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观念论文,自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3—0178—09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文中对古代人的自由有如下的描述：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剥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①
贡斯当深刻揭示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古代人拥有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现代人更熟悉与权利概念密切相关的个人自由。后来学者指出，贡斯当对古代自由的理解有不尽完满之处，在古代希腊城邦，特别是民主雅典，个人亦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②但这些批评和修正并不影响贡斯当对古代自由的洞见，古代城邦中个人的确有些近似今天个人权利的自由，但这并不是古人对自由概念的核心理解。
在提出古今自由的不同特征后，贡斯当考察了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两种自由观的根源。③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自由并非希腊社会与生俱来的。作为政治概念的“自由”也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始初就拥有很重要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由”并没有引起古代希腊人的注意，“正义”、“良好秩序”、“平等”等概念要比“自由”重要得多。希腊社会发现“自由”概念、“自由”一词的含义从希腊古风时代到古典时期经历了一个逐步变更、调整的过程，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本文着力梳理这一概念的流变史。
与对罗马自由的考察相比，研究希腊自由的文献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希腊自由的思想史考察和历史社会学分析。前者主要用哲学的概念史分析；④后者则考察自由概念的演变。⑤奥兰多·佩特森(Orlando Patterson)论述了希腊和一般古代社会的自由，提出奴隶制和妇女对塑造希腊自由产生了重要影响，⑥克特·哈弗拉伯(Kurt Raaflaub)仔细考察了“自由”一词的演变，探究了“自由”在希腊不同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⑦本文主要从观念史的考察来简要描绘希腊人对自由(eleutheria)概念的理解。
古代希腊早期并无自由一词，荷马史诗中首次出现，但并无特殊的政治意义。梭伦改革时期，Eleutheria一词在政治上变得重要，但随着梭伦立法成功，自由一词也失去了重要性。希波战争从根本上奠定了自由一词的重要性，它从此拥有了免于被外部力量统治的含义，反抗波斯的僭政也使得希腊城邦内部的反对僭主的斗争成为自由的对内含义。后来的自由概念的演变过程中，雅典城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雅典帝国和雅典民主从城邦间和城邦内两方面塑造了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这也是后世对古代自由理解的主要来源。
一 黑暗时代、荷马与赫西俄德
芬利说过：“‘自由’(freedom)概念只能通过‘不自由’(unfreedom)来考察。”⑧本文对自由的考察是与对奴役/奴隶的考察相伴的，虽然“自由”与“奴隶”并不总是相对的词。迈锡尼文明时代的线形文字B史料do-e-ro/a或do-e-los/a⑨一词“并没有后来奴隶(doulos)经济上不独立的含义，只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依赖某些个人、神和精灵”。⑩而与eleutheria一词相近的ereutero/a一词也只是指经济事务，并无政治含义。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史料和文献匮乏，相关文献没有出现后来古典时期的自由概念。
荷马史诗反映了前9世纪晚期到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情况。在《伊利亚特》中，自由和奴役是相对使用的。城邦陷落后，妇女们失去了“自由的日子”(eleutheron emar)，进入了“奴役的日子”(doulion emar)。(11)敌人被击退，Hector与他的兄弟Paris谈及庆祝胜利，“在我们家中设置敬神的自由的酒碗”。(12)在史诗中，没有发现作为名词使用的eleutheria，只有形容词形式的eleutheros，其含义是人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自由。正如哈弗拉伯所说，在荷马史诗中，讨论“自由”更多是在讨论群体而非个体。尽管史诗时代已有关于奴役和自由的意识，但并不是很重视，该词极少使用，《奥德赛》中没有“自由”一词。史诗中很少使用eleutheros和doulos两个词。恩斯特·瑞希(Ernst Risch)和弗雷兹·格斯尼泽(Fritz Gschnizer)认为，史诗的语言风格决定了这两个词不可能被经常使用，(13)哈弗拉伯则从社会背景角度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史诗时代的自由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自由是被默认的，对自由一词的使用是在自由丧失的时候。史诗描述的是精英贵族社会，讨论的主题是荣耀和耻辱，德性(arete)和勇敢更被人赞颂；而就早期城邦间的关系来讲，战争所带来的不是奴役/自由，而是摧毁/幸存，幸存(soteria)而非eleutheria成为特洛伊战争的主题词。(14)由于史诗时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自由并不成为需要关注的概念，换言之，作为政治概念的“自由”没有出现的条件和必要。
