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1—0021—15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发展很快，相当繁盛，表现为研究人员众多、研究对象广泛、研究成果繁富与研究方法多样。它通过对单体城市、城市群、城市与城市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国城市的功能、结构、地位、作用、精神与特质，既参与、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本文重点介绍、分析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①
一 研究概况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可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著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②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关于长安、古代行会制度的论文为城市史研究的起步。③侯仁之潜心于古代城市研究，其对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以柳亚子为馆长、以胡怀琛、蒯世勋、胡道静等为骨干的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年、1935年各出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4期，涉及沿革、气象、地文、风土、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党务、外交、实业、金融、工业、交通、文化、新闻、体育、学艺、人物、教育、社会事业等，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开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先河，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志馆于1945年9月恢复工作，1946年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等著作。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或对洛阳汉唐城址进行开拓性勘查，对洛阳在汉唐的形制变迁进行研究(阎文儒)；或对古代城市兴起与发展进行系统探索④，或对近代上海城市功能进行资料梳理和初步研究，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58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荣家企业史料》(1962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资料都相当扎实，有很高的价值。有些资料，还包括了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问、调查，为他书无法替代。这些研究均因十年动乱而中断。同期，许倬云等台湾学者，探讨了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等问题。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呼唤着城市史研究的繁荣。建国初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仅有10.6％，当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29％，欧美发达国家则超过60％。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化率缓慢增加到18％。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多，体量增大，城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比重日益加大。到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43％，城市人口达到5.63亿。⑥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城市史的研究，有关科研单位与科研管理机构加大了对城市史的重视与投入，城市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一门新的分支，日益兴盛。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史论著量多面广。
据张利民统计，自1979年至1994年，国内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34部。⑦以城市史、城市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期刊逐渐增多，如天津的《城市史研究》(1-23辑)、上海的《上海研究论丛》(1-17辑)、《都市文化研究》等。一些历史专业期刊上，与城市史研究相关的论文日渐增多。据笔者统计，自1986年至2006年，《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八家主要历史专业期刊中，共刊发城市史及相关研究文章390篇，占总数的3％。其中《史林》刊发的城市史及相关论文最多，占其总篇目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分别占4％和3％。《史林》专门开辟了“城市史研究”专栏。此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也有大量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相关的论文。
其二，城市史研究基地逐渐形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均从1980年代就从事城市史研究，承接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城市史课题，汇聚了一批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成为研究城市史的基地。与此同步，以城市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此伏彼起，蔚然成风。从1988年到2006年，上海、重庆、武汉、天津、青岛等城市举行过15次比较大型的关于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比较城市史研究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主办的“城市中国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都市研究网”等城市研究相关网站，在交流研究信息，共享学术资源方面起了很好作用，成为城市史研究兴盛的标志之一。
其三，城市志编撰蔚为壮观。
城市志是地方志的一部分。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世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胡乔木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要继承修志传统，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1980年，修志工作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198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文件。1986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个城市都成立了地方志办公室。这是政府规定的文化项目，有经费，有人员，有资料，这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史研究。截至2005年11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台湾未统计)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000余部，已出版5000余部。其中，省级志书规划2615部，已出2176部，完成83.2％；市级志书规划288部，已出261部，完成90.6％；县级志书规划2506部，已出2371部，完成94.6％。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总共完成了规划任务的88.8％。同时，编辑出版4万多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
城市志不等于城市史。城市志以行政市为范围，城市史以城市实体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但毋庸置疑，城市志的主要部分，可以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范畴。经过二十多年的修志努力，可以说全国已经无市无志。即使是一些以县命名的地方志，其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志内容。城市志一般说来，具备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百科性特点。相当一些参加者熟谙地方典籍，了解风俗民情，更增强了这些志书的史料价值。
二 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
