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上帝的斗争--论穆瑞尔183&斯派克的宗教小说_斯帕克论文

人与上帝的斗争--论穆瑞尔183&斯派克的宗教小说_斯帕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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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逝世时,格雷厄姆·格林写道,詹姆斯逝世使“英国小说失去了宗教意识,随着宗教意识的失去,人类活动的重要性也就失去了。小说世界失去了一个范畴”。(注:Allan Massie:"Calvinism and Catholicism in Muriel Spark,"inMuriel spark:An Odd Capacity for Vision,ed by Alan Bold (London:VisionPress Ltd.1984),p.94.)格林也许是多虑了。如果我们走进斯帕克的小说,我们会发现那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因为斯帕克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公认的“天主教”小说家。在她的小说里无处不存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子。从她小说的寓意到主人公的言行,从罪恶到道德,无处不渗透着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宗旨。作家的作品是反映他对世界的看法的,斯帕克作为一个忠实的罗马天主教徒,自然要以她的观点来反映世界。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多萝西娅·沃克总结说:

缪里尔·斯帕克的才华是独一无二的。她把她后来所拥抱的罗马天主教看作真理的基础与表现。对她来说世界属于上帝,但这是一个堕落了的世界,堕落到了根本无法按上帝的意愿安排世界的地步,尽管在她看来,人类中有一些罪孽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注:Dorothea Walker:Muriel Spark (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8),Preface.)

沃克的这一总结不仅点明了斯帕克宗教小说的信仰基础,还点明了她的宗教小说的主题:人的世界是一个“堕落了的世界”。而“堕落”二字就是人不服从上帝并与上帝抗争的代名词。

斯帕克并不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她对罗马天主教的兴趣是在她1951年发表了获《观察家》短篇小说奖的《塞拉夫与赞比西》之后。那个短篇写的是她本人在南非的生活经验。小说里谈到基督教的思想,但它并不是一般的基督教小说。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她迷上了“天主教魔力般的世界以及它那为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神灵所居住的无限的空间”。(注:Derek Stanford:"The Early Days of Miss Muriel Spark",in Critic 20,No.5(April-May)1962,p.49.)“天主教的形象,对她来说似乎更经济些,‘否则整个宇宙就糟踏了’”。(注:Derek Stanford:"The Early Days of Miss Muriel Spark",in Critic 20,No.5(April-May)1962,p.49.)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1954年斯帕克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且开始宗教小说的写作,而在这以前她一直在进行诗的创作和写文艺评论。究其原因时她说,“在我成为天主教徒之前我没有能力写作。”(注:Ruth Whittaker:The Faith and Fiction of Muriel Spark(London:St.Martin's Press.1982),p.19.)她的话或许是真的,因为我们在她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能够感到宗教已经“成了存在的核心”。(注:Dorothea Walker:MurielSpark,p.51.)

从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中我们知道,就上帝与人的整个历史关系来说,其实就是上帝要人服从他以及人不信服上帝并与上帝的抗争。这种抗争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当时人的代表亚当和夏娃为争得“自由意志”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因而“堕落”,被上帝赶出了那个乐园。从那时起,这种抗争就从未间断过。斯帕克的宗教小说对这一抗争作了图式化的讲解。

我们不妨从她的几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体会一下她宗教小说的主题:人与上帝的抗争,而抗争的结果是上帝获胜。

《圣灵》(The Comforters,1957)与《死亡的警告》(Memento Mori,1959)、《单身汉》(The Bachelors,1960)和《佩卡姆·赖伊叙事曲》(The Ballad ofPeckham Rye,1960)等几部小说是作者在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图解化的同时,进一步加深自己宗教信仰的过程。《圣灵》的主线之一是体育评论员劳伦斯与新近加入天主教的女作家卡罗琳的爱情故事。卡罗琳在写一本有关小说理论的书时,开始听到打字机或说话的声音,那些声音要么是在重复她已有的思想,要么在告诉她她即将会有的思想。一次在一所疗养院里,卡罗琳结识了天主教徒乔治娜·霍格夫人。后来卡罗琳发现她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天主教徒,她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因而对她十分厌恶。劳伦斯的母亲是一个好人,乔治娜在疗养院的工作就是她帮助找到的。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劳伦斯的祖母耶普夫人走私钻石的事情。

