他写道：“对比利时和芬兰暂且等一等。”[1]4此外，铁托还建议邀请希腊人出席会议，遭到斯大林的拒绝[1]5-6。
8月27日，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报告中提到了对各国共产党进行批评的问题，在最初的方案中是这样写的：“对于某些共产党（法共、意共、捷共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其中包括各党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以及行动协调一致方面的错误。”[3]27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莫斯科打算批评的共产党并非只有法共和意共，根据当时联共（布）中央收到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来看，各国党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错误[3]32。如果不加区别地对各国共产党都进行批评，显然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在批评对象中删掉了捷共，而斯大林删掉了南共[1]13-14。这样，最后确定的批评对象只剩下了法共和意共，也就是说把对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共产党的批评暂时放到了一边，此举的目的是“敲山震虎”，让东欧各国共产党以法共和意共为鉴，检讨自己的错误，按照“阵营对抗理论”执行莫斯科新的政策路线。
二、民主生活会
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会议预定于1947年9月22日在波兰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将就国际形势和共同面临的任务进行交流，斯大林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具有协调性质的共产党情报局，让各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从而强化对东欧的控制。
直到会议召开前，各国共产党，包括波兰工人党和南共都不清楚会议的真实目的和具体会议日程。作为会议的召集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在大会开幕词中重申了会议邀请书中所陈述的会议动机[4]52-54。会议的第一阶段（9月22-24日）主要是各党就本党情况作报告，各国报告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了苏联对解放中东欧各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谈到本党活动情况时，除了联共（布）的报告外，多数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对各国共产党的报告作了通报并进行了评价。波兰工人党、捷共、南共和匈共代表的报告被评为“内容丰富”、“详细”，使人产生了“好的印象”，其中对南共的报告评价最高。法共和意共代表的报告受到日丹诺夫的批评，他在电报中写道，杜克洛的报告“给人以不好的印象”，而隆哥的报告给人留下的是“难堪的印象”[4]315-325。
9月24日晚会议第一阶段结束，在确定下一步日程时，马林科夫建议接下来讨论两个问题：1、关于国际形势问题；2、关于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的问题[4]151。马林科夫的建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标志着会议进入了情报局成立阶段。按照莫斯科的预定计划，首先进行理论灌输工作，这就是9月25日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战后世界形势。论述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根本改变了两大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力量对此，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美国在二战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力图建立对世界的统治。（二）提出了两个阵营对抗理论。宣布战后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到处支持反动的和反民主的亲法西斯的制度和运动；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反对新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巩固和根除法西斯残余。（三）集中力量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进行批判。（四）共产党在团结一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中的领导作用。（五）在团结民主的反法西斯的热爱和平人士、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的斗争事业中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文件强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必要性，接着谈到了目前各国共产党在活动中缺乏往来的缺点，认为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将给各兄弟党的工作发展带来有害的影响。在结论部分再次强调加强各国共产党往来的必要性，号召各国共产党领导对帝国主义全面的侵略和扩张计划进行抵抗[4]152-171。
阵营对抗理论的提出表明莫斯科已放弃了大国合作战略，重新以“二分法”来看待世界。对外战略的转变带来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莫斯科打算通过对“反面典型”（法共和意共）的批评促使东欧各国共产党查摆自己的问题，丢掉对议会道路的幻想，以议会外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还在会议第一阶段，日丹诺夫就发出了下一步要对两个西方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信号，他多次打断意共代表隆哥的发言，指责意大利共产党没有“进攻计划”，不想对被逐出政府进行报复，迷恋“议会制度”，为避免“冒险”禁止党转入进攻，缺乏议会外的斗争等[4]135-151。日丹诺夫的批评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党的积极响应。日丹诺夫很清楚，只有借助兄弟党的配合才能达到批评的效果，他把希望寄托在比较激进的南共代表身上。据卡德尔回忆：“在会议休息时我和杰拉斯同日丹诺夫进行交谈，日丹诺夫问我们对意共和法共的处境和政策有何看法。我们对他讲了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当时看法在颇大程度上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没过多久，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建议：由杰拉斯和我在会上公开批评意共，批评法共，就照我们私下对他讲的那样讲。”[5]118-119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杰拉斯和卡德尔进行了积极准备。
第二天，杰拉斯在发言中对法共所犯错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他指责法共被逐出政府后发动劳动群众开展罢工运动不是为了重返政府，而仅赋予其经济性质；党反对反动政府的斗争没有越出报纸—议会的范围，而且也没有采取尖锐的斗争形式。随后，杰拉斯从历史的角度批判了法共对议会民主道路的迷恋，以及在与社会党结盟、对戴高乐的态度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杰拉斯呼吁法共“应该切实修订自己现在不符合国际关系的政治路线”，“从自己工作和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动员全党来完成新的任务（指重返政府——作者）”[4]172-178。按照分工，卡德尔集中精力对意共所犯错误进行批判。卡德尔指责意共“不是把由于战争引起的帝国主义的衰落理解为这样一种信号，即共产党应明确奉行在某些国家消灭帝国主义的方针，人民民主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夺取政权的方针，而是将其理解为共产党合法走向政权从而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同杰拉斯批评法共的逻辑类似，卡德尔也从历史角度逐一分析了意共所犯的错误。最后，卡德尔在发言中呼吁：“现在摆在所有共产党，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探索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反动进攻的途径和手段，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展开坚决的反攻。”[4]192-201