史诗之后的赫西俄德，即城邦早期时代，其著作中未见对eleutheros和doulos两个词及其衍生词的使用。在赫西俄德的文本中，关键词是“正义”(dike)和“纷争”(eris)。与荷马不同，赫西俄德并不关注贵族，在《工作与时日》中，他讨论的是兄弟的纷争，在《神曲》中，人类秩序的理想是秩序、正义及和平。(15)赫西俄德所反映的是希腊社会所出现的经济和社会争执，争执的是对城邦最大的威胁，(16)这一点在后面的梭伦改革中更为突出。在赫西俄德时代，早期城邦中已出现土地和债务纷争，赫西俄德关心的不再是荷马时代的贵族荣耀和美德，而是正义及秩序，“自由”并不是需要被特殊考量的概念与问题。
从早期迈锡尼到赫西俄德时代，自由(eleutheria)并未具备后来古典时期的含义，自由并不是希腊人特别思考的问题，因为希腊社会没有“自由”概念生长的土壤。无论是贵族社会对荣誉和德性的追求，还是早期城邦平民和贵族争执，都使得“自由”一直处于被默认或忽视的状态。但城邦崛起带来系列变化，自由的分量逐渐变重，到了梭伦改革时期，自由一词被明确使用。
二 梭伦改革与僭主
赫西俄德的文本中已反映出城邦内部纷争的征兆，到了梭伦时代(前6世纪早期)，内部冲突已达顶端，穷人欠下富人的债，还不起债的就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些则被迫逃亡异地，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富人不仅不愿放弃任何利益，有些甚至骄奢傲慢，贪得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梭伦将一切纷争的缘由归于财富。由于雅典的自然环境限制，土地收入极其微薄，而人口又在增加，被迫产生了一种卖出其所能买进其所需的雅典式经济，财富主要缘于商业的发展。(17)梭伦立法废除了债务，缓解了城邦内的冲突。在一首诗中，他第一次将“自由”和“奴役”对立起来：通过移除土地界碑，土地“之前被奴役，现在自由了”。(18)这里出现的“自由”/“奴役”并不是描述人的状态，而是形容土地，也就是说，人的自由或奴役状态与土地关系紧密相关，失去土地便失去了自由，成为贵族的奴隶。
城邦中出现了自由被剥夺的情况，才使得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变得重要起来，成为立法者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梭伦追求的是正义和秩序，自由只是更深的政治关切之下的问题。随着梭伦立法的成功，“之前被奴役”的土地现在“自由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继续受关注的条件。
梭伦立法所处理的雅典城邦危机并非特例，在其他城邦中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最后的解决方式与梭伦截然不同，这就是梭伦所拒绝的僭政。在梭伦改革30年之后，庇西斯特拉图成为僭主。梭伦写了一首诗给雅典人民：
大雪和冰雹的威力来自阴云，雷鸣产生于耀眼的闪电，城邦毁于豪强，而人民受一人奴役则因愚昧。如果你们已经因你们自己的恶行而备受磨难的话，不要由此责怪诸神。因为正是你们自己将誓言给了你们的敌人，并成就了他们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背上奴隶的污名的原因。(19)
梭伦提到“奴役/奴隶”，但其含义已不是指农民失去土地而受贵族奴役，而是将城邦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人统治。从此，奴役/奴隶不仅是表达个人关系的词汇，而成为政治概念。梭伦改革面对的城邦纷争使得“自由”成为政治概念，而僭政的出现则将“奴役”的政治(公共)面向进一步凸显出来。在梭伦时代，“自由”(eleutheros)和“奴役”(doulos)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城邦公共领域。
虽然已出现这些转变，但并无证据显示在梭伦改革之后的年代里，“自由”成为与僭政相对的重要政治概念，“自由”和“奴役”这一对词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相对僭政来说，“平等”(isonomia)一词要比“自由”更为重要。针对僭主的斗争更多是在“平等”而非“自由”的旗号下进行的。公元前514年，哈尔莫狄欧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盖通(Aristogeiton)在雅典终结僭主统治，他们被赞颂的原因是给雅典带来“政治平等”(isonomia)而非“自由”。(20)因为在反对僭主的斗争中，主要力量是贵族精英，而非平民。在贵族的理解中，僭主通过强力专断统治，无视习俗和法律，这样原有好的秩序(eunomia)就消失了，出现了坏秩序(dusnomia)，而贵族们的目标则是恢复好秩序。(21)
雅典结束僭主统治后，克里斯提尼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前508/507年)，他被视为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但其改革措施的核心概念是“平等”，将城邦共同体进行政治、社会、军事重组，通过制度化设计保证城邦公民的参与，改变城邦之前的松散状态，同时城邦精英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2)结果城邦权力被更多的人所分享，既有贵族，也包括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公民，“平等”是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反对僭政的核心政治概念。在这个阶段，虽然“自由”没有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但“平等”为“自由”概念的出现做足了准备。正如哈弗拉伯所归纳的：“只有在广泛的平等已经实现的政制的基础上，只有当许多城邦的公民阶层开始分享权力，新的政治意识发展出来的时候，对‘自由’价值的政治意识才会兴起。简言之，只有平等的城邦才有能力塑造自由的概念。”(23)这一情况在490年波斯入侵之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希波战争开始，“自由”成为城邦对外和对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概念。
