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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清词与唐宋词的不同特点出发，指出清词流派纷呈，严格地说有五派；清词流派有很强的地域性；清词流派有开派的宗师，有鲜明的理论，特别是阳羡、浙西、常州参派词论明确而实践自觉；清词各派互有功过得失，但应说对于促进清词的发展、繁荣，是利大于弊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其次，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后继者厉鹗，推尊周邦彦甚于姜、张。再次，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大兴比兴寄托之说，周济发展完善了该派的理论。清末尚有朱孝臧等人的强村词派，实际在常州派的局囿中。
【关键词】 清词流派 发展 变化
清词的“复兴”，除表现在“尊词体”外，还表现在清词流派的纷呈上。
通常说，宋词分婉约派与豪放派。但在当时人们并未有自己属于何派的意识。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曰”的那一段名言，[①]实际只道出了不同词风的特点：一柔婉，一雄壮。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1547—1610年）的张綖（南湖）所谓“婉约”、“豪放”之分，所论的是“词体”——体者，体貌也，相当于现今说的风格。在词中明确提出“派”这一概念的始于清初的王士祯，他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②]在这里，他除认为张綖说的“体”即“派”或他有意将二“体”推衍为二“派”之外，并且指出了二派的代表人物。本文从分析清词与唐宋词的不同特点出发，重在阐述清词各流派的特点及其功过得失。
一、云间词派
云间，旧江苏松江府的别称。因西晋文学家陆云字士龙，家在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对客自称“云间陆士龙”而得名。云间派形成于明崇祯年代，光耀于清初。其代表人物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号大樽。他推尊南唐和北宋词：“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浓逸，极于北宋”[③]。其在《幽兰草词·序》（李雯、宋徵舆、陈子龙）中论述尤详：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焉。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
陈子龙之所以认为南唐二主（李璟、李煜）至北宋末年的词“最盛”，是因为这时的词“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重视词的纯情自然，意趣高浑，这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他并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④]“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怨愁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⑤]“天机”，指人天赋的悟性、聪明。这又是重“情”、“意”的表现。但他忽视了二主等人所处的“境”。如果李煜前期不“生于深宫之中”，便不会写出那些情景逼真的香艳词；如果后期不“归为臣虏”，他也绝写不出那些感人泪下的“亡国之音”。陈子龙不喜欢南宋词的“亢率而近于伧武”等等，要求词的抒情婉转含蓄，不谐俗，不浅露。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视词为“小道”。如上云“独斯小道”；又云“虽曰小道，工之实难”。[⑥]在他看来词还是“艳科”，还是文人们“析酲解愠”的诗酒风流。所以他说：“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奕。”[⑦]这和南唐人视词为“娱宾遣兴”，北宋人视词为“聊佐清欢”的工具，毫无二致。不过，他对元词的“滥”，明词的“惭”的看法，无疑还是对的。
云间词派词学理论的积极进取表现在宋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的一些文字中。清初词人徐釚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编成《词苑丛谈》一书，卷四引《倚声集》云：
华亭宋尚木征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他若黄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王介甫之劖削，而或伤于拗；晁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务用其所长，必赖后人之力也夫。
这里他将两宋词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北宋7人（李清照由北宋入南宋）或赞以秀逸，或赞以放诞、清华、娟洁……等等。第二种情况是对仍是北宋的黄鲁直数人包括南宋的辛弃疾、陆游等，则有褒有贬。第三种情况所列谢无逸以下9人（北宋南宋都有），则多从艺术技巧方面指出各人之所长。总之可以看出，他未“泥于时代”，[⑧]基本上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以达其“去前人之病而务用其所长”。至谓“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似与他全篇论述情神有所矛盾，可能由于“拘于方幅”，仍受云间词派主流的影响。然从总体看，他与一些“重北轻南”的云间词人不同，而持论是比较公允的。
