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橄榄论文,还有多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 社会学是一门实证型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要有实证基础。社会科学在表述它的理论思想的时候，常常采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比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提出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就是把英文字母U倒过来，用该曲线解释经济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又如，政治学家戴维斯曾经提出J曲线理论，就是斜着写的英文字母J，用它来表示经济滑坡引发的社会的失序等。[1]橄榄型社会也是用一个形象的图形来表现社会结构，解释一个社会是怎样构成的。社会当然是由人群构成的，是由各个群体、各个阶层构成的。而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以“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2]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憧憬美好的社会，比如康帕内拉写《太阳城》描述美好社会，莫尔写《乌托邦》也是在憧憬美好社会。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一种优化的或者说理想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终于发现了“橄榄型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不仅仅是憧憬，更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种考察，有其实证基础。那么，谁最先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讨论中产社会、讨论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呢?在政党理论方面，最早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等人，他们在1891年起草的文件中分析了德国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的现象，并画出了形象的社会结构图形。[3]然而，一般认为，最早从学术上比较全面阐释此种社会结构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他于1912年出版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一书，基于对德国社会结构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他发现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由职员、技术人员构成的新中产阶层，该阶层在逐渐发展和扩大。[4]当然，后来的理论家还有很多，一般大家熟悉的比如大卫·洛克伍德研究英国中产阶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著作《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以及大理论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将产生一种新型社会结构。 卡尔·马克思是阶级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大家，我们全面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有两处提出了中产阶级会逐渐扩大的观点，并且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5]。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阐释了中产阶级解体的现象。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他的意思是，如果中产阶级缺失，中产阶级分化，中产阶级落入社会下层，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即中产阶级不分化，中产阶级持续扩大，自然预示着社会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恰恰与橄榄型社会的逻辑是一致的。 橄榄型社会结构以及关于社会结构的讨论在中国一直比较热。为什么呢?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8年以来，社会进步速度非常快，我们完成了两件大的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城镇化，城镇化率按城镇“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已经达到56.1％。[6]中国社会下一步会往哪里发展?怎么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的问题，正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思考，是希望中国形成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其实中央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文件强调我们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里专门提到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们怎样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橄榄型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目标，是和谐社会的象征。当然，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肯定需要很多条件。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测量中国社会结构，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中国大陆有十三亿七千万人，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测量这样巨型社会的结构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有调查测量方法。社会学有很多种测量方法，社会结构也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结构、教育结构、年龄结构等。而社会结构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所谓“社会地位结构”，即一个社会主要由什么样的“地位群体”构成。最简单的测量是收入结构，但是收入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而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地位应该包括职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地位等。怎样测量复杂的社会地位呢?社会学家发现职业、经济、教育地位是互相关联的，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多种数据，提出了一种量化社会地位的方法，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ISEI)。有了这个指数，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依据实证调查数据给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打分。笔者使用全国第五次(2000)和第六次(2010)人口普查数据，将该数据转化为ISEI，这样就得到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分值。为了便于直观考察，笔者将该地位测量进一步转换成图形，参见图1和图2。 图1是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ISEI的测量，从图形上看很像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为此，笔者曾发表题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的文章，“结构紧张”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社会后果。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原因是，得分23分值的农民群体人数最多，农民层的基数太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社会群体的比重过大，中间层弱小，中产阶层明显缺失。 图1 中国的社会结构(2000年)
