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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对特色理论和特色实践的研究两个部分。
关于特色理论本身的评论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则需要做进一步甄别。是否属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区分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承认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总的看来，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材料相当丰富而且细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做缓慢地、并最终同化于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是说他们怀疑甚至否定中国现在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类研究不宜列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对中国现行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总的来说海外积极肯定者占绝大多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看到中国现行路线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为什么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调整方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研究者们都认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弊病，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失误特别是文革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本民族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切入点——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和富民政策
国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农村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开端。日本学者小林宏二在《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到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一文中，从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源入手，梳理中国改革的原因和脉胳。他认为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有三个缺陷，即忽视人口、成本和市场。加上农村的结构性贫困，即以粮食生产为主，除农业以外其他产业非常薄弱，从而使农村在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如果想对这种结构性贫困的病根动大手术的话，就只有打破支持它的体制。打破人民公社体制。”为此邓小平虽然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十分重要，但他的农村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是如何处理业已严重的农村危机。他引进农业生产责任制，最终转向家庭经营制，从而调动了对集体农业丧失信心的农民的积极性。“在打破旧体制之后，为了改变‘八亿农民搞粮食’的局面，必须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样，改革产业结构，作为邓小平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的中心课题被大力宣传。邓小平试图借助市场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改革。”[①]
英国学者吉姆·罗韦尔认为，中国改革不像失误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斯大林主义工业化运动那样是靠榨取农村获得剩余资金，而是通过让农民变富得到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拥有了一批致力于改革的支持者，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4”[②]。
总之，研究者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济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和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看法，“中国全国上下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看法出现了难得的一致”[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参照点——东亚的经济腾飞
在分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国际背景时，海外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东亚经济腾飞对中国产生了刺激作用。日本学者古泽贤治从工业化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国政策转换的原因，他说：“按照工业化世代论的区分，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处于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成功的NIES的工业化被规定为第四代工业化。”他认为，按照国际分工，跨国发展经济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方向。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恶化，中国根本就没有享受这种利益的机会。相反，资本主义体制中的NIES各国利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不仅获得了资金，还获得了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从而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被NIES的发展及其差距所震惊的中国，提出了解除锁国状态，采取积极的从国外吸收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等方针。”[④]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
关于中国坚持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由，研究者们多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加以论证。美国学者戴维·W·张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西方的价值，马克思的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这个事实也许是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⑤]。
英国人格雷厄姆·哈钦斯在题为《为什么中国仍然不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其他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之后还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是，“中苏之间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比它们在社会主义的相同之处更为重要。中国受西方的多样化、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要比莫斯科晚得多。”[⑥]
除文化、历史特点外，研究者还指出：“中国的特色有很多，如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耕地贫乏、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低下、饱受贫穷和落后、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辛亥革命的挑战、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等。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西方的、东欧的，甚至是日本的模式。中国就是中国，她只能走自己的路。”[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几个特点
1、从实际出发，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吸收资本主义因素，既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权宜之计，更不能理解为向资本主义倒退，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对当代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海外人士注意到这个特点，但一般来说还缺乏深刻分析，有些则认为是向资本主义妥协。台湾学者金耀基在《乐观地面向21世纪》一文中说：“中共已大胆地从僵硬的马列教条中突破，邓小平名之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实这是在社会主义框框下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⑧]
《巴西利亚报》1993年2月19日发表《邓小平和中国》一文，称：“这种经济具有传统和现代特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这位天才的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混合中，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明确的目标。”说邓小平认为意识形态并不重要，这是误解。
罗马尼亚邮政总局局长尼·莫兹戈雷亚努说：“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经营原理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走上了欣欣向荣之路。”[⑨]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列宁主义的政治、资本主义的经济”。他说：“邓小平作了重大的妥协，即实行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⑩]
2、“摸着石头过河”，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