宋徵璧另两条谈词的名论，见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情景者，文章之辅车也。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梨花榆火，金井玉钩，一经染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不在歌恸也。[⑨]
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⑩]
上一段他比喻情与景是“辅车”——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这也是前人说的：“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希文）；“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谢榛）；“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但“今人景少情多”。他要求“善述情者，多寓诸景”。即通过“梨花、榆火、金井、玉钩”（弯月）等景物来抒情。这样并可达到下一段说的语离情合——字面无一“情”字（似离）而情实合（即巧妙地传达出情）。这样的词变化流宕（荡），从而含蓄婉转，使词更有韵味。
云间派词人蒋平阶（华亭人）、周积贤（华亭人）、沈亿年（嘉兴人）合撰词集《支机集》。沈亿年于《凡例》开宗明义云：
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
这样一改早期云间词派北宋、五代兼取为专取五代，“屏去宋调”，也使词境更为逼仄了。王士祯正确指出：“仆谓此论虽高，殊属孟浪。废宋词而宗唐，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不几几赘疣乎。”[(11)]这实际与“卧子之论词也，探源《兰畹》，滥觞《花间》”[(12)]只是说法不同。
由以上论述可知：从云间词派“主帅”和总体看，他们以南唐、北宋为法，轻南宋，推尊李氏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的“秾纤婉丽”或“流畅澹逸”。但宋徵璧之论却是较通达的。当明清易代之际，“近人诗余，云间独盛”。[(13)]对于矫正明词的“赋情遣思，殊乏圆妙”；“音律失谐，语句尘俗”[(14)]；甚至“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15)]，云间词人的理论都起到不小的针砭作用。邹只谟、王士祯合编《倚声初集》评曰：“词至云间《幽兰》（即《幽兰草词》）《湘真》（即陈子龙《湘真阁词》）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称诸妙合，谓欲专谐。所微短者，长篇不足百”，沈雄则或引《梅墩诗话》赞《湘真集》“妙丽”[(16)]；或引《兰皋集》赞《湘真集》“风流婉丽”[(17)]。这些评论，大体不差，都说明云间词风格近南唐、五代以至北宋。至于清末谭献一将陈子龙比为“重光（李煜）后身”；二曰“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18)]，则言过其实了。
陈子龙原为明末几社领袖，与李雯、宋徵舆时称“云间三子”。清顺治四年（1647年），陈子龙抗清失败被俘，于太湖地区不屈投水死。李雯先入清为官，这年因丧父归葬，返京后亦病死。宋徵舆也恰在这一年中进士，冠冕堂皇地入仕清廷。生死异路，世事苍茫，在清初风起云涌的大浪淘沙环境中，云间词派不久便沉寂了。
二、阳羡词派
阳羡词派的领袖是江苏宜兴（阳羡）人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团聚在他周围的著名词人有徐喈凤、万树、蒋景祁等51家，而有词集传世的亦有二三十家。其形成在文网严密的顺治七八年间，驰骋词坛40年左右。近代王煜《清十一家词自序》云：“其年以胜朝世家，不忘故国，雄才盛气，追步苏、辛，镗鎝辉煌，清词初大”。这个“大”，一表现在他力辟“小道”，在“尊词体”上的重大贡献；二表现在他在开创词风的成就上。陈维崧少年词“多作旖旎语”；“雄才盛气”之作，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前，家道尚未败落。这以后，他颠沛流离，奔走四方，词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少年情事，他有深刻的省悟：“顾余当日，妄意词之工者，不过获数致语足矣，毋事为深湛之思也。乃余向所为词，今复读之，辄头颈发赤，大悔恨不止。”[(19)]构筑他词学“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平之事”，“穷而后工”。在《曹实庵咏物词·序》云：
天若有情，天宁不老；石如无恨，石岂能言。铜驼觳觫，恒逢秋至以偏啼；银雁觰沙，惯遇天阴而必出。山当雨后，易结修眉；竹到江边，都斑细眼。溯夫皇始以来，代有不平之事。
言为心声。“代有不平之事”，从词意看是“历代”。显然包括清代在内。在《吴初明雪莲词序》中，他飞扬跋扈义无返顾地表现了这种沉痛深悲：“青天恨满，天边无不死之仙；碧海愁多，海上少长圆之月。傥若梅根冶畔，宫阙常新，竹格桁边，市廛如故，北府之精兵未散，南朝之狎客不来，则彼都士女，即逢枯树以奚悲，侨寓衣冠，便遇新蒲而不恨。……无如萧萧落叶，只打空城；滚滚长江，偏围故国。隔巷值跨坊之马，大有新官；夹江停下水之船，非无故技。比来何阔，只歌玉树之花；生世不谐，乃住金陵之县。此则卫叔宝渡江之岁，定尔伤神；周伯仁藉卉之时，断然流涕者矣。”“北国精兵”，直指清廷，呼之欲出；“南朝狎客”，岂非南明王朝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乎？一片故国之思，簇拥笔下，愤怒不平之气，潜行字里行间。
陈维崧在《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云：“王先生之穷，王先生之词所由工也。”“故其所遇最穷，而为词愈工。”写到最后借“客”口予以完全的肯定：“客曰：善。穷愁而后工，向者不信，今知之。虽然，必愁矣，而后工；必愁且穷矣，而后益工。然则词顾不易工，工词亦不易哉”。
