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0年图书情报教育改革国际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情报论文,图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iSchool联盟的成立，成为国际图情教育走向新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iSchool运动对Ll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审视，面向未来对LIS的定位、目标和任务提出了新想法和新的核心要素[1]。作为对图情领域教育改革的一次有力推动，iSchool运动势必对国际范围内的图情教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本文拟对2005年以来国际图情教育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概览近5年以来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趋势，并考察iSchool运动对该方面研究的影响。
1 iSchool及其评价
2005年以来围绕iSchool的产生及发展趋势引起的介绍性、评论性研究成为国际图情教育研究中的热点，其中iSchool与传统LIS教育的关系是研究人员观察和探讨的重点。印第安纳大学波明顿分校图书馆与信息学学院主任Blaise Cronin在其广被引用的《认同危机？信息学院运动》(An I-dentity crisis? The 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一文中阐述了iSchool的发展历史，以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协会ASIST和美国计算研究协会CRA为参照，提出：随着iSchool运动的发展，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协会联合会ALISE(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也许会面临成员摩擦、成员参加CRA或现有成员成立另外一个协会的境况。Blaise Cronin同时指出，iSchool运动拓展了原有领域，但LIS仍然面临认同危机[2]。
在谈到传统LIS教育与iSchool的关系时，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院长Ronald L.Larsen认为，21世纪数字信息资源占据了主要地位，导致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和通讯科学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3个学科之间的逐渐融合正是iSchool的明显特征。另外，他认为，图书馆学是iSchool章程的基础，其与其他信息学科的融合是iSchool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3]。Ronald L.Larsen与Richard J.Cox从档案学和iSchool的发展历史和目标着手，认为档案学的基本要素和概念对iSchool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强化iSchool的档案学教育，并认为档案学在新时期的任务可以为iSchool 增加更大的价值，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4]。
借用其他理论工具，阐述LIS到iSchool的发展轨迹，进而发现iSchool的本质，这一研究工作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阿拉巴马大学、马里兰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息学院的3位研究人员运用分形理论①解释从LIS到iSchool的演化过程。发现LIS学科像一个分形体，具有规律性的边缘，在发展方法上具有自相似性。大多数成为iSchool的学校在它们的哲学理念上展示了分形周期机制的作用。iSchool已经将图书馆学纳入其核心，LIS对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包含正促使一个新学科的形成[5]。阿拉巴马大学信息学院教授Danny P.Wallace认为图情教育向来缺少统一的标准名称，各学校的院系名称和学位名称不一而足，且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iSchool和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工作组的最终报告再次引发关于图情教育本质的讨论。Wallace主张用数据说明目前LIS教育的走向，以及iSchool对LIS的影响。通过对比有ALA认证课程的高校在1979～2008年间图情专业的招生数量，Wallace发现现有数据并没有显示iSchool有过多潜在的不利影响，也没有证明LIS学院正在抛弃图书馆学而转向其他。LIS教育的底线没有显示出分裂的迹象，对该领域的拓展利大于弊[6]。
由于以往国外LIS教育多侧重于硕士阶段，相应的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多重于硕士教育的探讨。iSchool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士教育研究逐渐被重视。2009年的iSchool年会开启了对博士教育的研究。2009年5月，马里兰大学信息研究学院主办了首个关于iSchool博士教育未来的研讨会，对iSchool博士教育的进程和合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2010年7月发表的《首届iSchool博士教育未来研讨会：问题、挑战和启示》(The First Workshop on the Future of iSchool Doctoral Education:Issues,Challenges，and Aspirations)一文中，该院4位研究人员论述了iSchool博士教育的潜力和面临的挑战。该文讨论了iSchool博士教育的有效教学方法、iSchool 博士教育理念的共享、在创造该领域共性的同时保证其多学科性、增强博士生的多样性、增加iSchool博士教育的布点、促进iSchool博士教育的新研究和合作、iSchool博士教育新的资助途径等问题。文中指出，为各iSchool的博士生设立统一的系列核心阅读材料和课程不可行也不必要。在已经确立的学科中建立核心课程有助于强化学科地位，但在一个像信息研究这样正快速发展的学科中，任何核心课程都难以赶上社会变化，也难以代表该学科的宽度和多样性。该研讨会着重讨论了未来研究方法的教学，认为应为博士生讲授定性、定量和其他研究方法[7]。