中国城市何时起源、特征如何，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史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与《城市》两书中，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则否。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针对韦伯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中国城市起源、发展特征问题上各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问题，傅筑夫、张光直等持“防御说”，⑧强调政治、军事因素在城市起源中的作用。杨宽提出一种特殊的“防御说”，他考察了日本的古城后，主张“沟应是城的萌芽”⑨。有的学者提出“集市说”，认为城市是在市集的基础上兴起的，民间交换或经济交往频繁、固定的出现，使得人口的聚居成为可能。这种说法与西欧城市史家看法较为接近。此外，还有地利说，城乡差别说等。⑩近些年来，有学者以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古文明设都、都城选址、军事防御及规划布局制度等作了论述，其中对中国夏商时代施行主辅都制的论述在学术界属于首创。(11)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特征与分类问题，大陆学者傅筑夫、傅衣凌、李伯重，台湾学者赵冈等均有深入研究，成一家之言。
傅筑夫将中西封建时代的城市进行比较，揭示了中国与西欧古代城市及城市经济的特点，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都城是统治阶级根据政治、军事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兴建的，从秦汉到明清，城市的性质结构的管理制度基本类似(12)。但从北宋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古相沿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结构和面貌开始与近代城市相类似。
傅衣凌破除了将前近代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从经济的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划分为“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种类型；并指出工商业繁荣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伯重在此基础上提出，实际上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将其命名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并用现代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明清江南的城市化问题；进一步将明清江南城市分为两种类型：“苏杭型”城市与“众星拱月”型的城市，以及“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与“群芳争艳”型的城市。(13)
台湾学者赵冈将中国城市分为两大系统：一类是行政区划的各级治所，称为城郡，政治意义很强，另一类是治所以外的市镇。二者总合称为城市。赵冈对于古代城市居民的密度，城市人口数量及占全部人口比重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城市起源到南宋为止，是第一阶段。此时期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人口有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大都市规模迅速膨胀。南宋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落。城市人口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现代化工业逐渐兴起，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城市人口迅速回升。(14)
三 从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学者对于秦汉时期的城市非常关注，大量的城址考古资料，为先秦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5)虽然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汉唐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社会”，(16)但作为人类聚落的城市已然存在。《汉代城市研究》与《汉代城市社会》等书，是近年来关于秦汉城市研究中的力作，前者搜集了大量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汉代城市的分布及汉代城市人口比例研究方面，均有突破。后者受日本学者影响，深入地研究了汉代的聚落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汉代大小城市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规律和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研究相对薄弱。但近年也有对该时期的城市管理机制，治安管理，居民管理问题的专著问世。(17)有些研究著作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六朝时期以建业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繁荣景象。(18)
唐代时期的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京。有学者对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及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作了详细研究。(19)宁欣的系列论文关注了唐代坊市制度破坏的渐进性，即街道在突破坊市制度中的作用，详细论述了“街”在坊市向街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侵街”的表现。(20)
宋代城市研究成果集中于东京和江南城市。研究者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发展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各种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和等级体系。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种城市变革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1)有研究者围绕宋代江南城镇发展概况、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部分来展开论述，包括城镇的发展过程、基本类型、区域体系与特点、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不少方面是以往学术界研究宋代城市史时较少涉及和注意到的。(22)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不长，考古和历史工作者主要对元上都、大都、和中都进行了发掘和研究，代表作有《元上都》、《元上都研究》等。(23)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还有史念海、杨宽等倡导的古都研究和城市建筑、制度研究。史念海在对周、秦、汉、唐古都进行考察后，于1983年发起组织中国古都学会，后来写就《中国古都概说》一书，将中国古都学定义为“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在其1998年编的《中国古都与文化》专集中，(24)论述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古都与自然关系，及唐代长安外郭街道及里坊的变迁等问题。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道等城市建筑与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5)此外，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从建筑学的角度，概述了历代城市主体建筑的结构、布局、形象，及造园等，图文并茂。(26)
四 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研究是古代城市研究中相当活跃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明代城市研究》及《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27)
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研究成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28)。1964年，傅衣凌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框架下，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尽管他的开创性研究，因“文革”而中断，但他提出的“专业市镇”概念，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引领性作用。(29)1970年，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刊布了其成名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30)他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业市镇、米粮市镇等类型，这种研究范式对1980年代以来江南市镇研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的李国祁、范毅军等随后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1980年代以后，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极其丰富(31)。樊树志、陈学文等，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在汇集排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市镇的个案分析相当深入，令人赞叹。王家范、陈忠平、范金民、王卫平、朱小田、包伟民、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等人的研究，注重江南乡土生活、社会风气、慈善事业，会馆公所、商业市场等方面探讨，从多角度、多领域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施坚雅模式的回应。
