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秉笔太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太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3－0134－08
明代是历史上宦官作乱非常严重的朝代，乾隆帝总结说：“有明一代粃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以司礼监秉笔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干纲不振。”①其中“司礼监秉笔”即“秉笔太监”，简称“秉笔”，是明代独有宦官之名，其危害之大，人所共知，然而关于“秉笔太监”产生根源、衍变过程、升迁方式等问题，很少有人挖掘探讨，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一、秉笔太监之根本——司礼监内书堂
1.关于司礼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尚俭朴，洪武之初于后宫只设内使监，人数颇少，体制不全。洪武十七年(1384)更定内官，设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九监；洪武二十八年(1395)复定内监：“曰神宫监、曰尚宝监、曰孝陵神宫监、曰尚膳监、曰尚衣监、曰司设监、曰内官监、曰司礼监、曰御马监、曰印绶监、曰直殿监，皆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设长随、奉御(正六品)。”②此时司礼监在十一监中名列第八，“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③。
明太祖朱元璋对内官管理很严，“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置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临文移往来”④。建文帝朱允炆严守祖制御内臣益严，由此也给他的统治带来了灾难，“建文三年，燕王因兵屡败，不敢决意南下。无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为言者。帝诏所在有司系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约为内应”⑤。朱棣以靖难之役称帝后，宦官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明史》载：“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⑥朱棣是马上皇帝，特重边防，曾五次御驾深入漠北，对宫廷仪礼顾及不多。其孙宣德帝生长在深宫，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整日活动于殿阁之间，司礼监宦官要随时安排各种礼仪，成为皇帝身边主要侍奉人员，越来越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视。如(宣德)“七年赐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等免死诏”⑦。由此不但看到司礼太监所受到的过分宠爱，还会发现此时的司礼监中已有两个太监，超出其他监中只有一个太监之规定。说明由于司礼监事务繁忙，多置太监以便轮换带班。
宣德帝之子朱祁镇9岁登基为正统帝，侍从太监王振遂掌司礼监。初由于张太皇太后听政及著名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王振只受宠而不敢擅权。正统七年(1442)后，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年老淡出朝廷，“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铁碑“宣德时尚存，至振去之”⑧。此时太监王振独揽朝政，司礼监也成了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决策机构。虽然后来王振一手导演了“土木堡”之变而自取灭亡，但司礼监的机构和权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扩大，《明史》记载了后来设置情况：“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员。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⑨其不但成为内官二十四衙门中“第一署”，因司礼秉笔太监“照阁票批朱”，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2.“内书堂”考
朱元璋为防宦官干政，不许其识字。永乐帝对部分小内侍厚爱有加，“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⑩。其孙宣德帝朱瞻基，使内官读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明史》曰：“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11)人们大都将明代秉笔太监等乱政的根源，归罪于设“内书堂”让宦官读书识字，而有关“内书堂”问题误会较多，需认真考证。