在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相关协会主办的通讯中，常常发表介绍和讨论各iSchool教育实践的文章，如在2010年《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协会通讯》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副院长Mary Lynn Rice-Lively介绍了该院在全校开展本科教育的做法。她指出，对于德州大学这样较具规模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对于实现学校的愿景非常重要。该院虽然没有本科层次的教育，但也在为学校的本科教育做出贡献，曾为全校的本科生开设“儿童文学”、“信息研究概论”、“网络信息”、“信息与文化”、“信息与人”、“信息与技术”、“在虚拟世界中工作：利用第二人生”、“网络安全”等主题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但信息学院开设辅修专业面临着师资、资金和选修学生信息管理等问题[8]。该文为图情学科和专业如何提高在全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何利用学校政策迎合学校教育需求以引起学校决策者的重视和关注提供了启发。
LIS是一个与信息和信息管理最为密切相关的学科，对信息环境的变化具有高敏感性。新信息环境下信息机构的工作方式及内容发生变化，要求着新型信息人才，LIS教育必须对时代要求做出回应。iSchool 运动也称“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致力于以信息、技术和人相互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成为近年来国际LIS教育改革最显著的举动。在人类迈向全面信息化社会的新信息环境下，传统LIS教育在定位、内核、规划、路径、方法等方面需要做出大的变革。iSchool是否代表了LIS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LIS教育改革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和替代方案，需要认真考察。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和教育界对iSchool的本质以及其与传统LIS学科和教育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很多研究人员质疑iSchool的作用，如Blaise Cronin所指出的，iSchool运动虽然拓展了原有学科领域，但LIS仍然面临认同危机。iSchool章程虽宣称致力于信息、技术和人的相互关系，但经过5年多的发展，它的特点并没有表现得很鲜明。虽然它被认为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特征，但它与其他学科如计算机学科的关系与分界并不明朗，不利于人们对其准确、清晰定位，所以也没有解决LIS学科发展的社会认识度问题。但iSchool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它是对LIS教育进行改革的一种明确的模式，LIS教育改革应该还有其他路径，但基本框架都尚未提出，iSchool则至少明确了其努力方向，而且对于人们重新认识LIS学科、增加关注度还是有用的。其实，不管是iSchool，还是其他什么School的教育，适应社会发展，满足学生、家长和雇主的需要，引领信息领域的发展，才是LIS教育改革的基本准则。LIS领域目前面临的危机远远不是使理论研究更加接近于业界的关注，也不是重建核心课程和认证标准，而在于展示其在信息处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权威性[9]。
2 LIS教育模式改革
与iSchool研究紧密相关而又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重点是LIS教育的改革问题。对传统LIS教育的审视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iSchool运动促使了这种审视的全面化和深入化。大多数研究人员认识到了新信息时代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人员工作环境的巨大变化，并强调这种变化对于LIS教育的意义。
2.1 LIS对职业竞争力的培养
国内外LIS教育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关注本领域教育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LIS 学生职业竞争力作为LIS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系Birgitta Olander副教授提出，鉴于学生毕业后有30～35年的工作时限，LIS学生所掌握的技能应该可以在2040年还有用，指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图书馆员应具备的6大技能：出色的社交技巧，以利于与同事和用户的有效协作；与用户良好沟通的技能；信息管理技能；掌握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变化保持开放心态；策略能力。Olander还主张LIS教育应教授学生掌握以下构成职业竞争力的知识：理解信息如何在个人和组织之间被搜寻、传播、共享；管理信息并使之对潜在用户有用和可被获取；设计系统以从信息源中抽取新知识的能力；理解信息在不同环境中的战略和战术上的重要性。LIS教育机构应该整合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理论知识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和邀请信息专家作为补充[10]。国内有学者指出，LIS精英和合理人才梯队的培养需要LIS核心内容的确定作为必要条件[11]。
2.2 LIS教育的变革方向
新的信息环境下，技术变革重塑了信息领域，图情学科处于十分关键的转折点上。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和信息学学院院长James K.Elmborg认为，LIS教育需要重新确定目标和教育方法以使毕业生可以引领这个领域的未来，LIS教育要有全球的、技术的、批判性的视角。结合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理论，James K.Elmborg认为图书馆是以效率和价值中立为原则的机构，已经将这些概念内化到图书馆事业并体现到了LIS教育中，未来的LIS教育应重塑这些传统。在21世纪，图书馆想继续发展必须在双重意识的引导下进行全面变革，在保持传统伦理和价值的同时对其加以拓展[12]。