中国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先从试点入手，由局部到全局，由一个领域向其他领域，由表层向纵深发展。国外学者称之为温和渐进的方式，并给予积极肯定。菲律宾报界名人声力说：“中国于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以原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加以完善，是一种温和渐进的方法。”[(11)]
俄罗斯外交官巴拉诺夫说：“中国之所以能进行深入的改革，并不是因为把以共产党为化身的原先的社会力量推下政治舞台，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党和国家的全套机器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有勇气开始改革，并且逐渐深化改革。正是这个特点，使改革能够相对没有冲突地平稳地进行。”[(12)]
西班牙教授森特诺在1992年1月5日的哥伦比亚《旁观者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逐步放开，但对体制的其余部分加以控制并使之运转是合乎逻辑的，是中国自1979年起所走的道路。它为其后的放开和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美国学者M·J·戈登说：“虽然中国的改革也许并不是其他国家应该简单地加以仿效的模式，但却说明温合的改革是可行的。”[(13)]
萨缪尔森在看好中国并比较前苏联的失败时也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检视他在80年代犯下的各种错误，或许他会认为维持他的专制权力、在重建官僚制度压制他们庞大的利益及人民在自由市场转型期能节制浪费前，暂缓实施开放会是比较好的策略。”[(14)]
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与实行渐进改革政策相关的，还有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西方一些学者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相对立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已成为进行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而且，在这种流行的舆论中，确实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然而，正直的、尊重事实的人们对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自有公正的评价。
菲律宾报人声力说：“一个国家政治自由的程度，要看国情而定。在有条件实行政治民主的时候不实行民主，才是罪恶。而实行民主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困难、人心思乱的情形之下，怎样实行民主？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可能有办法应付，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必然陷于天下大乱。另一个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有安定的国际环境。在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的情形之下实行民主改革，很有可能会自取灭亡。”[(15)]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91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指出：“西方相信，政治开放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不过我对韩国、台湾、香港快速经济发展的长期观察，我得出相反的结论。我提醒大家一句，没有任何东西比政治动乱、或更糟的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造成的破坏更大。要使中央计划经济成功地改变为自由市场经济，稳定与纪律是必要的。”
法国前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讲：“实行西方民主不是经济起飞的首要因素。相反，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促进民主化。”
廖湘琨在《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文中援引美国著名经济发展学家西蒙·库茨内斯的观点，指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分析说：“从共产主义国家的体制开放来说，可以分为：经济开放，即经济自由；政治开放，即政治自由。因为这两种因素都是传统共产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及资源限制下，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中之一种改革。这等于回到经济学上之最基本问题：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我们有经济自由及政治自由的选择。如果要多享受政治自由，就必须减少经济自由，相反来说，如果要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选择更多的经济自由，从而必须要减少政治自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机会成本’之计算。一个领导改革的行动者，其时间精力始终有限，如果他愿意花多些时间推行政治改革，就必须要减少时间推行经济改革。在推行政治改革时，政府必须要有能力解决各阶层（或各种族）的利益冲突，否则社会便会产生不稳定，使经济改革受阻。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政治改革过程中，似乎受到各阶层及各种族的压力，从而拖慢经济之改革。”[(16)]
中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美国学者萨缪尔森说：“全世界任何人都和中国领导人一样，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17)]在关于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称中国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使中国这个昔日社会主义大国焕发了蓬勃朝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所开创的今日的局面是否仍属社会主义持着怀疑。
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些学者的看法是肯定而且明确的。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认为，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提出了一种能够革新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能保留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用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和教训来丰富这些原则，为摆脱教条主义的框框提供了可能。[(18)]
类似肯定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观点很多。总的来说他们立论的根据是：（1）当代社会主义有权利而且必须根据国情和时代特点突破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探索新的道路；（2）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但是，这种论点并没有从正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做出详细论证，如我们上面看到杰柳辛说中国“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并未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论证明。这是一类。
另一类比较暧昧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则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界定在某个狭窄领域或意义上。例如：日本学者国分良成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政治体制，他说：“邓小平已经开始不把社会主义作为经济概念去理解。甚至现在已经暗示今后将破坏部分公有制，不断加进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可以不单纯作为经济概念来考虑。所谓社会主义，只保留在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概念方面。”[(19)]
又如，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战略的意义，将比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意义要重大得多”。“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已经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极端务实的路线：‘东西只要有用，无不可以拿来’。”[(20)]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许多新民主主义的特点”，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混合体”，因此，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所起的作用，不是作为固有的理想，进一步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卫士，防止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证明社会主义是起这种作用的一个突出事例是，1982年以来中国始终自觉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观”[(21)]。
以上，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力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限定在某一种意义上，而在其他方面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并无确定特征。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上述诸方面涵义。当然还不止这些。
