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到位——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危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主导论文,冲突论文,危机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不久前《人民论坛》“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特别策划，经过对8128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选出来作为我国未来10年的10大挑战依次为：1.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2.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3.基层干群冲突；4.高房价与低收入矛盾；5.诚信危机，道德失范；6.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7.环境危机凸显；8.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9.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10.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见《人民论坛》2010年3月上，总第283期)
把“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也列为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复杂心态。
按照调查策划者的设计，这里说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与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这个说法则意味着，一方面，人们肯定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中国化意识形态，已经是我们现实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在全球化趋势明朗的今天，它有可能抵不住西方价值观或其他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从而失去其主流地位。这是一些人基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得出的预测或警告，值得我们大家、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给予重视和反思。
这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表现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这里有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并非来自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而是来自“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因此，最终能否克服这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主流价值观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到位。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当代的主流价值观，简单说来，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科学性，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得到应用和证实；二是它的价值观，与现阶段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需要相吻合。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以旗帜鲜明的宗旨立身，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并在实践中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从一支原本“边缘化”的、弱小的政治队伍，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命运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因此而作为党和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成了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观”。60年来，以这一主流价值观为精神动力，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和探索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可以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与这一主流价值观的得失有关；而主流价值观本身的得失，则根本上取决于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得失。
我们的经历和事实表明，只有社会的历史和实践，才是决定一种价值观命运的根据。总之，要以一种历史的、实践的眼光来看待“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和命运。目前，特别需要对两个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个是“主流”与“主体”的关系。所谓“主流价值观”，人们通常只看到它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而不大注意，它只有成为历史真正主体，即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普遍自愿的价值观，才能成为生活实践中真正切实有效地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代表历史的主流。如果一种价值观尽管很合理先进，但它却仅仅为一少部分人所持有，尚未成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自觉表达，甚至在实践中还离不开政治和行政权力推行的时候，就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流价值观。就这一点来说，应该清醒地看到，已往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大众化，即使之真正“主流化”的工作，其实仍在进行之中，不宜轻言完成；而对这方面今后任务的艰巨性，更不可掉以轻心。
另一个是“价值观”与“价值”的关系。与前者相联系，人们通常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往往只注意它在“话语空间”中的地位，即在政治口号和宣传教育中被规定的分量；而不大注意它在价值的“实践空间”中的切实意义，即它与人们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实际联系。从理论上说，一切价值和价值观念的根基，在于它的主体性，即它总是“谁的、为谁的”价值及其观念系统。社会上不同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等，必然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他的价值和价值观念如何，总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地位、利益、需要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与他的生存发展相关的选择和追求所在。权利和责任，是每一个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如果不懂得价值观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意无意将它们混为一谈，以为可孤立地就价值观说价值观，就意识形态抓意识形态，甚至以为占领了话语空间、掌握了话语权，就是解决了价值导向问题，那么就可能导致官方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相分离，或者人们“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手上做的”相脱节。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观与价值相背离的状态。一般说来，这是主流价值观建设中最大的误区。
依据上述两点来考察我们当下“主流价值观”的态势，应该注意到两点：
首先，我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对这一点的把握不应浮于表面。其实应该说，我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人们习惯了其话语套路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那个引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凸显和丰富起来的新型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即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主体，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无可争议的是，它正在引导中华民族走上重新振兴之路，它对于改变中国人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意义，也正在为历史所证实。这个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单纯依靠话语和权威的力量，而是依靠群众的实践和经验，为自己确立着现实的主流地位。就是说，它是与“主体”相一致的“主流”，是体现在价值实践中的价值观。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在于追求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中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统一，追求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与主体现实实践的统一。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升华、发展和落实。但至少，我们应该从观念上认定它作为我们的主导价值观，去积极地建设它。而不是放下它，企图到西方话语或古代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去寻找现成的解释，或干脆把它归于中外某种传统模式的门下。如果这样来看我们现实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实践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得到不断的巩固、完善和落实，那么这种价值观就会深入人心，保持其名副其实的主流价值观地位，任何力量都不会使它动摇。以我们的价值观充分到位为前提，就可以既有决心，又充满自信地说：在这里，并没有、也不应该有“主流价值观边缘化”之虞。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一切在历史和实践中得到的东西，也可以在历史和实践中失去。这一价值观的建设，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懂得和珍惜自己已经取得的突破的意义，是否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自己已经做出的正确选择。毋庸讳言的是，对于形成中尚未完备的价值观来说，现实中的挑战是严峻的。并且这些挑战并非仅仅在于观念领域，而是更多地在于现实的领域，价值观的危机实际是价值体系的危机。例如，仅就这次由人民论坛通过公众调查概括出的“10大挑战”来说，像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基层干群冲突问题、高房价与低收入矛盾问题、公众信任危机问题、民主政治改革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等问题，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它们总体上都可以归结成一个：现实社会价值体系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也都意味着对相应的理论、政策即主导价值观的挑战。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利益关系及其结构的调整为核心，我国社会价值体系变动过程中出现的现象。面对这些现象，我们的新价值观，也就是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是否能够跟上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自身，从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思想和智慧呢？这显然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效力，也是它能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关头。
但就目前我们在价值观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而言，有些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对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还不充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应有的东西，思考还不清晰，论证还不透彻。特别是许多在实践中发现的东西，还没有从理论和观念上提升到位，因此还不能在同等层次上与其他价值观进行有效的对话。例如，“以共同富裕为荣，以共同贫穷为耻”，这是由邓小平提出和阐述，在改革开放中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观念。但在一些“主流”的话语中，它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理解和科学解释。相反，人们在谈到道德观、是非观等一系列重要价值观的时候，却仍然热衷于向传统，甚至古代和西方寻找话语资源。这种主流价值观与主体价值相脱节，即价值观的内容和表述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毛病，必然造成面对现实问题却没有现实主体自己的立场和话语，只能在他人话语之间寻觅和躲闪的境况。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迹象。总之，如果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在现实问题面前失效或“失语”，那么就意味着，“主流价值”体系本身在弱化和自我“边缘化”。若是如此，那么它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也将难以避免。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它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也没有人是“被”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的。因此，我们的价值观的命运，最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由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