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政策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金融危机席卷东亚、肆虐俄罗斯、震撼全世界的情势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和发展趋势备受国内外关注。
1998年，中国经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总体表现良好，可以基本实现预期的增长目标。
严峻的考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已历时一年多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呈现出持续化和向全球蔓延的态势，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加深。这场金融危机，以去年7月初泰铢贬值、10月新台币主动贬值、 11月韩国金融危机爆发，今年初印尼经济政治危机激化、5 月以来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7月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 迄今已掀起六次强大的冲击波。在这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中，国际金融投机资本趁势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香港虽然成功地捍卫了港元联汇制，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影响不可避免地要传导到中国内地。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去年基本上还是间接的和不太明显的，而今年则越来越直接和明显。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最突出地反映在外贸方面。1～10月，全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较上年同期的增幅降低达21.9个百分点；今年5月和8、9、10 月出现多年未有过的出口负增长，月同比分别下降1.5%、2.9%、6.7%和 17.2%。其二，入夏以来，中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长江流域和松花江、嫩江流域水情尤为险恶。全国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了气壮山河、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但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并延缓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7 月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本应上升却继续回落，重要原因就是洪灾的影响。其三，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和国内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多年积累的两个深层次矛盾迅速表面化。一个是体制机制性矛盾，主要是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个是经济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大量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形成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国际国内竞争加剧的形势。这两大深层次矛盾，如果说此前还基本上处于半隐半显状态，今年以来则迅速浮现于表面。具体表现在，众多产业和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大批企业开工不足，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加剧，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呈现出持续价格负增长；企业经营效益大幅度下滑，国有工业到10月末尚未摆脱总体净亏损局面；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加大，金融机构尤其是某些地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潜伏的金融风险加快暴露出来。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1998年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设定了三大政策目标：经济增长8%，通货膨胀率（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表示）低于3%，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现三大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以投资拉动为主导，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在发挥国内市场巨大潜力的同时，大力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稳步推进各项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以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加强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保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二）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目前消费需求难以像改革开放头20年那样快速增长，只能是相对平稳增长。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通过国家“让利”补偿改革前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形成的居民消费“欠账”，这一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居民收入增长将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十分突出。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品供给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够匹配，以致在城乡之间、高低收入群体之间出现了消费断层。这个矛盾，短期难以根本解决。三是实行住房商品化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初始阶段难免在一定程度上要抑制居民即期消费增长。四是居民消费由“温饱”向“小康”转型，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实际上，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还是相当快的，只不过相对于自身前一时期显得平稳。在此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以增加投资为主导，应是正确的选择。为此，3月份在重新审视、估量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之后， 确定将今年原计划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调整为15%。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投资预期紊乱，加工工业的市场风险增大，此类竞争性投资领域也不宜由政府直接介入，应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由政府启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显然也是正确选择。
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国际市场的开拓。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更具有紧迫性。通过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不仅有利于发挥我国现有生产能力，减轻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加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对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实现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三资”企业已大量存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勾通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只有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受锻炼，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配合上述宏观政策基本取向，实施了相应的金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偏重于运用金融手段和货币政策。这是由于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居民储蓄成为社会总储蓄的主体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方式是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同时，这也是近几年在抑制通胀、实现经济“软着陆”中成功地运用了金融手段和货币政策之后，合乎逻辑的延续。今年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由前几年严格控制信用投放转为适度加快投放，这一转向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已开始；二是金融调控方式进一步减少直接手段，加大间接调控的分量；三是强化金融监管，整饬金融程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此，国家和金融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改革举措，包括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推行资产负债比例和风险管理，两次较大幅度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发行特种国债，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央行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以扩大基础货币供应，恢复债券回购业务，发布多个指导性、规范性文件以促使商业银行加大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和加强资金风险管理，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果断处置那些风险极大的地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等等。