关于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有“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革命后社会”等说法，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鉴于实行改革的中国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而“现实社会主义”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历史产物的一类国家，因此，美国学者德里克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并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其起源看就是‘后社会主义’的”。其所谓“后社会主义”，指如下社会：“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已丧失其统一性，这是因为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信念受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还因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因国情不同而带有各国的特色；2、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结合，受各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束缚，这种结构为实行所有此类结合规定了一个历史发展前提；3、这个前提是，要对结合的过程保持警惕，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德里克说，“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后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有社会主义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汲取动力；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再回到社会主义”[(22)]。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
除德里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后社会主义”的观点外，有的学者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归于市场社会主义范畴，但缺乏论证。
罗斯·吉廷斯在《中国独自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一文中说：“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始于50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尝试失败后，使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彻底不抱幻想。这主要归咎于它们未能在整个过渡时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1989年东欧剧变的部分原因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现在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的，仅剩下了中国……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进行到底。”[(23)]
对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肯定。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尼·波波夫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可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指国家要对各类经济关系提出要求，实行对经济生活的指导和领导。”他说，“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某些做法和模式。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经济生活关系，不可能简单地取缔，重要的是使其具有社会主义的精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应该是：市场就是市场，在哪里都是一样，但要使之具有社会主义的面貌，对市场进行指导，不使自流。”[(24)]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评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经济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和过去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完全不同。”
萨缪尔森认为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但如何理解这种社会主义，萨缪尔森提出要“按20世纪末的现代意义来演绎、解释社会主义，而不是按19世纪中期的旧观念”。他说：“假如我们修正一下社会主义的定义，把它理解为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不平等，通过税收和重新分配得到纠正。如果我们那样做了，我们就得到了混合经济。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的、可以行得通的妥协。”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他表示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道路前进，就可能在2020年成为全世纪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25)]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台湾，金耀基）莫里斯、麦斯纳评论说：“将这一思想用于社会政策，其含义是广泛而深刻的，由于已经宣布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对抗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显然是集中所有力量来发展生产力。”[(26)]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国外学者中不以为然者很多。在未深入理解中国在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探索的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实已距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甚远。但对共产党领导这一点则一般是肯定的。有的学者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对四项基本原则倍加推崇。他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根本的，舍此，也就谈不上别的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进一步实现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必须掌握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保证改革在遵守法制、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行。”[(27)]
总的看来，国外及海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不多，系统全面的研究则更少。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就是处在发展和探索之中，另一方面则可能在于海外人士如下的看法：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界定明确的哲学深度，也没有独立的变量以形成一个紧凑的思想流派”。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今日中国大多数人有广泛的吸引力。政治上，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制度上，它回到了共产党基本结构的组织模式及其领导理论上，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现在则带有灵活性……邓小平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结果符合人民的要求和革命的目的就行”[(28)]。
注释：
①《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0年版。
②《竞争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载英国《经济学家》1992年11月28日。
③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
④《中国工业建设的若干问题》，载《现代经济译丛》1991年第4期。
⑤《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⑥英国《每日电讯报》1991年8月28日。
⑦《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⑧《中国人的三个政治》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
⑨《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⑩《正在觉醒的龙》，载美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11)《改革的代价》，载菲律宾《世界日报》1992年1月9日。
(12)《中国选择了走向市场的特殊道路》，载俄罗斯《消息报》1992年7月1日。
(13)《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载《挑战》1992年1—2月号。
(14)《一个沉睡的经济巨人——中国大陆》，载台湾《中国时报》1992年5月25日。
(15)《中国的成功与苏联的失败》，载菲律宾《世界时报》1991年12月27日。
(16)洛杉矶《国际日报》1991年8月29日。
(17)香港《星岛日报》1992年10月22日。
(18)《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的“和平演变”》，载俄罗斯《今日亚非》1992年第2期。
(19)日本《东亚》杂志1992年第6期。
(20)《中国未解决的问题》美国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89年版。
(21) (22)《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美国《关心亚洲学者报》1989年第21卷第1期。
(2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992年7月4日。
(24) (27)《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110—111页。
(25)香港《星岛日报》1992年10月12日。
(26)《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8)《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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