三 希波战争和希腊自由
公元前49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对希腊历史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波斯对希腊的入侵使得“自由”这一概念在希腊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到公元前470年左右，希波战争已经被希腊人看作是“自由战争”。
希波战争爆发后，有三则史料(24)表明“自由”观念如何随着战争的展开而日益为希腊人所看重。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公元前479年希腊将军帕乌撒尼亚斯(Pausanias)胜利之后，他在普拉塔伊阿(Plataeae)的广场建自由之神(Zeus Eleutherios)并献祭。第二则材料来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前472年)，强调波斯人的意图是报马拉松的仇，征服希腊和整个欧洲大陆。萨拉米战役中，希腊人喊道：“前进，希腊的孩子们！解放你们的国家！解放你们的儿子，妻子，先人的墓冢和诸神的殿宇。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战斗吧！”(25)第三条证据是品达在前470年撰写的诗歌Pythian，其中有对国内自由与和平的祈祷，紧接着祈祷最近两场胜利战役所带来的外部的持久自由与和平。(26)
随着战争的逐步开展，希腊人第一次普遍感受到被奴役的危险，面对专制的波斯王国，希腊人认为自己与野蛮的波斯人不同，希腊人的政制是向往自由，厌恶奴役的，而对波斯的胜利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正如马科斯·弗莱兹所言：“在自由概念出现之前，另外一种经验仍是必需的，这就是奴役，它会成为共同体思想和感情的中心。”(27)在与波斯的斗争中，“自由”的主体更多的是希腊整体，而非个人。很快，“自由”便成为希腊世界反抗波斯战争的旗号。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自由”一词在希腊部族或城邦反对波斯控制的斗争中不断出现，(28)“自由”也就通过战争而拥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前478-前477年冬天成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目标就是“报复波斯帝王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修昔底德暗示，提洛同盟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将希腊从波斯手中解放出来，保存希腊的自由。(29)
除了对外摆脱奴役，希腊人在希波战争期间对“自由”的理解更为复杂。具体来说，波斯的政治结构与希腊形成鲜明对比，对僭政和波斯大王的厌恶使得希腊人对波斯的入侵更加恐惧。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不久前刚刚摆脱了僭主统治，他们不想让城邦回到此前的困境之中。正如莫米利亚诺正确指出的那样：“从埃斯库罗斯和修昔底德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自由的信任。德谟克里图斯(Democritus)说‘民主制中的贫穷也好过奴隶的富有’(残篇251)。”(30)此外，从希罗多德的一段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对希波战争期间波斯和希腊双方关于各自政制及自由含义的不同理解。希罗多德在薛西斯(Xerxes)和流亡的斯巴达人戴玛拉托斯(Demaratus)之间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薛西斯问道：一千人、一万人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都是同样地自由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之上以寡敌众；可是当他们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
戴玛拉托斯回答说：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也不能担保我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和一个敌人作战；可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31)
这段对话将波斯和希腊关于自由的争论以对比方式呈现了出来。在波斯人的自由观念中，对外是免于外部支配，对内只有君王的自由。如果不是由一人统治，就不会有超常的表现和强大的军队。而作为斯巴达人的戴玛拉托斯的回答反映了斯巴达式的自由，从未经历过僭主统治的斯巴达作为希腊联盟的主力军之一，可以视为希腊世界的代表。他们认为波斯式的“自由”是奴役，对于人民来说，自由不仅是免于城邦外的力量控制，还有在内部不受专政统治的自由，城邦内的自由是由法律或习俗规定的。希腊城邦内部反对僭政的斗争更多是在“平等”的旗号下进行的，而东方波斯帝王的入侵不仅使总体的希腊世界意识到对外自由的政治价值，在城邦内部，“自由”也开始与“僭政”相对，成为反对僭政统治的新政治概念。
希波战争使得“自由”概念在希腊得以被发现和珍视，第一次面对潜在被奴役危险的感受和对波斯专政的恐惧使得“自由”一词在希腊世界扎根。对抗击波斯入侵的希腊同盟领袖雅典和斯巴达而言：雅典要通过捍卫城邦独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斯巴达要誓死保卫城邦，抵抗僭政。
战争结束后，“自由”概念在希腊的命运受到此次战争的一大遗产——雅典帝国——的塑造。前478年建立的反波斯的提洛同盟很快就变为雅典实施自身权力的工具。波斯人，这一希腊世界的外敌离开了，雅典开始在希腊世界内部扮演着与波斯类似的角色。
四 雅典帝国和自由概念
