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对外贸易论文,我国论文,二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贸易随即步入高速发展轨道。自2002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且连年是贸易顺差。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21738亿美元，顺差达创纪录的2622亿美元。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固然给我国经济以巨大的拉动力，但随之带来的副作用也日益严重，如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压力越来越大，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客观评估和定量分析对外贸易的利弊得失，可为有关部门制订正确的外贸政策、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外贸质量，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依据。本文将讨论对外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硫(
)排放的影响。
关于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赵景峰、张瑜(2006)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国外各种理论观点、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设”(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在他们的贸易模型中，有两组国家：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以及一系列不同污染程度的商品。在一定的污染税和税率假定下，随着北方和南方贸易自由化的展开，一系列复杂调整的结果是贸易自由化将缓和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恶化南方国家的环境，这就是“污染天堂假说”。如果北方和南方的环境标准先后提升从而使工业结构相对而言没有改变的话，南北方均衡的经济增长不会导致全球污染的加剧。如果北方的发展比南方快，南北方之间的排放标准差距进一步拉开，导致污染型工业在南方扩张，在北方收缩，这将导致污染的全面加重。如果南方的发展比北方迅速，则情形相反，从而降低整体污染的程度。陈向东、王娜(2006)在其综述性论文中全面介绍和论述了有关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耗、环境影响之间定量关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有：Lenzen(1998，2002)分析了澳大利亚最终消费中的一次能源和温室气体含量以及贸易中隐含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研究揭示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间接能源消耗不可忽视；Machado,G.,Schaeffer,R.,Worrell,E.(2001)研究了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要明显大于进口中的含量，巴西每单位产值出口商品平均要比进口商品多消耗40％的能源和56％的碳，研究结果对巴西调整相关政策有突出的作用；Mukhopadhyay(2004)通过分析印度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商品贸易结构，计算进出口商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构建贸易污染指数，结果表明，在1993-1994年间，印度出口的所有商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小于相应的进口商品，是一个能源和碳的净进口国；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2005)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二氧化碳、SO[，2]和氧化氮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来讨论环境贸易问题。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国内学者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从1993年才开始涉足该问题的研究，定量分析较少。陈继勇、刘威、胡艺(2005)参考国外学者建立的模型，构建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要素关系模型，利用1990～2003年共14年的相关数据，从宏观上分析排放量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对环境污染有显著正影响的是收入水平、高污染行业产品价格指数，对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影响的是贸易开放度、生产技术和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余北迪(2005)实证计算了1992～1994年、2000～2002年两个时期我国14个工业行业贸易出口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他认为，贸易扩大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大大抵消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产生的正面影响，即国际贸易对中国的总的环境效应为负。该文只考虑出口产生的污染，未考虑进口有可能减少污染，似乎有失片面。胡涛、吴玉萍、沈晓悦(2007)认为，虽然我国对外贸易价值量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其原因是，我国出口产品(包括货物与服务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大，而我国进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小，目前我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的单位出口产品污染强度均比发达国家高。沈利生(200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影响，该方法将是本文中将采用的方法。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三废”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主要产生于工业生产中。统计年鉴直接提供了工业按行业分废气排放中的排放统计，这为讨论和计算提供了极大方便。本文讨论对外贸易对我国排放的影响，其思路也可应用于对其他污染排放的研究。产生于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因排入大气而造成污染，含硫煤炭是的主要来源。我国经济中能源消费的2/3以上是煤炭，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又占有很大比重，故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煤炭消费有很大影响，进而对的排放也有很大影响。本文将通过分析外贸商品在本国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定量分析外贸商品内含的排放，进而分析外贸商品结构对排放量的影响，揭示对外贸易帮助减少排放的途径。
