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建安论文,风骨论文,美学论文,定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称之。这两种概括都比较准确，所以得到学界的公认。而且众所周知，盛唐诗歌是远绍建安的文学传统的，从大的美学范畴来看，无疑是相同的，都属于阳刚之美或壮美。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差别，处于不同的美学品位。弄清这些差别，正确区分它们的美学品位，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内涵。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尝试。
一
借用司空图对诗歌美学范畴的分类来看，建安风骨在阳刚这一美的家族里，基本上属于“劲健”一品，司空图在《诗品》中对“劲健”是这样描述的：“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劲健”一品，其基本特点是指作品从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上表现出来的强大力度。有力才可以无往不前，劲气直达，才可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虽然有“巫峡千寻”的阻碍，也能像“走云连风”那样容易。所以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谓：“劲健，总言横竖有力也。”作品是怎样获得这种力度的呢？这就要靠作者平时的“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前一方面是指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融化，后一方面是指作者思想品格的修养，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就能使作品“真力弥满，劲气充周”（郭绍虞《诗品集解》）。其次，“劲健”一品，必须具备自强不息的动态美。但这种动态又要如天道运行那样自然，不能一味怒张，这就是“喻彼行健”。这是对前四句的总结。但“行健”必须有“存雄”作基础，这是对五六两句的总结。历来的注本在这里多梗塞难通或模糊言之。第三，是说“劲健”这种美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可与天地并立，与造化同功。但要获得这种永久的艺术生命，作品必须有充实的内容，或者说必须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期之以实”，不能只是在形式上去求新务奇，舍本逐末，而且要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御之以终”。综上所述，愚以为司空图对各品的描述，不仅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涉及到了不同层次的创作问题。
建安诗歌充分体现了劲健之美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诗人们都高扬着踔厉风发的政治热情和渴求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建安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人才和考验人才的时代，有志之士都切望一显身手，在这个时代大舞台上演出叱咤风雷的威武雄壮的戏剧。所以建安诗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这种雄心壮志贯注在诗歌中，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一种“真力弥满，劲气充周”之感。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当然是曹操，他位居相王之尊，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主宰神州大地沉浮的姿态在诗中出现，其气魄最为宏大，意志最为坚强，只要看看“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诗句，那志在统一天下的雄图大略和信心，以及至老不衰的奋斗精神，表现得何等鲜明和执着，《艺概》称其“气雄力坚”，这是一点不错的。
建安的其他诗人所处的地位与曹操不同，但各人都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抒写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豪情壮志。他们深恐一生碌碌无为，“沉沦众庶间，与世无有殊”（陈琳《失题》）。迫切感到时不我待，机遇丧失，“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其二）因而毅然辞别家园和亲人，投身时代大潮，奋勇搏击，“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王粲《从军诗》其二）“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其四）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他们要效法秦国的三良，“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王粲《咏史》）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心情便会非常沉重，“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建安诗人这种强烈的政治愿望，本来就是受着一种强大的内驱力的推动，这种内驱力贯透到作品中，就构成了具有鼓舞力量的劲健之美。
除了直接抒发政治抱负和豪情壮志而外，建安诗人还描绘了一批英武的英雄侠士形象，通过他们间接地表现诗人的人生理想。我们看曹植笔下的京洛少年，那“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的高超的骑射武艺和迅疾机巧的动作，真使人惊叹不置。在《白马篇》中，诗人不仅展现了白马健儿那矫健的美姿，超群的本领和立下的战功，而且对他的报国决心作了突出的描绘，他“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息如归”。这样的形象和决心，用“劲健”之美来概括，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建安诗人之所以有这种踔厉风发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源于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透彻了悟。曹操认为：“厥初生，造化之为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精列》）正因他从哲学的高度参 透了人生，所以才能“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升庵诗话》评价此诗：“不特句法高妙，而识趣追于有道。”前一句不一定恰当，后一句却是对的。曹丕同样认为：“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宇宙间事物的运行有它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有生就有死，有荣就有枯，有圆就有缺，所以重要的是抱着乐观的、坚定的信念，使有限的生命与建立的功业长存，不必要惆怅悲观。曹植还写道：“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他们看到了人生的短促，但不是走向消极悲观，而是更激发起建功立业的迫切要求，从积极方面去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要求是构成建安诗歌劲健之美的重要的内在精神因素。有的研究者曾将上述内容概括到“恋生主题”之内去，我以为这是不大妥当的。因为它完全从消极方面理解了建安诗人的思想动因，从而会模糊建安诗歌的基本美学特征。