注：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量的ISEI 图2 中国的社会结构(2010年)
注：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量的ISEI 图2使用的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做的ISEI地位值，笔者后来也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结构》。今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图2所示，农民明显减少，流动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当然，总的来看，即便是“土”字型社会结构，农民层的基数还是很大。这样的社会结构说明，我们距离现代社会结构仍有较大距离。中下层较大，上下层差异大，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以至于社会交换都比较困难。比如，最近一个突出问题是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出很多产品，但消费者甚寡。试问，是每一个农民家庭的商品太多了，他们真的不需要吗?不是，农民家里肯定还缺少很多东西，但他们还没有购买能力。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所以，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前提则要求我们完成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具体而言，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有四大群体的变化比较突出[7]： 第一大变化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23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2000年“五普”的63.2％变成了2010年“六普”的46.49％，也就是说有16.71％的农民转到其他阶层中去了。“农民去哪儿了?”相信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首先，一部分成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民进城打工了。还有一部分术语叫“农转非”，即“农业户籍人口”转成“非农业户籍人口”，或者称“市民化”。当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时，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原来的农民转为市民。这也是中国未来一个重要的任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然，还有一部分术语叫“就地城镇化”，这部分农民并没有离开村庄，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但从事的劳动已经不是农业劳动。我们也因此看到，不少乡村的工业企业和现代产业发展很快。 第二大变化是体力工人的变化。体力劳动工人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ISEI分值集中在29～32分，2010年占比13.58％，2000年为9.8％，10年间上升了3.78％，这个群体的很大部分是农民工。如前所述，有16.71％的农民转到其他阶层了，那么，为什么体力劳动工人、农民工才增加3.78％呢?我们要思考从2000年到2010年发生了什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企改革，很大一部分市民离开了体力劳动群体。今天，从事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大多是农民工，而过去的体力劳动群体中城市户籍人口占不小的比例，农民工实际上替代了一部分原来在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农民工”这种称谓其实也有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最为典型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体。中国目前是制造业大国，产业结构中体力劳动所占的比重还很大，在未来的产业进程中还需要相当数量的体力劳动工人来工作。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不过，中国离这样的转型还有相当的距离。 第三大变化是技术工人的变化。技术工人2010年占比为9.8％，2000年占比为11.2％，10年间下降了1.4％。为什么技术工人群体不升反降呢?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与体力劳动工人相比，最明显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广大劳动者地位上升的重要渠道，普通劳动者可以通过技术技能的提升进入中产过渡层，进而进入中产阶层。产业的演进需要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产业技术进步，而技术工人对于我国顺利实现产业转型是极其重要的，我国对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需求极为迫切。但是，为什么我们用ISEI值测出来的居然是不升反降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技术工人大体上的社会地位分值集中在33～40分。如果我们按照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技术证书数据去测量的话，技术工人的比例还将更低。笔者曾经提出我国劳动者技术地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观点。[8]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充分尊重，技术认证、地位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至歧视。所以，如何实现劳动者职业技术地位的晋升面临重大体制变革。 第四大变化就是图2中“土字型结构”中新出现的“一横”，这部分人的ISEI值大体上是43～45分，2010年占比13.34％，2000年仅为2.9％，10年间增加了10.44％，增速惊人。这是中国中产阶层(或中产过渡层)变化最大的群体，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白领”。社会学讲白领的时候，一般指四个阶层，包括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商业营销阶层和普通办公室人员阶层。那么，如上数据中增速最快的白领是从事哪些工作的呢?主要是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测人员等，这些阶层多属于白领中下层。从“五普”到“六普”，增速最快的是白领中的“经营销售人员”以及“办事员”。“六普”数据显示，这些白领群体中58.2％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有些是业主，有些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经营销售为农民地位的上升开创了新的渠道，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五普”到“六普”，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到“土字型社会结构”，我们在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有三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中国社会结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二，大城市和小城市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三，同在一个城市里面，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打工者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即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图3显示的是城市的社会结构。较之于“倒丁字型”或“土字型”社会结构，这个图形显然是不错的，属于橄榄型。也就是说，如果抽去农村不计，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当然，这里所说的城市专指中国行政区划确定的661个城市。这里计算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里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的就记入城市人口。比如，北京常住户籍人口仅1200万，常住外来人口还有1000多万，也是计入北京人口的。如果只看这个图形，似乎实现现代化了，社会结构也现代化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仅仅是计算了在我国城市中劳动和生活的人，而农村人口在实际社会运行中是不可能被剥离。 图3 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
