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异变引发的今音歧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音论文,歧异论文,语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系古代的注音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字词的既成读音，大都合乎历史音变规律，但也存在一些不合律的情况。例如“祟、粹”二字，同属《广韵》虽遂切，其既成读音却是一为suì一为cuì。虽遂切为心母至韵合口，suì、cuì二音，韵母声调没有问题，声母歧异，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情况：s、c之于中古心母，前者与原有音值是相承的关系，合于历史音变的规律，代表着中古心母发展史上的主流；后者则经历了由s到c的跳跃，属于心母发展史上的罕见现象。进一步考察，“粹”与今为cuì音的字，不存在通假、异体或古今字之类关系，可见该字的今音cuì，不是因为字的同用、通用等缘故，舍弃本读而依就其他读音的改读现象，然而，该字除虽遂切之外，在古代韵书、字书等文献里，别无可与现代cuì音相应的音切存在①。考察至此不难断知：suì、cuì二音之于虽遂切，前者是历史语音正常演变的结果，后者则是不合律的变异现象——不妨分别称作正变音和异变音。 还有这样一类今音，它们不合于中古音切而合于近代音切。例如“壻”字，今为xù音，古有苏（思）计切和“胥去声”二读，前者见于《广韵》（《集韵》），后者见于明代字书《正字通》。xù音不合于苏（思）计切而合于“胥去声”之读。 这个“胥去声”之读，不见于《切韵》系音切文献，可见它不是共时性异读，而是后来发生的异变现象。“壻”字今音承接“胥去声”之读，“胥去声”逆接苏（思）计切之读，不管怎样看，苏（思）计切都处于源头地位，而“胥去声”这一直音现象，则只能说明“壻”的今音异变读法早在《正字通》时代即已产生，却不能否定现代xù音之于苏（思）计切的异变性质②。 异变音现象的确认依《广韵》（《集韵》）音切而论事，而不以其他来源的注音为凭据。 异变音指的是一种既成读音，从上面列举的例子来看，具体表现在现代普通话口语字词之中。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从有关实例说起③： 鬖甲.[广韵]苏甘切sǎn（中文10-523） 褧jiǒng口迥切（辞源4-2833） “鬖、褧”都不是口语词，其今音都与各自的音源不相合。进一步考察，“鬖”的sǎn音之注，只见于个别辞书，在多数字词典和其他注音文献中，都是与反切相合的sān音；“褧”的jiǒng音之注，则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一致性的认同——海峡两岸现行的所有辞书和其他注音文献，只要是收了该字的，一律以jiǒng音为注。显而易见，“鬖”的sǎn音，属于今音误注现象，不可能归入既成读音的范畴。至于“褧”及其jiǒng音，其性质的定位，则还要进一步考论。说到这里，有必要提起《国音常用字汇》这部经典文献。该书由国语统一筹备会编纂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④，以收口语字词为主，还酌收有一些较常用的书卷字；语音方面以“现代北平音系”为骨架，依“受过中等教育的北平本地人的话的音”而酌定⑤，从收字到注音，都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对后来的审音注音等方面的规范工作颇有影响。上面提及的“褧”字，就是见收于《国音常用字汇》者，不合律的今音jiǒng，其所以能成为定谳，就与该字的这一经历有关。《国音常用字汇》的权威性和影响性，给这种不合律的今音提供了“合法”存在的外因条件，使之得以“积非”而“成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生根，这样的今音，不妨视之为既成读音。至此可知：所谓既成读音，包括纯粹的口语音和已有权威性认同的非口语之音，只有口语词和某些具有“特殊经历”的非口语词，才有既成读音可言，异变音现象指的就是这两类字的有关读音。 就海峡两岸的情况来看，正变（异变）现象还有因地而异的情况存在。举例来说，“度”的“揣测”意义，《广韵》徒落切，《汉语大字典》等大陆辞书注作duó，《中文大辞典》等台湾辞书则注作duò。duó、duò之于徒落切，前者为正变音，后者则为异变音。正变（异变）现象因地而异，原因何在？查《国音常用字汇》： 度（忖度）duò⑥ 再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三编）： 度德量力duódéliànglì 忖度cǔnduó⑦ 至此而知，“揣测”意义的“度”，曾有duò、duó二读⑧，《国音常用字汇》审定前者为规范音。后来，大陆方面改订为阳平，台湾方面则是沿用旧标准，以异变读法为正。 上述有关情况说明，异变音现象的确认，宜乎以《国音常用字汇》所收之字及其注音作为基本参照系，由此进而观照海峡两岸今音审注的有关实际，综合审察核定。 关于语音异变现象的确认方面，还要注意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况。 其一，关于“集体搬家”的问题。举例来说：《广韵》（《集韵》）侧羊切，属于庄母阳韵开口三等，其今音韵母依常理应为开口呼，但事实上却变成了合口呼（“庄、装”之类）。单从这种由开变合方面看似乎不大合律。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联系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看，阳韵的由开变合，不只是发生在庄母—阳韵音节，而是庄组声母—阳韵、养韵、漾韵音节的共有现象。