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布局论文,总体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之后通过的新党章都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下简称“总体布局”）的要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对此作出了新的部署，从而使“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跃进，也使从“总体布局”角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关注点；但总体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一、目前“总体布局”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目前“总体布局”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总体布局”演变发展的过程，“总体布局”中四个构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及实现路径。
（一）关于“总体布局”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总体布局”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其内涵、修正其表述的过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认为，“总体布局”孕育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二位一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再到“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演变过程。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总体布局”的酝酿阶段。[1](P27-30)其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整体与局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认识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P20-23)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阐述了邓小平此前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标志着“二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会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在提出二位一体的同时，我们党的“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也已经初露萌芽或者说在孕育之中。“这次大会在确定‘两个高度’（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和大力推进‘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由此可见，‘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位一体’，而并非仅指两个方面。”[3](P4-11)党的十三大则把“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使“富强、民主、文明”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这也标志着“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正式形成。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其后修改的新党章标志着“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式确立，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战略方针。
（二）关于“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内部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的角度和阐述方式、思路尽管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比较一致，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其中每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和把握，都需要上升到整体层面来进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既发挥各自功能又相互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是前提；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是根本；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灵魂；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纽带。四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只有四个方面建设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全面进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四位’是一个有机整体，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特殊的领域和规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内在互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4](P14)
还有学者提出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整体推进“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项建设。[5](P37-40)力图从时代、国情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内部的辩证关系作更深入的探讨。
（三）关于“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的意义及实现路径
“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紧扣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体现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既是着眼未来的战略举措，又是立足现实的紧迫任务，对于它的意义和实现路径的探讨是研究和论述比较丰富和集中的部分。仲计水教授对此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理论意义主要有：它是党对执政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标志；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标志；是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标志。实践意义主要有：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体化发展，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全面小康目标；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使命；有利于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国际环境的各种风险和挑战。[4](P103-111)
另外，还有学者从哲学角度探讨“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和价值。涂小雨副教授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在价值向度，指出它内在地蕴涵着三个价值向度：人的全面发展是主题，社会和谐是目标，科学发展是路径。[6](P59-61)张景荣研究员则利用范式研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演进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社会结构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范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贵的价值；而每一次范式的转换都适应了实践进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自觉和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总体布局的变化是“对于辩证矛盾结构富于创意的表达”[7](P15-18)
对于“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现路径，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要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且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许多学者都强调指出：在“四位一体”的形成、发展和实现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根本保障。[8](P59-64)
二、目前“总体布局”研究中的不足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目前“总体布局”研究中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定义尚不明确
对研究对象作相对准确的界定，显然是研究深入的前提性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概念阐述，目前主要有两种：第一，它是指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组成的“四位一体”，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9](P12-15)第二，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和工作安排上的战略部署。[10](P141-144)严格来说这些都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定义，它们没有揭示出被定义项的特有的属性及其特征。第二种定义虽然已经说到了根本特征，但是定义的区分度仍然不大，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动态性揭示不足。
笔者根据学者和自身的研究尝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概念作如下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出发，依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发展的要求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的、基本的内部组成方面及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认识和由此作出的宏观的、多位一体的、战略性工作部署。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发展到“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共同构成的阶段。
首先，这个定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具有高度的实践性，是战略层面的宏观考察与安排。其次，这个定义突出了“总体布局”是一个随着时代和国情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动态构成。第三，这个定义强调了“总体布局”不仅是对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组成部分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第四，这个定义既指出目前“总体布局”的构成，又隐含着它可能随着客观形势及我们认识的发展而进一步变化的意味。但是，这个定义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即如何更好地体现“总体布局”中“布局”的特殊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问题不同，“总体布局”研究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在于“布局”，即如何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实现整个系统的最优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总体布局”的内部组成是“四位一体”的，即不包括“生态建设”，但是考虑到时代要求、国情变化和民意诉求，生态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规划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党的十七大前后，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及领导人重要讲话中都将生态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并列使用，因此，即使从学理表达，以及宣传需要上也应当把生态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中。对此笔者在《“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探析》中做了详细的阐述。[11](P131-134)