有研究人员通过对学校管理人员、LIS学院的教师、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课程体系规划和发展重点、学院在学校中的定位成为受访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结论与ALA有关LIS课程的标准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技术”、“课程评价必须由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包括学生、教师和潜在的雇主。”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包括相关利益方的第四方，即校友和做聘用决策的从业人员，他们将能对学院的成功程度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提供更加深入的观点[13]。
2.3 LIS的跨学科/多学科属性
LIS的学科属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特征、发展现状及趋势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回顾LIS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LIS教育具有多学科的传统，1928年芝加哥大学设立LIS博士之前，该学科领域内的教师就具有广泛的学科背景。20世纪中期，教师普遍拥有了LIS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到20世纪末，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博士毕业生受聘于LIS学院，增加了该学科的多学科性。但有研究人员提出质疑：教师和LIS博士生的多学科性能否推动LIS学科的发展或者是否会促使LIS学科的分化？[14]《数字图书馆员教育的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 in Education for Digital Librarianship)一文从培养数字图书馆员的角度对LIS的多学科性提出疑问：将课程体系集中于数字图书馆是否必要？如果不是必需，那么应该在传统的课程体系中增加什么内容才能使馆员获得数字图书馆所需技能？结合iSchool的发展，该文作者提出“数字馆员的培养是否正在将LIS教育推向更大程度上的多学科性？”“当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教师进入LIS领域从事数字图书馆的教育，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价值有多少能够被保持？”“未来数字图书馆的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认为这些问题在LIS教育进入多学科的时期需要重点考虑。作者最后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将数字图书馆员所需技能的教育整合到图书馆员教育的一般性课程中，这是图书馆学以往面对新技术时的一贯做法[15]。
研究人员对LIS学科属性的认识存在不同之处。在我国，LIS的学科性质一直是学界思考和争论的问题，产生了五种不同的观点，分别认为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综合科学、应用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16]。国外的研究人员对该问题一直以来也有不同的看法，Dick，Archie L.1995年撰文认为LIS是社会科学，有着规范的、中立的术语概念体系[17]。Audunson Ragnar认为，LIS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更像一幅拼图，有三种发展途径，分别是职业的、学科的和专业的，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导向，即技术的、社会的和人文的。其中学科和专业导向的LIS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在本质上是学术性的，前者曾经占据优势，但却忽视甚至割裂了与实践的联系。他还指出需要在专业视角下整合不同学科，实现多元化[18]。
2.4 LIS危机说及其应对
LIS教育的危机说曾随着一些LIS学院的关闭在学界兴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院长Andrew Dillon总结了危机说的来源和各种观点，认为LIS面临的危机其实主要有两种，一是暂时的，与技术变革紧密相关，另一个是长久的，即质量控制问题。关于前者，Andrew Dillon认为技术已经渗透到LIS领域的方方面面，对于21世纪的LIS学科具有基础性，大量的技术性课程不可避免。但他同时提出，这些并非LIS教育忽视所有图书馆实际问题的借口，图书馆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并不在技术的作用范围之内。Andrew Dillon同时指出，如果LIS教育总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必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质量控制就是这个长期被忽视但极端重要的因素。他乐观地认为，危机同时意味着转折点和决定性时刻，信息的组织与管理、数字鸿沟、社会的信息素养水平、公共信息的自由获取等当前社会的主流议题正为LIS教育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会[19]。圣爱德华大学Thomas W.Leonhardt教授同样也不认同危机说，认为LIS教育已经满足了学生和雇主的要求，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的问题正是因为距离现实太近而无法认清当前的大好情势[20]。
