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效用极大化的方向——20世纪30年代一个内地村庄的生活方式及其经济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效用论文,村庄论文,文化与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然而，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以解释行为者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否则，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具有实质内容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庄是云南省“禄村”，1938年至1940年费孝通曾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远离昆明，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该村庄做调查之时，村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注：笔者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化”在本文的涵义。中国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和多种流派，李亦园曾将中国文化分成上层士绅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前者称之为文化的大传统，后者为小传统。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未受西方文化大规模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并且是指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层面。参见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载《中国文化》(香港)，1993年第10期。）。
一、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
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禄村”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如族田)之外，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拥有。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五十余亩，小地主仅有田十余亩。费孝通最关注的是，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雇工自营”的方式耕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无论农闲农忙，这些小地主都是穿戴整齐，要么蹲在街边谈长说短晒太阳，要么到城里的庙会上、茶馆里消磨时光，偶尔也会拿一根烟管坐在田埂上看着雇工们干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因，不是为了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费孝通是这样描述小地主的悠闲生活的：“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36工田，折合起来不到14亩。他年纪刚满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晚上9时上床，明晨9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所以不必下田。他下沟的闲田(在秋季不种豆的田)，正该犁了，可是他自己不去，雇了邻村的一个川人替他代劳。可巧那位雇工发生了事故，不能继续工作，他连找人也懒得去，没有犁的田，泡了水，过了年再说。到明年挖田时，就得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力。说他是例外罢，也许不错，因为他和其他稍有农田的人一比，已经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了。烟已戒绝，不常赌博，而且还是基督教勉励会的会员，常去做礼拜。不如他的人多呢……以禄村的青年来说，有一位年纪只有25岁，家里有田50工(约20亩)，人很勤俭，据说很能管理家务。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是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吹洞经’和‘讲圣谕’。这种工作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月，因为那次祈免炸劫的大醮，在9月里已经开始。他在农闲时如此，在农忙时也如此。还有一位常喜到我们房里来谈时事的青年，年纪30岁，家里有40工田(约15亩)，本来在邻县里替他叔叔管理屠宰税。这两年赋闲在家。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水坝，一路向我发表意见，说是农民太没有知识，不知道改良，我们青年一定得下田工作，农村才有希望。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1939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不干，依旧每天在城里混……保长的哥哥很坦白的和我们说：‘我们这里有面子的人，不下田的。吓，看我这个样子，在田里打什么杂。怪吸，从小就没有挑重，这时候，硬去做，弄得筋骨酸疼，莫丢人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下田，不成，不成。人家看了，吓，不害羞死了？’”[1] (pp.255-257)
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按照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精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努力方向，它的至善境界就是尽可能地多积累财富。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话形象地描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告诫商人：“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他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耗费，他还扔掉了另外五个先令……”[2] (p.33)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观念。新教徒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因此，积累财富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而变成了新教徒在此世的人生目标。当然，新教伦理不是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即金钱”，但它确实是把虚度光阴当成不可饶恕的罪孽。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健康之必需的睡眠，皆在道德谴责之列[2] (p.123)。