“不平之事”，多在国事；“穷而后工”，则在个人。前者之“事”大，后者之“事”小。但无论大小，都为陈维崧所把握。在这种思想指引下，阳羡词人的作品，气势雄浑，感情真切，而与现实的贴近，远在云间词人之上。
“追步苏辛”是阳羡词派另一个显著特色。但和宋代辛派词人不同的是，并非“亦步亦趋”。这首先是由于在观念上阳羡词人认为不能把词截然分为豪放与婉约二派。“不归杨（朱），则归墨（翟）”是不可取的。陈维崧的〔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首句“万马齐喑蒲牢吼”，被陈廷焯称为“直似先生自品其词，吾恐升六（曹）谦让未遑也”。陈廷焯并说结尾“悲极愤极，如闻其声”。[(20)]正是在这首大气磅礴如虎牢之吼的词中，他说：“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蓝本，吾大笑，比蛙黾”。“文藻”，文辞的藻采。这是形之于外的，学其形易，而不能得其神。同时表现出对苏、柳的等量齐观。这可说是阳羡词人共同所持的态度。追随陈维崧多年的后学蒋景祁亦反对强分门户，他说：“今词家率分南北宋为两宗，岐趋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奥，鲜不殊途同轨也。犹论曲亦分南浙，吾皆不谓之知音。”[(21)]“殊途同轨（归）”是很高蹈的见解。豪苏腻柳虽不同调，总是各有所长的，从人类精神文明的宏观看，它们可以趋向认同。
陈维崧曾经批评今之学词者“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22)]从“极意”、“学步”的措辞可以看出，他并非完全反对，只是不可过分，而反对的只是一味刻意摹仿。“香弱”，浮艳而无生气，譬若剪綵为花，虽美而不动人。“清真”，本意纯洁质朴。这里似指清淡而无深意。他对《花间》、《兰畹》并未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而要有所探索，不能盲目撷取。在《徐竹逸词序》中，他称赞作者“三千粉黛，掩周、柳之香柔；丈八琵琶，驾苏、辛之感激”。对婉约与豪放，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而下面一段话尤见其真谛：
自名花倾城，供奉擅俊逸之才；金缕提鞋，后主秉绮罗之质。教坊帘幕，试艳曲于清狂；平乐楼台，弄新声于轻薄。词有千家，业归二李。斯则绮袖之端门山，红牙之哲匠矣。若易安之婉娈清新，屯田之温柔倩媚，虽为风雅之罪人，实则闺房之作者。[(23)]
“词有千家，业归二李”。李白固当“归”，李煜也当“归”，而且将两人并列。对李清照、柳永只是说二人的生活面狭窄，其实这也是肯綮之论。与陈维崧情谊至深的阳羡词人徐喈凤，亦主张“选词者兼收并采”，因为“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24)]所以我们说，阳羡词人虽“学步苏辛”，但态度绝不偏执。以之视苏轼对婉约词的态度，看来并不相同：在玉堂苏轼听幕士说自己的词与柳永的不同，便大笑不能自持。对于秦观“学柳七（永）语”，苏轼颇不满，“犹以气格为病”，认为格调不高，有失雅正。正是这种“海涵万族”的襟魄，使阳羡词人学苏辛，像宋人那样只学得莽字、粗字、坠入打油恶道的，实在并不多。至于“发扬蹈厉，而无余蕴”，“只是一发无余”（陈廷焯语），“流荡浩瀚，时少停滀”（谢章铤语）应该说在“气魄绝大”的词中，有时也是难免的。
阳羡词人在词坛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值得一提的是万树穷十年之功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78年）的《词律》二十卷。收唐宋金元词660调，1180余体。此书纠正旧谱之伪，每调与每体均选一典范词作为例，旁注韵、句、豆，颇为细密。其辨元人曲调之非，斥明人自度腔之谬，皆言之有据。在《词律发凡》和许多词调后的考证里，深入地探讨了词的声律问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前此未有的讲词体格律的书。吴衡照称其“当轇轕榛楛之时，为词宗护法，可谓功臣”。[(25)]近人陈匪石更予以肯定：“证以久佚复出之各词集，万说十九有验”。“万氏之书，虽不能谓绝无疏舛，然据所见之宋元以前词，参互考订，且未见《乐府指迷》，而辨别四声，暗合沈义父之说。凡所不认为必不如是，或必如何始合者，不独较其他词谱为详，且多确不可易之论，莫敢訾以专辄。识见之卓，无以比伦。后人不得不奉为圭臬矣”。[(26)]
综观阳羡词人在短促的40年间，对于提高词体的地位，反映清初民族矛盾、社会风云，改变云间词派“探源《兰畹》、滥觞《花间》”的词风以及在词律多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蒋景祁在《荆溪初集·序》云：“古之作者，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而其真意则是“今之作者”若阳羡诸词人者，又何尝不如此呢？
三、浙派又称浙西词派
此派分前、中、后三期。康熙十八年（1859年）三月，殿试“博学鸿词科”。二十年“三藩之乱”平息。从此开始了所谓的“康熙盛世”。风云际会，以“布衣”誉满大江南北的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成为这个词派的代表人物。他自述“予少日不善作词，中年始为之，为之不已且好之”。[(27)]又说“予既归田，考经义存亡，著为一书，不复倚声按谱”。[(28)]可知他的词多作于中年，即40岁至50岁（1669—1679年）。他的词论见所写文章、书信，更集中反映在与同乡好友汪森合编《词综》的“发凡”中。他先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再云：“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北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填词最雅无过石帚。”他不满意明人钱唐、马浩澜的“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而赞赏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的“温雅芊丽，咀宫含商”。