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主席Gillian Hallam用数据说明澳大利亚LIS教育的发展变化，认为LIS教育是一个个人、大学、培训机构、雇主和行业协会共同合作的过程，LIS教育的发展并不单单是教育机构的责任，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如何密切合作，推动LIS领域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需求[21]。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媒体与信息学院Paul Genoni教授结合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趋势，对澳大利亚LIS教育的处境表示担忧。Paul Genoni教授认为，近年来，由于高校聘任条件的提高、年轻教师发展空间的缩小、工资待遇的不足以及澳大利亚老龄化社会和退休潮的到来使LIS师资建设面临严峻挑战，而这将直接导致本已脆弱的学科处于危险境地。随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三级制的改革，高校将划分为三个等级：研究型大学、教研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LIS虽然分布于三种类型高校中，但主要在第二和第三类高校，研究经费面临缩减。Paul Genoni教授建议，在LIS发展危机面前，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应该做到：继续进行严格的课程认证；业界和学界保持互通，让业界关注学界的问题；鼓励包括CPD在内的多种教学方式；鼓励和支持学界和业界的研究；在LIS面临明显的关闭危险时，时刻准备保护这个学科的发展[22]。
3 LIS课程体系建设
2005年以来，LIS的课程体系建设和改革仍然是LIS教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有关议题得到了广泛探讨，具体涵盖有：新信息环境下LIS课程体系建设和改革的背景、原则和目标；课程设计和优化途径；继续教育和在职教育的课程安排；课程体系评估及有关LIS院系在本硕博阶段的课程建设和研究等。
3.1 新信息环境对LIS课程体系建设的影响
新信息环境对信息人才和数字图书馆员要求的变化通常被认为是LIS课程改革的直接动因。美国图书馆协会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2009年发起对未来15年研究图书馆员的展望，列出了到2025年研究图书馆员可能面临的26个问题和趋势，并对这些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进行了排序，希望对LIS教育和课程改革提供参考[23]。知识时代图书馆员应具有科学素养、技术素养、信息素养、文化素养和全球性意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思维被认为不再能满足图书馆用户的需要，图书馆员需要新的技能[24]。澳大利亚教学理事会资助启动了一项关于在技术快速发展时期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对技术与知识的需求调查项目，对76位图书馆员的访谈结果表明，Lib2.0并不被认为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新变化，图书馆员个人的特性而不是资质是未来图书馆员和信息人员制胜的关键因素[25]。De Bruyn Ton对新信息环境下LIS教育的着重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目前LIS教育的范式已经揭示了整个LIS 课程体系中缺少整体性，LIS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具有分离性，技术控制了LIS学科[26]。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认识到，要在教育模式和课程设计层面不断审查和更新教学内容和方式以迎合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需求，并尽力形成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谢菲尔德模式。该院院长Sheila Corrall针对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和信息市场人才需求，阐述了信息学院课程改革的措施。Sheila Corrall指出，理论与实践的完好结合是该院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得益于聘用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广泛职业关系网络的研究人员、客座教授和图书馆业界知名人士，学术联络馆员作为兼职教师也与该院签订了正式合同。另外一个特征是该院提供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除了传统的硕士和博士教育外，还提供职业认证、专业文凭、本科学位，以及如化学信息学、健康信息学、电子与数字图书馆管理、信息素养等专业硕士学位，并提供继续教育课程。该院教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同其他学院的合作，如其信息系统理学硕士是与计算机科学系进行合作教学的，而信息系统管理理学硕士则与管理学院展开了合作教学。Sheila Corrall指出，该院通过与业界(包括其高级专家顾问小组)交流、学生和雇主的反馈、与校长的会谈、学院领导到其他地区的访问等途径形成了培养复合型信息人才的谢菲尔德课程模式，将传统的专业人才分为三组，即图书馆/信息科学专家、信息技术/媒体专家以及学术/学科专业专家，又可以分别称为“内容”、“路径”和“知识领域”专家。据Sheila Corrall介绍，该院对课程体系的审查仍在继续，课程模块的调整仍在进行深入地讨论和论证[27]。
为了迎合新信息环境的要求，雅典技术教育学院图书馆学和信息系统系通过文献回顾，和其他国家LIS学院课程体系的比较，对刚毕业学生、有关雇主、信息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等途径，确立了新的课程目标，在新目标的指导下将整个课程划分为3大块：一是通识教育块，该模块将提供强化理论学习的课程，如“书写的历史和信息技术”、“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博物馆学”、“艺术史”、“文学”等以提高学生的认知和文化水平；第二个模块是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该单元的课程如“信息系统”、“多媒体”、“搜索技术”、“知识管理技术”将提供有关信息技术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第三个模块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组织管理，该模块将包括两大部分课程，一是管理类课程，如“系统分析与规划”、“馆藏管理”、“记录管理”、“研究方法”、“信息政策”、“文献保藏与保护”等，二是信息提供类课程，包括不同学科领域信息资源与服务的原理和方法。该系建立了评估方案对新课程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创建了一个数字图书馆作为配套提供相关文献资料。该系认为，在LIS教育中应不断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坚持整体性原则和面向职业的原则，以最终建立起新的学院形象，提高学生应对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和不同工作岗位的能力[28]。