提洛同盟最初为众城邦平等的结盟，旨在抗击波斯，维护希腊的自由与和平。但是到前440年代初，雅典成为该联盟的领导者，其他诸同盟城邦平等臣服于雅典，雅典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统治。今天的学者对这一过程的转变所知甚少，可以确定的是，雅典很快以武力胁迫不愿意加入或退出同盟的城邦。像前460年代中期的纳克索斯(Naxos)和前465年或前463年的塔索斯(Thasos)就是最早被奴役的城邦代表。现在雅典取代了波斯成为希腊世界的“僭主”。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的笔下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你们不仅压制了那些被雅典奴役的人民的自由，现在还压制了你们自己同盟城邦的自由；当一个国家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它谴责那个把枷锁加在它身上的国家是对的；但是它谴责那个有权力阻止它，而不使用这个权力的国家，更是对的——特别是那个享有希腊解放者的光荣名誉的国家。(32)
“自由”这一反抗波斯统治的概念现在被用在了征讨雅典的政治修辞之中。希波战争使希腊世界抵抗住了外在的侵略，但却带来了内部的帝国统治。雅典也开始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与此相关，在前5世纪中期，希腊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autonomia，维克特·艾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认为该词的含义应为“拥有并使用自己的法律”，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其含义为“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习俗/法律，并依其生活”。(33)该词主要表达内部事务的自主和自由，特别是在弱小城邦受到外部干涉的时候使用，原来的“自由”(eleutheria)一词已不能清晰地表达这种情形。该词的出现主要是与提洛同盟或雅典帝国有关。(34)在雅典帝国中，原来并不成为问题的自主性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些都是雅典帝国给希腊世界带来的变化。
提洛同盟最初就是以“自由”之名建立的，波斯人被打败之后，雅典作为希腊联军的领袖开始侵犯同盟城邦的自由。哈弗拉伯认为，雅典不断地依赖过去以自由之名所取得的成就，并将自由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压迫和帝国统治正当化服务”。(35)雅典宣称自己赋予了同盟城邦以安全和自由，为了保护安全与自由，雅典必须维护自己的帝国统治，自由与帝国权力也紧密联系在一起。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上说：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这样的典礼上，回忆他们所作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是适当的。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今天我们自己在这里集合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已经在各方面扩充了我们帝国的势力，已经组织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自足(autarkeia)。(36)
伯里克利将帝国统治与雅典的自足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修昔底德和其同时代人经常提及雅典凭借自身的权力，通过攫取所统治的城邦及其他城邦的资源来满足自身需要。(37)正是基于雅典城邦的自足，伯里克利才有可能继续赞颂雅典公民的独立自足。莫米利亚诺指出：“在雅典，如同在波斯一样，自由需要权力，因为权力是自由的条件，但是事实上权力无法不通过统治别人获得。”(38)雅典的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自足和自由。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被称为是最自由的城邦(eleutherotate)。(39)
五 雅典民主与自由
雅典被称为最自由的城邦，不仅在于其建立的帝国统治，独特政体构成了雅典自由的重要自我认知。在葬礼演讲上，伯里克利赞先是赞颂先人传承下来的帝国统治，接着便赞颂自己的民主政治：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典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40)
亚西比德向斯巴达献策并敦促他采取行动时说：
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方面必须依照现行的情况。但是我们不顾当时政治上流行的放任情况，想做的比较合乎情理。过去和现在一样，人们常常领导群众走入邪恶的道路。放逐我们的正是这一类的人。但是我们是整个国家的领袖，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应当都联合在一起，以保全这种政体，因为这种政体是我们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同时在这种政体之下，我们的城邦达到最伟大和最自由的地步。(41)