对于卡罗琳所听到的声音众说纷纭。有人说她疯了,但她自己坚决不相信自己精神有问题,读者也觉得她没有疯。她所听到的声音是真实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而相信这种超乎寻常的事情正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作者要证明的是,对上帝的信仰只能接受,无需证实及说理。由于卡罗琳是一位真正的天主教徒,她能与上帝通过那种声音——圣灵——沟通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由于卡罗琳尚不是一个完全的教徒,因而在执行那声音的命令时发生过动摇。例如有一次她与劳伦斯准备去看望耶普夫人,去之前那声音告诉卡罗琳他们是开车去的。因为卡罗琳尚有在魔鬼唆使下偷吃“禁果”的“自由意志”即“原罪”,便对劳伦斯说:“声音说咱们是开车去的,那好,咱们必须坐火车去。你明白为什么吗,劳伦斯?这关系到咱们的自由问题。”(注:Muriel Spark:The comforters(London:McMillan & Co.1957),p.108.)然而他们预定访问的那天恰恰是“圣契约日”,她必须去做弥撒,因为那是信徒必须履行的责任。作者要说明的是上帝的安排是不可违抗的,违抗的结果必然是上帝的惩罚。果然,在他们后来开车访问耶普夫人的路上,卡罗琳因车祸受了重伤并因此而后悔。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在一次野餐路上,霍格夫人掉进了水里,即将淹死。这时卡罗琳尽管不喜欢她,但出于天主教徒的道德,还是向她伸出了援救的手。在救霍格夫人时,卡罗琳也在下沉。由于卡罗琳屏住呼吸的时间长些,在霍格夫人咽气的一刹那卡罗琳抽回了她的手,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让自己脱离霍格夫人,她们二人就会沉入水底”。

小说的寓意十分清楚:作为罪恶的代表,霍格夫人必将失去生命;卡罗琳将手从霍格夫人那里抽回意味着它脱离了罪恶;卡罗琳之所以生还是因为她虽然有罪,但她还能在生死关头服从上帝去救霍格夫人,尽了一个教徒的责任。她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天主教徒,但她仍不失为一个知道悔改的信徒并因此而得救。

生与死是宗教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斯帕克在《圣灵》里讨论的是“生”的问题,那么她在《死亡的警告》里就转到了“死”的问题上。在《死亡的警告》里,作者通过主人公亨利·莫蒂默与琼·泰勒两位老人的故事揭示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抵制死亡,而死亡是上帝对人反抗他的惩罚。小说里的两个人物表面上都不错,但作者认为只有泰勒可能得救,因为他相信了天主教。莫蒂默得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不信天主教。而“信”与“不信”本身就是服从与反服从的斗争。

1970年斯帕克发表了《驾驶席》(The Driver's Seat),小说中女主人莱茜试图将自己改造成上帝,实现“神人合一”。然而她的结局是自杀。作者试图通过莱茜的自尽表明自己的观点:违抗上帝的安排而自行安排人生的人必遭毁灭。

此后作者有几部小说暂时离开了直接的宗教主题,将笔锋指向了现代社会的罪恶与恐怖,但它们的主题仍与宗教有关,即“人类将上帝的形象歪曲成他们自己的了”。(注:Dorothea Walker:Muriel Spark,p.51.)在批判社会的丑恶方面,一个典型例子是作者通过《克莱维的女修道院院长》(The Abbess of Crewe,1974)中教会选举的事抨击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为此厄普代克在1975年6月出版的《纽约客》上写文章专门讨论了斯帕克的这一抨击,并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尼克松作了对比。

在1976年的《接管》(The Takeover)里作者又回到了宗教主题上,此时她似乎在以更加悲观的态度看待世界的罪恶,认为人类在以威胁对待威胁,以非法对待非法,以道德沦丧对待道德沦丧,由于世界上的罪恶过于深重,连悔改自新的可能都几乎没有了。

然而1981年的《与意图漫游》(Loitering with Intent)却表现了作者较为乐观的情绪。书中主人公塔尔博特小姐是个小说家,她在上帝的帮助下代表正义和真理压倒了生活中的罪恶代表昆庭爵士,使昆庭这个企图控制别人生活的自私狂人遭到失败。作者无疑想让塔尔博特小姐协助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作者似乎还没有解决她在《圣灵》中想要解决的有关圣灵的疑惑。

在1984年的《唯一的问题》(The Only Problem)中,作者所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这个受“仁慈的上帝”控制的世界上会有如此众多的苦难。作者试图借主人公哈维学习《圣经·旧约》中《约伯记》的过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约伯记》所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上帝怎样对待人类的。约伯是一个好人,但是却遭到了种种巨大的灾难,不仅丧失了所有的子女和财产,身上还长满了癣疥。他的朋友们以传统的宗教观点解释约伯所受的灾难,认为这是因为他违抗了上帝,受到上帝的惩罚。但约伯不承认自己应该受到这种对待,因为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为此他质问上帝,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对上帝的信心。上帝没有回答他的质问,对他的信心上帝向他表示了自己神圣的权力和智慧,约伯也因此谦虚地承认上帝的智慧和伟大,并后悔自己对上帝的质问。末了,上帝恢复了约伯从前的境况,甚至比从前更加昌盛。上帝指责约伯的朋友们没有领会他遭受苦难的深刻意义,唯有约伯了解上帝远比一般传统宗教所描绘的更加伟大。(注:典出 Holy Bible (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Job (New York:ThomasNelson Pubishers,1980),pp.335-352.)