从更广阔的历史音变空间看，这类成批地由开变合（或是由合变开）的情况，更是不乏其例。既然是成批的变更，其音素更动方面，即使是跳跃程度稍大，也只能算是一种“集体搬家”，属于以类相从的音变性质，具有“普遍性”，宜乎视作正常音变，而不宜以异变看待。 其二，关于古音异读方面的有关纠葛。例如“饵”字，今为ěr音，《广韵》仍吏切，就此而论，ěr属异变音。进一步考察而知，《集韵》里该字还有一个忍止切的同义异读—ě音与之相合。既然有相合的中古反切存在，这种今音自然也就不应归入异变之列了。 其三，关于清入声调多歧问题。举例来说，中古同属竹角切的“桌、涿”和“啄、琢”，它们的今音，前者为zhuō，后者为zhuó，存在阴、阳平的歧异。阳平之读合乎知母入声的调类演变倾向，阴平之读则不合，仅仅就此而论，阴平之读与异变音现象相似。联系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长河来看，清入调类演变方面的倾向性仍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地位还不能等同于历史音变规律⑨。由此可见，上述不合倾向性的zhuō音之类，不宜作为异变音看待。 据调查，异变音之读约有300多类，涉及200多个小韵，约占《广韵》全部小韵的百分之七，喉牙舌齿唇五音、阴阳入三类韵、两呼四等及平上去入四声，样样俱全，在中古声韵分布方面颇具代表性。 300多类异变音，这一大批异类的出现本已从客观上给古—今音审注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加上注音工作中又存在径依同小韵之字类推今音的习惯，因此往往导致相关书卷字的今音误注，并由此引发种种今音歧异。常见情况可分为两类：其一，音源相同的书卷字，在一书之内或依正变规律而折合，或依异变情况而推定，因而导致一书之内的今音歧异；其二，音源相同的一字之音，此书依正变规律而折合，彼书则依异变情况而推定，因此导致因书而异的今音歧异。 下面以《辞源》修订本、《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辞典》这四部古今音兼注的辞书为窗口，就语音异变引发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情况作一个简要考述。 1.《汉语大词典》的内部歧异
xún[《集韵》徐心切]（8-962） 鐔[xín《广韵》徐林切]（11-1390） 徐心（林）切为邪母侵韵，xín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xún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寻”字今音异变为xún，因此在相关书卷字中引发今音误注，以致形成今音歧异。 2.《中文大辞典》的内部歧异 訂丙.[广韵]徒鼎切tǐng（8-883） 靪乙.[集韵]待鼎切dìng（9-1634） 徒（待）鼎切为定母迥韵开口，dìng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tǐng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挺”字今音异变为tǐng，因此在相关书卷字中引发今音误注形成今音歧异。 书内歧异之外还有书与书之间的歧异，这种外乱和内乱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 陟（株）劣切的chuò—zhuó歧异
陟（株）劣切为知母薛韵合口，zhuó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chuò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辍”字今音异变为chuò，因此在相关书卷字中引发今音误注形成今音歧异。 有些口语字词的异变读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规范过程，由此而引发的书卷字今音歧异，往往带有这种特殊过程的印记。例如： 阻（侧）瑟切的jié—zhì歧异
阻（侧）瑟切为庄母栉韵，zhì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jié音是该小韵的“栉”字语音异变所引发。 查该小韵书卷字，《汉语大字典》jié音1例、zhì音6例，《汉语大词典》zhì音2例，《辞源》修订本jié音2例，《中文大辞典》jié音5例。《汉语大字典》等大陆辞书是zhì音占绝大多数，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则是全为jié音，两岸各执一端。 这种歧异格局的形成，与“栉”字今音的复杂经历有关。“栉”，曾有jié、zhì二读——前者为异变音，后者为正变音，1932年发行的权威审音文献《国音常用字汇》确定jié为标准音⑩；1957年以来，大陆方面改定zhì为标准音(11)，而台湾方面仍是按旧标准以jié音为正(12)。给该小韵书卷字审注今音时，或依历史音变规律折合，或径依“栉”字今音进行类推，以致歧成zhì、jié二音。大陆字词典个别字的jié音现象，这是没有彻底摆脱“栉”字异变读法影响的表现；《中文大辞典》jié音一律化的现象，则是在台湾语音环境下，受“栉”字异变音影响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栉”字今音的异变读法，最初曾被一致肯定，后来则是否定与肯定异地而共存。口语字词今音规范方面的特殊性，给该小韵书卷字今音歧异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有异变问题存在的小韵，多数情况是一小韵只存在一类异变现象，但也有一小韵而存在多类异变的情况，多类异变现象引发的今音歧异往往是一正对多误的格局。例如： 场伯（直格）切的zhái—zé—zhè—zhé歧异 A.《中文大辞典》的zé—zhè—zhé歧异 襗乙.[广韵]场伯切zé（8-719、720）
