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精神历程：“五四”“非战文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火论文,历程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和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人类和民族的命运，震撼着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无情地将无数个个体抛向苦难的深渊。难以数记的生命、财产被毁灭，人道与正义在战火中苦苦挣扎。文学作为人类和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为我们记录下了历史的苦难行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挖掘出一批久已被人们忽视的军事文学作品，而在于通过这些艺术上不无缺陷的作品，去领悟中国现代作家在战火中的心路历程。
一、战火中的人生：“兵祸”备忘录
从1916年至1928年，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在这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政局动荡中，容纳着历史上那些令人作呕的污垢：复辟、兵变、贿选、暗杀……。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被这些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与政局动荡相伴随的是军事斗争。各路地方武装像失群的游蜂左冲右突，全国遍地狼烟滚滚。地方上小规模的战争难以数记，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四次：1920年直皖战争就持续了10天；1922年直奉大战持续了7天，但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前者；1926 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一场残酷的战争打了8个月，伤亡极其惨重。 而在此之前，1917年中国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数以万计的良家子弟化为累累白骨，难以数计的妇女遭受蹂躏，无辜的民众在兵车和战马下挣扎呻吟！是谁给了军阀们挥霍生命的权力？他们的滔天罪行应该由谁来审判？我们总是说“历史是公正的”，这“公正”究竟要到何时何地才能体现呢？历史是沉默的，所有的疑问没有人能够回答。带着这所有的疑问，我翻开了那些发黄的书页，终于发现，在军阀们烧杀奸淫的时候，已经有人将他们的罪恶“记录在案”，并写下了他们的“审判结果”。只是因为后人的漠视，这一“审判结果”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公之于众”。这位伟大的“审判者”就是文学，它的记录员就是“五四”那一代有良知的作家。
在时代的动荡中，作家既是“在场”的当事者，又是最清醒的见证人。他们凭借着手中的笔记录下阴谋与罪恶，呼唤着人道与正义，成为罪恶年代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作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新青年》、《新潮》、《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著名报刊上，留下了他们的“观察笔记”。在1924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的时候，《小说月报》以超常篇幅（是正常篇幅的一倍）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茅盾撰写了长篇论文《欧洲大战与文学》，通过对世界战争文学的宏观论述，奠定了战争文学的理论基础。
“五四”文学在“为人生”的旗帜下，密切关注着中国下层民众的命运。而当时置民众于水火的首先是战争，因此对军人存在价值的质疑及对战争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成为“五四”军人作品创作的突出特征。在战火的焚烧中挣扎的中国文人，被和平的渴望灼痛了眼睛。他们朦胧地意识到“和平与兵绝对不相容”(1)，“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 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2)。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似乎中国的武人一向就享有法律上的豁免权。但到了“五四”时期，知识者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清算历史的旧帐和现实的罪恶。《小说月报》“非战文学”专号上，刊有几幅美国的战争讽刺画：一位因痛苦而面部抽搐的母亲，扛着一座巨大的墓碑，碑文是“纪念我战死的儿子”；另一幅画题名为《日蚀》：画面上越来越大的黑斑上写着“战争”，越来越小的太阳上写着“进步”。这两幅画从理性（战争吞食进步）和感性（丧子之痛）、群体（人类）和个体（母亲）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负面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一主题的阐发。