对于中国城镇城乡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曾提出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32)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模式颇有解释力，比如，王卫平在《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就运用施坚雅这一理论，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补充与修正。比如，王家范认为，从江南市镇与城市关系看，辐射不是严格遵循由低到高顺序的，因为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范金民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施坚雅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在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
五 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是从单体城市起步的，成果中九成以上是关于单体城市的。(33)
1979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已经论及近代城市史研究问题，并将上海城市史研究作为首批项目，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上海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后来出版了由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在讨论“七五”规划时，更加重视城市史研究，并决定先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着手，之后，相继出版了关于四个城市著作《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这几个规划项目，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城市史的高度重视，开创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先路。
此后，中国史学界关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南、广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长沙、邯郸、包头等城市都有相应的专著面世。其中，东部新兴城市和口岸城市所占比例较大，这与城市地位、研究力量、资料储备均有关系。香港、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祖国，关于这两个城市的史学著作在当时也有大量出版。
作为单体城市研究的延伸，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向内的取向，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比如对上海宁波人(李瑊)、广东人(宋钻友)、福建人(高红霞)、苏北人研究，对成都茶馆研究(王笛)，对城区史研究(苏智良)；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取向，编写城市通史。作为中国的“双城记”，通史编撰工作首先从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开始。曹子西所主编的《北京通史》(全十卷)，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编撰，叙述的时间，从远古时代至本世纪80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凡15卷，叙述了从远古到当代的上海历史，重点是近代。北京、上海之后，杭州、宁波、无锡、重庆等地，也先后有通史类著作结集问世。其他已开始或正在进行通史编纂的有天津、苏州、武汉、广州、济南、青岛等城市。城市通史以作为行政区划的市境为范围，与以城市实体为研究对象城市史有重要区别，但其主体部分属于城市史，涉及城市区域、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内容，建立在广泛的调查、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城市通史的编撰，对城市史研究是有力的推动。
“八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引导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研究，相关城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也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支持力度，先后完成的有“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粤港澳城市互动研究”等(34)。因此，从1990年代初起，大陆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呈现单体城市研究与类型城市、区域城市研究并进共盛的局面。
1985年问世的傅崇兰所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从联系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杭州、苏州等运河城市，是关于中国类型城市或城市带研究的前驱之作。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成果，《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承担。该书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进行多角度研究，认为这些城市各有特点、互有联系，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形成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联系在一起，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以长江沿江城市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从宜宾起至上海的14个城市。分析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上海城市的开发与发展同沿江城市的联动关系，进而探讨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5)
天津学者进行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课题，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36)
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以北京为主体，将北京及其周围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既自具特点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37)。山东学者所著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对山东城市的布局、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整体分析。(38)
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在研究理念上将城市与区域放在一起，代表着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结合的努力。(39)顾朝林的《中国城市地理》，对从秦汉到近代的城市发展作了综合论述，内以相当篇幅论述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变化、城镇分布等问题。书中关于近代中国部分城市(镇)1843-1936年的发展趋势的论述、从区域面积、城镇数、城镇网密度，城镇人口比重等具体指标进行长时段地分类详列，展示了不同区域、时段的城市的兴衰。(40)
六 “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史的研究，费正清等人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解释模式，即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解释中国现实，口岸城市是冲击-回应的集中表现地。应该说，对于这些口岸城市，这个模式是很有解释力的，因为，研究结果表明，开埠通商对这几个城市来说，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些城市的原先演变路径，改变了这些城市的功能，改变了这些城市与腹地及周边城市的关系，或大或小地影响了这些城市变化的速率。但是，通过对这几个分布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口岸城市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对于西方冲击的回应，既与冲击力的强弱大小有关，更与这些城市所在地域的经济结构、人口特点、文化背景、时代因素有关。同样是西方冲击，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的演变结果各不相同，各具特点。《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研究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变迁，从天时(时代因素)、地利(地域因素包括)、人和(移民人口)与格局(中外关系、华洋关系、沪宁关系即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关系)等角度，分析上海城市的变迁复杂因素。(41)
