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与区域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变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化与论文,区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区域间在发展基础及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对内对外贸易之情况也就照样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了解了这些区别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对推进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言，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区域间净贸易量的基本格局与变化趋势
按照全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各省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货物与服务净流出就既包括了各省对外贸易的净出口，且也涉及了省际间的贸易差额。因此，在研究一国内部各区域间货物及服务净流出与区域经济波动间的关系时，也就不仅需考察各区域发生的国际贸易情况，而且也必须要考察各区域间的贸易情况。[1]由于无法获得区域间总贸易量的相关数据，因而这里我们也就着重研究区域间净贸易量波动与区域经济波动间的关系。
区域间的净贸易量等于区域所包括的省份所发生的省际贸易量的总和，而省际净贸易量又等于该省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货物与服务净流出减去对国外的净出口。其数学表达式为：
为a区域t期内发生的区域间的净贸易量(也即是区域间的净出口)，
和
分别为a区域中的i省在t期内发生的货物及服务的总净流出和对国外的净出口，n为a区域包含的省份个数；同时，对国外净出口按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货物和服务的总流出按当前价格计算。
用上述方法计算区域间的净贸易量不会造成区域内部省际贸易量的重复计算。证明过程如下：
既然如此，那么，按照(1)式来计算区域间的净贸易量也就不会发生重复计算问题。
具体计算中，由于可以收集到的各区域对国外净出口的数据序列的时间跨度只有13年，因此，实际上能够测算的区域间的净贸易量数据序列也就只有13年(以现价计算的区域间的净贸易量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3-2004年，东北和东南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净贸易量总体为正，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总体为负。其中，东北区域对其他区域净出口量呈持续扩大之态势，而且其年均的正增长速度也最快。东南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总量最大，但其增长速度要低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总体为负且波动剧烈。如果再考虑2005年的情况，则中部地区对其他区域净贸易量的负增长速度就最大；而若不考虑2005年的情况，则中部地区的负增长速度便会小于西部地区，同时，中部地区各年度和13年的总计区域间的贸易逆差规模也要远远小于西部地区(2005年中部地区区域间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其1年内发生的区域间贸易逆差就占了13年总和的85％。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周期性的扩张阶段，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市场的需求强劲；由于这一点又恰恰适应了山西、内蒙古等中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特点，因而无形中即导致了中部地区近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内部吸收能力的迅速增强)。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发生的区域间贸易为持续逆差，同时，不仅逆差的总规模最大，而且逆差的扩张速度也最快。[1]
二、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与区域经济波动相互间的影响分析
一般而言，从现实中的需求角度来看，区域间的净贸易量及其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及波动间的关系乃是十分密切的：一方面区域经济竞争力强弱和贸易条件的优劣对比决定了区域间净贸易量的基本格局。[1]实践中，那些经济竞争力强与贸易条件优越的区域，不仅可以将其他区域的内部需求转化为对本区域产品的有效需求，而且还能凭借输出品与输入品间较大的价格比率差来使本区域获得更多的区域间贸易顺差和增进本区域居民的整体福利；相反，那些经济发展竞争力弱且贸易条件差的区域，不仅易于成为区域间贸易的逆差方，而且本区域中的居民的福利增进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与对国外贸易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异常复杂一样，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十分复杂。从短期上看，顺差扩大与逆差减小有利于从外部需求的角度去增强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也说明了本区域经济增长对其他区域需求扩张的依赖性增强；从长期上看，如果输入的是资本品，则短期的贸易逆差扩大有可能从增强本区域供给能力的角度去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劲。考虑到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与区域经济波动间关系的复杂性，再加之“经济波动”又反映的是经济运行特征的短期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分析中也就重点从需求拉动的角度去探讨区域的净贸易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
为反映区域间净贸易量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可借助于外贸和区域经济波动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来加以具体说明。鉴于对国外的货物及服务净流出乃是国家或地区支出法GDP的直接组成部分，同时，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是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的反映，且也是区域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程度的反映；[2]既然如此，某一时期净出口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数学上便可表示为同一时期区域净出口增量和GDP增量间的比率。具体说来，0到t期某区域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计算方法为：
从表2与表3中不难看出，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距很大，而且所反映出的各区域间的经济关系也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一方面是现有的区域间净贸易格局加剧了区域间经济波动的位势差距，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而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差距和贸易条件的优劣又无形中强化了现有的区域净贸易量格局。
具体到每个区域的特征上看，东北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对其自身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东北地区GDP增长与区域间净贸易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只是统计检验值不显著，而且回归模型的常数项也最小。从深层次的原因上看，东北地区的上述特征说明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其他区域需求扩张的依赖性较大；二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不强，因为反映区域间净贸易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力的常数项要远远小于其他区域，区域间相比仅为东南地区的12.5％、中部地区的25.0％、西部地区的77.6％；三是东北产业对其他区域仍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其区域间的净贸易量为正，且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为正；四是东北地区经济与其他区域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这里可能是由于与其他区域间的经济关系的竞争性要强于互补性，因而区域间净贸易量与其自身经济总量之间的统计检验结果就并不太显著。