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信息机构的工作和服务在方式及内容上的新变化要求LIS学院提供相应的课程。西蒙斯大学LIS学院的Ross Harvey教授从图书馆传统的保藏工作在数字时期的变化着眼，对图书馆保藏工作的去中心化趋势进行了批评，反驳一些馆员提出的“重视保藏是历史的倒退”的观点，认为传统形式和数字形式信息资源的保存仍然是图书馆的重要任务。LIS课程的改革尤其是iSchool课程体系的构建，没有能够反映出图书馆的这一工作重心。数字时代保存信息并使其具有可获得性对于用户来说非常重要，数字馆藏和物理馆藏在保存方面的高度相似性以及新的管理思路，可以为新的课程设置提供良好基础[29]。Tatjaha Petrinic和Christine Urquhart从医学图书馆的工作出发，对图书馆学要进行通才教育还是专长教育提出了疑问。通过对16位图书馆员的面对面访谈和一个医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抽样调查，发现在LIS教育中应重点突出教学技能、外展工作技能、营销技能、研究技能和方法、学科知识和管理技能，以使他们适应医学图书馆领域的快速发展需要，而目前LIS的课程设置中并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作者建议LIS学院更新课程体系，囊括教学技能、高级搜索技能、项目管理技能、研究方法、统计学技能以及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课程设置应注意鼓励学生理解通用知识的必要性，同时提供机会深入研习一些学科知识[30]。
公共图书馆在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中的核心作用，使终身学习的技能成为LIS教育必须提供的一个单元，所以从教学方法上提高人们的信息素养是LIS 课程结构改革的目标之一[31]。
3.2 LIS课程体系的现存问题
近几年的研究还从雇主、学生等的期望和需求角度反思了LIS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Bace Martha A等以编目课为例，认为多年以来LIS学院的编目教育和雇主的期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很多图书馆的管理者认为LIS学院教给学生的技能还不能达到编目岗位的初级要求，学界应努力填补这一差距[32]。埃塞俄比亚亚斯亚贝巴大学的Wondimeneh Mammo通过对两所大学LIS课程设置的观察及对图书馆雇主和雇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总结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与信息科学硕士和图情本科专业的具体课程与雇主期望之间的距离。在信息系统本科专业课程中，信息系统概论、系统分析和设计、信息系统和服务管理、数据通讯和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基础、系统和网络管理、信息存储和检索概论、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等课旨在解决通用技术问题，总体上缺少了诸如知识组织和馆藏发展的内容，所以与图书馆雇主的期望之间产生了差距[33]。印度安德拉大学LIS系的R.S.R.Varalakshmi 调查了印度LIS学院的学生和LIS领域的有关雇主，指出为了让学生在未来高科技环境中具有竞争力，必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学习作为一个重点。尽管学界有观点认为不应该让技术课程覆盖了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但图书馆从业者却强调必须教授学生技术技能、软技能和管理技能，所以学界应该进行自我调整，对社会变革保持开放[34]。Bharat Mehra，Kimberly Black和Shu-Yueh Lee同样希望通过实证研究以探讨特定地区图书馆对LIS课程的需求情况以及LIS学院的课程供给情况。三位作者以试点研究的方法，通过网络调查了美国东田纳西州公共图书馆员对专业图书馆学教育及相关知识、技能的需求，对当地LIS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和其他地区LIS教育机构的远程教育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提供系统的、个性化的课程内容[35]。
3.3 LIS具体课程的改革
LIS具体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也为相关教学和科研人员所重视。知识管理、信息检索[36-37]、信息素养[38-39]、数字图书馆[40]、编目[41-42]等课程的改革受到了广泛研究。如对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课程的研究，研究人员论述了KM课在LIS中的作用，认为KM教育对于LIS来讲，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好处：拓展专业视角、提升专业形象、培养学生的额外竞争力、促使馆员工作专业化、为LIS毕业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43]。同时有研究人员发现KM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面临着继续发展的困境。通过网络调查和对KM相关教学人员的访谈，发现KM在LIS领域遭遇的主要挑战是人们对它的看法，以及它在LIS教育中的地位，认为需要在人们的认知方面作出改变，LIS学院也需改变它们宣传和包装KM课程的方式[44]。上述研究人员也认识到，KM作为一个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研究领域，在不同的学院对应不同的课程，各学院都在竞争对这一领域的掌控。这种竞争关系应该为合作所替代，在LIS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在KM教育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应该与其他相关方如商学院和业界进行联合[45]。
4 LIS教育的教学方法和质量管理研究