斯帕克在小说里借哈维所蒙受的苦难以及他后来所过的幸福生活,说明人世间的苦难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只要像约伯和哈维那样服从上帝的安排,对上帝坚信不疑,就能得救。

《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是斯帕克的又一成名之作。小说探讨的是“背叛”问题。

小说写的是二战前爱丁堡一所教会小学里的事。布罗迪小姐是一位年轻漂亮雄心勃勃的教师,她心目中的英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她信仰爱丁堡十分盛行的加尔文教。该教否认一切个人自由意志,相信预定论,即人世间的一切、人的一生都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而她却不服从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世界,以种种办法笼络自己班上的一伙经她挑选的女孩子,并声称要把她们培养成为“人杰中的人杰”。她虽然去校外听宗教课,还建议在自己学校的课上向学生们读《圣经》,然而她自己的信仰并没有使她在道德上有所进步。她信上帝是因为她坚信“不论做什么事,上帝都在她一边”,(注:Muriel Spark: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61),p.85.)所以她自命不凡,连走路时头抬得都比别人的高。事实上她的信仰只增加了她对自己不切实际的看法,认为她就是上帝,因此她能与音乐老师娄赛先生同床而不自责,甚至为了满足心爱的艺术教师劳埃德的性欲,不惜鼓动自己的学生去与他同床,丧失了一个教徒起码的道德。

虽然她把自己看成上帝和真理的代表,并对此坚信不疑,但她终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成为学生们的上帝。自从她的心腹桑蒂(作者的化身)皈依罗马天主教后,便开始对自己的教师采取了批判态度,桑蒂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英国人,生活在英国这块土地上,但在布罗迪小姐的控制下

她觉得自己已经被剥夺了在这种生活里生活的权利,无论这种生活多么叫人不愉快。她也迫切地想弄清楚这种生活的真实内容,并且不想再有什么人来保护她。

于是当布罗迪小姐告诉桑蒂是她劝说艾米尔到西班牙参战时,桑蒂再也忍受不了了,便以“天生的法西斯”的罪名向校长告发了自己的老师。布罗迪小姐因此而提前退休,并因患病56岁去世。

作者显然是说,布罗迪小姐由于胆敢与上帝唱对台戏,背叛了上帝,背叛了她的学生,上帝便选桑蒂来背叛她,使她灭亡。但是布罗迪小姐的可悲之处还在于她没有皈依罗马天主教,否则她还是能得救的。因为“她的性格最适于信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可能会接受她,并用纪律约束她那狂涛汹涌般的思想使它变得正常起来”。末了桑蒂进了修道院,不论她有什么错误,罗马天主教就是她得救的地方。

从斯帕克的许多短篇小说中也能体会到这位“天主教作家”的宗教观。《砰砰,你死了!》(Bang-Bang-You're Dead,1982)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个短篇里,作者没有讨论在长篇里所讨论的大问题,而只讨论天主教徒日常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诚实。诚实是上帝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所作训示的“十条戒命”之一,当然也就是教徒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她在《克莱维的女修道院院长》里抨击尼克松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嫌尼克松不够诚实。她曾说,“尼克松在处理那件事的时候太愚蠢了,他企图掩盖它,结果全部的录音带都公布了,简直是荒唐。”(注:Sara Frankel:"An Interview with Muriel Spark",from PartisanReview,vol.3,1987,New Jersey.)

《砰砰,你死了!》里的女主人公茜比尔是作者自己的形象。故事发生在南非,主题是两个外形相貌酷似的女孩茜比尔和黛泽荷由于在“诚实”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而遭到了不同的结局。茜比尔从小就诚实,与人为善,从不撒谎。黛泽荷则不诚实,诡计多端。例如她们在与两个男孩玩警察打土匪的游戏时,茜比尔严格按大家规定的规则玩,黛泽荷则不然,她根本不顾规则的要求,只要自己愿意就砰砰把茜比尔打死。而茜比尔不论多么不愿意也按规则“顺从地打了个滚”,然后再抗议说游戏才刚刚开始。

茜比尔的诚实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成年的茜比尔已经不如小时候那么天真了,对黛泽荷的丈夫巴厘她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例如她虽然认为巴厘顶多是个三流诗人,却没有当面指出。作者要说明茜比尔不是“完人”。但是她最终还是诚实地说出了心里话,并因而感到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得到了赦免。过去那一段的虚伪所形成的枷锁顿时烟消云散。她知道如若不诚实她将永远不会健康地生活。”