总之，资本主义精神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多积累财富，而禄村的小地主则是尽可能地多闲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努力方向，结果当然也不一样。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他们都是在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
二、效用极大化模型
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们把时间都消磨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烟榻上，茶馆里，寺庙内？是他们家境优裕而无须积累财富吗？不是。据费孝通调查，这些小地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田里出产的粮食，说不上很富有。家境较好的小地主，只能算是小康生活，家境较差的，仅能维持温饱。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边雇人种地，一边游手好闲地享受闲暇时光。
笔者先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些小地主的行为，看看一般意义上的效用极大化模型能够解释到何种程度。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一个人决定工作多长时间，享受多少闲暇时光，是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问题，可以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描述选择结果。在禄村案例中，小地主的效用来源于物质消费和时光消遣这两个部分。消费取决于收入，故笔者直接用他的收入(M)代表他的物质消费。时光的消遣也称之为闲暇，记为R。笔者再记小地主的效用函数为U(R，M)。对于任何一个小地主来说，闲暇的时间R有一个上限，记为R[，0]，以一年来说，他自己能消遣的时间最多只有365天。小地主的收入则有一个下限，记为M[，0]，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劳动时，能够从土地上获得的净收入(相当于土地租金)。假设这笔土地租金恰好能够满足小地主一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R[，0]，M[，0])是他的初始禀赋，这一消费组合表示他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消遣，完全不干活，因而他的物质消费水平恰好是靠土地租金所能达到的基本生活水准。初始禀赋是他可以选择的消费组合。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消费组合，如减少闲暇消费，将减少的闲暇时间用于下田干活或其他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闲暇与收入的转换比率，可以用雇工市场上的工资(w)来衡量。笔者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正好是初始禀赋点？
假设小地主选择的最优消费组合为(R[*]，M[*])，满足约束条件：wR[*]+M[*]=wR[，0]+M[，0]。其中，w表示市场工资，即闲暇的市场价格。需要回答的问题可归结为：在什么条件下，(R[*]，M[*])恰好落在初始禀赋点上？在什么条件下，(R[*]，M[*])将远离初始禀赋点？经济学的结论很简洁：如果小地主认为，在初始禀赋点(R[，0]，M[，0])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初始禀赋点就是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放弃任何一点闲暇以赚取市场工资水准的报酬，都是不值得的。这恰好是禄村小地主的实际选择。反之，如果在初始禀赋点(R[，0]，M[，0])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市场工资，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就离开了初始禀赋点。相对于市场工资而言，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越小，最优选择点离开初始禀赋点就越远。这意味着他将用劳动替代一部分闲暇，以换取更多的收入，直至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市场工资为止。这种情况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的选择。笔者用下图来分别说明上述经济学的两个结论：
附图
图1 资本主义农场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选择（注：图1中，最优选择点E远离初始禀赋点A，A点落在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
附图
图2 禄村小地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选择（注：图2中，最优选择点恰好在初始禀赋点A，A点落在他能消费得起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上。）
这就引出下列问题：在初始禀赋点上，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而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其闲暇与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却小于市场工资？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市场工资，另一个因素是行为者的偏好。如果用市场工资来解释上述问题，其逻辑是：在禄村的小地主看来，市场工资已经足够低，低到他宁愿雇人干活，自己整天闲混；而在资本主义农场主看来，市场工资却已足够高，高到他愿意自己工作，尽量少雇人。
据费孝通的调查，禄村雇工的市场工资确实很低，这种低工资是禄村小地主维持悠闲生活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禄村小地主过一种整天闲混的生活。导致他们这么做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水稻种植所涉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田间劳动，如犁田、插秧、收割，这些工作是重活累活，且有农时的要求，需要雇人来干，在技术上也可以由雇工来完成。第二种类型是创新活动，如培育与挑选良种、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等，这些工作很难由雇工来完成，且这些工作在体力上不重也不累，又可以在农闲时节进行，故无须雇工。市场工资低只能解释禄村小地主不从事田间劳动，不能解释小地主们为什么整天闲混，因为闲混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从事农作上的创新活动。第二个理由，即使禄村小地主无意在农作上从事创新活动，他们还可以到村庄之外寻找赚钱的机会，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市场工资低不是导致禄村小地主整天闲混的惟一因素，甚至也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笔者在上述模型中引入具有一般意义的Cobb-Douglass效用函数。即假设禄村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偏好都可以用Cobb-Douglass函数来描述，而且他们对闲暇(R)和物质消费(即货币收入M)的偏好程度各有侧重。故用U[，1]=R[a]M[1-a]表示禄村小地主的偏好，用U[，2]=R[1-a]M[a]表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偏好。其中，0.5＜a＜1，0＜1-a＜0.5，即相对而言，禄村小地主更偏好于闲暇，而资本主义农场主则相反。为直观起见，特别地取a=0.75。在初始禀赋点(R[，0]，M[，0])上，计算这两类人的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MRS)。禄村小地主：MRS[，1]=3M[，0]/R[，0]；资本主义农场主：MRS[，2]=M[，0]/3R[，0]。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即使禄村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面对相同的市场工资，只要市场工资落在如下范围之内：M[，0]/3R[，0]＜W≤3M[，0]/R[，0]，他们的行为选择就完全不同。其中，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是初始禀赋点，表现为整天闲混；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最优选择则离开了初始禀赋点，表现为自己多工作，少闲暇。