建安作者也写了一些游仙诗、远游诗，追求非现实的理想境界。乍一看来，这似乎是消极遁世，与劲健之美的内在品格背道而驰。但这里至少有三种情况应当加以区别：第一，他们是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自由。例如仲长统的《述志诗》（或作《见志诗》）就要求：“六合之内，恣情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是绝对的无所顾忌，发展个性。他还进一步宣言，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离五经，灭弃风雅，百象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作者表面上说要摒弃现实，“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但实质上是企图摆脱儒教桎梏的一种强烈躁动，一种奋力的呐喊。所以他说：“百虑何为，至要在我。”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是诗人主观精神的高度张扬。正如《吴礼部诗话》所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离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第二，是他们在紧张的奋斗之余，有时也想得到休息，享受一下安宁。其中以刘桢的《杂诗》表现得最为鲜明，“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显然，这不是想逃避现实，而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精神调节。宋代的黄山谷承其绪而写了《登快阁》诗。第三，是因为受着现实的压迫，想在精神上求得一个安息之所，其实是愤懑抑郁之情的折射。曹植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因为他在与曹丕争魏太子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文帝受禅后，他一直受着曹丕和他的侄儿曹叡的迫害，生命几至不保，思想和感情深受压抑，除了借物以抒不平之外，如《浮萍篇》、《野田黄雀行》、《怨歌行》；就是寻求神仙境界，以期超脱，如《升天行》、《远游篇》、《仙人篇》之类。他说：“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里面显然隐含着对帝位的藐视。细味这些诗篇，它仍然奔突着一股劲健之力。
其次，建安诗歌的劲健之美还在于它渗透着一种深沉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成份，但从涉及的题材和描写的内容来看，写实的比重更大些。就是写追求理想境界的升天、游仙等诗，虽然运用了先秦两汉的一些神话传说，看起来是超现实的，但事实上缺少内在的浪漫主义气质。如曹操的《气出唱》、《陌上桑》等，远不如他的《短歌行》、《观沧海》等诗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最能体现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是那些真实描写动乱年代的诗篇。由于这个时期是一个长期战乱的时代，动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来就具有一番政治抱负的诗人们，都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作了真实的反映，在诗中贯注着哀民生，感丧乱，悲歌慷慨的激情，显出一种悲慨的基调。例如蔡琰在被掳掠途中，看见匈奴贵族对中原的侵扰和对人民的杀戮，“斩戮无孓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悲愤诗》），心中是何等激愤！当她被赎回中原时，看见的又是什么景象呢？“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悲愤诗》）面对这一派破败荒凉，诗人深感“悲愤”，故用以为全诗标题。在建安时代的代表作家中，无一没有描写当时使人惊惧的现实：“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阮瑀《七哀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王粲《从军诗》其五）“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在描写惨不忍睹的现实和绝路弃子的场面中，其惊心动魄恐怕古今少有逾此的了。诗人面对这悲惨的现实，心理反映异常强烈，有的是“悠悠使我哀”（曹操《苦寒行》），“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有的是“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七哀诗》其一）。有的是“气结不能言”（《乐府古辞·艳歌何尝行》）。这些描写和抒发诚如刘勰所言是“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增强了劲健的力量。
劲健之美要求诗歌的语言辞采朴实简洁，质劲有力，给人以似拙似粗之感；不追求华美，华美则有伤筋骨。刘勰在批评汉代大赋的多方铺陈时，就指出它“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曹丕在评价陈琳的章表时，特别称赞“孔璋章表殊健”，但又批评其“微为繁富”，因为辞采的繁富是有损劲健的。建安诗歌在语言表现上，不论抒情写景，叙事状物，都明白简易，不事雕缋。例如，钟嵘评价曹操诗“古直”，称王粲诗“文秀”，评徐干、曹彪诗“闲雅”，称阮瑀诗“平典不失古体”，评应璩“善为古语”，认为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批评曹丕诗“率皆鄙质如偶语”等等。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价这个时期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的总体倾向是“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就是被钟嵘称为“辞采华茂”的曹植，他的诗也有简洁明快，“结言端直”的特点。可见，用语的恰如其分，单刀直入，是构成劲健之美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不同，它在阳刚之美这个范畴里则偏于“雄浑”一品，司空图对它是这样描述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疆，来之无穷。”