在《黑蝶斋诗余·序》、〔解佩令·自题词集〕，他都推崇白石和玉田，以致汪森更云：“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29)]雅，醇雅，以及“舂容大雅”[(30)]，“舂容和雅”[(31)]等，一方面固然“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32)]但另方面它限制了词的社会功能，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其结果既与诗、文异趣，也如谢章铤所指出的：“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33)]在政治上也适应了康雍乾三朝“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
朱彝尊与陈维崧是同时代人，但他濡染儒家教化较深。他给为他所崇敬的“吾乡倦圃曹先生”（溶）《静惕堂词》所作的“序”有云：“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在这里，他仍称词为“小道”，认为应达之效应是：如经书上的“六义”之说（实际仍偏重“雅”），大行其市。他并进一步说：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34)]
韩愈《荆谭唱和诗·序》有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他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说，并云：“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此说渊源有自。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次举出遭逢不幸的人著书立说之后曰：“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沿前人之意，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云：“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处于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下，诗人们把自己的仕路坎坷，奔走四方，颠沛流离的愁苦、怨愤、不平，写进作品中。它既展示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也映现出个人的真实感受，无论在当时或今天看都是有意义的。词从民间转到文人手中，在唐代，“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清绝之词”，是用来“助娇娆之态”的欢歌醉舞。南唐用来“娱宾遣兴”，北宋用来“聊佐清欢”“析酲解愠”，总之都是为了悦人耳目，它与尊俎筵席、醇酒妇人，以至声色犬马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此，有识之士才倡“尊词体”。另方面，在朱彝尊推崇的白石、玉田词里，也有写忧国亡国之痛的；言愁苦者，绝非“十一焉耳”。而关键尤在于他的结论：“词则宜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而且“工者十九”。一、此说不符合实际；二、清王朝虽江山底定，并非人间天堂。这和他说的以下的话相矛盾：“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所宜寄情焉”与“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宴嬉逸乐”、“歌咏太平”无疑又回到“诗庄词媚”、“词别是一家”的老路。无论有意或无意，都适应着新朝统治者的心态。
中期浙派的领袖厉鹗（1692—1752年），字太鸿，号樊榭。活动于康熙至乾隆前期。他推崇周邦彦，甚于姜、张，如云：“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35)]周既是“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陈廷焯语）的承北启南的人物；而“律吕谐协”与清词对格律的严格要求又十分合拍。他进一步崇奉“雅”，并与《诗经》三体之一的“雅”等观。即“雅者，正也。”须不超越封建正统的轨道。他认为“词之为体，委曲啴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矣”。他说：“予爱小山词”，但“又惜小山必待寄情声律，流连惑溺，而致涪翁（黄庭坚）有鼓舞不厌之嘲讥也”。这和颖昌府帅韩维（一说冯当世）称小山“才有余德不足”，须“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的话题，并无二致。所以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称道的词是“远而文，澹而秀，缠绵不失其正”。[(36)]而这“正”，恰是小山所缺乏的。他又将“醇雅”具体化为“穆如清风”。称白石词“清妙秀远”，称玉田词“秀笔逆清空”。他赞张今涪的词“淡沲平远，有重湖小树之思焉，芊眠绮靡，有晕碧渲红之趣焉，屈曲连璪，有鱼湾蟹堁之观焉”。[(37)]他爱赏“清丽娴婉”、“清婉深秀”[(38)]的词。这与他的词作也是一致的。陈廷焯誉其词“措词最雅”；“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39)]陈玉儿进一步云：“如草木之有花，而兰之味芬芳”。[(40)]吴衡照论朱、厉二人云：“竹垞有名士气，渊雅深稳，字句密致。自明季左道言词，先生标举准绳，起衰振声，厥功良伟。樊榭有幽人气，惟冷故峭，由生得新。当其沈思独往，逸兴遄飞，自成情理之高，无预搜讨之末”。[(41)]由于是“吾浙词派”，吴衡照不无溢美之辞。