[集韵]直格切zhè（8-135） 蘀乙.[集韵]直格切zhé（8-216） B.《辞源》修订本与《汉语大字典》的zhái—zé歧异 蠌zhái场伯切（辞源4-2788） 蠌zé《广韵》场伯切（大字典1208） C.《汉语大词典》与《中文大辞典》的zé—zhé歧异 鸅[zé《广韵》场伯切]（大词典12-1164） 鸅[广韵]场伯切zhé（中文10-830） 场伯（直格）切属于澄母陌韵开口二等，zhé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另外几音都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之中，口语字“宅”今音异变为zhái、zhè(13)，口语字“擇”，今音异变为zhái、zé(14)，因此在书卷字注音中引发zhái、zhè、zé三类误注，以致形成一正对三误的歧异格局。 此外还有多类异变与其他致误因素相交织而形成的多重歧异。例如： 户（玄）圭切的xī—xí—xié—huī—huí歧异 A.《漢語大字典》的xī—xié—huí歧異
B.《中文大辞典》的xī—xí歧异 眭乙.[集韵]玄圭切xī（6-1103）
户（玄）圭切为匣母齐韵合口，huí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另外四音，其中的xī、xí、xié都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之中，口语字“携”异变为xī、xí、xié(15)，因此在书卷字注音中引发这三类误注；至于huī音，则是误移所致：该小韵的“眭、觿”等字另有许规切一音，因此在户（玄）圭切书卷字当中引发误移音huī(16)。多类异变现象和一类误移问题，几个方面交汇于该组注音，以致形成一正对四误的歧异格局。 语音异变在四部辞书中引发的书卷字今音歧异约有2千余例，这些存在歧异的今音，包含有各类声母、各类韵母和各类声调所构成的音节；既有单重歧异和多重歧异，也有正—误对立之类和误—误并立之类；或歧在声母，或歧在韵母，或歧在声调，或歧在声母、韵母，或歧在声母、声调，或歧在韵母、声调，或是声、韵、调俱有歧异。 作为古今音兼注的辞书，这四部字词典无疑是海峡两岸高档次的、有影响的代表性文献，见于其中的书卷字今音歧异现象，可以代表海峡两岸书卷字今音歧异现状。单就书面语读书音的职能范畴而论，这批数量大、分布复杂、种类纷繁的书卷字今音歧异现象，已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读书音系统当中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混乱性。如果说书卷字今音歧异悖于音理、偏离语音规范原则的状况还只是问题的一个表象，那么在书面语读书音系统当中造成混乱性，这就是实质性的问题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难免会给海峡两岸及国外华语区汉语文化的学习、研究、教学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困扰，同时也难免会给海峡两岸之间、国外华语区与中国之间有关文化的交流造成一些不便。 要之，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既是学术、文化工作的需要，同时，对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历史任务。 整理工作可从歧异音的分布方面入手。例如： 去劫切的què-qiè歧异 魥乙.[广韵]去劫切què（中文10-612） 魥（二）qiè《广韵》去劫切（大字典1942） 去劫切为溪母业韵，qiè音合于反切，与反切不合的què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怯”字，其又音异变为què，因此在同小韵书卷字当中引发què音之注。 查该小韵书卷字，《汉语大字典》qiè音6例，《中文大辞典》què音2例、qiè音6例，《汉语大词典》qiè音1例，《辞源》修订本qiè音1例。 qiè音既合于反切同时又在分布中占大多数；què音既不合于反切又在分布中属于“极少数派”。两相比较的结果是，qiè音的条件优胜于què音。取qiè音而更动què音，既吻合于历史音变的走向，又兼顾了大多数书卷字的既成读法，这种“存大同去小异”的做法显然是可取的。 从理论上讲，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应该完完全全地消除歧异，让书卷字的今音达到百分之百的统一。但是，由于书卷字今音歧异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方面的种种复杂性，整理工作不能走这种绝对化的道路，而应该量情行事。一方面尽量追求完全的统一，与此同时，也要有不强求一律的考虑。对一些不宜于完全统一的歧异现象，可因其势而特殊处置，允许这种不完全的统一情况存在于一定的条件之下和一定的范围之中。所谓“不完全的统一”，是说在存大同的同时还要适当考虑存小异，与“存大同去小异”的做法相比，其特性在于对小异的保留方面。