战争的苦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双方的伤亡，另一方面是兵对民众的蹂躏。“五四”作家对后者更为关注。他们以民众为本位，记录下了“兵”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未满月的产妇被强奸（叶伯和《一个农夫的话》）、为逃避蹂躏被逼跳河的母亲（普生《完卵》）、叔父被兵打伤在风雨中哭嚎一夜而死（徐玉诺《一只破鞋》）、成群的人被强行拉夫（冯西玲《战争的一幕》）……战争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人间地狱”（陶雪峰《人间地狱》）图。这一时期，控诉战争长篇叙事诗，也空前繁荣。李之常的《战栗之夜》以160多行的篇幅， 描写了诗人听到枪声后的恐怖心理，充分反映出人们杯弓蛇影、闻兵丧胆的“临战”心态。在分不清是往事、是现实还是虚幻的事件中，诗人仿佛清楚地“看”到：“十个兵”轮奸并杀死了一个姑娘：“五个兵”抢劫了一家洋房，污辱了一位50多岁的婆婆。最后随着枪声的逼近，兵闯到自己的家里，自己挨了一枪！“战栗”正是战争年代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态。
如果说战争是一道溃烂的伤口，那么兵匪就是成群吸吮浓血的蛆虫。他们所到之处：
方圆数十里外呵！/不曾有一人走路，/不曾有一缕烟火，/ 不曾有一声犬吠，/原有的沃壤呵！/原有的村落呵！/生满了野草，/……凄凉呵！/破荒呵！兵匪蹂躏过的乡土！(3)
“白骨露天野，千里无鸡鸣”的历史场景，在20世纪中国再次被兵们制造了出来。祖国各地处处可以听到《大兵过境时的饮泣声》：
军阀是衔着屠刀的屠夫。/ 小百姓不过是躺在杀床上四肢受缚的瘦猪。/我们的命运呀，/怕只有白刃一闪的瞬间了吧……(4)
陈大悲的剧作《虎去狼来》正是对军阀混战的形象概括。作家们对兵祸的记述，为罪恶的年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灾难备忘录。
二、战火中的“法庭”：军人在审判、忏悔中的觉醒
现实的苦难强烈地刺激着作家的心灵，使他们无法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致使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愤激情绪。出于情感渲泄的需要，审判处罚模式和忏悔反思模式成为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倾向。惩治战犯，使恶兵有恶报，是人们的共同心愿。但在现实社会中，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作家便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虚构的形式将这一心理释放出来，达到对这一心理渴求的替代性满足，形成了小说创作中的审判处罚模式。这既是对现实的抗争，也是给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小说《一个逃兵》(5)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性作品。 败兵吴得胜和他的兄弟们在一个小镇（南市镇）上进行抢劫，并纵火烧了南市镇。吴得胜极其凶残，他甚至为了一只金表，将一个女人的手剁了下来。由于他抢的东西太多，没有赶上撤离的队伍，一个人在山野间迷了路，被抓回了南市镇。南市镇的人围着他义愤填膺，决定将他活埋。在活埋之前，村长公开审判了这个“天理国法人性难容宽恕”的人，宣布了他的所有罪状。吴得胜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临死时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忏悔：
“……现在我底命运，我底将来的希望，已完全明了了！圹穴已经深洞洞地显在我面前，只须把脚一提，我的一生便算完了！这样我还有什么希求，还有什么话说呢？……但是我想，一个恶人，最后的觉悟，总比把罪恶带进坟墓里好得多！我以前在军队里过生活，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的！……从这一次打了败仗，到南市镇烧抢杀掠以来，我才感觉我到现在这个时候打止，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罪恶的，没有一桩不是远背公理正义人道的！……”
审判与惩罚及明显与人物性格不符的忏悔陈述，处处透露出作家的良苦用心和主观意愿。这是在精神世界里“私设”的法庭，公理、正义和人道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作者成了法官。在这类作品中，与其说我们读到了社会的真实，不如说它暴露了作家情感世界的真实！
有时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就让生活本身去“惩罚”恶兵。小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一心理的反映。义勇军进城后，第二营六队队长陈勇和副队长王忠深夜带了步兵出城寻找酒色。因酒馆老板不开门，他们放火烧酒店，引起罗茜村火灾，村庄变成一片焦土。后来王忠在村外强奸一老女人，事后发现是自己的母亲，便自杀身亡；陈勇收到三叔的遗嘱：将罗茜村的房产留给他，陈勇望着化为焦土的罗茜村，亦自杀而死。跟随的步兵不知详情，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6)作品带有明显的虚构痕迹， 但作者欲使“恶兵有恶报”的强烈愿望是非常真实的。正如鲁迅批评的那样，这类小说“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7)。然而不如此， 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情怀。