作为浙派词之后劲的是《灵芬馆词话》的作者郭麟（1767—1831年），字伯祥，号频伽，晚号复翁。吴江（今属江苏）人，迁居嘉善（今属浙江）。他自谓：“余少喜为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忧患鲜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借以陶写厄塞，寄托清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为之稍多，其于此事，不可谓不涉其藩篱者也。”[(42)]可知其根柢原在唐五代，后兴趣归于南宋，并认为已“涉其藩篱”。蒋敦复称：“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43)]郭麟在肯定朱彝尊领袖浙派的地位后，也推崇厉鹗的成就和他在浙派词发展所起的作用：“樊榭之词，其往复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眇，间或过之。白石、玉田之旨，竹垞开之，樊榭浚而深之，故浙之为词者，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嘂（jiào）嚣之习，亦樊榭之教然也。”[(44)]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倚声之学今莫盛于浙西，亦始衰于浙西”。他指出浙派末流徒尚雅词，实则“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嘒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45)]他虽认可以姜、张为宗，“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用“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的曲折艺术手法来表达；如果“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隐晦模糊以致不知所云，因而詈之曰：“词妖！”[(46)]其实，这种弊病源自浙派初期，朱彝尊即喜欢搬弄典故，时见玄虚：“演肤辞，征僻典，夸富矜多，味同嚼蜡”。[(47)]“点鬼之簿，令人生厌”[(48)]。殆至樊榭词，“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沈厚之味，终不足也”。[(49)]而这又不能不追溯到朱词“多浏亮”（吴梅语），“少沈郁”（陈廷焯语）的基因了。上引郭麟称浙派末流“薄”、“浅”、“意不逮”，都有着承传的关系。
后来常州词派理论家谭献指出：“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之涩，玉田之润”；“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再云：“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并说：“太鸿魄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50)]除对南宋的指责可商讨外，所指浙派的弊端都颇有见地。郭麟称：“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51)]浙派学了“清绮”，却未洗“华靡”；更未学到姜的“以健笔写柔情”和张的“反虚入浑”以及“噫呜宛抑”的感情。这些都不能不说浙派之“失”了。
四、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起于嘉庆，辉煌于道光。领袖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武进人。他是清儒《易》学三大家之一。有《周易虞氏学》是一部阐释汉儒孟喜、虞翻《易》学的力作。嘉庆二年（1797年）《词选》的问世，标志常州词派的兴起。在书之《序》中，张惠言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词学观，如云：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志。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其论词宗旨大体为：
一、藉许慎著《说文解字》所转引的东汉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中“意内言外曰词”，认为填词应重在意。此与张氏所谓“非苟为雕琢曼辞”之意相近。质言之，反对淫词、鄙词和游词。推尊儒家诗教，即“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陈廷焯称誉“《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52)]王煜则云：“力起颓坠，高标寄托，截断众流”。[(53)]但究其目的仍是归之于“温柔敦厚”。因为他是有鉴于“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他指责后学不能探求前人词作宗旨本意，一味追求放浪通脱，而且变本加厉，词风败坏，无以复加。因此要“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基于此，张惠言斥柳永、黄庭坚的艳词，并批评了刘过、吴文英等人。34年后，其弟张绮《续词选》称“多有病其太严者”。其实关键不在“严”，而在不当。教化思想过重，必然要排斥一些人。
二、又称“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云云。即指词具有《诗》、《骚》那样的比况感兴，那样能发挥美刺的政治伦理作用。其推尊词体，亦源于此。后汉的郑众第一次把比兴解释为诗法。他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54)]郑玄“注”则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至唐代《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他纠正了郑玄把比说成是过失（刘勰亦云：“比则蓄愤以斥言”。）把兴说成是赞美，而认为无论赞美和讽刺里都可用比兴手法，这是正确的。“变风”，源《毛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认为“乱世”产生“变风、变雅”。清人马瑞辰则认为“变风变雅”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诗。张惠言将《诗》之“变风”和楚《骚》的香草美人来论词，与他的强调教化是互为表里的。