可以说，今年运用金融调控手段和货币政策的举措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对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不大明显。究其原因，除了金融货币手段的政策效应本身时滞较长外，主要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矛盾和经济结构性矛盾表面化，导致银行“惜贷”、企业“慎贷”倾向（这从市场风险意识和约束机制强化的角度讲应是好事），加之出口增长放慢和套汇逃汇现象抬头，结果出现了与金融当局货币政策方向相背的经济内生性通货紧缩迹象。上半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3373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加187亿元； 外汇占款下降274亿元，而上年同期是增加1387亿元，相当同比少投放了1661 亿元。M[,1]的增长速度，1997年末为16.5%，今年上半年逐月下滑， 到6月末降到8.7%，因此，多方面都反映资金很紧。鉴于这种情况，下半年转而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目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上半年运用财政政策的力度有限，主要举措是适当调高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增加了一些用于支持再就业和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以及配合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减下来的准备金转换为财政发行的特种国债用于充实银行资本金。7、8月份，国务院提出并经人大批准再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定向用于农林水利、生态环境、储备粮库、交通通信、城乡电网、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作为建设项目资本金投入，带动相应的信贷资金和其他资金投入。这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了货币政策效应，已开始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到7月末， 新增贷款开始超过上年同期，1～10月各项新增贷款达到8421亿元，同比多增加1274亿元。 加强结售汇管理，开展大规模打击走私的斗争，在实现其主要目标的同时，也起到了配合金融、财政政策的作用。M[,1]的增长速度逐月回升， 7月末为10.5%，8月末为10.9%，9月末为13.2%，10月末达到10.3 %。
随着以扩大内需为基调的各项宏观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景也越来越明朗。从需求方面看：1～10 月按月度统计口径统计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已比上年同期增长21.2%，7～10 月当月的增幅分别达到22.9%、26.9%、33.8%、28.4%。据此趋势，即使集体、个体投资是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也将超过1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季度增长6.3%，二季度增长5.7%，三季度增长7%，1～10月累计增长6.5%，10月当月增幅为7.6%，下半年以来呈现出增速平稳上升趋势。预计全年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率可达到7%左右，实际增长在9%左右。对外贸易，虽然出口增长明显放慢，但因1～10月进口下降0.7%，贸易顺差仍有所扩大，预计全年的净出口不会低于上半年。从生产方面看：农业因自然灾害和调整种植结构，夏粮和早稻减产近200亿公斤，但秋粮增产更多， 全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仍可达到或略高于上年水平，农业增加值可增长3%左右。 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自8月份开始止跌回升，1～10月累计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2%，其中9月和10月当月的增速达到10.2%和10.6%。预计全年工业增加值可增长9%左右。 工业产销率的上升较之生产增长速度的回升更为明显，一季度为93.78%，上半年累计为94.86%，1～10 月累计为95.79%。企业减利增亏的幅度相应逐步缩小。国内生产总值， 一季度增长7.2%，二季度增长6.8%，三季度增长7.6%， 前三个季度累计增长7.2%。从上述投资、消费、进出口、 工农业生产等指标变化趋势看，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还会上升，可以基本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预测值在7.6～7.8%之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1～10 月比上年同期还下降2.5%，预测全年将下降2%左右。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在高位上继续有所增加。中国经济这种良好的总体表现，为缓解金融危机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现在，国际社会一方面对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又对下一步的走势不无疑虑。国内经济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和调控目标的选择，歧见颇多。
我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是由三个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有良好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顺利实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和过渡。中国政治稳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路线、目标都已明确，并经过20年的实践检验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这种良好的政治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所未能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第二是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800美元左右， 无论是城市或农村，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服务业，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外资看好中国的主要原因。虽然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但与那些国内市场狭窄、过分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同，在国际市场环境不利时，仍可凭借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三是有高水平的储蓄率。中国目前社会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预计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储蓄率。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利用外资，但投资资金80%以上来源于国内储蓄，并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过份依赖外资，以致一旦外资撤出就陷入经济衰退。以上三个基本因素既是长期起作用的，也是中国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能够站稳脚跟、表现良好的基础性因素。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已创造了年均增长率近10%的佳绩。那么，在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这里假设中国经济也有西方国家反复出现的那种短周期波动，笔者对此的怀疑见后文），是否仍然会再现这种高速度？宏观政策目标是否仍应追求这种高速度？我认为，由于下述三个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不大可能也不宜去追求改革开放头20年那种近10%的高速度，宏观政策目标应是力争实现年均7～8%的持续适度快速增长，着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一，体制因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由打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破旧相对容易，由此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已基本释放出来；立新则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渐进过程，近期还难以促成经济高速增长（这里讲的是10%左右的高速，不是一般的高速）的新的体制条件。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其他方面改革，尚可以较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唯有国企改革可资借鉴的东西极少。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经验”无非是全盘私有化（有的说法隐晦、含蓄一点，实质还是一样）。当然，我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但这种调整、改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不是搞私有化，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实现形式，人类历史上尚未有过，几乎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一步一步探索。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须知这种攻坚依然是渐进式的探索前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举攻克。
其二，供求因素。经济增长是需求和供给双向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过去在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下，几乎不存在需求约束；改革之前以强制积累方式形成的重工业基础和某些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又为改革以来迅速增加解决温饱所需要的供给能力准备了物质条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供求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消费品和主要生产资料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明显强化；现有供给能力虽然规模相当可观，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很不适应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带来的整个需求层次提高和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必然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新的一轮结构调整，不同于以往数量平面扩张式填补短线的调整，而是以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压缩、淘汰那些过剩的落后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实现体制、组织、管理、技术、产品、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难度要大得多，时间也更长。因此，在短期内还难以形成能够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