故事的结尾耐人寻味。管家大卫向茜比尔求婚失败使他产生了杀害她的念头。然而枪响后,倒下的不是茜比尔,而是黛泽荷。作者所传达的信息是:世人的外表没有差别,正如茜比尔和黛泽荷外表没有差别一样。然而由于对待上帝的话态度不同因而后果也不同。茜比尔虽然是个诚实正直的人,但远不是一个“完人”,“茜比尔……不能被认为具有人类行为的理想标准。”(注:Tom Hubbard:"The Liberated Instant:Muriel Spark and the ShortStory,"in Muriel Spark:An Odd Capacity for Vision,ed.Alan Bold,p.179.)但是由于她最终执行了上帝的话,因而可以在枪口下生还,不执行上帝的话的黛泽荷则中弹身亡。

在评论界,对斯帕克的宗教小说的看法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弗里德里克·卡尔很明确地指出,她的小说,“希奇古怪的事件太多,人物的性格也十分别扭,因此就显得毫无内容。”(注:Frederick R.Karl: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Novel(Lonon:Thames and Hudson,1970),p.280.)他还指出,“缪里尔·斯帕克小姐的小说尽是玩笑与戏谑,轻浮到了废话连篇的地步。”(注:Frederick R.Karl: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Novel(Lonon:Thames and Hudson,1970),p.280.)

这些看法自然事出有因,看看她笔下的天主教徒的形象便可知道除了《死亡的警告》中的琼·泰勒外,几乎没有一个是值得人们真正同情的:《圣灵》里的乔治娜·霍格是个令人作呕的天主教教条主义者;《罗宾逊》(Robinson,1958)里的主人公既傲慢又没有良心,背叛了培养他的教会;《单身汉》里的罗纳德·布里奇斯,一个患癫痫病的笔迹学家,居然说“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厌恶所有的别的天主教徒”;(注:Muriel Spark:The Bachelors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1),p.79.)桑蒂·斯特林杰在《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里不仅背叛了她的老师,还在天主教里发现“许多比布罗迪小姐更叫人讨厌的法西斯分子”;(注:MurielSpark: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p.125.)《克莱维的女修道院院长》中教会里的种种丑闻;在《接管》里,我们看见耶稣教牧师库斯波特·普莱斯“在椅子里来回摇动,像是被性欲和牧师的天职所激发和感动了一样”。(注:Murieof Crewe,(Harmondsworth:Penguin Boka,1975)p.12.)如此这般的天主教徒自然难以叫人佩服。难怪有人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人会因为读了她的小说而想成为天主教徒。”(注:Dorothea Walker:Muriel Spark,Preface.)而这些恰恰就是她写宗教小说的目的,写的就是人如何与上帝抗争的。

鉴于此,有些评论家认为斯帕克的宗教小说与传统宗教小说的概念不同,说她的“小说是宗教性的是从它们将超自然的力量揭示了出来这个意义上说的。”(注:Joan Leonard:"Muriel Spark's Parables:The Religious Limits ofHerArt",in Foundations of Religious Literacy,ed John V.Apczynski (Chico,Czlif,Scholars'Press,1982),p.157.)这么一来就把她的宗教小说的“神圣”与“宣教”成分排除掉了。

对她自己的小说,斯帕克说,我不认为我的小说是真理……我只说它们是小说,它们反映了某种真实的事物。我总牢记我所写的是小说,因为我对真理感兴趣——绝对的真理……真理有比喻上的和道德上的,还有一种是人们所说的《圣经》上的……还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其中有难以相信但我相信的事物,我相信它们是因为它们是绝对的。8(注:Frank Kermode:"The House of Fictions",in Continuities (New York:Random House,1968),p.208.)

斯帕克所强调的“绝对真理”对有的人来说是“超自然的力量”,对有的人来说是“古怪”和“戏谑”,而对她自己来说恐怕就是“邵”了。

评论家对斯帕克的“宗教小说”或者对“天主教小说”有不同看法,还在于她的小说没有遵守传统宗教小说所应遵守的原则,而是“与许多天主教小说家一样,她对这一(小说)形式总带着根深蒂固的诡辩”。(注:Malcolm Bradury:Possibilities: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Novel(London:Hazell Watson& Viney Ltd,1973),p.247.)因此人们一般认为斯帕克与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属于天主教作家中的分离主义者。这三位作家由于对天主教教义的不同理解,在处理天主教题材时又各有千秋。沃写的主要是上帝的力量如何施展到世人身上,写的是上帝的爱;格林写的主要是暴力,认为暴力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人的堕落引起的,是魔鬼引起的;斯帕克写的则主要是人与上帝的抗争,在这一斗争中上帝将获胜。

不论众小说家的宗教小说如何不同,缪里尔·斯帕克作为一位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重要小说家和少有的几个天主教小说家之一,显然具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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