因此，依据上述效用极大化模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W≤3M[，0]/R[，0]的条件下，禄村小地主选择整天闲混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对闲暇有强烈的偏好。这就把问题推演到一个新问题上：如何解释禄村小地主的偏好？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偏好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如此大的差别？这是效用极大化模型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效用极大化模型只能以给定的偏好(或效用函数)为前提条件，然后进行逻辑推演。由于人的偏好不仅与生理因素有关，它还是文化熏陶和塑造的结果，故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对行为者的偏好作出恰当的把握与分析，才能建立具有解释能力的效用极大化模型。
三、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宁愿少得，不愿多劳”
我们现在来看费孝通先生如何从偏好的角度解释禄村小地主的行为。费孝通直接从这些小地主的生活态度入手，生活态度属于偏好的范畴。费孝通观察到这些小地主的生活态度是“宁愿少得，不愿多劳”，他们不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这种精神体现于经济活动，形成的经济是“消遣经济”，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1] (pp.318-320)。
费孝通的逻辑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满足；但实现这一目的却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方向落脚在欲望的满足上，另一个方向落脚在避免痛苦上，这两个方向都可以言之成理，结果却大相径庭。
如果一个人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的来源，他就把人生的意义放在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上。这样一来，他势必让自己的欲望加速扩张，他依赖于外部资源满足的欲望也因之愈来愈扩大。他愈想享乐，愈须生产，耐苦劳动。人生若在这个方向上作努力，走到极端，即是把利润和积累财富当作人生的目标，消费不再成为生产的目的。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从现世的观点来看，以利润和积累财富作为生活的目的，其实是违背了把欲望满足作为幸福来源的生活态度。所以，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来源于现世的欲望满足，而是扎根在基督教的精神信仰之中。基督教在尘世之外另设天堂，把痛苦和快乐两端用肉身的生死作分界。今生是苦，来世是乐，今生只要不知疲倦地埋头于生产，有上帝作保证，死后进入天堂有永久的无穷快乐。如果一个人持有此种信仰，那么，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就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在今生追求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另一阶段是期望来生能享受天堂里的永恒快乐。如果我们只看他在今世的表现，不看他对天堂的企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费孝通称之为“无餍求得”的精神[3] (p.302)。
另一种生活态度是不着眼于欲望的满足，而着眼于避免身心的痛苦。从这种观点来看，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的源泉，因为欲望的满足是以付出劳作辛苦为代价，而新的欲望却又随即产生，带来新的痛苦。如果欲望本身不受节制的话，这种由痛苦到满足、再到新的痛苦的过程，将永无尽头，人生就成为一个无涯的“苦海”。这种想法引导着人向限制欲望入手，产生了一种新的打算。因为欲望本身是可以伸缩的，因之人们可以减少欲望，以便尽可能免除劳作的辛苦。人们若以这种态度看待人生，则走上了清心寡欲，淡泊悠闲的路子，也就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在这条道上走到极端，则涅槃出世，把这臭皮囊一并不要。费孝通认为，这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普通人的人生态度。如费孝通讲述的一个例子：“禄村的宦六爷在收割时节对他三十多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他儿子却答道：‘掼一天谷子不过3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就省下来了么？’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闲混了。他父亲请了个帮工在田里干活。至于他那一天是否真的没有抽烟，我不知道，可是他父亲既然请人代劳，他总得在别处省3毛钱的花费。在他看来，以减少消费来避免劳作，是很能成立的，别人听来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多赚钱也不过多花嘛。’意思是多花钱不见得比少花钱好，可是多费力却不如少费力。”[1] (p.320)
这种“宁愿少得，不愿多劳”的生活态度，引导着那些靠土地租金也能生活的禄村小地主们脱离农业劳作，转向在闲暇与消遣中寻找生活的乐趣。费孝通认为，这种生活态度同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安分精神是一致的，是知足安分精神在经济行为上的表现。“知足”为人生的物质追求画出了一条控制线，“安分”则是在这一条控制线之内去求人生的快乐。这种精神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匿乏经济”之中。“匿乏经济”的特征是社会的物质基础被客观环境限制住了，迫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迁就于既定的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所谓“修己以顺天”，也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这个方向上，儒家和道家，还有后来的佛家，为中国人在内心世界开辟出超越物质资源约束直达人生圣境的道路。禄村小地主们的闲混与消遣，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熏陶出来的[3] (pp.304-305)。
四、效用极大化的两个方向
