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抑制通胀与增加就业三重目标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抑制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1.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
令，国民收入为Y，国民收入增长率为G，则G＝△Y／Y；
令，储蓄额为S，储蓄率为r，则r＝S／Y；
再令，投资额为I，投资效率为q，则q＝△Y／I；
假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S＝I，则qr＝△Y／I·S／Y＝G，即G＝qr。
从上式可见，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会发生波动，关键是由于投资效率（q）和储蓄率（r）两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致的。如果q和r同时上升，那么G就加快；如果q和r同时下降，那么G就减慢；如果q和r反方向变动，那么G的变化就取决于二者中变动大的那一个因素。总之，正是由于投资效率与储蓄率的这种涨落相间、升降交错的运动，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是由储蓄和投资效率这两大因素所决定的。只有在较高的储蓄率，且有较高的投资效率或效益的情况下，经济才会持续稳定地高速发展，而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否则，只要存在较高的储蓄率，且没有较高的投资效率或效益，那么经济高速增长就必然会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结构对于分析我国目前的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并存的原因很有帮助。
2.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不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18年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率相当，我国18年间能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日本一样都是靠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所支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储蓄率在30%以上，近几年已达到40%左右，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后劲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我国每逢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最后又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在这其中总是把调控的着力点放在降低增长速度上，而忽视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以低下的投资效率（q）或经济效益、很高的储蓄率（r）或投资额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1979—1991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年平均为31.8%，其中1984—1991年为33.9%，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由于使用不合理，投资效率（或效益）却持续大幅度下降。目前我国总资金中，固定资产2万亿元，流动资金也是2万亿元，年创造国民生产总值3万亿元，总投入和总产出之比为4∶3。过去我们创造100元产值需要增加流动资金30元，而现在创造100元产值则需要增加流动资金150元。由于投资缺乏效率，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靠大量资金的投入来推动，这必然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92年货币净投放由上年的533亿元猛升为1185亿元，增长了1倍多；1993年又升为1529亿元，增长了32%，结果199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峰13.4%后，1994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达21.7%。日本在60年代也曾发生过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日本的投资效率特别高，使得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所以比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我国现在要治理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提高投资效率，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我国主要靠提高投资效率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那么这样的速度就不存在过高问题，而是越高越好。
二、劳动就业与通货膨胀
1.我国具有明显刚性的就业模式不仅导致了消费基金膨胀，而且还是当前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触及到了传统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但具有明显刚性的就业模式并未彻底改变。现实生活中难以对在业人员进行合理的裁减，经济周期波动时对就业几乎不发生影响，就业很少出现负增长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就业模式不仅导致了消费基金的膨胀，而且还是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主要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以后，经营好的企业职工收入明显增加。但是由于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并不健全，企业无法把大量的富余人员推向市场，这样企业就无法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调整工资水平，工资独立于劳动力供求，只取决于企业的盈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同等劳动获得同等收入的要求不能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来实现，工资攀比的压力无法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而释放，导致工资总水平的超常上升。近年利税与工资增长之比1988年为1∶1.04，1989年为1∶1.8，1990年升为1∶3.26，结果是分配脱离了效益之“钩”，这才出现了1990年国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58%，而职工工资增长17%的怪事。消费基金如此增长速度，在任何国家都会形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具有明显刚性的就业模式不仅容易诱发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原因是：一方面，企业收入差别的拉大导致了富余人员分布的“马太效应”。经营条件好的企业富余人员本来就少，也能够创造条件安置企业内部富余人员；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过剩人员本来就多，更拿不出资金解决企业内部人员过剩问题，在职失业压力更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产品一旦由畅销变为滞销时，企业又无法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减少产量，辞退工人或降低工资，这样就会使有效供给转化为无效供给，货卖不出去便成了经常的事情。此时企业还得支付全部职工的工资，出现卖设备、原材料，甚至贷款发工资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怪现象，并且还可能在扭亏为盈的纵向压力下，继续生产出一部分无效供给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压力必然长期得不到缓解。
2.就业模式的转换虽然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但这是抑制通货膨胀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我国公开的失业率尽管不高，1995年只有2.9%，但企业中却存在3000万人的在职失业人员，大量富余人员的存在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严重低下，有效工时利用率仅在40—50%左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美国汽车企业的一份考察报告指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家分公司人均年产汽车50辆，而我国汽车行业中劳动效率最高的长春一汽、十堰二汽人均年产汽车只有1.5辆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差30倍以上。目前我国的在职失业人员大都在国有企业，这种就业模式使国有企业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目前国有企业亏损面已超过50%，资产负债率高达70%以上。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业模式的转换已迫在眉睫。只有实现就业模式的转换，把劳动力推向市场，让其自由流动，才能有效地抑制消费基金膨胀，刺激有效供给，从而达到消除通货膨胀、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从抑制需求来看，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部分，正如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部分必须通过商品市场才能表现出来一样，也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才能最后确定。当劳动力市场放开之后，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不但不会引起劳动价格（工资）上涨（因为劳动不是稀缺要素而是过剩要素），而且还会由于劳动力供给的竞争促使劳动价格维持在一个均衡状态。同时企业有权招收和辞退劳动者，又会使在业职工对工资增长掌握一个必要尺寸，不致因企业间竞相攀比造成工资总水平的超常上升。
从刺激供给方面来看，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者必然要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特长的职业，从而使劳动力价值得到自我实现，劳动者个人得到充分发展，而劳动者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三、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
1.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最核心的措施是技术进步，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发展战略到具体政策都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应用于生产，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引起资本、设备等物化生产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从而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我国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农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城市在职失业人员已达3000万，将来随着就业模式的转换，要逐步地将这些富余人员推向社会。面对如此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进行技术选择时，必须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资金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技术为辅，即是说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必须向劳动密集型倾斜，要选择多用劳动力的类型，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多增加就业。
2.提高劳动者素质，调整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
我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即失业与空位同时并存，出现了就业难、招工也难的局面，即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或熟练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致使一些企业关键岗位空缺。随着新兴技术和产业部门的不断产生，不仅社会经济运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由于产业分工的不断加强，职业种类日益增多，职业间差别越来越大，使得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必须要树立人力资本的观念，把劳动力作为一个能动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举办各种职业类型的培训班，以尽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也只有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需要。
3.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这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长久之计
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意味着第一、第二产业能够得到质量好、效率高的各项服务，从而使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就业多等特点，在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中地位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吸收劳动力也很有限，不到劳动力总数的25%，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60%左右。因此我国今后应将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看待，坚持政府引导与个人相结合的原则，在政府有计划地扶持、引导和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以安排失业人员的同时，提倡个人根据具体情况从事服务性活动，使一部分待业失业人员转化为个体经营者，更快地促进第三产业吸收就业人口的发展，使之在本世纪末内吸收就业人数达到30%以上。
四、结束语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高经济增长并非一定导致高通货膨胀，即使经济的低增长也并非一定能摆脱通货膨胀的阴影，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例证。我国高通胀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速度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是就业模式的转变，由于传统的就业模式使大量失业人员不在社会而在企业内部，这不仅会使通货膨胀的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而且还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使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步消失，这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要实现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双重目标的统一，必须要转换就业模式。当然就业模式的转换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所以近期内为了缓解就业的压力，要分步地将隐性失业显性化；同时要完善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从长期来看增加就业还得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转换要靠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存在一定的矛盾。就业模式的转换已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再不考虑就业的严峻形势的话，那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在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时必须要考虑我国劳动力多且大量过剩这一具体国情，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资金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技术为辅，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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