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进口。在出口方面，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在消耗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的同时要排放出。由于各部门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数量各不一样，在保持出口总价值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出口产品中排放量高的产品的比例，增加排放量低的产品的比例，自然就可降低国内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所以，出口产品的结构将会影响的排放。
在进口方面，由于进口产品是在国外生产，不消耗国内能源，也就不会在国内排放。进口可以替代国内生产，多进口排放量高的产品就可以使国内少生产这些产品，进而降低国内的排放量。在保持进口产品总价值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排放量大的产品在进口产品中的比例，减少排放量小的产品在进口产品中的比例，就可以帮助国内减少的排放。所以，进口产品的结构将会影响国内的排放。
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减少国内能源消耗和排放，这无疑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这将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减排起到促进作用，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外贸产品的二氧化硫排放计算原则
各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可以通过某些技术参数经换算得到。例如，炼一吨钢消耗的焦炭、电力、油料等折合约761千克标准煤，生产一吨电解铝消耗电能14795度(瓩小时)，火力发电厂发一度电消耗376克标准煤，等等。在消耗这些能源时相应排放出，由此可得到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的。不过，这种排放是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不能直接用于计算出口产品的排放。如用这种单位产品排放指标去计算会低估出口产品的排放，原因很简单，它没有包括间接排放。以钢为例，在炼钢过程中除了直接消耗能源而排放外，还要消耗各种其他原料、辅助材料，为了生产出这些原料、辅助材料供炼钢用，也需要消耗能源进而排放，这是为了获得钢这种产品而间接排放的，当然也应该计算进去。这就是说，出口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其排放的应该是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之和，即完全排放。这里就自然而然地引出计算出口产品排放应该采用的方法：投入产出模型。
进口产品同样也包含排放量，不过是在国外生产，消耗的是外国能源，排放在国外。然而，进口产品含有的国外排放量并不能作为本国的减排量，必须从进口产品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考虑。进口产品是国内产品的替代品，如果没有进口，国内就需要多生产这些产品，当然就要多排放。通过进口就可以少消耗能源，进而减少排放量，所以，应该把这些进口产品假如在本国生产而产生的排放量作为本国减排量。显然，进口产品的减排量只与本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联系有关，与进口来源国的情况无关。进口某一部门的产品可以减少该部门的产出，但不能以该部门产品的直接排放量作为进口产品的减排量。原因与考虑出口产品时相同，即该部门生产的产品不仅直接排放，还要因消耗其他部门的产品而间接排放。所以，进口产品的减排量也应该按照国内最终产品的完全排放量来计算。
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耗能情况和排放各不一样。只要计算出各部门单位最终产品的排放量(也即单位出口的排放量或单位进口的减排量)，分别乘上各种产品的出口量和进口量，就可以得到各部门出口产品的排放量和进口产品的减排量，把各部门加总就得到全部出口产品的排放量和全部进口产品的减排量。
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其中包括有42×42产品部门和122×122产品部门两个投入产出表。122个产品部门数有点过多，不便于讨论。本文采用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并对第三产业的部门进行合并。从总体上来看，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量较少，污染排放也较少。在能源平衡表中，第三产业只分成3个行业。而在42×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第三产业分成16个部门(编号27～42)。为便于计算和讨论，这里把投入产出表中的第三产业16个部门合并成3个部门，合并情况如表1所示。于是，这里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是2929部门(行业)，其中01～26部门不变，第三产业只有3个部门(27～29)。
工业部门是能源消费大户和排放大户，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工业有24个部门(编号02～25)，而在排放统计中，工业有39个行业，为使两者一致，需要把排放统计中的工业行业合并成与投入产出表相对应的工业部门，表2列出了两者的对应关系。
三、最终产品的二氧化硫排放分析
最终产品排放是指为获得最终产品而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资本形成品、出口产品，其中前两项用于国内，第三项出口产品卖到国外。出口产品是最终产品中的一种，各部门单位最终产品的排放，也就是单位出口产品的排放。的排放量与煤炭消费量密切相关，《中国统计年鉴》在给出各行业煤炭消费量的同时，也给出了的排放量。现在讨论如何得到单位最终产品的排放。
根据投入产出公式：X=(I-A)[-1]Y，式中，X是各部门总产出向量，A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A)[-1]=(b[，ij])是列昂节夫逆矩阵，Y是最终产品产量。考虑第k部门提供1单位最终产品时需要其他部门的总产出：
四、计算结果和分析
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各部门排放数据，利用上节所列公式，可计算得到各部门产品的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各部门产品的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相差很大。直接排放系数较小的部门，其完全排放系数增大得更多，如(1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直接排放系数仅为1.48，完全排放系数为145.52，增大了98.4倍，这充分说明了间接排放有着重大影响。此外，需要重点关注完全排放系数较大的几个部门，如(12)化学工业：252.82，(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92.61，(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41.85，(15)金属制品业：242.09。它们的进出口产品比重也较大，会对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产生较大影响。
表4列出了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所得结果。
2002年我国的排放量为1727万吨。由表4可知，2002年出口产品的排放总量为499.22万吨，占全年排放量的28.9％；进口产品的减排总量为522.67万吨，占全年排放量的30.1％。尽管2002年我国出口大于进口，但出口排放量小于进口减排量。原因就在于出口排放强度(161.34吨/亿元)小于进口减排强度(193.99吨/亿元)。这样，从总体上来说，对外贸易于我国减少的排放是有利的。