虽然学者对希腊民主的起源存在争论，(42)但大都不会否认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为雅典的民主进程奠定了基础。虽然梭伦不是民主领袖，但为城邦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克里斯提尼改革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贵族特质，但仍以平等的思想主导将整个城邦用新的方式重新整合在一起，故被大部分学者看作民主政治的创始人。此后希波战争又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43)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艾菲奥特斯(Ephialtes)和伯里克利推行了更为彻底的民主改革。伴随着这一民主进程，自由概念逐步和民主发生关联，并最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在民主制之前，反僭政的努力为“自由”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初贵族利用“平等”而非“自由”口号反对僭主。波斯入侵促使希腊世界将自由与僭政对立起来。据学者考证，希罗多德和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4)首次将政治意义的自由与僭政对立起来。从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处可看到民主与僭政的对立。在约于前463年上演的《乞援人》中，埃斯库罗斯区分了两种政治决策，一种是独裁君主，另一种则是城邦公民决策。(45)在老寡头撰写于前430年左右的《雅典政制》中，存在着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的证据：“人民不想要一个被奴役的好秩序(eunomia)；他们想要自由和统治。他们并不关心坏秩序。你认为的坏秩序是人民力量和自由的源泉。”
民主与自由结合的背后有着很深的逻辑关联。民主政治的实现使得城邦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特别是非精英的城邦公民阶层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邦公共生活。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公民议政有了更多的机会，公民大会在城邦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雅典城邦对自由的自我认知，就从免于遭受僭主或寡头统治的“消极自由”发展为参与权力分配和公共事务的“积极自由”。雅典城邦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保证了这种积极自由：如公民大会、轮流统治、言论自由等。
自由概念也拥有道德意涵，(46)如独立思考、说真话、高贵的行动等。个人自由在城邦中也并非处于缺失状态。伯里克利提到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就是例证。此外，哲学家对民主政治的界定和评价中也有个人自由，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描述：
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通常认为，只有在这一类政体中才享有自由。因为人们说民主政治皆以此为宗旨。自由的一个方面是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民主的公正在于以数量为基础的平等，而非以功绩为基础的平等。在这种公正之下，大众必然拥有主权，只要多数人决定的事情，就是最终的和公正的。因为人们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在民主政治中，穷人比富人更拥有主权，因为他们人数更多，而多数人的决定是最高的。……(自由的)另一个方面是如己所愿地生活。人们说这正是自由之作用，而遭受奴役之人则不能如己所愿地生活。这是定义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标志，由此产生出了不被统治的思想，甚至不被任何人统治。如果不得已的话，就只好轮流统治，这是对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的理解。(47)
柏拉图也有类似的论述，(48)个人自由在雅典确实存在，而并非贡斯当所认为的那么绝对。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希腊雅典的个人自由与现代政治中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自由有着根本的差别。对于希腊人而言，城邦共同体是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所，离开城邦，非神即兽，个人幸福也只有通过城邦生活才能实现。城邦公共生活绝对性地压倒了个人生活，雅典城邦虽不缺乏个人自由，但这不是城邦政治的首要关切。
六 希腊自由及其遗产
从梭伦通过废除农民土地债务将他们从上层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始，“自由”在希腊便拥有政治上的意涵。僭主在希腊世界的兴起慢慢为作为政治概念的自由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这过程中，“自由”不全然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人为自由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希波战争的爆发使得希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捍卫自己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波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消极自由。但另一方面，希波战争所需要的战争动员和城邦集体命运也极大调动其城邦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波斯人被赶出希腊后，雅典取代波斯成为希腊世界内部的帝国领袖，通过自身民主制度以及帝国统治，雅典成了“最自由”的城邦。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概念在希腊的出现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其主体更多是一个集体：梭伦改革解放的是“土地”而非个人；反对僭主的斗争也是以贵族群体为主体的；希波战争更让希腊世界结为同盟；雅典帝国统治也是作为一个城邦整体出现的。正是这种城邦公共自由赋予了希腊自由以贡斯当所标明的“政治自由”的特征，城邦作为个体生活的载体决定了“自由”概念的内涵。