司空图的这一描述，大致揭示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是“大”，这是雄浑最重要的特征。既要求对客观外物进行广泛的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这就是他说的“大用外腓”，“具备万物”，即是说要有广大的包容量，构成作品外形的宏伟，又要求诗人有充盈的内力贯注其中，使作品具有博大和深厚的特点。清人顾翰在《补诗品》中，用“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来形容“雄浑”这一特点，可谓得其旨要。第二，是形象的超越性。诗人要从“返虚”的高度，即“道”的高度来进行艺术创造，使之达到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交融的浑成境界，这就是“返虚入浑”。这样的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气质，而不像“劲健”那样要求“期之以实”。第三，要遒劲有力而又从容自然。雄浑之美既要有强劲的力度，具备“横绝太空”之势，但乍看起来又似不经意，显出一种“荒荒油云，廖廖长风”的盛大而从容自然的气象，这就是“积健”。《{j2f208.jgp}斋诗谈》卷三对“积健为雄”有一段很精当的阐释，他认为“雄”是“力大笔轻，挥霍中自带严毅，充口而出，不待做作，自然壮旺，是之谓雄。雄而平，又无锋棱逼人，须益之消意刻思，用尽经营，终归稳贴”。可见，“劲健”之作，易于见出是曾用力；“雄浑”之作，使人觉得似不曾用力。司空图在这里事实上指出了“雄浑”是“劲健”的升华。雄浑之美包含着劲健的因素，但劲健之作还不能视为雄浑。第四，要求诗人进行广泛的艺术概括，但又要突出一个中心点。或者说要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时代精神。这就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杨廷芝《诗品浅解》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浑成无缺如太极然。”第五，他指出，要使自己的作品达到雄浑的境界，非靠平时的多方积累不可。它不是短期行为或只具备某一两个因素就能成功的。正如《皋兰课业本原解》对《诗品》“雄浑”所言：“此非有大才力大学问不能。”但一朝达到了这种境界，艺术创造力就会源源不断，用之不竭，浩然无量。
盛唐诗歌充分体现了雄浑之美的上述基本特点。首先，从涉及的题材范围来看，它名副其实是“大用外腓”，是“具备万物”，各种题材无所不写，边塞、田园、山水、别友朋，伤离别，述闺怨，忧羁旅、抒情志等等，以广度涵盖一切。从个人风格来看，由陈子昂的慷慨幽郁，王维的清微闲雅，李白的飘逸奔放，高适的浑厚浩茫，岑参的奇峭挺拔，王昌龄的健捷悲壮，杜甫的沉郁顿挫等等，合成了一种丰富、浑厚、气象远大、充满活力的基调，使读者看到了盛唐社会的各个侧面，也感受到盛唐社会的时代精神。当然，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雄浑之美的，是盛唐诗人也同建安诗人一样，在诗中高扬着一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唐代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唐王朝开国后一百多年由于政治安定，生产力大有发展。统治者也大力选拔人才，因而一般士大夫有进身的途径，这使他们对自己对社会都充满了信心，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因而抒写宏图大略，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就成了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雄浑之美的重要方面。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发出的深沉而巨大的感叹，首先爆射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耀眼火花，引起了历代有志之士的强烈共鸣。李白更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再盼望“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杜甫理想更高，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建安诗人和盛唐诗人都抒写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其风格显有不同。前者是坚韧不拔，壮心不已，奋斗不息。后者是意气风发，豪迈洒脱，乐观自信。不区别这一点，就会忽视它们的美学特征的差异性。
盛唐诗人抒写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都写了边塞诗或表示要从军边塞，杀敌靖边，保卫国家的和平和安宁。在这些诗中充满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虽然描写了边关的荒凉艰苦，但却洋溢着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之四）“亚相勤王两出征，誓将报主静边尘。”（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为了报效国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就连王维这样并不以政治抱负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不愿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所以边塞诗成了盛唐诗歌的一个突出部分，名篇佳句，层见迭出。这些诗表现出强劲的力量，但看来又似乎无所用力，浑成自然，不怒张，不填塞，不板滞，真做到了“积健为雄”。
盛唐诗人也同建安诗人一样，在直接抒写政治抱负的同时，还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个虎虎风生的英雄。陈子昂笔下的“幽燕客”，既是一个勇于斗争，勇于反抗的斗士，也是一位舍身报国的英雄，“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感遇》三十三）王维笔下的老将更是一个何等威武的人物：“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就是上了年纪，也雄心不减当年：“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我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老将行》）建安诗人和盛唐诗人虽同是描绘英雄形象，但前者着笔在健，后者着笔在雄。前者虽描绘的少年英雄，却显得苍劲；后者虽描绘的沙场老将，却显得英风扑面，豪气逼人。
盛唐诗人除了描绘英雄形象以寄托政治抱负外，还以不平凡的事物作为载体，借物寓志。李白就常以大鹏自比，认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上李邕》一诗典型地暗示了这种豪迈气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郭元振则借古剑的被废弃不用感叹人才的被埋没，但全诗结尾写道：“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古剑歌》）不似建安诗人那样抱负不能施展，便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这类诗篇真可谓达到了至大至刚的境界，显出一种“足踏蛟鲸，手鞭鼋鼍”（顾翰《补诗品·雄浑》）的气势。