《近代天津城市史》按时期分篇，(42)按专题分章，讨论了天津城市发展的特质。书中指出，一方面，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并立，这在全国16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1860年的开埠使天津作为首都附庸格局被打破，天津逐渐脱离北京的控制，开辟了与华北各省商品交流的新网络，城市格局、功能都发生巨大变化，到了30年代，成为闻名于全国的大都会。这样，作者便从历史的延续性与变异性、与首都关联度的变化、列强在天津的特殊态势等方面，表达了天津城市变迁的复杂因素。
《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都从既是口岸城市、又是对内陆城市角度出发，研究了这两个城市的变迁与特质。(43)《近代重庆城市史》从理论上对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目的、意义，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城市的分类等问题进行探讨，涉及重庆城市发展的原因与特点、近代化的过程等问题。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线索有两条，相互推进，相互制约，一条是近代城市化，一条是城市近代化，既研究城市内部矛盾运动，也研究城乡关系，在古代中国是城市乡村化，在近代中国则是乡村城市化，在一些地区城市近代化与乡村城市化并非同步进行。这就间接回应了冲击-反应模式，即单从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运动是难以把握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实质的，必须从历史的、全面的、变动的关系中把握城市变迁实质。《近代武汉城市史》体例上与前者有相似之处，对于武汉成为近代中国区域性、乃至全国性革命风暴中心提出了独到看法。作者特别强调武汉的地理区位、武汉城市在前近代时期的结构与功能、世界政治格局与中国政治变局变动对武汉的影响，说明武汉城市的特质。
上述关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这四个城市的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是冲击-反应模式为中国学术界广泛知晓、屡加讨论之时，其时反映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作《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译本已经出版多年(44)，这四部著作的作者，显然不是不知道这一解释模式，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正面对这一模式提出讨论，其原因就是既有限地认同这一模式，同时又不满意这一模式，而是努力用历史的、全面的、变动的、辩证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口岸城市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架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标准条约口岸”有59个(45)，上述四个口岸城市研究的解释框架和一些观点，对其它口岸城市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比如众多条约口岸设有租界，对条约口岸的研究，焦点之一是对租界的评价。(46)大陆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说到租界，除简单描述租界的历史沿革，就是单向性地指斥其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国中之国”、“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等。在此方面，一些上海学者以晚清民主与革命、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交流为突破口，讨论租界影响的复杂性(47)，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利用租界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一方面也借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前者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觉醒，加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对于租界的影响，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他们还进而从城市政治格局、中西文化差异、上海与全国关系方面，提出缝隙效应、示范效应、孤岛效应等命题，解释租界在中国产生复杂影响的原因。(48)这些观点，开启了对租界进行具体分析的进程，也把租界的研究推进到社会的层面，把租界放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综合考察。这种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冲击-反应模式的补充。
七 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与中外学术互动
比较研究方面，总体来看，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研究都有，较突出的，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者进行了上海与香港的比较研究，上海学者与日本学者合作进行上海与横滨的比较研究(49)，厦门大学的王旭将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区域进行比较研究(50)。这些都是在城市功能相同、相近的城市间进行的比较。
通论性著作中，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城市转型为基本研究范式，并视城市的近代化为城市转型的同义语，是现代化研究范式下城市研究的典范之作。书中首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描述，指出市镇化是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而近代以来城市化道路出现转变。接着从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开埠通商与城市近代化、近代工业与城市发展、新式交通与城市发展等四个方面阐述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51)此外，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曹洪涛等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都是关于近代城市发展各具特点的通论性著作。(52)
何一民在中国城市史综合研究方面下过很深功夫，有多种论著问世。在《中国城市史纲》中，他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城市产生、发展的整体历程。将中国城市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的“城市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从秦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古典城市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时期”。(53)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中，他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重点探讨城市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城市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54)他从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社会结构的演变、城乡关系的变迁、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城市婚姻与家庭的变迁等八个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综合考察。
不同时期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时期的城市人有不同的生活。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扩大，城市日常生活史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颇成规模是湖南出版社出版、赵世瑜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宏观地介绍了唐、宋、元、明、清历代城市生活。(55)台湾学者的“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研究计划也有较新成果问世。(56)
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人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生命集合体，有其特有的品格，特有的精神。对于城市的品格和精神，研究者无法从统计学角度去计算，也无法纯粹通过文献来考证，但是，能够靠经验、直觉去感受和品味，能够通过前人的直觉和品味去研究，鲁迅等人在1930年代就已经涉及。因此，关于城市综合研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关于城市品格和精神的提炼。上述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北京、南京、苏州的单体城市研究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品评的是北京与上海人，开此类研究之风气，其后，解读各城市人的作品层出不穷，包括易中天的《读城记》，解读的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厦门人、成都人等。