4.1 新教学方法的研究
随着LIS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LIS教学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在LIS的教学实践中教学人员创造出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南非彼得马里茨堡大学信息研究项目负责人Fiona Bell在其论文中介绍了LIS的服务性学习方法。运用南非开展的“社区-高等教育服务合作”CHESP(Community Higher-Education-Service Partnerships)倡议中的LIS服务性学习项目以及西开普大学的一个类似项目，使读者了解到在服务性学习方法中，通过学生、社区、服务提供者三方的合作，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认识社会所需，可以加深对学科的理解并在服务实践中运用和巩固所学的知识，这不仅会增强学生的知识经验、公民责任感，同时也给社区带来长远利益。这种服务性学习方法虽然耗时但却是一种自然的且有重大意义的LIS教学方法[46]。
Joyce Yukawa提到在LIS教学中运用实践社区模型，基于信息和总结性评价及课程前、课程中和课程后的问卷调查来构建和管理课程，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支持学生深入理解相关的核心概念、行业惯例、专业认同和领导能力。调查发现网络工具为LIS教育提供了有用条件，同学们对这种学习方式持有的积极态度，显示出面对面教学和通过网络媒体学习已经达到了有效平衡，学生们认为利用网络工具可以发展对彼此的尊重、树立信心、更深入地多样化地学习、对课程更加感兴趣[47]。Deborah S.Grealy和Sylvia D.Hall Ellis从理论到实践路径寻找LIS教育中的教学方式，总结了大量成人自由教育的研究结果，介绍了七种LIS教育教学的策略[48]。
4.2 信息网络技术对LIS教学的影响受到重视
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为LIS教育带来巨大变化，在线教学、远程教育、继续教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选择。Jyoti Bhabal在《LIS教育中的E-Learning：SHPT图书馆学学院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讨论了LIS教学中的在线学习，LIS学生和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施，了解这些对图书馆学专业有用的最新技术，可以让学生更有信心进入当今的就业市场，有效地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49]。这一研究结论与Yunfei Du2004年的研究相一致，后者通过具体的实验调查数据分析了计算机能力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得出LIS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及对远程教学的满意度，最终影响了教学质量的结论[50]。Tibor Koltay强调了免费网络资源对继续专业教育CPE(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重要作用，介绍了匈牙利LIS学院CPE的课程情况。强调网络信息资源、搜索引擎、学科导航、技术资源、虚拟参考等对CPE的影响，同时也提到如何对CPE以外的资源加以利用[51]。Sirje Virkus则看好Web2.0技术在LIS教学中的作用，认为当今社会LIS教育的成功有赖于对新兴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运用，Web2.0技术需要纳入到LIS教学的视野[52]。Sheila Webber和Diane Nahl有类似观点，提出利用第二人生(Second Life)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LIS领域里创造教学的机遇，保证专业的持续发展[53]。Michelle M.Kazmer通过比较在校生和非在校生的LIS在线学习，说明不同的在线学习途径学生的体验和收获不同，对于非在校学生来说，在线学习缺少集体感，合作性学习不甚理想，很少与同学建立密切关系，需要施教者加以注意[54]。信息资源的共享在LIS教学中尤为重要，谈及如何更好地共享资源，Abdus Sattar Chaudhry和Christopher S.G.Khoo建议进行教材分类和建立一个教学资料库，以此提升亚洲LIS学的教学质量，以南洋理工大学和马来亚计算机与信息科技大学为例，证明了在亚洲建立一个LIS学科信息库将更好地体现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55]。
4.3 LIS教学质量管理
质量保证措施和政策是确保LIS学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专业人士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谏言献策。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六个会员国的九所学校进行了电子问卷调查，以求解决该地区LIS教育发展的质量保证问题，发现该地区在LIS教育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LIS专业人士不被重视、学校在该专业的入学政策有待调整、学生和老师的比例相距甚远、教学设施和资源达不到要求等等，认为应从以上方面寻找加快发展、保证质量的措施[56]。Michelle M.Kazmer和Kathleen Burnett对有关LIS教学的内容选择和教学方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综述，以期提高LIS的教育水平[57]。Baiba Holma和Daina Paklana着眼于LIS的教学质量，描述了质量管理在LIS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模型，通过调查反馈结果分析质量管理在拉脱维亚LIS教学中的应用情况[58]。这与Mark D.Winston在《沟通与教学：LIS课堂教育的多样化》中谈及的LIS高等教育中的三阶梯模型及大学LIS学士、普硕和工硕三个类别的质量评估系统遥相呼应[59]。对于LIS网络在线教学的质量问题，Rae-Anne Montague主张LIS在线学习的发展应从在线教育的质量、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共享三个关键因素上提高，认为网络教育给LIS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LIS在线教学已经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仍面临许多挑战。作者表示应通过在线教育机构的合作来进一步提高LIS在线学习的质量[60]。
