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批评：炎热和严厉的求全——世纪之交文学批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炎热论文,严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完美批评?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众相纷呈，在保持其沉稳前行的同时，也时有震荡。被我称之为“完美批评”的批评活动，则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批评潮流。目前，批评界对其反应，仅限于具体的批评现象(或文学事件或批评家)本身，还未曾从批评潮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思考和评价。
我所说的完美批评，主要是指以李建军、刘川鄂为代表的一种特异的批评状态。有这种批评基本特征的批评者还不是很多，但有这种批评倾向的，却并不少。这种批评，曾激起了文学界、批评界的巨大波澜，影响很广。
完美批评，讲究的是批评标准的完美、完善，对作家作品求之益高，怨之益切。由于在他们的文学理念中，追求文学的纯粹与美好，抱有对文学事业的火一般燃烧的热情和热爱，在评论作家作品时，便容不得作家作品的某些现实性的在他们看来的缺陷，以完美标准观照之下，对作品做出了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苛责。这就是我所说的炎热和严厉：对文学事业的热情和热爱，对作家作品的严厉的苛责。
完美批评的代表，当属李建军博士和刘川鄂博士。李建军以“直谏”事件引起的风波而大扬其名。(这里是采用当时某些传媒的说法，并不是确切的名称，已有李震对这一词作了否定(注：李震：《“直谏”风波与陕西文坛之怪》，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其代表作为《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以下简称《陈忠实论》)(注：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或许还可以加上《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大象，还是甲虫》(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大象，还是甲虫》，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刘川鄂以《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以下简称《池莉论》)(注：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引起风波，而《“池莉热”反思》(注：该文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更具有文学批评上的影响。
两位博士，都是以对当前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给以直率的否定性批评而特出，其言辞的尖锐和锋芒的犀利，让被评者难以接受，而且，引出了其他作家评论家的不同议论。
可以说，这类文学批评的作者虽然不多，或许可以加上写《齐人物论》(注：庄周：《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的庄周(《书屋》主编称“庄周”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的共同笔名)。但是，有这种批评倾向的潜在队伍，还是不少。这样，无论是从这类批评本身的特征和影响，还是分析这种批评的各种因素及潜在发展力量，都是有意义的。
二、完美批评的体现
李建军在所谓“直谏”事件中批评陕西作家的整体缺陷时(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戏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已是2000年9月。其时，《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已在2000年4月出版(按版权页)，该书对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前期的小说、散文，作了整体批评。在肯定《白鹿原》的重要成就的前提下，对陈忠实的前期、过渡期小说，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处在通往成熟境界的路途中”的探索，“并不成功”，“充满失误”。在李建军看来，《白鹿原》是“中国本世纪后五十年里最主要的长篇叙事作品”，“几乎首屈一指的长篇小说”，“这部卓越的长篇史诗性作品问世，使寂寞而黯淡的文坛一下子又热闹起来、明亮起来”。这部陈忠实的高峰期作品(至少到目前为止)，与其前期创作的成果相比，显现出作家以往的稚嫩和偏差。这种失误，不仅是技法上的，更重要的是方法上的，被一种“现时主义”(李建军的命名，内涵为“对当下的生活取一种认可的态度”，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的方法所制约，对生活做了浮泛的表象化记录。李建军意在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的剖析，否定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一大批中国作家曾经存在过的共同倾向。以托尔斯泰所达到的对于人的心灵的深入理解和惊人揭示，对照出陈忠实对于人性的缺乏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注：分别见于《陈忠实论》173、14、193、131、15、23、30页。)