(1)“内书堂”之名称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载：“内书堂，明代宦官读书之所。宣德四年始建，隶司礼监。置提督太监总领堂务，掌司佐之，学长负责具体事务。初设时，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读书，后以词臣任教。”(12)此说源之《明史》，其中颇多不实处。《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1426)七月，“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仍给主事禄，令传授小内使书”(13)。这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教授小内使读书的官员。《明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四年(1429)十月庚寅，“命行在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14)。此二则文字只记载了刘翀、陈山被召入宫中“专授小内使书”，没提及设“内书堂”之事。而黄瑜《双槐岁抄》却有记载曰：
永乐中，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辈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宣德初，九真判官刘翀服阙来朝，以旧学之臣，改主事，寻改行在修撰。会大学士陈山离间赵邸，上疎薄之，命解内阁机务，与(刘)翀同教内侍之秀慧者，开席于文华殿东庑……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谦、吕原教之，亦于文华殿东庑，天顺后罢之。惟于内府书堂，专命翰林官往教，遂为定制。(15)
黄瑜是景泰时举人，国子监肄业后任户部职八年，对朝廷制度及历朝故事了解颇多。从其记载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宣德时教授小内使在文华殿东庑；二是“书堂”由太监王振在正统初开设。另外从“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于文华殿东庑教之，可证明在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的人数很少，“内书堂”开设后读书的小内侍才大量增加；还透露出了“内书堂”一段撤销与恢复的信息：“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朱祁钰为景泰帝后，对太监王振乱政行为进行肃清，“内书堂”当在除消之列，故延用宣德旧规“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后来英宗复辟为天顺帝，再次撤销“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恢复“内书堂”，成为定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廷选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发生在宣德元年(1426)七月，而真正设立“内书堂”是正统初期，那么《明史》谓内书堂“宣德四年始建”，“设‘内书堂’而中人多通书晓文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宣德”(16)，是不准确的。
从文献记载看，“内书堂”名称比较混乱，《明史》曰：“宣德四年特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17)而冯保自述曰：“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拨秉笔。”(18)其中“文书房”、“内书馆”及黄瑜文中的“内府书堂”，皆指“内书堂”，表现出了其名称不统一问题。其实在明代朝廷公文中，没有“内书堂”记载，《明实录》只记“教授小内侍”之事，没提“内书堂”之名。也就是说“内书堂”并不是朝廷所定，而是宦官们俗称，后约定俗成传入社会。朝廷大制不加记载，除了对宦官自定名称不加承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与诸王读书处混淆。《明史》载：“诸王读书仪，‘书堂’在皇极门右厢。”(19)此书堂专为诸王读书而设，与宦官“书堂”有天壤之别，若二者同时称之，显然有混淆视听不辨尊卑之弊。
至于司礼监“内书堂”位置所在，《酌中志》曰：“司礼监第一层门向西，与新房之门一样，门之内稍南有松树十余株者，内书堂也。”(20)《玉堂荟记》则记曰：“原内书堂西向约十余间。”(21)由此可知“内书堂”在司礼监大结构之内，为十余间西向厢房。《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十二月“庚申，重造司礼监书堂，以毁于火也”(22)。是说原来的“内书堂”曾毁于火，留下来的是正德年间重建者。
(2)“内书堂”规则
“内书堂”从雏形到成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规则。太监刘若愚云：“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23)此当为刘氏所见明末之数。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文华殿东庑时人数很少，景泰时仅有7人，设立内书堂后的小内侍读书人数逐渐增加。至明代中后期，内书堂小内使人数众多。《戒庵老人漫笔》载“陈学士鲁南沂云”：“翰林教小内官，在书堂中有，四五百人，学士五人轮，五日一转。”(24)陈沂为正德十二年(1517)二甲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25)。由此可知，陈氏为翰林院编修、侍讲当在正德末嘉靖初，任职教授“内书堂”小内侍当在此时期内，此时小内侍人数达四五百人，当与正德时太监擅权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内书堂”就读的小内侍人数没有定数，视宫中需要及当权者意愿而定。
关于“内书堂”的管理，《中国历史大辞典·明代》谓“置提督太监专领堂务，”是说设专门太监管理之，不确切。“内书堂”是司礼监下设机构，《酌中志》谓“本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学长司其细”(26)。是说司礼监太监为是校长，并不另“置提督太监”。而教授小内侍的官员，从宣德时的一二人，到“内书堂”建立后的“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27)。小内侍多时教授官员增加到5人，如名臣吕原、岳正、钱溥、焦竑等都从事过此职，大都不情愿而为之。唯状元身份的焦竑别有见解，《明史》载：“翰林教小内侍书者，众视为具文，竑独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恶，时与论说。”(28)焦氏想通过读书教育让内官识大体知礼仪成为善者，是值得肯定的。