反对战争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让士兵充分意识到战争的危害，使他们幡然醒悟，放下屠刀，改过自新。中国少一个兵，就少一把屠刀，就会少一些悲剧。因此让士兵现身说法，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进行忏悔，另一方面，对战争进行反思，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战争的价值，这对于正在行凶的士兵，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手段。作者这一强烈的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化为情节设置的忏悔反思模式。它常常与惩罚模式相伴使用。《一个兵的忏悔》中的士兵胡欺人在部队“奸掳烧杀”，后来得到消息，他的母亲被别的兵杀了，他的妹妹被别的兵轮奸后杀害了。胡欺人在丧失亲人的刺激下，开始忏悔：“上帝！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奸，掳，烧，杀——都是罪恶。我底手染满了兄弟姊妹底血！我把灵魂交给与你，慈悲的上帝！求你接受我的灵魂……”(8)中国的士兵， 到底有几个临死时向上帝忏悔是个未知数，但“五四”时期“士兵忏悔录”小说的大量出现，倒真实地显示出文人“逼”士兵忏悔的痕迹。
对自身罪恶行为忏悔必然导致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一粒子弹》中的根，在他舅舅的帮助下退学当兵。他认为很快就可以当上军官了，所以趾高气扬，看不起仍在上学的同伴。后遇兵败逃回家，死前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对他的同学说：“我的死是很不值得的，哥儿！……冤枉了！……人生的蜡烛，总要点在人群经过的通衢上；不要送入风雨的场所，……我走错路了，走入子弹箱里去了！……已经是一粒子弹了！……唉，一粒子弹！”(9)士兵是军官手里的“一粒子弹”， “子弹”炸裂时鲜血染红军官们的领章和肩章。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使他从根本上对自己军旅生涯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冰心是“五四”时期名作家中写军人题材最多的人，1920年，冰心集中创作了大量的军事题材的问题小说，其中《一个军官的笔记》，是忏悔反思题材的代表作。这位下等军官在战争将要打响的时候，得知对方的指挥官是自己的弟弟——他伯父的儿子。兄弟自相残杀，给他很大震动。后来受伤往进医院，开始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问：“为谁牺牲，为谁奋勇，都说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条狗一般，半点价值都没有，真是从何说起！”(10)他曾经认为，军人为国效力，是无上的荣誉，但“自从赴欧观战以后，看见他们的苦境，已经稍稍觉得战争是不人道，而且是无价值，眼看得我们为少数的主战者，努力去做这不人道，无价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这是继“五四”“人的觉醒”、妇女解放和儿童的发现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革命——“军人的觉醒”，是人道主义对军国主义的胜利。它预示着人的觉醒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它向人们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人也是人，他们不再甘于做“一粒子弹”，而是要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审判、忏悔主题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五四”军事文学创作的价值体现。
三、战火中的“艺术”：战争小说创作中的“三无”特征
战争小说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水浒传》、《三国演义》为这一题材的创作树立了两座丰碑。从这两部作品来看，他们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他们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三国演义》中刘备为匡复汉室而战，与曹操形成一“正”一“邪”的对峙；《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给自己的反叛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二、英雄成为小说表现的核心。《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关羽、张飞、赵云、周瑜、李逵、武松等掷地有声的英雄人物，使作品焕发了迷人的光彩。在英雄的映照下，士卒成为战争的材料——他们只是以“数目”出现在战场上，他们的命运和性格得不到表现。三、作战过程交待详细。这两部伟大的战争小说，对战争场面进行气势恢宏的展现，对每次战争的摆兵布阵也有着极为详尽的描写。“五四”时期的战争小说，没有继承这一古老的创作传统，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无“主义”、无英雄、无战争过程，成为典型的“三无”小说。