按费孝通的逻辑，一个人在追求效用极大化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另一个方向是身心痛苦的最小化。这两个方向正好相反，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笔者就此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欲望满足的最大化是指个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如自身的智力、体力与冒险精神)，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资源，以便不断满足自己的新欲望。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方向上下功夫，虽则他的欲望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但却要不断地消耗体力，耗费智力，甚至承担生命风险。这些都是身心上的痛苦。所以，欲望的满足是以付出相当的身心痛苦为代价的。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当一个人在劳作上的边际痛苦等于欲望满足的边际效用时，他就在约束条件下达到了效用极大化。可是，一种欲望的满足之时，是另一种新欲望的产生之始。所以，静态的最优状态并不是他的极乐圣境，因为它阻止不了新欲望的产生，也按捺不住新欲望的冲动。因此，在这个方向上，一个人必须永无止境地劳神费力，不停地积累财富，以求不断地打破约束条件，满足日新月异的欲望冲动。
效用极大化的另一个方向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方向上作努力，他首先是给欲望设定一个限度，如“温饱”、“小康”等，此谓知足。在这类人看来，上述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人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是以永无尽头的身心痛苦去追赶那永无止境的欲望，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把欲望一刀两断，图个身心的自由自在。不过，人既有肉身，欲望也就不能完全割断，只能为欲望的满足设定一个限度，超过限度的欲望不列入考虑之中。自限欲望的结果，是身心的解脱，身心有了闲暇，便能在人生中开辟出新的道路。谁能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意境呢？当一个人进入到恬静、淡泊、悠闲的意境之中，而无须强迫自己自限欲望时，他就自觉地走上了追求身心痛苦最小化的路子。
上文所言效用极大化的两个方向，对应着现实世界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欲望满足最大化”对应于不断拼搏的人生方向，这是西方文化里的生活态度；“痛苦最小化”对应于调和、持中的人生方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活态度[4] (pp.60-62)。
五、进一步讨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费孝通对禄村“消遣经济”的解释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处于具体文化背景中的人类行为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极大化，另一个特征是朝某个确定的方向作效用极大化。前一个特征为各民族及各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所共具，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共性；后一个特征则与生活中的特定文化有关，反映了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当我们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禄村小地主的行为时，需要将效用极大化方法同禄村小地主的人生目标与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这样建立的效用极大化模型具有本土特征，它描述了中国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人生追求与行为选择，它能够解释类似于禄村小地主的中国人的行为，但不能解释西方文化里的新教徒的行为。
推而广之，虽然经济学的方法(指效用极大化范式、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是一般化的，可以应用于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背景之中；但将这一套方法运用于研究具体民族、具体社会的具体现象时，则需要与该社会的文化相结合，由此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因而也具有本土特征。
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与林毅夫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有所不同。林毅夫认为，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国际化，除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之外，一个重要条件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本土化[5] (p.17)。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不仅包含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而且指建构的理论模型必须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相契合，即与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契合。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规范，而当我们用经济学方法建立解释中国经济与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理论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国际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立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中国本土经验的问题。如为了解释禄村小地主的闲混行为及其形成的“消遣经济”现象，在我们建立效用极大化模型之前，就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分析这些小地主的偏好(即费孝通所说的“生活态度”)，把握到他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痛苦最小化，才能建立有解释能力的效用极大化模型。
由此观之，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现象，如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普遍重数理模型轻经验事实，重欧美文献轻本土经验，重西方理论轻中国文化，看似与国际接轨，实则无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国际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德明副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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