内书堂学员教材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内令》等，“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29)。这是说其学习的目的就是能识字会写字，以便日后更好地服务于皇族。内书堂学员颇受礼遇，“别衙门官遇学生摆列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即司礼老公遇之亦然”(30)。更重要的是，“内书堂”肆业具有了一定身份，在安排内官职务时有明显的优越性，后来的“秉笔太监”大都有此经历。
(3)“内书堂”隐情之推测
顾炎武《日知录》云：“以宣庙之纳谏求方，而廷臣未有论及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之厉乎？”(31)宣德帝并不昏庸，而选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顾氏除对此不理解外，还对大臣不进谏表示不满。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明通鉴》载：“宣德元年七月，始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也……初，上即位下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幸……上虽嘉叹不能用，至是开书堂于内府。”(32)由此看来，当时大臣对于宣宗帝宠幸宦官曾上书进谏，只是没被采纳罢了。
那么为什么宣德帝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太祖之制，指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隐情。朱棣是以靖难之役推倒建文朝而为皇帝的，改变了原来的帝系传承，于是朱瞻基才以世袭登上皇帝宝座。永乐帝令小内侍读书，有悖于朱元璋“内侍毋许识字”而引来非议。于是朱瞻基理直气壮地将教授小内使公开化、制度化，来维护其祖父之尊严，可谓用心良苦了。
二、秉笔太监之阶梯——文书房
文书房是司礼监下设的重要秘书机构，《明史》载：“文书房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33)因文书房中的文件，都是朝廷的重要机密，所以要求办事者非常认真仔细，对于进出文件登记、抄录、保存都有严格规定，“其呈禀文书，具见经手次第中”(34)。所以文书房内官的素质相对要求较高，大都从写字官升迁到掌司官员中筛选之。
1.写字官
所谓写字官，是指主要从事誊黄书写任务的内官，后化此为官名。其主要来源于内书堂学员，“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讨奉旨拨给若干名，即挨名给散”(35)。内书堂的学习主要练习读写工夫，一般是3年左右便可修完。如太监冯保在嘉靖十五年(1536)入“内书堂”读书，十七年(1538)诏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其在读两三年时间。具体情况还要视内衙门的需求而定，随时可以按需要拨派。
当内书堂学员不足拨派写字官时，也可以从其他善书内侍中挑选，“自内书堂奉旨拨派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升者，亚焉。按祖宗旧制，必依照钦录姓名挨次贯入升转，罔敢搀越”(36)。这就是内官们非常看重“内书堂”读书的原因所在。写字官随其资历及衙门的不同，级别也不一样。其中以在司礼监之职为贵，待遇也高于其他监司。如内官以得到穿袣撒为荣，袣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褶从两旁起。惟自司礼监写字至提督止，并各衙门总理、管理方敢服之”(37)。一般来说，经过写字官历练后，便升迁到监、司、房、局中掌司、掌印，而文书房官就是从这些优秀内官中选拔，一旦被选中，便成为内宫及朝廷刮目相看的宦官。如冯保于嘉靖十五年(1536)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1538)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1553)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1560)升管文书房，用了15年的时间，从一个低级的文秘内官，而成为炙手可热的文书房重要宦官。
2.文书房掌司
文书房与通政司职责相同，皆掌管所有章奏及圣谕旨意，区别是前者在皇城大内，后者在宫外朝廷，二者有严格的交接程序。明代内官监房司局机构中，正常设一个掌房，而“文书房”则设掌房10人，足以说明此处办事的仔细和事务繁忙。由于他们所掌皆朝廷机密文件，所以每有一事必须多人复查把关，只有多人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原是遴选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有学行才识者委用”(38)。所谓有学行才识，即德才兼备者，如上所说，经过“内书堂”读书者，显然在才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因文书房掌管一切朝廷机密，且皇帝晓谕旨意皆由他们宣读，所以文书房宦官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自然成为外廷大臣、达官贵人投机钻营者获取朝廷消息的目标。如因宸濠谋反之事，“执太监商忠、杜裕，少监卢明、秦用、赵秀……明与用、秀俱办事文书房，濠每厚赂，以探中朝消息”(39)。若文书房官员为利欲所动，特别容易出事，如少监卢明、秦用、赵秀等皆为文书房掌司办事，以泄露朝廷机密予宸濠而被治罪。