三、它要求词人内心深处的“幽约怨悱”的难言之情，曲折隐约轻讴微吟地表达出来，使词意幽邃绵邈，令人一唱三叹。而与那些“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或“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作品，迥异其趣。但过分强调“意内言外”，曲折委婉，也往往落入穿凿附会、深文罗织不知所云的主观唯心的泥坑。如张惠言对温庭筠、冯延巳、欧阳修、苏轼等多人作品的议论，现先看对温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例：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说词的主题是讲有才能的人不被重用，那么词中美人的活动就变成了这位“不遇”之“士”的行为了。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四句如屈原《离骚》的“退将复修吾初服”，是政治上不得意，退而加强道德品质的修养。其实这首词不过写一个贵族妇女早晨懒起床，梳洗迟，插花照镜，看见绣衣上鹧鸪成双，顾影自怜。真意在此，宁有他哉！却被张惠言深文周纳了。
再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张云：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为赋予这首词以政治性，他说“庭院深深”如屈原《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又说这首词暗示政治黑暗，小人横行，贤者如韩琦、范仲淹被放逐，等等。这种说法并无根据。传张惠言衣钵的有其外甥董士锡、门生金应圭，而经过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理论。周济云：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理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函之诣。[(55)]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咳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56)]
“寄托”，寄情托兴。“有寄托”与“无寄托”和“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精神是一致的。“非寄托不入”，即要求须有寄托，使思想内容深厚。这样进入构思时如游丝挂住飘飞的花瓣；表现技巧也如大匠运斤成风，可削去薄如蝇翼的垩粉而不会伤鼻，继而创作出“阅载千百，謦咳弗违”的作品。如此，“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而章”，可谓“斯入矣”。“专寄托不出”，指创作主体内在的“意”，不宜直接表达，当于语言之外求之，即言外之意。这需要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淀，使自己的学识修养和艺术造诣运用自如，就不必有意识去寻找依托之物，自然地达到景情交融主客观契合的境界。这样虽不以寄托为能事，寓意若有若无，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启示读者以丰富的联想，各人从作品中体味出不同的含意。周济既发展了常州派理论，又扩大了常州派的影响。正是“自周氏书出，而张氏之学益显。百余年来词径之开辟，可谓周氏导之。”[(57)]
后来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谭献（1830—1901年）在《谕子书》中说：“治词宗张皋文（惠言）周保绪（济）。他选《箧中词》即为“衍张茗柯（惠言）周介存（济）之学。”他说：“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一知半解，附会其说），而比兴渐盛。……以常派挽朱、厉、吴（锡麒）、郭（原注：频伽流寓）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又云：“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名隽，乐于风咏。继而微窥柔厚之旨，乃觉频伽之薄。又以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后来辨之。”他特推崇周济：“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他再云：“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58)]他对常州词派的牵强附会，“不善学之”，堆砌典故，流为学究，以及对郭麟的不满，对周济的高度赞誉，大体说是公允的。而以后的晚清词坛，应说仍在“常州词派”的笼盖下，影响深远。
五、强村词派