波斯战争使自由逐渐变成政治口号，成为对外战争合法化和对内宣称政制优良的修辞。提洛同盟的建立，便是为了维护希腊世界的自由与和平，在雅典帝国时期，捍卫同盟城邦的自由与安全成为雅典帝国统治的正当名义。与波斯的专政相比，希腊世界是向往自由政制的，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自由的象征。斯巴达对自由的认知与雅典并无本质差异。“自由”不仅是特定意义的政治词汇，还具备作为政治概念本身的独立价值。
随着马其顿的入侵，整个希腊世界陷落，希腊的政治自由理想也随之消亡。莫米利亚诺对这之后的自由史描述道：斯多亚主义用灵魂的和平及内在自由取代了外部自由，后来的基督教成为自由史上的转折，良心自由逐渐成为可能。正是基督教背景下的神-俗权力冲突，才使得现代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自由有条件得以承认。(49)现代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并不能降低或取消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自由遗产，正如贡斯当提醒我们的那样：
我们决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如同我已经展示的那样，我们必须学会将两种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研究中世纪共和国历史的著名作者尝言，制度必须完成人类的使命，如果某种制度能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升华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它便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制度必须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行控制与监督；这样，通过履行这些崇高职责的熏陶，公民会既有欲望又有权利来完成这些职责。(50)
注释：
①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李强译，《公共论丛》第4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9页。
②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李强译，《公共论丛》第4卷，第306-328页。
③Ryan K.Balot,Greek Political Thought.Malden,MA:Blackwell,2006,pp.57-63; Robert W.Wallace:"Personal Freedom in Greek Democracies,Republican Rome,and Modem Liberal States",in Ryan K.Balot,eds.,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Wiley:Blackwell,2009,pp.164-177.
④如Max Pohlenz,Freedom in Greek Life and Thought:The History of an Ideal,trans.By.C.Lofmark,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1966.
⑤M.I.Finley,"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 in the Greek World".in B.D.Shaw and R.P.Sailer 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Christian Meier,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es,trans.By.David McLintock,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⑥Orlando Patterson,Freedom:Volume 1: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London:I.B.Tauris & Co.Ltd.,1991.
⑦Kurt 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trans.By Renate Franciscon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⑧M.Finley."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 in the Greek Worldk," in B.D.Shaw and R.P.Sailer 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rt Greece,p.77.
⑨相关文献资料见：M.Ventris and J.Chadwick,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23-24,p.156,p.164,pp.166-67,p.353,pp.409-10,pp.417-418,p.236.转引自Martin Ostwald,"Freedom and the Greeks",in R.W.Davis eds,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p.35-63.
⑩Uchitel,Alexander,"The Archives of Mycenaean Greec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in Heltzer and Lipinski eds.,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C.1500-1000B.C.),Leuven:Peeters,1988,pp.19-30.
