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思想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管理总是“受到特定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并且“管理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越能够取得成就”。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独特的管理文化，构成不同于西方管理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准确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特点，才能继承和弘扬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推动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周易》及儒、道、墨、法等众家学说及其历史延续、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各家学说的主张和侧重点不同甚至对立，如《周易》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修己安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定计”、“应敌而变”等。但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家学说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治国安邦”、“平治天下”、走向“大同”。只是各自开出的“药方”不同。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社会管理文化，表达着各家各派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理想抱负、基本认识和实践策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管好人也是管理好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的关键所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人为本的观点最早是由先秦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尚书》中就有“惟人为万物之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中也提到：“民者，君之本也。”这都充分肯定了民众是君王治国理政之本的道理。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从桀纣失去天下的教训，得出“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的结论。苟子“君舟民水”的比喻所揭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理对后世君主的政治管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西汉政治家贾谊总结性提出了“民为政本”的观点，成为传统管理文化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
人本管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在重民、贵民、富民、安民等思想上，并坚持以“富民”为基础。孔子之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孔子在回答冉有关于卫国的施政目标时，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苟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有恒产者恒心”。儒家提出的“使民以时”“政在节财”、“薄税敛”、“惠而不费”、“通工易事”等管理主张，都意在使统治者“制民以恒产”以富民。当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管理文化，主张“富民”之后，需要“教之”，使百姓懂得“仁义礼智信”，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使百姓安心，使社会安定。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政是儒家人本管理思想的根本要求。“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既是礼制和伦理规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是对人的自觉关爱，所谓“仁者爱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以“个体的人”为中心不同的地方。“仁”在管理中的具体要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道”，不能把那些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管理措施强加于被管理者，“推己及人”才能管好别人，达到组织内的人际和谐。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管理者应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引领众人。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要把对人的关爱落到实处，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前述孔子提出的“养民”、“惠民”、“裕民”等主张，都是儒家“仁政”对管理者的具体要求。
与西方理性文化、契约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本位的文化，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家庭伦理规则延伸为国家治理的原则，这在管理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道德管理的特别推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是儒家管理追求的理想方式，管理者通过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自我管理）来实现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进而实现家庭、组织、社会的和谐。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首先是对管理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儒家“为政以德”的管理强调的就是管理者的“以德为先”，也强调对被管理者的道德教化，激发起道德自觉性。所以，传统管理文化特别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成为被管理者的道德楷模，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道德行为来实施管理，凝聚群体意志，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目的。这里，“修己”是伦理要求，也是管理方式，儒家思想不只是一种“修己安人之学”，更是一种“安邦治国之学”。儒家这种基于道德的管理与西方传统管理文化基于权力与职位的领导方式不同，而与现代管理文化中注重价值观、强调发挥伦理领导力则有相近之处。简言之，中国式管理主要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实现的，是一种德治为主、自我管理为先、“仁政”为目标的管理哲学。
变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中的“易”就是变化，所谓“生生之谓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儒家讲求权宜之变，倡导“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经”即“常”，是“经常不变的法则”，是“变中不易之常理”，也就是管理的基本原则或“常道”；“权”是通权达变，对应着“经”，是随机应变的管理艺术。“权”是“经”在特殊之事中的运用，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采取相应的变化，去实施具体的管理。只有“执经”与“达权”相和合，才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当然，“权不离经”“权不舍本”，对于儒家管理文化来说，无论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或技巧，都只能是“仁术”，即在以仁为本、以诚为本的前提下的具体方法。在此意义上，儒家反对任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运用“权谋”或“诡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却主张管理上的变通与灵活性。
“礼之用，和为贵”。“和合”、“和谐”是儒、道、墨、佛等各家各派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集中反映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精神。西周时的史伯已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萄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道家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和谐强调不同乃至对立因素间的平衡、和睦、互补与融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论是身心、群己、天人之间，还是阴阳、刚柔、内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都不是把它们推向二极对立，而是寻求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所谓“中庸”，其本质也是追求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汉代贾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传统管理文化中的“和谐”、“中庸”思想强调适度、协调的管理原则，要求在处理问题时避免走极端，注重在各种管理的制度、方式、方法中寻找最佳的结合点或平衡点。总之，既承认和尊重差别性、多样性，又善于博采众长，融合创生不同的事物或要素，通过宽猛相济、仁礼相谐、德法并重、执中行权等管理方式，达到身心、人际、群己、天人之间的和合，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要求。
当然，传统管理文化中也存在许多与现代管理不相适应的方面，如重义轻利、重德轻才、关系本位；偏重于内在道德修为，而缺乏外在的功利追求；长于对“人”的管理、道德管理方面，而短于对“物”的、科学的管理方面，等等。特别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自然小农经济、专制皇权统治的经济政治结构基础之上的，尽管内蕴丰富、独具特色，但是与诞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工业生产及其组织形态——工厂制度（企业）基础之上的西方管理文化相比，存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差。继承和弘扬传统管理文化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中去，而是把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在当代管理实践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传统管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西方管理文化的“中国化”。这本身仍符合传统和谐管理文化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