中国城市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门类，它的发展、走向均受中国历史学整体态势、发展、走向的制约与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城市化速度加快，文化空前繁荣，于是才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繁盛。历史学在中国本有悠久的传统，存史、资政、教化是此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因此，现代化与现代性、城市发展规律、公共领域、民众日常生活、文化交流冲突与融合，这些在一般中国历史学界经常讨论的议题，在城市史研究中都有反映。
中国城市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同类研究息息相关，既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也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都已经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罗兹·墨菲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写于上世纪50年代，是城市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的典范，该书经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译为中文，是海外学者城市史成果介绍到国内的较早尝试。(57)70年代中叶，施坚雅和伊懋可合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包含施坚雅、芮沃寿、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众多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的论文，将区域体系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经译为中文以后(58)，对中国学者有多方面的启发。80、90年代以后，国际同行与中国学界互动增多，既参与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也回应了中国学术界提出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圣芭芭拉等校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汉学系等单位，成为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上海史研究的重镇，白吉尔、魏斐德、裴宜理、高家龙、李欧梵、叶文心、韩起澜、贺潇、顾德曼、罗威廉、瓦格纳、叶凯蒂、安克强、毕可思等著名学者，都有在中国大陆作较长时间访问学者的经历，与中国大陆学者有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关于上海资产阶级、警察、上海歹土、纱厂女工、上海苏北人、上海帮会、上海学生运动的研究成果，均被译为中文发表，对于中国同行的研究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卢汉超、王笛一些大陆学者移居海外，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资料基础，使得他们如虎添翼，成就斐然，发表了《霓虹灯外》、《街头文化》等有影响力的城市研究著作。(59)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推出的《上海史研究译丛》第1辑12种，比较集中地展现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城市史学界时分重视介绍、引进海外优秀研究成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就译著选择来看，有不少著作，如罗兹·墨菲的后期名著《局外人》，此书方法论意义很强，虽已面世三十年，迄今仍尚未有中文译本。(60)还有关于苏州、北京、南通等城市史的很好研究成果，还没有介绍进来。就研究对象而言，与上海相关的著作被译介较多，而其它城市的研究著作略显不足。相较于对欧美学界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视和引入，我们对于日本学界的中国都市史研究的关注略显薄弱。日本学界有“比较都市史研究会”等一些组织，东洋学传统中一向重视中国的城市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波利贞、宫崎市定探讨过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与城市结构的关系。内藤湖南首创“唐宋变革论”以后，日本学者相应的提出从“城市革命”的概念来解读北宋时期的东京。80年代，唐代史研究会编写过《中国都市历史的研究》，90年代，森正夫主编的《江南市镇研究》集中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于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伊原弘的《中国开封生活与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绘卷》，以开封为个案，分析了宋代城市中的城市精英、社会救济、婚姻交往、公共墓地等有趣问题。近年出版的妹尾达彦的《长安都市计划》，斯波义信的《中国都市史》，五井直弘的《中国古代城郭与地域支配》等书，均在都市史研究若干问题或领域有所突破，(61)以平田茂树为代表的日本宋史研究小组，将地域社会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到宋代城市的研究之中，其成果也多有可以借鉴之处。(62)这些功力很深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著作，还没有译介进来。
影响总是互相的。中国学者针对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包括对熊月之对上海张园、李德英对城市公园的研究(63)，乐正、忻平、李长莉对于城市社会心态、社会伦理的研究(64)，刘海岩对于城市贫民的研究(65)，苏智良对于城市黑社会的研究(66)，郭绪印等对于城市移民群体、同乡团体的研究(67)，都是国际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语境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外学术的互动。在资料掌握、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诸方面，中外学者有互通有无、互相切磋方面，也有见仁见智方面，前述对施坚雅城镇体系分析模式的补充，对冲击-反应模式的补充，都反映了中国城市史学界既有国际眼光又自具特色、既延续传统又有时代特点。
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筑、生态，无所不包。这一特性，决定了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政治学、人口学、生态学、统计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门学科，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学识和极其广阔的视野。这也是城市史这门学科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史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后的道路会更广阔，前景会更灿烂。
注释：
①本综述涉及范围为1986-2006年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情况。对于该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对外国城市史的研究，本文从略。2007年3月，本文在“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台湾中研院刘石吉研究员、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研究员等人的评论指正，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②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七周纪念增刊，1926年10月；《中国之都市》，载《史学与地学》第1、2期，1926年12月-1927年7月。
③陶希圣：《西汉长安的市》，北平晨报历史周刊9期，1936年11月25日；全汉昇：《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2卷1、2期，1934年5月。
④代表性的成果如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
⑤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史语所集刊48本2分册，1977年6月；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点》，史语所集刊51本4分册，1980年12月。
⑥参考朱铁臻：《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2月14日；刘玉：《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若干区域特性与矛盾差异》，《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2期，及国研网、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数字稍有出入。
⑦张利民：《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城市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辑。