五、2003～2006年的对外贸易与污染排放
上面的计算结果是2002年一年的静态情况，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2003年以后的动态情况。如果每年都有投入产出表，照上面那样计算就行了，可惜没有，因为投入产出表每隔5年才编一次。不过在一定的假设下仍然可以得到近似结果。假设2003年以后各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即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不变，然后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下面对计算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做出说明。
(一)2003年以后各年的完全排放系数
假设2003年以后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不变，其列昂节夫逆矩阵B也不变，能否假设各部门单位最终产品的完全排放量(即完全SO[，2]排放系数)也不变呢？不能。原因很简单，由于污染减排技术进步的结果，单位煤炭消费排放的发生了变化，因而各部门的直接SO[，2]排放系数r[，j]跟着发生了变化，完全排放系数f[，k]也会跟着变化。
统计资料显示(见表5)，2002～2006年，我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和排放量都在增加，但单位煤炭消费的排放量却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工业单位煤炭消费的排放量在下降。工业煤炭消费占全部消费量的比重在90％以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比重还在上升(生活消费的比重在下降)。所以，单位煤炭消费的排放量将主要取决于工业单位煤炭消费的排放量。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工业每吨煤炭消费的排放量从2002年的12.58千克下降到2006年的8.86千克，由此而使整体每吨煤炭的排放量从2002年的14.11千克下降到2006年的10.82千克。这显然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逐年推行了先进脱硫技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功劳。由此可推知，即使各部门的煤炭直接消耗系数变化不大，各部门的直接排放系数也会有较大变化，完全排放系数因而也有较大变化。
(二)2003年以后各年各部门的总投入(总产出)
为了计算各部门的直接排放系数，除了需采用各部门的排放量数据外，还需计算2003年以后各年各部门的总产出X[，j]。假设2003年以后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不变，也就假设了各部门的增加值率(增加值占总投入的比例)不变。为要得到2003年以后各年各部门的总投入(总产出)，只需得到各年各部门的增加值，用部门增加值除于部门增加值率即得部门总投入。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以后对各年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需要把2003年以后各年的当年价增加值换算成2002年价。统计年鉴给出了各年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交通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当年价增加值和指数(即增长率)，可以据以换算成各部门2002年价的增加值。不过，其中的工业增加值是全部工业部门的总和，而具体到工业各部门的增加值，统计数据中只包括“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其和小于总体工业增加值。这里采用“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根据“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各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占其和的比例，对换算成2002年价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进行了拆分，再分别除于相应工业部门的增加值率，即得到按2002年价计算的工业各部门的总投入。
(三)海关统计货物贸易分类转换成投入产出表分类
《海关统计》提供了历年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量和进口量(无第三产业数据)，但是其产品分类却与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分类相去甚远，不能直接引用，必须先作加工转换。这里利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外贸数据和当年的海关统计数(根据当年汇率先把美元数转换成人民币数)，建立两者的对应关系。
以出口为例。把投入产出表中前26个部门的出口数据放入列向量F(26行1列，对应第一、第二产业)，把海关统计中二十二类98章的货物出口数据放入列向量M(98行1列)，编一个转换矩阵T(26行98列)，使满足如下关系式：
转换矩阵T大体上是一个有98个元素为1，其他元素为0的稀疏矩阵。转换对应关系见附表1。有了转换矩阵T，就可以把2003～2006年的二十二类98章的海关货物出口、进口数据转换成与投入产出表部门相对应的出口、进口数据。
关于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年鉴和海关统计中都没有给出。这里采用了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中各年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进口数据，“货物”出口、进口数据，由两者的差额得到服务的出口、进口数据；再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3个服务部门出口、进口的结构比例，对2003年以后各年的服务出口、进口数据进行拆分。
在得到2003年以后各年29个部门的出口、进口当年价数据以后，即可计算出各年的出口、进口结构，计算结果见附表2。有了2003以后各年各部门的完全排放系数和出口、进口结构，利用公式(8)、(9)即可计算得到各年的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见表6。
(四)计算2003年以后各年的出口排放量和进口减排量
由于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都是按照2002年价计算的，在计算2003年以后各年的出口排放量和进口减排量时必须把当年价的出口、进口数据换算成2002年价数据。这就需要出口、进口平减指数①，这是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推算得到的(目前只有2002～2005年数)，见表7。最后得到各年的出口排放量和进口减排量如表6。从表中结果可知，各年的出口排放强度都低于进口减排强度，故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对外贸易对于排放而言，是利大于弊的。另外，注意到2003年以后，出口的总排放量大于进口的总减排量。之所以出现排放逆差，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巨额外贸顺差，另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简称“进出口强度比”)的下降(见表6最右列)。进出口强度比越大，单位进口的减排量就比单位出口的排放量越多，对外贸易于我国的减排就越有利。然而2003～2005年间这个强度比下降较大，从2002年的1.20下降到其后几年的1.08上下，2006年又回升到1.16。下节进一步讨论引起进出口强度比变化的因素。