文书房是司礼监的下设机构，主房者是司礼监太监，所以在文书房掌司办事者，皆具有少监身份。只要严守情操认真办事，很容易得到升迁。《明史》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40)《明史》在此记载了明宫中司礼监太监，必须从文书房办事宦官中选拔的规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书房办事宦官是千挑万选而来，素质能力可想而知，再经过较长时间繁忙而严格的办理文书、处理事务、应对事态的训练，及保守机密、分辨利害、判断是非等人格方面的考验，逐渐具备了执掌司礼监的能力。
三、宠如众辅——秉笔太监
1.秉笔太监的产生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曰：“秉笔太监，官名。明代司礼监置，无定员。参予批红。”(41)但对于秉笔太监出现的时间及来历没有涉及，其他文献及研究者也罕见诠释。
读《明史》不难发现记载宦官制度时，出现了宦官名称不统一问题。如《明史·职官志》云：“内官十二监：每监各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典簿一员，正六品；长随、奉御无定员，正六品。”“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员。”(42)可以看出，所述司礼监宦官名称难以与定设官职对应。再结合《酌中志》所记内官监司职务，如“印绶监：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掌司数十员”(43)，“惜薪司：掌印太监一员，总理数十员，佥书、掌道、写字监工数十员”(44)。会发现与《明史·职官志》记载有更大的区别。探究其中缘故，当是正规官制与习惯俗称的不同使然。在监司中太监级别最高，一般监司皆为一员(司礼监除外)，下属同级别者则有多员，分工又不相同，为了彼此区别，便将分管内容约定俗成为称呼。如同为少监级别，或有掌文书及掌事务之分，前者可称为佥书，后者则称为掌司。至于“总理”、“管理”之称谓，俗称成分更加明显。司礼监在内官二十四监中职守特别重要，具有太监级别者亦多，根据事务分为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这些不同的称呼代表着不同的工作，秉笔太监之名也由此产生。然而这些宦官俗称，一般在朝廷正式文书中不出现，故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收集宫中宦官资料11卷名为《中官考》，其中没有出现“秉笔太监”等俗称就可以理解了。
“秉笔”一词由来已久。如《国语·晋语九》中便有“臣以秉笔事君”(45)之语，其中“秉笔”是执笔以文事服务于君王之意。后来“秉笔”之内涵有所延伸，有了“柄笔”之意，如《旧唐书·本纪》曰：“故事，宰相秉笔决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贾耽、赵憬、陆贽、卢迈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关白，更相让而不言，始诏令旬日秉笔，后诏每日更秉笔。”(46)在此“秉笔”具有对事物的裁决权，是权力的象征。明时仍然延续这种内涵，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曰：“初，在内阁不以首次轻重；弘、正以后，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47)因明代洪武时罢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永乐后没内阁官为顾问，后成为朝廷的决策机构，其中领班官员称为首辅，其对朝廷大事有“秉笔”裁定大权。明代制度，批答奏章皆皇帝朱笔亲批，宣德时始令内阁首辅大学士等得阅奏章，代皇帝拟好批答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之上供皇帝参用，称为票拟(亦称票旨、条旨等)。除个别特大事务外，皇帝懒于自拟，大都将票拟易红批出，故阁臣权力特大。后来皇帝照阁臣批红也感劳累，便有了让司礼太监帮助批红之事。从表面上看，“秉笔”太监只是代替皇帝执笔批红；从性质上看，其正是借此擅权干政，将“秉笔”变为“柄笔”了。
那么“秉笔太监”是明代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皇朝文献通考》载：“正统初，即有司礼秉笔之事，贻毒至不可胜言。”(48)正统时期是明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而太监王振擅权乱政是重要根源。《明史》载：“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49)正统年间共14年，可分为前后两段各7年，前段因英宗朱祁镇年小未能亲政，朝廷大事由张太后听政及“三杨”辅佐处理，国家机器运转比较正常；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去世，“三杨”逐渐淡出政坛，英宗亲政，王振也开始施展淫威。如正统八年(1443)“六月丁亥，侍讲刘球陈十事，下锦衣卫狱，太监王振使指挥马顺杀之；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狱；秋七月戊午，祭酒李时勉荷校于国子监门三日”(50)，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直至正统十四年(1449)其策划御驾亲征，“土木堡”英宗被俘王振身亡才算结束。在此段时间内，王振备受皇帝宠爱，让其代替批红之事有可能发生。应该注意的是，此时或有太监秉笔批红之事，但没有出现“秉笔太监”之名。
继王振之后，正德时司礼监太监刘瑾气焰更加嚣张。刘瑾完全通过窃取批红权力把持朝政，来实现自己的狠毒意愿，但此时仍然没有出现“秉笔太监”之称。在文献资料中，王世贞是最早使用太监“秉笔”一词者，《弇山堂别集》云：“中珰之久贵，无过于萧敬者。年二十余则已侍英宗为太监，成化中入司礼，自是数废数起，凡四秉笔四掌印，几五十年而退休，礼数视大臣，凡为太监近七十年。九十一而后死。”(51)《续书史会要》谓萧敬“嘉靖壬午(元年)以司理(礼)太监卒”(52)。萧敬为著名太监，王世贞谓其“四秉笔”，当与批红有关。但在众多记载其履历的文献中，从来没提过其曾为“秉笔太监”官职。这说明嘉靖初年，内官中还没有“秉笔太监”之名称。