（一）无“主义”。“主义”是战争的灵魂，它决定着一场战争的性质、意义及最终的价值实现方式。从主战者的立场来说，“主义”是他赖以发动群众和鼓舞士气的工具。从走向战场的每一个军人的角度来看，“为谁而死”是他们首先面对的问题。自然除了“主义”这一高远的目标之外，每一个军人还有着更为浅近的利益。如可以借机报自己的私仇或获得奖赏等。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军阀混战，本质上是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他们为自己寻找的“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已不再具有诱惑力，其欺骗性也昭然若揭，所以对走向战场的军人来说，高远的“主义”已化为泡影，只有浅近的利益可以追寻。这就必然使战争失去了人们预想中的崇高感，成为纯粹的生存之战。事实上，在军阀的军营中，大部分士兵是为了吃饭而从军的。连年的军阀混战陷民于水火之中，没有生路的农民被迫走向军营，使军队的人数急剧扩大，它反过来又会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民穷而兵多——兵多民愈穷。在1916年至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尽管人员伤亡惨重，但军队的服役人数仍然在持续上升。据统计，1916年中国从军人数约有50万，到1928年上升到200多万，许多人“把当兵看作吃粮的手段”(11)。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创作“主义”的缺席，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军队是等级制度最严重的地方，“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现代军人已经觉醒了，他们愤怒地谴责他们的营长：“我们挺着饿肚皮，去碰敌人的热钢子，替你争功劳，加头街；你倒陪着小老婆，花天酒地的，闹闲情，开玩笑；真个把我们看得太傻了！”他们的营长振振有辞地说：“我千辛万苦地熬得个营长，是易得吗？……当营长要仍和当兵一样，谁还去当营长呢？……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当营长呢？”(12)营长这一番表白，道出了军阀混战的实质：为官位而战，为“威福，子女，玉帛”而战。既然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吃饭，那么参加哪支部队就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 “一个中国士兵在3至4支不同军队中服过役已非罕事”(13)。 一位俘虏被劝说投降时表示：“只要团长恩典，有什么不能呢。那里是四两二，这里是六块大洋，那（哪）里干不是干，还分什么彼此吗？”(14)另一位受伤的士兵说：“我们吃七八块钱一月的饷，一时在这部下，一时在那部下；有饷就来，无饷就走。就是主帅也未尝不是这样。某人的势力大，就同某人去攻打从前的伙伴，等到敌人用饷来引诱，又即刻倒戈反攻。我们随他们的指挥，今天合拢东边去打西边，明天又合拢西边去打东边了……”(15)这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小说《风雨之下》、《谁哭》、《一粒子弹》都揭示了为吃粮而当兵这一社会现实。“主义”的丧失，使战争变成了谋生的职业，就连祖宗“替天行道”的大旗，都被淹没在利欲熏心的血泊之中！但毕竟还有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军阀混战中顽强地寻找着生命瞬间的辉煌，寻找着战争的崇高和神圣、根源与结果。但苦苦追问的结果，依然是迷惘和困惑，最终还是走向对战争的彻底否定之中。《龟头桥上》的作者就试图找到战争存在的合理性。他借主人公子心的口说：“我认为战争性是人的天性，世界倘然不沉沦，战神也决没有匿迹的一日。我想，世界是演化的，没有战争世界便不会动了。”子心是一位书生，他希望能从人的天性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上，为战争寻找存在的理由，但他的“高论”立即受到曾经参加过战争的老仁叔的有力驳斥：“你说什么？战争，打仗，是好的吗？一方打败，一方使会有一种新东西产生出来的吗？嘻！这倒也不错，打仗产出的新东西是什么？是那活龙鲜跳的人，会说话的人，打成了几根骨，几张皮，几点血了！是把一个人分成三样东西了！这就是你所讲的新产出的东西！你说战争是天性，打仗是天性，我尤其不懂……”。战争就是毁灭，就是屠杀——“两支大军相打，就像一支更大的军自杀”(16)，这就是没有“主义”的战争的本质！
（二）无英雄。英雄是战争的“副产品”，也是人类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所谓英雄，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临危不惧、 勇于牺牲，并在关键时刻能够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人物；2、 他必须是为了捍卫某种被公众认可的、甚至是积极的、进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观念和原则。只有前者，不过是一介武夫，只有后者，可能会成为一个懦夫。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就会发现，从1916年到1928年的军阀混战，是注定塑造不出英雄来的，因为没有“主义”的战争中，只会出现“莽夫”、“武夫”和“凶手”，决不会出现英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十余年的战争中，“拼命三郎”不乏其人，我们却说不出一位英雄的名字。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现代战争文学创作“无英雄”现象的产生。不是没有人想成为英雄，而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军阀混战，将战争变成罪恶，使那些想成为英雄的人陷入了一个怪圈：你越是勇武，罪孽就会更加深重——它与成为英雄的目标就会越遥远！所以那些做着英雄梦的青年，最后发现成为民众的罪人，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忏悔。