。在剖析、肯定《白鹿原》所达到的成就与特点之后，又将其与《静静的顿河》、《日戈瓦医生》、《百年孤独》分别作了比较，显现了《白鹿原》的某些不足。在《白鹿原》中，你很难找到直接宣扬情感的景物描写，陈忠实大体上属于理智—情感型(所谓“理胜于情”)的作家。而《静静的顿河》中的景物描写，显然表现出作家难以保持恝默的激情状态。肖洛霍夫属于情感—理智型(所谓“情胜于理”)的作家。在象征意义或隐喻方面，《日戈瓦医生》要比《白鹿原》要幽隐、深潜，同时，《白鹿原》的景物象征，其象征色彩也比较弱。在反讽修辞方面，在自觉性、多样性、丰富性、彻底性、力度及深度方面，都要比《百年孤独》“低一个层级”，缺乏丰富的象征意味和深刻的哲理内涵(注：分别见于《陈忠实论》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李建军对《白鹿原》的热情肯定与严厉评判，是建立在多方比较与严格勘察基础上的，显示了其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与严肃的批评精神，在于以一种最高的思想文化艺术标准(以世界名著作为标准)来衡量、评判，表现出对文学的神圣精神的坚定立场与对文学事业的热情拥抱，是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高扬与持守。是值得尊敬的。
刘川鄂对池莉的批评，同样显露了批评的严肃与执著。在《池莉论》中，他将池莉定位于“一个著名作家，一个平凡市民”，“一个会编故事，擅长媚俗的通俗作家”，并强调“丝毫没有贬低意思”，并细说其理由：一、作者多次自称；二、作家以描写“小市民”生活出名，这类题材写得最成功；三、作家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这也是对于该书书名的说明。他在对池莉的生活与文学道路做了简略的回顾以后，首先评析了池莉的散文创作，从她和张爱玲这两位女性作家对服饰、女人、跳舞、生活习性多方面的自叙对比，见出了两者的“高低”。“在她(指池莉)的文章里，我们没有感到多深的文化，多大的学问，在张爱玲的文章里我们有了深深的感受。而且，还感受到了智者的机趣。”张爱玲比池莉“强多了”。他甚至也认为：“把池莉与张爱玲比较，真是太残酷了。”(注：《池莉论》第一章。)他在评价池莉的《老武汉》(城市风光习俗评介)时，既肯定了其“精当的分析评价”，“敏感细腻的女性眼光”，又指责其未能达到的“批判眼光”，认为其对家乡的赞美有些“夸耀”，应写出武汉作为城市的“杂与俗”。至此，作者也感到评价“有些苛刻”，甚至可能“射偏了方向”。这时读者感到，并不是在单纯评价池莉笔下的武汉，更多的，是在批评自己感受到的武汉。
他认为，池莉的市民题材小说，通过“主人公对自身状态无数感受的总和”吸引读者，“并激活自身的生存体验”；“还原了现象的无限模糊整体性，为读者情感体验的介入敞开了无限的空间”，展现了其主人公们尽管遗憾却也坦然面对生存的困境与烦恼。刘川鄂对池莉批评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其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认为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是一些负面形象，是以市民文化去贬抑知识分子文化。这也许对揭示知识分子的消极方面有一定警醒意义，但却不利于真正克服知识分子的缺点、提升社会精神境界(注：《池莉论》第二章。)。
在《“池莉热”反思》中，他以对池莉作品及评论池莉的广泛了解为基础，进一步表达了对这位女作家的看法。他对‘热’做了剖析：“热”在于作家“朝通俗文学的方向又迈了一大步”，迎合了大众的渴望、趣味、好奇心与审美方式，对世俗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缺乏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
可以说，刘川鄂的这些见解显示了较高的鉴赏力与理论概括能力，同时也对作家过多的认同市民生活价值，有其消极的一面，提出了善意的而又严厉的批评。
三、完美批评的主要特征
完美批评体现了这样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展现了批评的锋芒。相对于文坛上大量的温和批评，完美批评以尖锐的语词、严肃的态度，对文坛上有影响的名家、名著，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剖析、评判，直指作家作品的缺点。是在一片赞扬之声，加入了复合的不同声部，有针对性的商讨。文学批评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作品成就的肯定性探析，另一方面是对作品不足的否定性揭示。“完美批评”的重点，显然在后一方面。它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从而批评作品的不足。在批评中，论者的态度是严厉的，对他所认为的作家、作品的不足，是难以容忍的。在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中，是毫不讲情面的。当然，不讲情面是指不以个人的友情作为评价的基础，或作为处身立世的发言准则，而是以全部的热情专注于文学的神圣与人文精神的纯洁。