其三，国际因素。过去的20年，世界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和快速增长时期，国际市场容量迅速扩大。我国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成熟产业大量转移出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方面。而以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扩容明显放慢。即使不出现这场金融危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日趋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也相继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外贸出口也难以在原有结构层次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此相关，吸引外资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整和新的探索阶段。过去我们引进的外资，70%左右是港澳台和国外华人华侨的中小资本，其投向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轻加工组装业、餐饮业、房地产业，注重短期回报。现在，这些投资领域的市场需求已趋于饱和，有的甚至出现了经济泡沫。近年来开始引导这些外资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但怎样解决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与外商单个投资能力较小、追求短期回报的矛盾，尚在探索之中，以致出现了一些假合资真举债、承诺固定回报率等违背国家政策的不规范现象。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我们更着重吸引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财团来华投资，它们不但资金实力雄厚，而且真正拥有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此类投资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是长期占领甚至垄断我国国内市场。在积极引进此类投资时，如何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在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监管办法等诸多方面都还未做好准备。前一段时间关于“保护民族工业”的议论，就反映了这种实际存在的矛盾，也势必引起外商的某些疑虑。解决这个矛盾，也需要一个探索过程。
确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目标，应基于对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科学判断和当前现实条件的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国内经济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本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8～9%，最高不超过10%；下世纪头十年，年均增长7%左右。“八五”期间的实践证明， 连续几年高于10%的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八五”高达年均12%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的一面，主要是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全国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活力增强；也有不尽合理的一面，即某些领域出现了过热现象和经济泡沫，因此需要实行“软着陆”。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波动，从统计平均数看，中长期总是与其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长潜力大体吻合的。中国“九五”计划确定年均经济增长8%，意味着整个90 年代加权平均的年增长率就是10%，所以8%并非低速度，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 只是相对于“八五”叫做“适度快速”增长。“九五”计划实施的头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6%和8.8%，按此计算，后三年只要达到年均增长7.2%（今年接近8%，明后年只需7%）， 就可实现“九五”年均增长8%、整个90年代年均增长10%的目标。1997 年的经济增长率与许多经济专家年初的预测相反，比1996年不是上升而是继续平稳回落。这并非由于宏观政策过紧，下半年出现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当年经济增长还未造成大的影响，而是由于前述三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已在悄然变化。我认为，“九五”后三年，中国经济正由本世纪最后20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向下世纪头10年年均7 %左右的适度快速增长过渡。从国际比较看，7%也是高速度， 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但全国上下已习惯于多年来10%左右的高速增长，而且东亚金融危机引发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危机， 使中国今年经济增长8%成为一种“信心指标”。最终结果可能略低于8%， 这也是很出色的成绩，也不会因此而动摇信心。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难点也在于以7～8%的适度快速增长创造出不低于、甚至高于过去以10%的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就业水平。
（四）
关于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和调控目标，现在国内经济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今年，调控目标应为8%或8～9%；另一种看法认为，1999 年经济增长的难度比今年更大，调控目标宜定在7%或7～8%。
从目前看到的一些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中，我感到前一种看法的三点主要依据值得商榷。一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的短期理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今年下半年已开始走出低谷，下一步应是逐步上升到周期的波峰。我认为，虽然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类似于西方经济学描述的短周期波动现象，但中国经济这种周期性波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那种商业周期，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周期”。西方经济学的长周期和中周期理论可能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因为它反映了科技革命由渐变到突变导致固定资本周期性地大规模更新。西方经济学的短周期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是否已经形成了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商业周期，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我对此还有怀疑。二是依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明年是建国50周年，又是澳门回归之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高一点，至少不低于今年，才能鼓舞人心。这是从非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大，非经济因素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现淡化趋势。今年政府启动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相当大，但市场主体跟进的程度大大弱于以往，就是一个证明。三是依据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主张经济增长快一些。但经济增长有它自身规律性，要受到市场需求、供给结构、体制机制、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单纯取决于劳动力供给量和就业的需要。此外，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市场化社会化水平和就业机制下，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认为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大体与今年持平或略有降低，但仍属于适度快速增长，宏观调控目标宜定在7%， 实际工作中争取超过，这样比较主动。其考虑的依据是，尽管明年经济增长有很多有利因素，特别是今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将在明年上半年更明显地体现出来，但需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东亚金融危机的受灾国虽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原因和直接导火线，但这场危机持续化和向全球蔓延，则是有其深刻的共同的国际经济背景的。一是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初级产品到汽车之类复杂技术产品以至半导体芯片，可以说几乎所有成熟技术制造业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表明世界经济面临一次新的结构大调整。由于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实质经济领域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和利润增长点。知识经济的兴起，虽然促成了美国在本次经济周期中长达80个月以上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今年二季度开始放慢、三季度又加快），但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大约只占美国经济总产出的1／5～1／4，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大约只有5%左右， 尚不足以扭转世界经济由于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使增长放慢的总趋势。