⑧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⑨杨宽：《中国古代都市布局的探讨》，1983年7月19日在河南省博物馆所作的学术报告。
⑩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
(11)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1-386页。
(13)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2期。李伯重、周春生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5)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绪论第2-3页。
(17)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
(19)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0)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文史哲》2006年第5期；《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等；其承担的“唐宋城市比较研究”与“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等研究课题，直指唐宋城市研究的重点内容。专著方面有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
(21)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23)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详情可参见刘晓：《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载《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203页。
(24)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
(2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6)此外还有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尹君科等：《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27)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他城市分论性的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参见任放：《20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等。
(29)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0)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之6、7、8期，后收入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1)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原载《人文论丛》2003年卷。
(32)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48页。
(33)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34)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5)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
(37)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
(38)王守中、郭太松著：《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9)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清末民初西部城市发展的困顿》，未刊稿。
(40)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2)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3)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4)《剑桥晚清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5)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博士论文，1995年，第64-65页，转引自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第397页。
(46)吴圳义：《上海租界问题》，台湾正中书局印行。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7)熊月之：《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论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史林》1987年第3期；《上海租界与社会思想变迁》，《上海研究论丛》1989年第2辑。
(48)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
(49)《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
(50)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城市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辑。
(51)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2)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三联书店1995年版；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53)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4)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5)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李春荣：《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赵世愉：《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2006年版。
(56)李孝悌：《中国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57)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8)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59)这方面著作主要有：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贺萧著、韩敏中等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3年版；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樊书华等译《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威廉著、江溶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白吉尔著、张富强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安克强著、袁燮铭等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张笑川：《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互动中的中国通商口岸——〈局外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述评》，《史林》2006年第1期。
(61)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國都市の歷史的研究》，刀水書房1988年版；伊原弘的《中国开封の生活と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绘卷》，山川出版社1991年版。森正夫主编《江南デル夕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版。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畫》，講談社2001年版；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版；五井直弘：《中國古代の城郭と地域支配》，名著刊行會2002年版。
(62)《宋代の社會網路》，汲古書院1998年版。《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汲古書院2001年版。
(63)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4)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3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5)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6)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7)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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