二是体现了批评家的真诚。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批评家之间，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但是，中国当代文坛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使文学批评常常背离其学术的、思想文化的、艺术的内在本质。粗暴的政治批判，使作家胆战心惊，形成了对批评的恐惧与厌恶；以作家为中心的评价体制，使作家感到优越、高人一等或几等，形成了对批评的轻视与偏见；火爆的商业化渲染，使一些作家以肉麻吹捧为自我评价，形成了对批评的蔑视与收买。另一方面，批评家对粗暴批评的有意回避，也同时放弃了批评的尖锐与真知。诸多原因，使批评与创作的对话，成为批评者的献媚与争宠。在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规范的形势下，批评或者可有可无，或者无足轻重，或者听命于人。当批评不能决定自己或衡量自己(有时被迫，有时主动放弃)，批评就成为没有影子的清风，没有力量的水沫，轻飘飘的，难以独立。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开始强健，批评的有力量的独立的声音开始发出。批评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重要的是要真诚地表达，按照学理来说话。李建军、刘川鄂等对名作家作品的否定性批评，是与作家真诚的对话，是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敢的举动。这种真诚，可以意味着是对应着社会、文学、良知三个方面的。对于社会，他们所强调的，是提升社会文明。刘川鄂批评池莉创作，是要揭示其创作的负面消极因素，认识其中的失误，有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李建军批评陈忠实，则是为弘扬人文理想和“真正的批判精神”。对于文学，他们则更多地表现出真诚的热爱，李建军所看重的是“文学的价值和力量”，“敢于正视罪恶和苦难，敢于说出真相”，揭示成就，也分析问题(注：《陈忠实论》，25、299页。)。刘川鄂写道，“读了她这么多作品，回顾她的创作道路，我对她充满了敬意”。她“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非常难得的”(注：《池莉论》，241页。)。在尊重作家的同时，却不回避、不忽视自己认为其具有缺陷的方面。这正是他们所形成的对文学的一种圣洁的理解。如李建军所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说真话。”(注：洪治纲：《批评的苛求之路——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4期。)正是有了对社会、对文学的真诚，他们的批评才显现出了面对自己的良知，不藏不掩，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维护着批评的尊严与批评家的操守。真诚，给他们以勇气，给他们以道德，给他们以力量。所以，他们脱颖而出，以真诚的批评活动，参与文学事业的建设。
三是批评标准的高度，为最高级、最全面、最完美。批评高标准，甚至可以说，至高标准，是完美批评追求文学完美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刘川鄂说：“以世界优秀文学为参照来审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是我的惯常思路”，中国的鲁迅、沈从文，西方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乔伊斯等，自然成为衡量池莉的一种标准(注：《池莉论》，242、220页。)。在李建军那里，我虽没有找到直接的宣言，对《白鹿原》的多方比较，也都是以世界文学中普遍公认的经典作品为评价尺度的。应当说，以世界文学的高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足，对打开中国作家、评论家的视野，是有很大好处的(注：庄周：《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后记》中说，“世界级度量衡”是我们评论的出发点。这是本文将其称为“完美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放眼世界，博取众长，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是有出息的表现，才是有进取的姿态，才是有信心的标志。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问题，也是文学批评的问题。“完美批评”的求美求好，从新的角度向人们作了响亮的提醒。
四是追求全美的方法。在以至高标准对批评对象作热烈充满激情，而又冷静异常严格的评判之时，批评家采取了求其全美的方法。《白鹿原》虽然是重要的、最成功的作品，也依然受到了严格的检验和评判。池莉的市民题材创作尽管是有积极贡献的，但还是被以更多的持批评态度的方式所对待。在刘川鄂看来，池莉作品“伤”痕累累，仅“硬伤”就有100多处。由于标准很高，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影响、最有特色的作家，在李建军看来，莫言的作品《檀香刑》如“甲虫”(注：《大象，还是甲虫》，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言其徒有色彩斑斓的外表，不能称为大象——力作)。贾平凹的《怀念狼》，占全了“一切坏小说的毛病”，池莉的《看麦娘》则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注：《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如此看来，水至清则无鱼。标准太高则难有作品能入眼，这种批评在整体上的倾斜，应当引起批评者的注意和自省。
四、完美批评的反响
完美批评作为一种潮流，此前还未曾被概括、命名、评论。但是，作为完美批评的代表事件，却已引起了文坛内外的注意。