例如： 去（区）伦切的jūn—qūn歧异 《汉语大字典》的jūn—qūn歧异 碅jūn《集韵》区伦切（1019） 箘（二）qūn《广韵》去伦切（1244） 去（区）伦切为溪母谆韵，qūn音合于反切，不合于反切的jūn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囷”字，其又音异变为jūn(17)，因此在同小韵书卷字当中引发jūn音之注。查四部辞书，该小韵“碅”以外各书卷字的今音全都注为qūn，而“碅”这一个字却是各书全都注为jūn。qūn音既合音变规律，又属于“多数派”，应予以保留，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jūn音，单从误注和“小异”这两个方面看，理应予以纠正。变换一个角度考察，“碅”字今音，四部辞书已是无例外地注作jūn，不单如此，海峡两岸其他辞书，也都是注作jūn音。这种事实可以说明，“碅”的jūn音之注，已经根深蒂固，具有广泛的影响。常理告诉我们，更动这种已成“积非成是”之势的jūn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新的混乱(18)。 “碅”字之注，与其改jūn为qūn以求一律，不如保留jūn音，让它作为“小异”与qūn音并存。 至此而知，“存大同”的做法，不是见“异”辄去，而是更动一些彼此之间存在歧异的“少数派”今音；至于“存异”，则是从维护书面语读书音的稳定性出发，根据歧异格局的具体实际所做的灵活性处置。此角度上的“异”，可以是彼角度上的“同”，从这个方面来看，“存异”实际上也是一种求同——在求得这一类“大同”的同时再求另一类“大同”，“存大同”的整理运作通过“存异”的处置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现在顺着上述有关思路再考论一组例子： 敌德切的tè—dé歧异
甲.[集韵]敌德切tè（中文8-368）
（二）dé《集韵》敌德切（大字典1186） 敌德切为定母德韵，dé音合于反切，与反切不合的tè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特”字异变为tè，因此在同小韵书卷字当中引发今音误注。查该小韵书卷字，《汉语大字典》tè音4例、dé音2例，《中文大辞典》tè音12例，《汉语大词典》tè音3例，《辞源》修订本未收其字（其音）。 取dé音而舍tè音或者取tè音而舍dé音，二者都可以消除该组书卷字的今音歧异。前者是存正去误，后者是存误去正。dé音合于反切，但数量极少；tè音不合于反切，但占绝大多数，已产生广远影响。保留d音而更动tè音，必然会引起大幅度的今音更动，以致在一定程度上给有关专业的学习、研究、教学和有关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带来一些新的混乱。书卷字今音的整理，提高语文效用、促进语文工作是其主旨，如果整理之后给语言文字的职能活动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这样的整理也就变成了一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基于上述客观因素来看，该组今音宜于保留误音tè而更动正音dé。然而，这种“存误去正”的做法，虽则照顾到了语言职能的客观需求，但却存在今—古不对应的问题。具体来说，在今音方面不但没能依律而“正本清源”，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负面”效应，以致在歧异整理之后，一些不合律的今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阵营。两种取舍各有长短。 下面接着考述一组误音与误音相对的今音歧异： 实欇（涉）切的shè—yē歧异 聶（三）shè《集韵》实欇切（大字典1167） 聶丙.[集韵]实涉切yē（中文7-944） 实摄切为禅母葉韵，今音本应折合为shé，而实际所注的shè、yē二音，都与反切不合，属于误音与误音的歧异。shè音是同小韵的“涉”字语音异变所引发，yē音则是其他原因所致。查该小韵书卷字，《辞源》修订本和《汉语大词典》都是shè音2例，《汉语大字典》shè音3例，《中文大辞典》shè音5例、yē音1例。yē音仅1例；shè音则有12例，占绝大多数。 或将shè、yē二音一律改为shé，或就已注之现状取shè而舍yē，这两种作法都可以消除该组今音歧异。前者是纠误为正，后者是径直从误音之中取误音。改shè、yē为shé，这种大幅度更动已注今音的做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有关方面造成新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取shè音而舍yē音，这种误中取误的做法虽则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照顾了语言职能的需要，但却存在今—古不对应的问题。两种取舍各有长短。 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还会遇到另外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试举一例，以见一端： 纰民切的bīn—pīn歧异 馪[集韵]纰民切bīn（中文10-275） 馪pīn《集韵》纰民切（大字典1840） 纰民切为滂母真韵，pīn音合于反切，与反切不相合的bīn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缤”字异变为bīn，因此在同小韵书卷字当中引发今音误注。查该小韵书卷字，《辞源》修订本和《汉语大词典》都是pīn音1例，《汉语大字典》pīn音7例，《中文大辞典》bīn音8例、pīn音2例。