图4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如图所示，农村还大体上是倒丁字型结构，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我们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跟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去比，我们的发展水平不算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巨大的农村，农村人口特别是如果计算农村户籍人口的话，还占非常高的比重。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年的调查数据，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27.6％(该数据经与“六普”数据核对是比较准确的)，比我们以往所说的35％要低很多。笔者前一段时间合作写过一篇论文《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指出城市和农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两种结构的差异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其中就分析了农村“精英流出”的问题，即越是高素质的、受教育高的、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人，越是离开农村流往城市。从数据上看，城市“中产阶层”的增速明显高于农村。[9]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也证明，尽管近年有所变化，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处于接近三倍的水平上。从外在表现看，农村的厕所、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到处飞的苍蝇等，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农村真的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现代化。 第二个差异即所谓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异，以及东西地区的差异。关于城市分类，媒体界和房地产界有一个概念，叫做“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该称谓形象体现了城市之间的差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库存比较多，为了去库存，最近一段时间释放了一些贷款来鼓励大家买房，结果没想到钱又都涌到一二线城市，房价持续膨胀，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因为资本流动的基本规律，总是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往利润率高的地方。在市场竞争的局面下，大城市占有明显优势。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角度看，也是大城市获取资金的渠道宽广而小城市得到资金的渠道有限。今天对小城市的扶持依然存在相当多的壁垒，一个地方的发展最为核心的要素还是人才。但是从人才角度看，小城市明显处于劣势。一方面，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并不愿意去小城市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传授的现代产业的知识体系与大城市更为接轨，大城市的职业结构与小城市差异巨大，大学毕业生们发现所学专业在小城市里找不到相应的工作，又返回大城市的不乏其人。 图4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
接下来，我们从中产阶层变迁的角度具体看看我国的区域差异。我国大城市大多聚集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所以，东西的差异也体现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对于中产阶层，社会学历来比较关注收入、教育和职业三种测量[10]，即按照收入划分的中产阶层、按照教育水平划分的中产阶层和按照职业划分的中产阶层。我们再把全国分成四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暂且舍去中部和东北，笔者主要对比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这里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自2005年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收入中产”占比从53.3％上升到66.65％，东部“教育中产”从39.21％上升到55.91％，东部“职业中产”从40.92％上升到56.17％。整个东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崛起十分明显，这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中产社会的形成完全吻合。相比较而言，我国西部中产阶层则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从2005年到2013年，我国西部“收入中产”占比从21.23％下降到14.37％，西部“教育中产”从25.30％下降到16.14％，西部“职业中产”从25.09％下降到17.22％。从图形上看，东部是一个明显的橄榄型和中产不断扩大的社会，西部则是一个“中产流失”的社会。 可见，中小城市和西部的社会结构问题更为突出了。中小城市和西部所流失掉的，恰恰是现代化素质比较高的中产阶层，也是中小城市和西部发展最需要的人，人才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大城市的发展具有“循环累积效应”，而中小城市和西部的发展具有“恶性循环效应”，越是留不住人才，吸引人才的环境就变得越恶劣。 第三个差异即城市户籍人口和外来打工族的差异。如前所述，城市户籍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比例并不高，而在社会分层的测量中，社会地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外来打工族或者我们直接称“城市农民工”，由于主体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户籍农民”，人口总数巨大，难以做严格的统计，一般认为大约有2.6亿到2.7亿之多。图5是全国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结构，在这张图中我们暂时把城市农民工从数据中抽离出去。如果只计算城市户籍人口，我们已经是橄榄型社会结构了。但是，这种将外来打工族抽出去的算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打工族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共同体之中，没有外来打工族的劳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要停滞，城市众多的服务就会失去依托。 图5 全国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结构
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单独计算外来打工族的社会地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从图6可以看到，农民工基本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偏下层的位置。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图5和图6，会发现农民工中虽然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但是比例很低。农民工中有一些营销人员和有技术的人员，ISEI分值在40～45分，我们称之为“中产边缘层”或“中产过渡层”，处于中间层与下层之间的位置，也可以勉强计入中产层。[11]而分值在50～60分的，是典型中产层，农民工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总之，农民工的绝大部分的分值还是比较低的。 图6 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农民工)的社会结构