其次，体现盛唐诗歌雄浑之美的是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与体现劲健之美的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大概是不同的社会背景给文学染上的不同色调吧。大凡一个社会在走上坡路时，整个时代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人们充满自信和追求理想的精神，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偏于浪漫主义气质；而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矛盾尖锐的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自己的命运的关心，这种社会心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必然使文学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盛唐诗人除了在抒写政治抱负时充满了自信、乐观、豪迈的浪漫气质，在描写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时给人以巨刃摩天之感外，就是描写和平、安宁、富足和美丽的田园生活时，也带上一种理想化的色彩。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描写的田园风光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王维在《渭川田家》里描写的渭川田园生活图则是：“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这既是当时的农村现实，也是诗人带着超脱的审美眼光去审视的结果。它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明显地感觉着一种浪漫气息。同样，李白笔下的蜀中景色、山东农村和浙江农村的景色，无一不是清新明丽，充满了活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再次，盛唐诗歌的雄浑美，还表现在诗人们常以宏大的气魄对客观外物进行审美观照，不论是抒写情志还是描写外物，多取居高临下，总体审视的角度，较少从小处着眼，作一枝一节的细微刻画。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不是人在外物面前显得被动，而是人处于支配的地位，充满着一种吞吐宇宙的气魄，所以气势恢宏的篇章美不胜收。我们看，写出社会场面是：“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漫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之五）写观猎是：“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王维《观猎》）写华山黄河是：“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冶炼场面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李白《秋浦歌》其十四）写洞庭湖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这些描写与局面狭小者比直是气象不同。而“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这不是“横绝太空”么！“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其笔力万钧而又轻盈自然，直可以用“荒荒油云，寥寥长风”来形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叹喟人生易老也是如此豪迈。总之，从什么角度对外物进行审美观照取舍，是决定其美学品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盛唐诗歌在审美视角上，在气度上显然比建安诗歌要开阔，要雍容博大一些。真可谓“遍游穷颢三千界，祗伏骅骝十二闲”（曾纪泽《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雄浑》）。建安诗歌中除了曹操的《观沦海》少量几首在这一点上可与盛唐诗歌并比外，余皆不及。
最后，盛唐诗歌的雄浑美还表现在诗体的建构和语言的运用以及音韵的调配上。唐诗是近体诗成熟并达到高峰的时代，这个高峰的标志主要是盛唐诗歌。它之所以能给人气度恢宏，容量浑厚的感觉——就是诗体形式的多种建构和高雅自然而又华美的措辞以及浏亮的韵律造成的。在众多形式的诗律当中，最突出的是律诗和歌行。由于律诗的对仗有极大的跳跃性和一种无形的包容量，它可以将时间跨度很长和空间跨度很大的事物加以浓缩，组织到一联里，再加以对仗工稳的用语和平仄音韵的辅助，所以好的律诗既显得绳墨严整，又有一种壮阔、深厚的气势，严整而不板滞，空白很大而不散漫。好的排律则可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至于五七言歌行，或一韵到底，或两句一转，或四句一转，夭矫自如，句式灵活，变态万千，或庄严，或华丽，或舒缓，或奔放，但总体上能给人以丰富、浑厚的感觉。所以吴乔《围炉诗话》卷三说：“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又云：“盛唐诸象，虽深浅浓淡、奇正、疏密不同，咸有昌明气象。”
盛唐诗歌的雄浑美一直为历代批评家所认同，这从他们对盛唐诗歌的总体评价或对当时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评价，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贺贻孙《诗筏》引吴景仙的评论说：“盛唐之诗，雄深雅健。”贺本人评价说：“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从全首气中苞孕而出，全首浑老生动则句句浑老生动，故虽有奇句不碍自然。”所以他告诉读者：“看盛唐诗，当从其气格浑老，神韵生动处赏之，字名之奇，特其余耳。”他又评价王维说：“王右丞诗境虽极出静，而气象每自雄伟。”《石洲诗话》卷一谓：“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迈。”此类论述颇多。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诗歌共同的美学特征，对于我们把握盛唐气象的美学内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更有启发性的是某些对比性评价，例如贺贻孙评王昌龄道：“晚唐七言绝句妙处，每不减王龙标。然龙标之妙在浑，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这说明，不能把整个唐诗都纳入雄浑美的范畴。又如王士祯《池北偶炎》卷十四谓：“唐宋以来作《桃园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之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这说明，不能将“雄浑”与“劲健”等范畴相混同。而这些差别都常常被有的论者忽视了，故作此拙文以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