东南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对自身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但要小于东北地区；同时，GDP增长与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之间又为正相关关系，并且统计检验结果极为显著，回归模型的常数项也最大。这一特征说明：一是东南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强劲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多样化，这突出表现在反映除区域间净贸易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常数项要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二是东南地区经济效率高、产业竞争力也较强，区域间的贸易条件相对优越，这表现在东南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输出量每增加1亿元，即可带动自身的GDP增加12.6亿元，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三是东南地区经济与其他区域间的内在联系比较紧密，自身GDP与对其他区域净出口量之间的统计检验值最显著，且置信度也最高，这说明东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区域间的参与性较大，东南地区经济与其他区域经济关系的互补性较强，内在的关联性也较大。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贸易量增长对自身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这反映出这两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总体较弱，尤其是西部地区区域间的净贸易量增长对自身GDP增长的负向贡献率13年来平均高达-11.78％，而且这一态势仍呈加剧之趋势。此外，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对西部GDP增长的负向贡献率由20世纪90年代的-5.51％提高到了本世纪头5年的-19.43％。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经济内部之吸引力增强以及对区域外产品的需求扩大，同时，也说明了西部地区产业的相对竞争力也呈弱化之趋势，因而其内部需求便更多地转化成了对其他区域产品的需求。中部地区发生的区域间净贸易量对自身经济增长之影响也呈同样趋势，只是其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程度要明显弱于西部地区。还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经济对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的负向响应强度最大，具体为中部地区发生的区域间净贸易量每增加1亿元，则中部地区的GDP就要减少近23.5亿元；西部地区GDP对区域净贸易量扩张之响应尽管也为负向响应，只是这种强度要明显弱于中部地区。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的贸易条件变得相对恶化，而东部地区(包括东南和东北地区)的贸易条件则相对得到优化；另一方面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顺贸易倾向的道路，而东部地区走的则是一条逆贸易倾向的经济增长道路。[3]
所谓贸易条件恶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输出品和输入品的价格比下降，以至于等量的货物与服务输出能够换回的实际货物量与服务量均减少。[4]而经济发展的顺贸易倾向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需求扩张更多地表现为进口货物及服务的需求，而较少地表现为对本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国家或区域自身的供给结构却不能或至少不能及时地做出适用性调整，而是只能沿着既定的轨迹刚性地延伸。于是，为了满足当期进口需求并进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生产要素又进一步地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集中并进而形成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死循环”。依据花俊和顾朝林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我国东部地区的贸易条件呈相对优化之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相对的恶化趋势；同时，因受区域资源禀赋和国家的生产力布局政策等方面具体原因的影响，我国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又是中西部地区以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而东部地区则以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由于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通常要低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需求增长表现在两个区域的贸易倾向上也就是中西部地区表现为顺贸易倾向，而东部地区表现为逆贸易倾向。[2]贸易条件恶化与内部需求扩张更多地表现为顺贸易倾向，显然这一点又是中西部地区区域间贸易逆差扩大、本区域通过区域间贸易活动来提升实际福利水平的能力下降，以及使GDP增长和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产生负相关性的一个十分关键性的原因。[5]
以上现象可以说在中部省份山西就表现得相当典型。作为中部地区的资源大省，山西经济发展的顺贸易倾向一直以来均上升明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山西便致力于调整“畸轻畸重”和初级化、单一化的产业结构。然而，人为的主观努力却始终未能强过由市场环境来决定的需求的顺贸易倾向，以至于初级化、单一化的产业结构状态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且实践中反而又进一步地被强化了(轻重工业产值化和增加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1∶1和4.3∶1分别提高到了5.8∶1和8.6∶1，同时以煤炭为基础的采掘业和能源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则一直保持在45％左右)。[6]作为山西无可替代的支柱性产业与主要的对国外和省外输出的重要产品，近些年来，全省的煤炭产量便从改革开发初期的不足1亿吨增加到了目前的6亿多吨。同时，该省的煤炭外调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又一直稳定在60％～62％的水平上，向省外的煤炭输出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5000万吨上升到了目前的3亿多吨。然而，遗憾的是与煤炭出省量的大幅度增长相对应，全省的省际贸易逆差则从1992年的38.7亿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485.1亿元。[7]如此巨大的反差，除了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中去寻找原因外，其他的便只能从贸易条件恶化和省域经济发展的顺贸易倾向中去寻找解释了。
三、一般性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区域间的贸易量波动及其与区域经济波动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区域间的净贸易量呈明显的东部顺差、中西部地区逆差的格局，并且从总体上看，这种格局还呈现出了逐步强化之趋势。二是东北地区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对自身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但统计检验值却不显著。这说明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国内竞争力较强，但国际竞争力却不足(因为该地区乃是国外净出口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唯一为负的区域)，并且东北地区经济与其他区域间的内在联系也不够紧密，同时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关系的竞争性要明显强于互补性。三是东南地区的GDP增长与区域间的净贸易量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结果也极为显著。这说明了东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因而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及互补性也均较强。四是区域间净贸易量的增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小幅度负向贡献，但中部经济总量对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的负向响应强度最大。这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贸易条件的相对恶化趋势和经济发展的顺贸易倾向最显著，因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及逐步实现支柱产业结构多元化，应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最为主要的着力点之一。[7]五是区域间净贸易量增长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贡献率最大。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最弱，同时，也说明了由于资本品输入的增加，有可能在未来形成竞争力较强的有效供给能力。因此，当期和历史的区域间的贸易逆差也将会有可能增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