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如何使得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有个术语叫做“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的就是打工族的社会融入。“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工转入城市户籍人口，实现“同城同权”，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福利保障、养老医疗待遇。当然，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职业位置上也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笔者曾经研究过农民工如何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职业地位的晋升，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问题。[12]这也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们可以考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国家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一般而言，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管理阶层、科学技术队伍、现代教育、社会福利保障、收入分配、蓝领和白领阶层八个方面实现转型，具备了一定条件后逐步实现的。 社会学认为，影响社会结构最大的要素是“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转型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能推进产业转型，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发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以及职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写过一本书《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型与美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13]就美国社会而言，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二战之后发生的，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等一系列变化促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结构，进而生成了一种新的职业结构。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管理层的变化。有一件事可以说改变了管理层的结构，即西方国家现代化演进的时候发生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个专业的管理层开始出现，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产业结构影响职业形态的结果来看，中国也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科技队伍的变迁同样重要。科学技术队伍一般包含两大群体：一类叫做professional jobs，专业型工作，比如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等；另一类叫做technical jobs，操作技术型工作。这两大群体都是影响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教育与产业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比如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客观上推动了劳动者构成的变化，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至于收入分配，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必须有一系列的政策变量如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等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制度是使得一个社会结构完善的重要因素，像养老体制、福利制度、贫困救济体制等，都是制度建设中不可欠缺的。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白领的比重很大，比如美国白领占比77.57％、英国69.24％，德国65.85％、日本63.79％、瑞典72.11％、澳大利亚71.13％。 以上是国际上发达经济体实现现代化转型时所依赖的主要条件和变化过程。那么，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七个方面需要重视： 第一，产业创新、产业升级。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很明显，目前产业偏低端的比较多，土字型的社会结构中偏下层的群体占大多数。当然，实现产业转型绝不是说要放弃农业，农业也需要走上现代产业化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完全可以是一个有科学技术的、有高水平农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一个现代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并不只是指工业。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新型生产结构。 第二，城镇化转型。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完成城镇化转型的国家。什么样的城镇化水平叫做现代化?一般要计算城镇化率，也就是计算已经进入城市并且在城市稳定生活和工作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大约是56％，但这个数据是把外来打工族计算在内的，如果不计算外来打工族，城镇化率要低很多。即便将来达到56％的城镇化率，与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经济体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很重的一个任务将是通过城镇化来完成的。笔者在此特绘制了2010～2030年份城乡的劳动力人口变迁趋势图，从图7中可以看到，2010～2030年城镇人口会持续上升，而农村人口会持续下降。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的案例。 第三，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农民工人数巨大，所以，农民工能否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能否进入橄榄型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农民工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一设问具有双重含义：其一，农民工收入水平怎样上升?农民工是靠劳动获得收入的，这就涉及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问题；这也涉及工资支付的保障制度的问题，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在社会上是个严峻的问题。其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怎样上升?这个问题更为关键。其实，当我们称他们为“农民工”的时候，里面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的区分。他们明明从事的是与农业没有关系的劳动，是工业产业劳动，为什么还要叫他们“农民工”呢?这里“农民工”社会身份的涵义，实则是一种落后的身份制度的概念。 笔者认为，应该为农民工创造通过技术晋升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是一种社会阶层，因其特殊的技能、技艺、手艺而占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工匠也常被称作“技术工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技术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曾经有一套八级工的制度，虽然这套制度因为种种因素不存在了，但八级的技术分级起码代表着对技术的一种尊重。我们应该重塑工匠精神。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通过提高技能水平来实现社会地位上升应该是最为正规的途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德国、瑞典等西欧、北欧国家的数据，会发现在整个职业结构中，或者说在中产阶层中，技术工人占有较大的比重。比如，在全部就业者中，专业人员大约占到超过19％，而技术工人也占到19％多一些，这两部分相加就占到了近40％。除此之外，还有10％左右有手艺的人，也可以纳入白领层的技术工人层。与他们的情况相比较，我国要提高技术工人所占比重以及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我国专业人员的职业晋级还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保障，相比之下，技术工人的技术晋级制度体制不完善问题就比较突出。而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劳动者仅凭自己的努力很难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 图7 2010～2030年份城乡的劳动力人口变迁趋势图