大陆三书一律为pīn，《中文大辞典》则是bīn为主流，bīn、pīn二音，海峡两岸各据一端。 大致有三种做法可以消除该组今音歧异：一是取pīn音更动bīn音，二是取bīn音更动pīn音，三是大陆取pīn音台湾取bīn音。前两种办法都只能顾及两岸的一方，不能被顾及的另一方则难以承受大幅度更动今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种办法，虽然易于操作，虽然可以求得单方面的内部一致，但海峡两岸的歧异终究不能消除，作为暂时性的权宜处置似乎无可厚非，从海峡两岸语言一统的高度来看，终究还是留有尾巴，存在今音不一致之嫌。三种做法都不是良策。这类歧异的整理，客观性理据比较缺乏，需要倚重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政府最高管理机构牵头，沟通两岸，达成共识，共同运作，通过“一盘棋”的审音机制协调解决(19)。 总起来说，书卷字今音歧异整理工作很不“简单”。因为歧异之音已有“资深”经历，因此，即使同属正—误并立关系的歧异，但是整理工作中的取舍并不相同；即使明属误注性质的今音，也不能单凭古今语音对应规律见“误”辄改。 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改动一个例子，也会涉及许多相关问题，远远不是单凭一本古今音手册对号入座就能解决问题的单纯工作。两千余例歧异今音的整理，需要爬栉的是数倍于两千余例的古今音注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是一个浩大而又复杂的工程。 书卷字今音歧异问题必须进行整理，这是一个肯定的命题，至于整理方面的具体设计，兹事体大，且又涉及海外有关问题，宜于审慎对待。本文关于今音歧异整理方面的讨论，仅就整理工作某些具体问题述及几点粗浅探索，远非方法论之性质，旨在强调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和有关特点，借以引起读者关注，以便共同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 ①关于今音及其音源的考辨问题，参看范新干：《从〈集韵〉粗本切的今音歧异说起》，《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 ②王力：《汉语史稿》（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2页。 ③本文的今音考述涉及《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等四部辞书，后两书都有几种版本，本文引述时选取的是各本并同的例子；《中文大辞典》的今音标注用的是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母，本文引用时已转换为汉语拼音字母。引例后面的括注中，此四书分别简称为“辞源”、“大词典”、“大字典”、“中文”；数目字指所引之书的册数—页码（或合订本页码）：“辞源”是四册本1998年版，“大词典”是十二册本1986-1993年版，“大字典”是合订本1992年版，“中文”是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④该书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印行，后来又被收进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国音标准汇编》，由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印行，本文依据的就是这个本子。 ⑤何容：《何容文集·国音标准的来历》，台湾：国语日报社，1975年，第6页。 ⑥⑩(13)(14)(17)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音标准汇编·常用字汇》，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3页，第33页，第42页，第53页，第36页。 ⑦程养之：《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检字》，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2页。 ⑧(11)(15)徐世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49页，第260页，第159页、227页。 ⑨范新干：《僻音字的今音歧异问题》，《国学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重编国语辞典编辑委员会：《重编国语辞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537页。 (16)关于误移引发今音误注的问题，参看范新干：《论僻音字的今音误注现象》，《国学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范新干：《论形声书卷字今音之注中的一类混乱现象》，《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 (19)范新干：《海峡两岸书卷字今音歧异整理构想》，《汉语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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