(11)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6.463，第160页(数字代表卷和诗的行数，下同)。
(12)荷马：《伊利亚特》，6.528，第163页。
(13)Ernst Risch,"Les traits non-homerigues chez Homere",in Melanges de linquistiqueet de philology qrecques offerts a pierre chantraine,Paris:Klincksieck,1998,pp.193-198; Fritz Gschnitzer,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Terminologie der Sklaverei,Vol.2,Untersuchungen zur alteren,insbes.Der homerischen Sklaventerminologie,Forsch ungen zur antiken Sklaverei Wiesbaden,1976,P.9.转引自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re,pp.29-30.
(14)Raaflaub,p.36.
(15)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16)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第32页。
(17)参见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Kathleen Freeman,The work and life of Solon—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poems,Cardiff: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26,p.45.
(18)梭伦，残篇30-31。梭伦诗歌残篇编辑见Maria Noussia-Frantuzzi,Solon the Athenian,the Poetic Fragments,Leiden/Boston:Brill,2010。梭伦诗歌译文来自普鲁塔克：《梭伦传》，普鲁塔克著《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主编，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6-263页；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10页。部分对照原文有改动。
(19)梭伦，残篇9.3-4。
(20)M.Ostwald,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p.96-136.
(21)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94.
(22)Christian Meier,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cs,pp.70-78.
(23)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256.
(24)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p.59-63.
(25)这里的“解放”直译为“让……自由。”
(26)Pinda,Pythian 1,in Pinda,edited and trans,by William H.Rac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60-80.
(27)Max Pohlenz,Freedom in Greek Life and Thought:The History of an Ideal,trans.By C.Lofmark.,D.Reidel,Dordrecht:Reidel,1966,p.9.
(28)这里引述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nin Ostwald)的统计：Scythians 4.110.2,Thracians 7.111.1，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1.6.3,170.2; 4.133.2,136.4,137.1,139.2; 5.49.2; 6.11.2; 8.132.1; 9.98.3)等。见Manin Ostwald,"Freedom and the Greeks",p.45.
(2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96.1，第76-77页；3.10.3，第213页。参照原文部分有改动，数字代表具体章节，下同。
(30)Arnaldo Momigliano,"Persian Empire and Greek Freedom",in Alan Ryan eds.,The Idea of Freedom—Essays in Honor of Isaiah Berl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45.
(31)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7-101-4，第504-505页。数字代表具体章节，下同。
(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69.1，第54页。
(33)Ehrenberg,Polls und Imperium:Beitrage zur Alten Geschichte,Zurich.Artemis Verlag,1965,p.154; Ostwald,"Autonomia:Its Genesis and Early History",American Classical Studies 11,Chico Calif.:Scholars Press,P.10.转引自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adom in Ancient Greece,p.158.
(34)Raaflan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158，另参见：Ehrenberg,The Greek State,2nd English Edition,London:Methuen,1969,pp.93-94; Martin Ostwald,"Autonomia:Its Genesis and Early History",p.30ff,esp p.36ff.p.40,p.46ff.
(35)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180.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2.36.1。
(3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2.38.2，64.3；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2.7，11-13。
(38)Arnaldo Momigliano,"Persian Empire and Greek Freedom",p.149.
(3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6.89.6，第547页，7.69.2，第614页。
(4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2.37，第147页。
(4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6.89.6，第547页。
(4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 IV,London:Routledge; Abridged edition,2000.
(43)约翰·邓恩主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44)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p.205.参见Hippocrates,Vessinger Publishing,LLC,2009。
(45)埃斯库罗斯：《乞援人》，特别是两处类似于“民主”的表达：604 demou kratousa cheir,699 to demion to ptolin kratunei,Aeschlus,Aeschyli,Septem Quae Supersunt Tragoediae,recensuit Gilbertus Murray,Oxford Oxonii Cbrrendoniano,1955,P.27,P.31.
(46)参见Martin Ostwald,"Freedom and the Greeks",p.53.
(4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1317a40-b17，第311-312页。
(48)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岳麓书社2010年版，557c-558b，第289-291页。
(49)莫米利亚诺：《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王恒、林国华译，载林国华、王恒编：《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页。
(50)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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