据美国《幸福》杂志（Fortune）介绍，1997年全球500家最大公司销售额总计仅增长0.2%，市场销售利润率只有3.2%，其中有45家大公司亏损。销售利润率在10%以上的有50家大公司，微软公司销售利润率最高达30.4%，但按销售额排序却名列400位，名列前10 位的都是汽车、石化、商贸等成熟技术制造业和传统产业。在实质经济领域生产普遍过剩、利润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稍有疏漏，就可能由于生产能力盲目扩张形成银行呆坏帐，或由于大量资金流向投机性很强的股市、房地产等领域形成泡沫经济，从而埋下爆发金融危机的祸根。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在国际间迅速流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层出不穷。这一方面给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又导致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运动严重脱节，大大增加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并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世界货币市场的交易量每天高达1.2～1.5万亿美元，其中与实业的投资、生产、贸易等实质经济活动相关联的不到3%，97 %以上都是从事金融投机。国际金融炒家的翻云覆雨，成了一大世界公害，但按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游戏规则”，而任何一个国家都又难以单独与之抗衡。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但由于各国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绝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正是由于上述的国际经济背景，即使IMF和世界银行已动用约2000亿美元， 也未能平息这场金融危机。时至今日，仍不能排除这场金融危机又一次掀起震撼全球的强力冲击波。因此，我们对明年的国际经济环境，要立足于出现最坏的可能性，应有再次突发金融风暴、导致事态进一步严峻化的准备。东亚有的重灾国现已开始出现金融和经济趋于稳定的迹象，这对东亚经济复苏是一个好兆头，从中长期看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就明年而言，我国外贸出口可能比今年难度更大。因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由于对内对外支付困难，不少企业破产倒闭，出口能力受到破坏，其货币的非正常贬值并未带来它们出口的迅速增加，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今年还主要反映在这些国家进口需求急剧萎缩上。而当这些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出口能力得以恢复时，其货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就会呈现出来，反而会在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二，明年运用金融、财政手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比今年要小。在运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今年可以说是凡有可能使用的办法基本上都用出来了，明年进一步扩大信用投放将受到资金来源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高且还在上升等因素的制约，还需要考虑到市场物价开始止跌趋稳进而逐步回升的走势。在运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财政收入增长放慢，收支缺口扩大，对债务的依存度迅速上升，也会使明年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缩小。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明年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与此相应的货币政策，但这种短期政策实行的程度，必然要受到中期仍需坚持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约束。中期坚持适度从紧，目的在于为推进“两个转变”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保持必要的市场压力。如果由于短期政策调整过度而影响中期政策转向，是不明智的，将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
为保持经济持续适度快速增长，今后几年必须坚持和完善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方针。这不仅是我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短期方针，而且应作为长期发展的重要方针。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总需求中以国内需求为主体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更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为了使保持必要的速度与提高增长质量、效益统一起来，使当前经济增长与长期发展统一起来，今后几年在继续实行扩大内需方针时，应力求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结合：第一，把增加有效需求与加快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现在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根子还在于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创新能力不足。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创新，由新的供给能力创造出新的需求，乃是把扩大需求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第二，把投资需求带动与促进消费需求合理增长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扩大内需以投资来带动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增加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历史经验业以证明，如果只在增加投资与投资品生产中自我循环，是难以持久的，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当前，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启动，应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加大投资力度。第三，把加快基础设施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关键还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首先要结合和依托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相关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抓好新一代重大装备和重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产化。第四，把改革、发展、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一贯的基本方针。这里讲的三者结合，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有其具体内容。鉴于明年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限，需要深化改革去消除增加有效需求和实现供给结构创新的体制障碍与政策瓶颈，以拓宽经济增长的空间。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为此，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投资；积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机制，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把严格金融监管与提高金融效率结合起来，促使金融机构用好、用活信贷资金，积极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有效地支持经济增长；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扩大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权，加快自营出口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转变；住房制度改革和各项配套政策应抓紧落实到位，使住宅业尽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增加政策的清晰度，使居民清楚地知道哪些方面、什么时候需要由自己掏钱，要掏多少钱，从而放心地安排即期消费。加大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着重增加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加强对下岗职工和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除继续加强和完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管外，应适时出台遗产税、赠予税，积极创造条件用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险税来取代现在“三家抬”的做法，并可考虑开征利息税（现在名义利率低实际利率偏高，居民消费倾向不高，应是出台利息税的好时机，且操作成本低，又可避免进一步降息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用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相应建立财政的社会保障预算。此外，还有必要全面清理过去在短缺经济和高通胀时制定的许多限制消费的政策，有些应予以废除，有些应作调整。第五，把开拓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有能力实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有一个税制界限并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明年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除努力保持价格竞争力外，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注：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统计资料和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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