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经济研究论文,关于加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5-18
1 世界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加速向东转移，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格局迅速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出现新的分化与组合，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
地缘政治，就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按照地缘政治的基本法则，在国家关系中，对抗与结盟一般是不可避免的。二者手段虽然不一样，但目的是一样的，即均谋取领土、资源等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的支配权力及控制权力。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构成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经济手段成为国家确保自身独立和安全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保证，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经济集团化)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随着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渗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成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器”，竞争与合作互相渗透愈来愈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模式。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二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尽管地缘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间的合作，但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竞争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进化的基本法则，合作不过是国家实现更有效竞争的手段。地缘经济上的竞争虽不以领土扩张和占领为目的，但仍以利益空间的扩张为终极目的。冷战结束以来，国家间的军事对抗相对弱化，但地缘经济上的斗争比以往更加激烈。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国家之间、地区间围绕原料、市场和资金的争夺往往都伴随着结盟与对抗，其结果可能是使对手丧失市场或原料来源，最终导致经济的窒息乃至崩溃。同地缘政治斗争一样，经济大国或经济集团在与对手的竞争中，特别注重“占领”那些介于“心脏地带”(经济大国或强大的经济集团)之间的“破碎地带”、“缓冲地带”，即那些政治经济形势不很稳定或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且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占领”的形式主要是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与文化交流、人员培训等等。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超过2.0万亿美元)和第二大进口国(1.8万亿美元)，世界几乎每个地区的最大经济体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或最大出口市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和亚太诸国调整或制定新的国际地缘战略。近年来，美国加紧实施战略东移，我南海、钓鱼岛等主权争端升级，周边安全形势趋紧，正是中国力量迅速上升引起的一系列外部空间效应。可以预料，在亚太地区，未来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更加激烈，并或将引发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以史为鉴，方知兴衰。历史上，世界格局的转换从来都不是一个风恬浪静的自然演替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残酷争霸过程。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从全球高度树立宏伟战略目标，评估自身面临的地缘风险和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积极寻找战略结盟对象或经济合作对象。大国不懂地缘政治的代价十分巨大。中国要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并最终完成民族复兴，就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现战略思维的深刻转型，用能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地缘理念、思想和战略为民族之发展指明方向。
2 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学科
从思想渊源上看，地缘政治学诞生于政治地理学的母体之中，地缘经济学则是由地缘政治学衍生而来。朴素的地缘政治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而近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则源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1897年拉采尔出版《政治地理学》，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认为国家这个“空间有机体”像生长在陆地上的树木一样牢牢扎根于土壤，因此一个国家的特征将会受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区外的影响，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要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1]。之后拉采尔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地理学，于1901年发表《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一文，创用“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一概念，此文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发端。拉采尔认为，对于健全的“空间有机体”来说，通过领土的扩张而增加它的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他甚至还认为，获得生存空间的整个过程，不仅会使国家更加强盛，并将使其人民更加坚强、更富于进取，这样才能适应这个不断扩大的领土[2]1917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论(Rudolf Kjellén，1846-1922)在《国家有机体》一书中对拉采尔的思想进行了阐发，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这一术语，并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3]。他不仅赞同国家有机体理论，还形象地把国家组织与人体器官相比较，认为决策的中心城市为大脑，交通为动脉，武装是防御，自然资源为供养生长所需之粮食。毫无疑问，拉采尔和契论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和错误性，它给不断延续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并最终发展成为纯粹的领土扩张理论。
几乎与拉采尔同时，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于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心脏地带论”。麦金德通过对人类数千年历史与各种战争的分析，认为东欧、中亚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组成了历史、经济和战争史上最重要的心脏地带，特别是当时铁路的出现，使其坚信陆地力量将给过去的海洋霸权带来冲击和挑战[4]。这一思想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5]。麦金德是虽然没有使用“地缘政治”一词，但他的理论却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对20世纪的世界政治影响深远。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罗伯特·唐斯在其名著《改变近代历史的16种书》中，认为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16种著名学说类似，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6]。
继拉采尔和麦金德之后，地缘政治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早期达到鼎盛，西方许多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投身到地缘政治问题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和美国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地缘政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理论上已经积淀了丰富而又厚重的遗产。直到这一时期，地理学者仍然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因一度成为纳粹的理论工具而遭到唾弃并归于沉寂，但美国等国家地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没有终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7]、斯蒂芬·琼斯(Stephen B.Jones)[8]、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J.Gottman)[9]对地缘政治问题都曾有重要论述。70～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以及世界贫困、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等问题的出现，西方地缘政治学得以复兴，出现所谓“新地缘政治学”，并被带回到国际论坛的核心，地缘政治学说被广泛引进到国家外交政策的报告中。除地理学外，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最有影响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的“大棋局论”[10]、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11]等。