今词人称的“清末四家”系指朱强村，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1857—1931年）一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强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为广东学政。二年后引疾去，寓居苏州，辛亥革命后移上海。强村是因其家乡湖州祖居埭溪镇位于上强山麓而取名。早年攻诗，自云“光绪己丑（1889年），薄设京师，与半塘（王鹏运）共晨夕。……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朱氏校辑刊行唐宋金元人词五种，别集179种为《强村丛书》。朱精审细勘，考证版本源流；收集丰富，并为许多词集写了跋语，深受词学界欢迎。公元1925年，朱以君臣大礼谒废帝溥仪于天津，感激涕零。6年后病卒于沪，遗词〔鹧鸪天·辛未长至口占〕有云：“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忠孝”云云，确是遗老口吻。王鹏运（1848—1904年）原籍浙江绍兴，其先人宦游广西，遂为临桂（今桂林）人。叶恭绰赞其“转移风会，领袖时流”，“戏称为桂派先河”。郑文焯（1856—1918年）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戊戌（1898年）旅食苏州，为巡抚幕客，精通音律，雅慕白石。清亡后，哀吟低唱，多遗民之思。况周颐（1859—1926年）前在京师时，与朱氏交游；晚岁寓居沪上，成为所谓“胜朝遗老”与朱氏切磋词学。“蕙风有芙蓉癖，濡染强村，微灯双枕，抵掌剧谈，往往中夜”。[(59)]沈氏论词以“重、拙、大”为创作最高原则，在理论上颇有建树。朱氏晚年居苏沪，余子时集其门，切磋琢磨，形成风气，遂有“强村词派”之称，非若清词前四派之有机结合，盖因身世词风相近也。
从以上叙述，已可略见清词人辈出，但清代不少杰出词人不为其囿，而在五派之外，如清初的屈大均、王夫之、顾贞观、纳兰容若，以及后来的项鸿祚、周之琦、蒋春霖、龚自珍、张景祁、文廷式、王国维等等。女词人徐灿、顾贞立、吴藻、顾春、秋瑾、吕碧城，都不屑于任何派。清代女词人之众，远超过其以前任何一个王朝，这和词的“复兴”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本文于1997年2月1日收到。
注释：
①俞文豹：《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绝倒。
(28)⑨⑩ (11)王士祯：《花草蒙拾》。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685页、685页、849页、850页、686页，凡引此书，均简称《丛编》。重出的“注”，不再注出处。
(34)⑥陈子龙：《三子诗余·序》（徐丽冲、计子山、王汇升）。
⑤陈子龙：《王介人诗馀·序》。
⑦陈子龙：《幽兰草词·序》。
(12) (33) (47)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丛编》第4册，第3364页、3423页、3343页。
(13)彭孙：遹《金粟词话》。《丛编》第一册第724页。
(14)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三。《丛编》第一册第378页。
(15)朱彝尊：《词综·发凡》。
(16)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丛编》第一册第809页。
(17)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丛编》第一册第1032页。
(18)谭献：《复堂词话》。《丛编》第一册第3997—3998页。
(19)陈维崧：《任植斋词·序》。
(20)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丛编》第四册第3843页。
(21)蒋景祁：《刻瑶华集述》。
(22)陈维崧：《词选序》（一作《今词苑序》）。
(23)陈维崧：《金天石吴日千二子词稿·序》。
(24)徐喈凤：《词证》。
(25) (32) (41)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丛编》第3册，第2403页、2467页、2459页。
(26) (57)陈匪石：《声执》，《丛编》第5册，第4928页、4965页。
(27)朱彝尊：《书东田词卷后》。
(28)朱彝尊：《水村琴趣·序》。
(29)汪森：《词综·序》。
(30)朱彝尊：《静惕堂词·序》。
(31)朱彝尊：《王学士西征草·序》。
(34)朱彝尊：《紫云词·序》。
(35)厉鹗：《吴尺凫玲珑帘词·序》。
(36)上引俱见厉鹗：《群雅词集·序》。
(37)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
(38)厉鹗：《陆南香白蕉词·序》和《张龙威红兰阁词·序》。
(39) (4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丛编》第4册，第3847页、3847页。
(40)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丛编》第二册第1950页。
(42)郭麟：《灵芬馆词·自序》。
(43)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丛编》第四册第3636页。
(44)郭麟：《绿梦庵词·序》。
(45)郭麟：《梅边笛谱·序》。
(46) (51)郭麟：《灵芬馆词话》，《丛编》，第2册，第1524页、1503页。
(48)谢章铤：《张惠言词选跋》。
(50)俱见谭献：《复堂词话》。《丛编》第四册第4008页、4009页。
(5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丛编》第四册第3864页。
(53)王煜：《清十一家词钞·自序》。
(54)《周礼·大师注》。
(55)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丛编》第二册1630页。
(56)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第二册第1643页。
(58)俱见谭献：《复堂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999页、4009页、3998页。
(59)张尔田：《词林新语》。《丛编》第五册第4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