李建军因“直击”陕西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作品的缺点，而被称为“直谏”，引出了一场文学事件，其中自然有传媒的鼓动与介入，但也显示了文学观念、批评方式所带来的新冲突(注：李震：《“直谏”风波与陕西文坛之怪》，屈雅君：《批评的超越》等文章，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批评的当事者之间，作家、批评家们对李建军的批评方式。也有相对立的声音。肯定的意见认为：李建军的这些做法对我们打破文艺评论的沉闷的空气是有好处的，“赞赏他这种坦诚风格和批评精神”。反对的意见认为：“揪住一点就不及其余，通过一个细节就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这样的批评并不可取。”讨论不仅在批评家、作家之间进行，还吸引了西安《三秦都市报》的广大读者关注和表达意见，同时表达出改变文学批评现状、改变文学批评风气、发展健康的文学事业的热诚而良好的愿望(注：文波：《“直谏”陕军引起震动》，白烨主编，《2001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讨论之后，《文艺争鸣》陆续发表文章，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刘川鄂的《池莉论》出版之后，也引起了一场文学事件。《南京日报》就池莉对刘川鄂批评的反应，向大众公布消息。池莉认为这是某些人借“酷评”急于成名的行为，表示充分理解。含蓄地指责刘作是“酷评”。刘川鄂则投书《中国青年报》，题为《严肃的批评不是“酷评”》。发表刘的文章时，该报又发表了新近对池莉的采访，供读者评价。刘文还透露了先前池莉的反批评意见，还上了因特网，他就是从那里获知的(注：《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13日。)。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刘川鄂在《池莉论》之后，便没有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而李建军则陆续在《文学自由谈》、《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继续发表文章，对一些作品作了新的批评。笔者注意到李建军、刘川鄂等人，还有许多“完美批评”以外的论著。本文并非是对李建军等人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做全面评价，而是从“完美批评”这一潮流的角度，选取他们有代表性的文章，将他们看作是“完美批评”的参与者、代表者。
2002年4月6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奖项“冯牧文学奖”，其第三届的“青年批评家奖”授予了包括李建军等在内的三位批评家，表现出对李建军文学批评特点的鼓励和肯定(注：《文艺报》，2002年4月9日。)。
李建军、刘川鄂分别获2001年、2002年“文艺争鸣奖”。由《文艺争鸣》杂志社邀请国内有重要影响和学术威望的评论家，评选发表在其杂志的论文。李建军的论文《捍卫人们权利、价值和尊严》，批评对象是非虚构类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两部作品，此文入选，显露出李建军推崇强烈的人文精神，在犀利的批判中审美，在鲜明的爱憎中直言。表现出评论界对其文学批评成果的肯定。刘川鄂的获奖作品为《池莉热“反思”》，同样表明评论界对其的肯定与鼓励(注：《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2003年第2期。)。
由于李建军批评成果的不断扩展，他已开始引起批评界、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先有吴俊的《独发异声的文学批评家》，又有洪治纲的《批评的苛求之路——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注：吴俊：《独发异声的文学批评家》，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洪治纲：《批评的苛求之路——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4期。)，评论家李建军已成为文学批评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我的视野中，他不仅是有个性的批评家，而且是“完美批评”这一潮流中的突出代表。
五、对完美批评的讨论
完美批评潮流，如一阵劲风，给文坛吹进了新的思路，如一团烈火，给文坛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我认为，从总体上，应当肯定完美批评，它所显示的批评家对文学的热情与忠诚，对批评家人格独立精神的坚持，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弘扬与表达，对批评风格多样性的实践与探索，对批评中求真、求美、求独立精神的追求，都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这一批评潮流的探索，也启发我们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坚持文学理想的高标准，处理好学术修养与现实问题的关系，分析评判文学现实的复杂现象，如何既率真地表达个人意见，又同时尊重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等。
李建军、刘川鄂两位博士，当然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高学历，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学术文章中)，又有多年的文学阅读经验积累，并持有丰厚的文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基础，论人衡文，自然显现了很高的文学批评标准，且对世界、中国的文学名家名著也非常熟悉，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点、趣味、批评方法。这是很可喜的。以作品相比较，以名著与批评对象相比较，或以理论家的规定原则为出发点，衡量现有作品，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式，是以比较为方法的推理形式。这种比较，可以产生两个向度、两种效果。两个向度：一是看到了批评对象的优点，感受到优秀作品与经典作品相似的一面。二是看到了批评对象的缺陷，感受到作品(或优、或劣)与经典的差距，有没有价值。两种效果：充分肯定批评对象的优点，可以增强作家的自信或自傲。充分否定批评对象的缺点，可以促进作家的自省或自卑。从“完美批评”的已有实践来看，他们偏重的是后者，以否定批评对象的缺点(《陈忠实论》例外)来清理文坛的缺陷，达到文学的圆满。