5 各国LIS教育发展和合作研究
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和iSchool运动的推动，各国LIS领域的研究人员纷纷对本国的LIS教育进行回顾总结、问题剖析和趋势预测，试图认清目前LIS教育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环境，理性归纳其中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尝试寻找LIS教育未来健康发展的途径。
Barbara Traxler Brown对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信息和图书馆学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tudies，SILS)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探讨了英国LIS教育发展中的共性，指出了不同SILS的重要差异，讨论了影响都柏林大学LIS学院课程发展的各种因素[61]。澳大利亚南新威尔士大学、查尔斯斯图亚特大学Concepción S.Wilson等四位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澳大利亚LIS教育50年的发展，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澳大利亚高校中的LIS教育已经从职业教育朝学术化教育的方向发展，在学术化教育时期，LIS学界的职责是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发表高质量的成果，培养未来的LIS专业人才和学者，参与LIS专业和大学的建设[62]。Roy Sanders结合问卷调查和结果反馈，讨论了澳大利亚业界对LIS本科毕业生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情况。Roy的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人员一致认为澳大利亚的LIS毕业生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专业图书馆员的素质，但并不认为这与毕业生的高学历有关，澳大利亚的LIS教育需要进行改革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满足业界的需求[63]。Katherine Howard在论述澳大利亚数字图书馆教育时提到，目前关于数字图书馆教育的研究大多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缺少基于澳大利亚视角的探索。在他的研究中，Katherine对两大目标群体：澳大利亚学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LIS学院的教师进行了网络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总结了数字图书馆信息人才所需的技能和知识[64]。
挪威学者Ragnar Audunson总结了北欧几国的LIS教育传统，认为北欧的LIS教育在传统上是职业教育，目前在转向以研究为导向的学术化道路，LIS未来的发展必须以跨学科替代多学科。因为图书馆不仅是提供知识和文化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检索系统、人们交流和合作的地方，相应地要求跨学科的研究[65]。Leif L
rring对“欧盟LIS课程项目”的内容和各方反响进行了细述，发现在课程名称翻译、课程内容、课程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作者也认为在LIS领域大家认识上的共性很多，这有利于学界和业界的发展壮大[66]。Celia Chain-Navarro对西班牙的LIS教育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了西班牙的人才市场尤其是公共部门的网站管理岗位用人状况，发现LIS教育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应加强公共部门网站和私人网站内容管理技能的讲授和研究[67]。Emmanouel Garoufallou等从希腊目前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着手，阐述了希腊LIS教育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问题[68]。Gayatri Mahapatra讲述了数字时代印度LIS教育中出现的模式、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走向[69]。葡萄牙、日本、南非、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LIS教育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课程设置情况及发展趋势也被广泛讨论[70-74]。
在对国内外LIS教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国际LIS教育在发展路径和所处境遇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共性，在寻求自我发展的同时，开始注重探寻LIS教育地区或国际合作的方法和路径。
Dennis N.Ocholla讨论了目前非洲LIS教育的状况和面临的挑战。据作者观察，非洲的LIS教育正发生快速的变革，但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人们已经认识到合作的好处，但非洲LIS教育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纽带。通过切身经历、观察及对相关领导的采访，作者希望非洲LIS教育形成基本的合作局面[75]。Chihfeng P.Lin和Mei-Ling Wang认为亚洲地区在LIS教育的协调性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本地区LIS教育的紧密团结可以提高融洽度，同时提升LIS教育标准。作者论述了LIS合作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学术观点，总结了在中国、新加坡、泰国等地召开的几次会议的主要观点，分析了这些地区LIS的共同点，并提出地区间合作的可行性解决方案[76]。该文是Chihfeng P.Lin和Mei-Ling Wan2004年发表的关于东亚LIS教育合作研究的拓展。在提交给2004年IFLA大会的论文中，作者指出东亚的LIS教育机构应该在区域合作方面承担一部分职责，尽管有一些国家层面的合作，但像北美和欧洲那样区域水平的合作还没有，关于该议题的文献和研究同样缺乏[77]。