在明代文献中，最早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者是冯保。《明史》载：“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53)从冯保自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可确定其被选为“秉笔太监”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后的事。由此可知，明代司礼太监代替皇帝批红之事早就出现，但真正有专职的“秉笔太监”较晚。嘉靖初，世宗朱厚熜还能勤于政事。嘉靖十八年(1539)后则迷信道教，忙于斋醮而停止早朝，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全靠批复奏章来实现。由于不上朝理事则奏章文本自然增多，更需要近侍太监帮助处理。为了明确责任，会在司礼监中选择固定的太监帮助批红，于是专职“秉笔太监”产生了。其一方面显示了皇帝贪图享乐无所作为的懒惰形象；另一方面也让“秉笔太监”承担着职守风险，一旦批红有误或朝廷机密泄露，会招来杀头之罪。嘉靖帝朱厚熜的聪明之处在于，吸取了正德时太监乱政的教训，对宦官管理软硬兼施。其虽懒于朝政，但大权始终掌握手中。专职“秉笔太监”的设置，明确了司礼监太监们的责任，在他执政的45年中，没有出现重大的太监作乱现象。
2.秉笔太监的职守和待遇
秉笔太监的职责，《酌中志》记载的颇为详细：“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设有象牙小牌一面，长寸余，每日申时交接，轮流该正。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官分批。遵照阁中标本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傍偶误，亦不妨，略为改正。”(54)从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秉笔太监”的人数。秉笔是批红者，随堂是负责事务者，若将“秉笔、随堂八九员，或四五员”分配比例的话，“秉笔”当为六七员或三四员，总之要以保证完成任务为前提。二是“秉笔太监”实行昼夜班守制度。每班申时(下午3点到5点)交接，“象牙小牌”不但是交接班的凭据，也是提取文本、接送文件、批红办事的信符；三是“秉笔太监”批红的程序，首先皇帝亲批数本后，他们再照样分工批红，按正规应该是在皇帝的监督下进行；四是“遵照阁中标本字样”，所谓“阁中标本”，即阁臣之票拟。正常是“秉笔太监”照票拟朱书，不能随意改动，偶尔出现错误笔画，可以略加纠正。当然，以上所论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况。当皇帝们耐不得寂寞，不能身临其境加以监督，而居高临下的“秉笔太监”们经不住权力和利益诱惑时，他们会利用“批红”机会，操持着朝廷事务的决定权。明代中后期的决策机构是内阁，“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55)。“秉笔太监”权力可凌驾于内阁之上，其祸乱朝廷在所难免。
内官们一旦得为“秉笔太监”，如同朝臣入阁一般，可为一步登天。“凡新升秉笔，即送朝衣冠笏带鞋一份。”(56)立即成为权倾朝野的内官大员。“秉笔太监”本身待遇非常丰厚，但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物质利益，秉笔们大都兼任他职：“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为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57)其他兼职如“(礼仪房)提督太监一员掌印，或秉笔摄之”，“(文书房、御前作)以上二处，亦或掌印或秉笔提督之”(58)。“(宫内教书)仍命秉笔一员提督之”(59)；甚至有时秉笔太监还兼掌其他衙门之印，如“金(忠)寻蒙今上特升秉笔，掌御用监印”。“(郑之惠)升秉笔，总督南海子及宝和等店”。(60)秉笔们的兼职，非常像明代内阁大臣的兼任情况。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顾问，具有参与决定朝廷大事的权力，是非常名贵的身份，但虚名有余而实权不足，故后来的大学士皆兼任六部重要官职，便成了真正的宰相。司礼监的设置非常像内阁，秉笔们的权力安排，也与内阁大学士们的情况相似。秉笔们兼任他职之后，不论在权力或身份上，显得更有势力。
秉笔太监具有非常特殊的权力和优越的待遇，成为宫中最为荣耀的宦官，在物质上享有蟒衣玉带，在政治上同受顾命，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而不难发现，明代皇帝对宦官有百般依赖，关系非常特殊，太监擅权乱政为所欲为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①吕毖：《明宫史》卷首乾隆皇帝刊刻谕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3页。案，吕毖《明宫史》5卷，收于《四库全书》。另有刘若愚《明宫史》10卷，有国学扶轮社出版1915年再版本，前书内容尽在其中。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入道光《海山仙馆丛书》本刘若愚《酌中志》24卷，前二书内容皆包含在内。因《酌中志》校勘精确流传较广，故本文引文以其为准。而三书的作者分歧、版本优劣及内容真伪等问题，在此不作讨论，另有专文研究，特此说明。
②《明史》卷74。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6页。
④《明史》卷74。
⑤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9页。
⑥《明史》卷304。