（二）对“总体布局”演变的背景及深层动因的探讨不足
对于“总体布局”演变的时代的、社会的乃至人们社会心理的背景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促使我们党进行战略调整的各种动力，这是寻找规律的过程，也是最有价值的研究。例如，不了解四个现代化提出时，我们的国情国力，就不能理解今天看起来带有强烈物质中心主义色彩的这个战略布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也很难理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一个重大的、意义深远的战略调整；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党的八大后不久，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布局就取代或者说打乱了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布局的背景并由此开始进行思考，也很难理解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二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嬗变过程中，我们党对时代主题、世界格局的认识不断清晰。如果没有对时代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两面性的认识，也不会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同时大力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的科技水平及管理经验的决策；如果没有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社会主义将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处中通过最大程度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通过制度竞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洞察，也不会有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思想的提出。我们对引致“总体布局”变化的各种原因把握得越准确越丰富，对未来“总体布局”的发展走向就越清晰。
但是，这个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总体布局”的变化过程的研究仍然主要围绕着几次重要的会议和相关的文件，而对于这些会议及文件决议与“总体布局”的战略变化之间的联系及调整变化的过程还缺乏考察与研究。
（三）研究领域泛化或者说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模糊
在对“总体布局”进行的有关研究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就是对“总体布局”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的泛化，尤其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之间的混淆。尽管“总体布局”研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下的子课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总体布局”研究不能脱离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但是它更应该关注社会整体运行与各子系统交互作用的关系、社会总体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布局、结构有过大量天才的预测，但是，囿于历史条件，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思想还孕育于社会有机体理论中。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探索也尚未来得及展开。因此，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探索中更多地关注经济现代化层面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系统与经济建设的同步发展，这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平衡甚至畸形发展。“总体布局”研究就是对社会有机体做结构性解剖和分析，对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相互作用机制不断地再认识。“总体布局”的不断调整，实际上是党对社会有机体构成部分、构成方式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已经由过去的单一化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复杂化。这种复杂化一方面固然增加了政府调控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作用力增多。一般来说，系统的要素及结构的复杂程度与稳定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关键是看系统要素的结构方式。在结构方式合理的前提下，组成要素越多，结构方式越复杂，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因此，“总体布局”内容和结构的不断调整，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挑战，更是使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更加丰富，结构与作用机制更加合理。过分扩大它的研究领域，使它淹没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主题的泛泛研究中，反倒消解了这一研究课题的独特价值。
三、“总体布局”研究有待深入的方面
（一）如何实现“总体布局”功能的最大化
“总体布局”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和部署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优化是系统优化的基本途径之一。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但取决于构成系统的要素，而且取决于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结构。合理的结构促进系统功能的优化，不合理的结构往往造成系统的效率低下，甚至内耗。所以对于“总体布局”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它的构成内容，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构成方式，而且对构成方式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原则性阐述上，而应当深入到规律层面的探究和方法论层面的升华。
（二）如何认识和把握“总体布局”的有机性和演变的规律性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总体布局”是对社会有机体做结构性解剖和分析，但是并不能因此忘记社会有机体各部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不断生长、变化、发展的。“总体布局”本身从“二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演变过程就说明，“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本身并不是终极的、固化的，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它的具体内容必然也应当有新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应当关注变化的趋势，乃至去丰富布局本身。
同样，尽管我们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看似有阶段性的分界，但实际上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孕育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中。“总体布局”的具体结构及结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嫁接、生长方式都会随之变化。固守抽象的原则是对“总体布局”本身建立于上的有机的社会基础的否定。全燕黎指出：必须积极推进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战略，坚持“四轮驱动”，使“四位”成为一个系统，一个整体。[12](P11-1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体布局”的内容与结构必然继续丰富和发展。因此，未来“总体布局”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将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总体布局”内部还要增加哪些新的要素；二是构成“总体布局”的各个系统要素之间如何形成互相支撑、互相提升的良性作用机制，改变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几个领域间协调性差、互利程度较低的状态。
（三）如何使“总体布局”转换为一种能指导现实的理论视角
“总体布局”不仅仅是战略部署还是一种整体性视角、结构性原则和系统的方法论，它把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处理问题时，立足整体、总揽全局，努力寻求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同时，在整体视角下坚持用结构性原则和系统的方法对整体中的要素进行分析、综合，避免流于笼统和浮泛的直观认识。对于国情空前复杂，需要不断权衡利害缓急的当下中国，这种视角是格外必要的，尤其是对执政党而言。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已经形成了两个“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可见“总体布局”作为工作方法论的意义。因而，对“总体布局”做政策性宣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用整体的、结构的、系统的方法和视角来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展开了对“总体布局”在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如：马启民教授承担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研究”，就试图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思维来考察“总体布局”的社会功能。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宝权就曾撰文指出应当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13]笔者也在积极探索“总体布局”的演变规律，及包括“生态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的必然性，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孙建平在《坚持“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4](P13-14)中和王阳在《“四位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探讨》[15](P4-6)中，则都自觉地把“总体布局”作为一种考察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视角来运用。虽然如此，在笔者看来，“总体布局”的研究尚有待于向对“总体布局”演进、嬗变的内在规律的挖掘和总结的方向进一步展开，因而需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
收稿日期：201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