六、技术进步因素和外贸结构变化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分析
由前面的公式(8)、(9)可知，有两个因素会对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产生影响：一是技术进步因素，生产过程中采取的脱硫技术降低了各部门的排放，表现为完全排放系数下降。二是外贸产品结构的改变，即权重的改变。出口排放强度下降，进口减排强度上升，都会有利于减少排放。表6中列出的2002～2006年各年的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其变化似乎不太规则，时大时小。我们无法直接根据其变化来判断是哪一种因素在起作用，必须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和外贸产品结构变化的作用分离开。
计算技术进步的因素是这样考虑的：假定2003年以后外贸产品的结构与2002年完全一样，部门产品排放系数按实际数据计算，则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的变化就全部来自实际的技术进步因素。用公式表示如下：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因素，要判断外贸结构变化的影响，可以这样考虑：假定2003年以后的产品排放系数与2002年一样保持不变，外贸产品结构按实际计算，则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的变化就全部是由外贸产品的结构变化产生的，用公式表示如下：
表8列出了分别考虑技术进步、外贸产品结构变动影响出口排放强度、进口减排强度变化的检验结果。技术进步的结果使得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在2003和2004年下降，2005年出现反弹，2006年又再次下降。
在外贸产品的结构变化影响方面，出口排放强度逐年上升，从2002年的161.34上升到2005年的194.38，这说明出口产品的结构在恶化，单位出口的污染在上升。2006年稍稍下降至188.0，稍有好转。进口减排强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193.99逐年上升到2006年的214.99，说明进口产品的结构在趋好，虽然好转得有限，总还是有利于减排。
从进出口强度比来看，技术进步的结果只使进出口强度比稍稍有所下降，从2002年的1.20下降到约1.18，而结构变动却使进出口强度比产生较大变化，由此可知，进出口强度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结构变化所致。进口产品的结构趋好不足以抵消出口结构的趋坏。这意味着单位进口与出口之间有利于减排的空间缩小了。
表9是从附表2中摘选出的若干部门，藉以说明进出口结构的变动对排放强度的影响。这些都是排放强度较大的部门，对于出口来说，如果比重逐年下降，就有利于出口排放强度下降。对于进口来说，恰好相反。然而，第13、14、15部门的出口比重却是在逐年上升，如(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1.49％上升到2006年的5.36％，这种高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显然会加重国内的污染排放；第10、12、13、14部门的进口比重却是逐年下降，如(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进口比重从2002年的5.90％下降到2006年的3.41％。这两种结构变动都造成了排放强度的不利变化，反映了对外贸易质量的下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从贸易政策、贸易机制方面去寻找，尤其是出口退税政策和关税减让政策不能鼓励“两高一资”(高消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通过调整外贸产品的结构，少出口排放量高的产品，多进口有利于减少排放的产品，可以减少本国的排放。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污染转移，把本国的污染排放转移到进口来源国了呢？这是不一定的，要看进口来源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构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以及各种可再生清洁能源等各占的比重)。如果进口来源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构成与本国完全一样，那么可以说，是把污染转移出去了。如果进口来源国的能源构成中煤炭占的比例更大，那么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加重了其排放。但是，当进口来源国的能源构成中煤炭占的比例很低、清洁能源的比重很高时，其增加的排放要远低于在本国的排放，这对于整个地球村来说，排放总量还是减少了。各国之间通过合理的贸易往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是可以实现减少全球的污染排放的。就中国目前的排放来说，由于出口排放强度小于进口减排强度，只要进出口大致保持平衡，出口排放量就会低于进口减排量，中国还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如果任由“两高一资”产品加速出口，加之外贸顺差继续扩大，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七、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2002～2006年对外贸易对我国排放的影响。从排放强度来看，各年出口的排放强度都小于进口减排强度，对外贸易对减少我国的排放是有利的。从排放总量来看，2003年以后出口排放总量大于进口减排总量，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是“逆差”，这一方面源自对外贸易货币价值的“顺差”，另一方面源自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技术进步的作用大体上使单位最终产品的排放系数呈下降趋势(但2005年有所反弹)。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出口产品的排放总量仍会上升。从影响排放的角度来分析对外贸易的结构，出口结构逐年恶化(2006年稍稍有所好转)，进口结构逐年趋好，但不是很显著，这是引起进出口强度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变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结构，使之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是提高对外贸易质量的有效途径。我国政府已从2007年开始，对“两高一资”产品实施限制出口措施②，这无疑会有利于降低出口产品的污染排放。作为这一政策的对应面，则应该鼓励“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以提高进口产品的污染减排量，变贸易过程中的环境资源“逆差”为“顺差”，实现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注释：
①这里直接用总平减指数对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平减以得到不变价总量，是一种简化做法，好处是计算过程简单，缺点是会有一定的误差。更好的做法是分别用各部门的出口、进口价格指数(得到它们有难度)去换算得到各部门2002年价出口、进口总值，再分别乘各部门的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即得到各部门出口排放量和进口减排量，加总后得到全部出口排放量和进口减排量。
②2007年6月1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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