继南共代表发言后，其他党的代表在发言中也对法共和意共所犯错误进行了批评，他们支持支持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并以法共和意共为鉴查找自身问题，并制定了整改措施。如捷共代表斯兰斯基在发言时表示：“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旨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碎反动派，同时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4]189保共代表波普托莫夫在发言时表示：“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应大力加强宣传，揭露战争贩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建立美国世界统治的企图，使人民群众经常保持警惕，保卫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4]215法共代表杜克洛和意共代表隆哥的发言具有自我批评的性质，他们努力解释本党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策略和战略，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了整改措施[4]185。
按照莫斯科的预定程序，通过理论灌输、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制定整改措施这样一套程序，成功地达到了促使各国共产党转变思想、制定同联共（布）保持一致的方针路线的目的。9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汇报说：“全体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和谈话中，都一致赞同协调各党的行动”，“今天将在会议上就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问题进行讨论”[4]333。这样，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机成熟了。
三、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
召开各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成立具有协调功能的情报局，进而通过情报局加强对东欧各国的管制，确保苏联势力范围的稳定。其实在会议的第一天，马林科夫在做完关于联共（布）活动的报告时就提到了成立情报局必要性的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必须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及建立经常性联系的问题，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如果各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话。”[4]83-84但马林科夫并未说他具体指的是什么，此外，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党的积极响应，苏联代表团不得不采取私下交流的办法，做每个代表团的工作。
莫斯科非常希望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波兰方面能起带头作用，但在协商过程中却遇到对方的抵制。哥穆尔卡表示：“波兰人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合法的情报局。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是否最好将其设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是布拉格。”随后，哥穆尔卡补充说：“波兰人原则上反对成立情报局。”[4]325-326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对此惊惶失措，他们急忙致电莫斯科寻求指示。9月25日，莫洛托夫给他们发去了指示：“即使没有协调功能，也必须建立情报局。既然波兰人不想把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那就设在布拉格或者贝尔格莱德。”[6]65莫洛托夫很可能把日丹诺夫报告内容告诉了斯大林，令斯大林非常生气，他致电日丹诺夫：“必须赋予情报局以协调职能。”[4]333
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南共和捷共代表交谈时，二者都认为必须建立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表示不反对将情报局驻地设在布拉格，但需回国与哥特瓦尔德同志商议，而南斯拉夫人则同意把情报局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声明：“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意见可以被看作是最终意见，不需要同铁托进行商量了。”[4]326-327经过苏联代表团的努力，其他共产党一致同意建立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这时，经过“理论学习”和对“反面典型”的批判后，哥穆尔卡在自己同事的劝告下也屈服了。9月27日，波兰代表团通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说：“我们已经解除了一切怀疑，并不再反对合法的情报局以及将情报局的驻地设在华沙。”[4]333但此时，苏联方面已经决定将情报局的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当天，哥穆尔卡在会议发言时主动提议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认为“除交换经验的职能外，这一情报局还应赋予在必要情况下按照自愿原则协调共产党行动的职能”[4]230。这样，就排除了在成立情报局问题上的所有异议和怀疑，所有的代表团都声明赞同苏联的建议。日丹诺夫在为国际形势辩论做总结发言时明显暗示，各国共产党人要打破死板公式，向权力展开进攻，他说：“所有的同志都明白，每个国家国内力量的对比都取决于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因为我们正处在转折关头，所以存在着陷于死板公式的威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线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是同一走向的想法是危险的公式化主义。”[4]227
取得思想和政治上统一的九国共产党于9月28日正式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文件规定：1.建立情报局，由与会9国共产党组成；2.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交换经验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3.情报局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组成，各党的代表由各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和调换；4.情报局将创办一个机关刊物；5.确定贝尔格莱德为共产党情报局驻地。经请示斯大林，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最终文本中删除了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内容。这份文件是依据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精神起草的，“阵营对抗”理论成为各国共产党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南。《宣言》指出：“今天，工人阶级最主要的危险，是过于低估它自己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在各个方面：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领导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计划”[4]244。此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正是依据莫斯科制定的“阵营对抗”理论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战斗。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即通过党际联系渠道把克里姆林宫的意志强加给东欧各国共产党。这一过程是通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进行的，即确定新的指导思想（阵营对抗理论）、对反面典型（法共和意共）进行批判、查摆问题（以法共和意共为鉴）、制定整改措施（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从而把莫斯科的意志变为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在东欧各国联合政府体制时期，党际联系渠道成为苏联通过政府层面输出对东欧政策的重要补充，这样，莫斯科既遵守了不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承诺，又以隐蔽的方式达到了控制东欧的目的。
注释：
①关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阅《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947/1948/1949，文件与资料》中的论文部分。
收稿日期：2008-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