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8页。
⑧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⑨《明史》卷74。
⑩《明史》卷304。
(11)《明史》卷304。
(12)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13)《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七月甲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495页。
(14)《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月己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1407页。
(15)黄瑜：《双槐岁抄》，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4页。
(16)《明史》卷164。
(17)《明史》卷74。
(1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3页。
(19)《明史》卷55。
(20)刘若愚：《酌中志》卷17，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25页。
(21)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3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9页。
(22)《明武宗实录》卷10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2194页。
(23)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989页。
(2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25)《明史》卷286。
(26)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9页。
(27)夏燮：《明通鉴》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28)《明史》卷288。
(29)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9页。
(30)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页。
(31)顾炎武：《日知录》卷9，武汉：岳麓书社，1996年，第344页。
(32)夏燮：《明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33)《明史》卷74。
(34)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7页。
(35)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页。
(36)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6页。
(37)刘若愚：《酌中志》卷19，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51页。
(38)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7页。
(3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5页。
(40)《明史》卷74。
(41)《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42)《明史》卷74。
(43)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7页。
(44)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8页。
(45)《国语·晋语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1页。
(46)《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7页。
(4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9页。
(48)《皇朝文献通考》卷78，上海：鸿宝书局，光绪二十八年仲春，第51页。
(49)《明史》卷304。
(50)《明史》卷10。
(5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6、77页。
(52)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载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
(53)《明史》卷305。
(54)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5页。
(55)《明史》卷72。
(56)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03页。
(57)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5页。
(58)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2991页。
(59)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22页。
(60)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76、30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