对池莉是这样，对莫言、贾平凹也基本是这样。这样，完美批评就成为一种以完美的标准去要求(或衡量)作品是否完美的批评。而具体来说，否定性批评占了大多数。这是值得批评者深思的。平心而论，排除对主题认识理解的分歧，按照作品所具有的艺术创造和鲜明特色，池莉、莫言、贾平凹当为中国当代的出色作家，获得了大量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几位作家也并非不可以批评。但我感到，刘川鄂对池莉的批评态度尽管热情、诚恳，但以“小市民”名之，忽略了“市民文化”的复杂内涵。市民文化，既有值得肯定的以人为本(是同以神为本、以灵魂为本、以权力为本、以官僚为本相对立的，具有合理因素)的现实意识，也有注重实惠，轻视理想的泛俗取向(泛俗，即包含了通俗、庸俗、世俗、习俗的混杂)。在具体批评中，虽然刘川鄂注意到了池莉创作的积极价值，但是将其放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中来审视，对其成就评价偏低(它比那些以性事取悦读者、以虚假欺骗读者的作品，要高雅得多)。而对其负面影响的比重，又看得过高。因而，以“小市民”名之、概括，会使读者按习惯的理解，产生了对作家的贬视。而李建军不断地以莫言、贾平凹、池莉新作作为文坛病象的新标本，既显示了可贵的批评精神，人无贵贱，货看真假优劣，但同时也让读者模糊了对现时文坛的基本估计。其中，一个重要的值得注意的问题，便是如何使用完美的“世界级”标准，来具体衡量现实的作品。
李建军以名著经典来衡量《白鹿原》的几方面时，显示出他对其的十分珍爱，也表露出他对《白鹿原》能作为世界经典的潜在渴望。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小问题，每一个(部)作品都是具体的，它无法涵盖所有作品的优秀因素。最优秀的作品如同名模特，都是独特的，是历史地具体地形成的、统一在一起的，包括它的缺陷。当我们以瘦(或高)为美时，胖(或低)自然出列。反之亦然。同时，标准的先定性、抽象性，既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尺度，但同时又把我们引入了可能忽略对象复杂性的方面，忘记“尺度”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心愿，又是一种简捷化的坚硬，它本身是没有弹性的。在实践中，完美批评考虑过多的是批评者的至高标准与自身趣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文坛的具体作品的历史现状。从提高中国文学的目标出发，如果使读者得出的印象是，整个中国文坛病象泛滥，这大概违背批评者的原有心愿，也不利于文坛的清醒。因而，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希望完美批评在行进中注重自我调整，适当加强对有些作品本身优点的肯定，从而提高作品，提升作者的视觉高度。
在完美批评实践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评者所见的缺陷、硬伤，有一部分可以视为艺术观念、艺术趣味的不同。比如，李建军批评《檀香刑》，“婆婆挥舞着小脚，持着刀子扑过来”的“挥舞着小脚”，是“不可思议”；德国兵“宛如四根没有生命的木棍子”费解，“难道还存在有生命的‘棍子’吗?”(注：《大象，还是甲虫》，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就应当属于对艺术描写的不同理解，不同的艺术趣味。刘川鄂指责池莉作品有100多处“硬伤”，其中有些也可以商量。比如，称路边摆冷饮摊的老太婆说“汉口的人都不怕死，搞不好要出人命的”，是“细节失当”。原因是，她仅凭问话断定这是汉口人。知识分子戚润物是一个有大学文化、有良好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在大街上像泼妇一样破口大骂，还说稚气十足的话，“王自立能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就应该可以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硬伤性质是‘性格失真’”(注：《池莉论》，177、180页。)。也表明与作家的理解不同。(以上几例，是为了行文简便，并非从所有例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对于艺术观念不同而引起的不同见解，批评家应更多地给以谅解。同时，博士给作家挑语言的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句法、字词错误，优秀中学生就可以完成。同时，我也想对“硬伤”说几句。如果抽象地说，“硬伤”是指作品中的明显失误(注：《池莉论》，155页。)，我并不反对。但是，“硬伤”还是要按照医学的“骨伤”来对待为好，即是对作品有重大影响的伤残，至于个别字词之误，我看应当作“肉伤”、“皮伤”一类的“软伤”。批评家应给以适当的宽宥。毕竟，中国教育有十年“文革”的历史背景。而有深度的批评家们，更应该注重自己的注意力、才情的使用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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