美国、丹麦和爱沙尼亚三位研究人员合作对欧洲和北美LIS教育的协作进行了探讨，回顾了LIS组织的国际化进程，汇集了LIS领域关于国际化的各种争论点。认为在最近几年里，欧洲和北美的许多LIS组织致力于将学生和职员作为地球公民培养，以此加强文化多样性。LIS学院应鼓励学生出国学习，国际化的经历在培养下一代信息专家及促进合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78]。Sirje Virkus和Anna Maria Tammaro指出，最近20年欧洲在LIS教育合作方面的兴趣明显越来越浓厚，这主要来自于全球化挑战引起的强烈反应。最近欧洲LIS学校开始积极地参加共同的活动，几个合作典范已经存在，例如欧洲人图书馆、信息教育与研究组织(EUCLID)等，后者探寻职员和学生之间的互换、研究计划合作的开展、鼓励相互承认课程或部分课程。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北欧人研究院(NORSLIS)希望实现效益、效率在博士教育和LIS研究上的统一。BOBCATSSS项目致力于加强LIS学生和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79]。Patsy Baudoin和Meaghan K.O'Connor对西蒙斯LIS 学院国际合作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探讨，介绍了西蒙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所(GSLIS)“越南学者——图书馆员计划”的初衷、内容和进展，认为该计划是培训缺乏现代LIS教育的地区中国际性图书馆员的模板，这种首创性的成功预示着图书管理专业人才国际合作培训新阶段的来临[80]。
6 结语
在我国，信息环境的变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以及LIS学科本身的发展积累，使LIS教育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相应地，近几年来有关LIS教育改革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利用CNKI数据库，以“图书情报学”为题名检索到2005～2010年间的相关论文340篇；以“图书情报学”和“教育”为共同题名，检索到该时间区间内相关论文33篇；以“图书馆学”和“教育”为题名，检索到相关论文156篇，以“情报学”和“教育”不包括“图书馆”为题名进行检索，获得73篇相关论文。上述研究成果在2005～2010年间的数量分布相对均匀，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可以发现LIS教育问题越来越为我国学者们所重视。从检索到文献的内容分析来看，iSchool、LIS人才核心能力培养、课程体系改革、具体课程的建设等都是研究热点，与相同时间区域内相关国际研究出现较多共性。
在社会信息化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确定LIS教育的改革方向和路径，是学界孜孜探索的重点。2010年10月武汉大学举办了“信息管理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交流会”，分析了LSI教育面临的环境变化，就未来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变革问题进行了探讨，达成了《LIS面向更宽广的信息职业行动倡议》，指出新的信息环境为LIS教育带来了挑战，图书情报教育机构有必要在新的信息全球架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81]。2010年12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系主任联席会议上，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改革也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综观2005～2010年我国学界在LIS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相比较于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笔者认为未来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和加强：一是应注意收集来自毕业生和业界的观点。这里的业界不但指图书情报机构，更包括其他信息机构。正如《LIS面向更宽广的信息职业行动倡议》中所指出：“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更广阔的空间来自于培养在企业、银行、商务机构、网络公司、信息安全等领域中快速发展的新型信息服务人才。”他们的反馈直接来自于实践，更能反映LIS学科对社会的满足状况和存在的差距，能为LIS教育变革提供启发。二是尽早确定LIS教育的改革方向，提出改革框架，达成共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LIS教育改革研究已经不完全是纯理论的作用范畴，整个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强势发展，能否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能否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都需要研究成果的指引。另外，由于各国LIS教育机构面临的发展环境相仿，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对话和沟通也显得非常重要。
注释：
①分形理论由当代著名的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特(B.B.Mandelbrot)在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分形是指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分形的特征是自相似性，目标在于把握事物特征，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本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