第四，收入分配调整。从整个体制上看，一个社会要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就必须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是货币的流量，财富是货币的存量，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人们一般使用“基尼系数”来测量收入差距。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时间里，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有了比较大的上升，近两三年来情况略有好转，基尼系数有小幅的下降。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大约是0.5的水平，在国际上差异度属于比较大的；多数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国家或地区，基尼系数都是低于0.4的水平。显然，通过各种体制建设调节收入分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那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经济发达体，它们都建立了广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使得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的那些人有了制度的托底，不至于贫困潦倒；也使得处于中产阶层“边缘层”或者中产与下层之间“过渡层”的社会群体，不至于在经济不稳定、遇到诸种困难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坠入底层。当然，我们是拥有13.7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一个超巨型人口社会建设广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推进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所以，考虑到我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难度，我们应予以更充分的准备。 第六，教育发展。教育在社会阶层的形塑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速度非常快，高校毛入学率逐年攀升。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4年高校毛入学率达37.5％，2015年高校毛入学率为40％，这样每年大约有350万至400万的原为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毕业走上就业岗位。如果这样一种教育结构是常态的话，我们就能预测未来的社会结构一定是大部分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教育发展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反思，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年轻人的高等教育结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能够构建一套完善的现代化职业结构体系，来全面接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极大忽略了。如前所述，大学毕业生比较容易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找到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位置，但是在中小城市却常常找不到相应的职位。也就是说，中小城市的职业结构与大学毕业生的教育结构并不接轨。所以，我们既要推进中小城市的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我们的教育结构也要适应现有的产业需求。 第七，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为普通百姓提供地位上升的机会。根据上文的研究数据，近十几年来，从事经营、销售、做各种各样生意的社会群体，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在市场中获得利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人数十分巨大。他们的ISEI分值在41～45分，属于中产边缘层。在社会调查中，当我们询问农民工将来想做些什么事情时，通常得到的回答是“赚了钱后，将来想做个小买卖，搞营销、经营”。事实上，农民中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人通过经营实现了地位上升。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计算，10年间大约有9000多万中国人，是通过经营销售渠道而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这表明市场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市场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机会。所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意义十分重大。由于从事经营销售的这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属于中产边缘层或中产过渡层，社会地位还不十分稳定，所以政策上应为他们创造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笔者特别赞同李克强总理近来在谈到城市经营者时所强调的，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小的店铺和经营者，这个城市就是死城，批评有的人打着城市整洁的名义，其实扼杀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当然，商贩应该合法经营，但是商贩的经营确实是普通老百姓实现地位上升的最为普遍的一种途径。 中国离橄榄型社会究竟还有多远呢?我们预测社会结构，通常要对比它的过去，看看历史上的数据，再画出延伸线以预测未来。表1是中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职业分布百分比。在职业分类上，社会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通常将四个职业群体视为“白领群体”，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普通办公室职员、商业销售人员。由于我国商业销售人员的统计与国际上略有出入，我们也暂且忽略不计。这样，我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白领群体所占百分比为：“三普”1982年为11.94％，“四普”1990年为14.21％，“五普”2000年为19.65％，“六普”2010年为30.05％。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白领群体人数会有很大的增长。而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具有很强的共同属性，大体上是相互重合的。在未来3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新体系的构建，将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的呈现。中国社会将逐步走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社会学界也称之为中产社会。当然，在这一进程中上面所提到的七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大体上我们能够做出这样一种预测：到2040年中国白领劳动者肯定将超过蓝领劳动者。到2050年，也就是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白领劳动者比重将占到全体从业者的大约60％，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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