不过，这一时期地理学家仍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美国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aul B.Cohen)。他先后出版了《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他以地缘战略区域(Geostrategic Region)和地缘政治区域(Geopolitical Region)两个标准对世界进行划分，提出“多极世界”地缘政治模式，是目前西方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说之一。正如科恩所说，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的地理学[12]。地缘政治学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家所处局势的战略背景进行研究，对世界整体的认识是地缘政治学最终目标和辩白[13]。地缘政治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是空间性的，但它所研究的主体却大量取自于其他社会科学。因此，地缘政治学既建立在地理学广阔深厚的学术土壤上，又扎根于政治学的思想积淀中，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性。这种交叉性是由地缘政治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形式所共同形成的，它决定了地理学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基本功能和地位。从空间角度看，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互动过程可看作一种空间过程，而对其中空间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恰恰是地理学的范畴。换言之，地理学可以从空间角度去思考和认识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而在本质层面上，地缘政治是地理因素通过成本-收益函数对国家“经济人”的战略决策等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和过程，它反映了恒久的地理因素对国家行为的驱动和决定。
总之，无论从学科的起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看，地理学一直都是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地理学家以其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地理学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决策的社会实践价值。
3 地理学者抓住机遇作出贡献
由于地缘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成为德国法西斯的扩张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基本属于禁区。但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地缘政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包括谢明诺夫(Семёнов，Ю.Н.)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与美帝国主义》、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和平地理学》、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普雷斯科特(Prescott，J.R.V.)的《海洋政治地理》、戈尔什科夫(Горщков，С.Г.)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等。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地缘政治学研究也逐步“解禁”，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主题的著作超过百部，有关论文超过千篇。但这些成果基本上是由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完成的，地理学界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且主要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理论，极度缺少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成果。
地缘政治学从空间的视角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因此，地缘政治学在学科关系上应属于世界地理学科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世界地理学科曾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全国主要地理机构(研究所和大学)均有从事世界地理研究的人员，并在研究区域上形成明确的分工。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非洲(东非)、东南亚和苏联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侧重西欧和北美的研究，南京大学侧重非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侧重东北亚和苏联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侧重北美洲的研究，河南大学侧重大洋洲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侧重拉丁美洲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世界地理工作基本是以介绍国外情况为主，而且集中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的学者甚至专注于某些国家内部局部问题和个别要素的研究，极少有人从综合和世界整体的角度研究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当地缘政治学于90年代在中国迅速发展之时世界地理学科却每况愈下并最终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由于学科发展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也因而没能从学科蜕变中演化诞生。到20世纪末，全国的世界地理研究机构几乎全部关闭或处于名存实亡状态，世界地理学科的队伍已不复存在，地缘政治学基本完全失去了学科依托。
值得肯定的是，在地理学界也有少数学者坚持世界地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使世界地理的学科队伍不至完全消亡。如，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部分教师长期坚持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的研究，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少数教师长期坚持中东问题的研究。由中国地理学会主办、华东师大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地理研究》杂志始终坚守阵地，维系着中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刊登了一系列较高质量的有关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的论文，已成为中国地缘科学领域重要的学术期刊。但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界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人员极少，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这种状况与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母体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符，与中国地理学庞大的学科队伍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当前，国家发展亟需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大力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问题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发展的需要，地理学家理应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建议：
(1)地理学者应紧跟时代的步伐，高度关注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准确把握国家利益之所在。地理学者既要加强地缘政治—经济哲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要重视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变动态势以及世界重要地区的研究。既要重视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心脏地带”(经济大国或强大的经济集团)，同时要重视对“心脏地带”之间的“破碎地带”、“缓冲地带”的研究，如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中南美等皆属这类地区。
(2)地理学界需要尽快组织队伍，明确方向，通过分工协作，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和全国性的研究网络。各地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应根据原有基础和当前学科、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区域。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已成立世界地理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也已成立新的研究机构或恢复原有研究机构。在此，呼吁其他地理单位尽快组织研究队伍，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3)要在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能向国家提交更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思辨性的咨询报告，向社会展示地理学界对世界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当前尤其要重要对周边地缘环境、疆域安全、资源能源供应地及海上运输通道等问题的研究，及时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