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这一时期军人忏悔小说极一时之盛，正是这一心理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些不想成为英雄而是纯粹为了谋生走向军队的人，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内心就会充满恐惧。所以贪生怕死成为大部分军人的特征。当一位军人负伤回家时，他感到痛苦的不是被“乌鸦啄伤了面皮”，而是他的内心。他没有享受到英雄凯旋的荣耀，而是用带血的声音向人们倾诉他的凄伤——他的母亲、妻子、弟弟都在战火中丧生！他愤怒地质问：“咳吃人的沙场哟，/是谁将你赶在我们的颖水之滨； /你有红喙吞食我一家人的肝胆，/你有血口嚼碎了我凄酸的心。”他痛苦地祈祷：“我的亲人呵，/别再来吧，/别再怕我孤寂伶仃；/ 那是我黑夜里的好伴侣呀——/凄冷的鬼哭，/晶绿的磷灯，/跳动着的心悸， /颤落着的泪声！”(17)这不是英雄凯旋的乐曲， 而是被战争蹂躏的生灵的叹息！在没有英雄的战争中，“人道主义”浮出血污的海面，成为作家观照战争的基本立场。因此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人道主义超越了各军阀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人们在罪恶年代里赖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撑，成为人们抵御战争、医疗创伤的凭籍。至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兄弟或表兄弟在战场上无可奈何地火拼，成为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情节。作家们是想借拳拳亲情来昭示干戈之惨烈，以便唤醒在战火中变得麻木的心灵。当一个负伤的士兵遇到一位负伤的敌兵时，他们没有将子弹射向对方，而是坐在一起相互问候。相同的命运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那位“敌兵”说：“我身经几十战，打死了不少的人。但都是我所不愿意打的呵！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故乡的人……”(18)冰心笔下的那位无名的“兵丁”(19)，在战争的间歇，碰到一位叫“小玲”的孩子，他把枪给小玲玩，以便他喊“胜儿”时让小玲答应——胜儿是他的儿子！女性作家以其细腻柔婉的笔致，揭露了战争对人性触目惊心的摧残！在人道主义的烛照下，作战“英雄”不过是杀人凶手，又何来英雄可言呢？因此，英雄的消解，人道的呼唤，构成了“五四”军事文学的主要特征。
（三）无战争过程。每一场战争，都具备一些基本的因素，如时间、地点、作战双方及战略部署和战争过程。但中国现代作家在写战争的时候，这些基本因素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既使像《梅岭上的云烟》、《一个军官的笔记》这类写到战争过程的小说，也重在表现作品主人公作战时的心理，没有像后来我们熟知的《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那样，对战争过程作如此详尽的记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战争小说其实是“没有战争”的小说。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据现有资料证明，“五四”时期军事文学的创作者中，无一人属行伍出身，也没有一人像托尔斯泰、海明威一样曾亲临战场或做过战地记者。而中国军队中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他们大多是文盲，所以中国的军队中几乎没有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这必然使作者创作时缺乏实战经验，不能把握战争的复杂性。第二、“五四”文人在心理上鄙视军人，甚至将军人看作社会的一大“公害”，必然使他们与军人保持一定距离，导致战争文学创作中出现浅尝辄止的现象。第三，将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对立起来，使这一代作家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不同性质的军事斗争。在作家的眼中，似乎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对个性的扼杀和人道主义的践踏。“一切战争都是恶”是那一代作家共有的观念。这一牢不可破的认识，使他们对战争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他们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战争宣扬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军人成了一种符号，所以大量的战争文学作品没有塑造出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第四，对人生——主要是个体人生的关注，使这一代作家漠视了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次次规模宏大的战争和北京政权的频繁更替，在“五四”文学创作中没有得到反映。相反，人力车夫的不幸和在苦难社会中挣扎的生灵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补史之阙”的“诗史传统”就此失落。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作家写战争的时候对作战的时间、地点、作战双方、战争目的等“社会性”的内容懒于交待，而重在表现个体士兵的战争体验。很明显，“人生”的内容掩盖了“社会”内容，作品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在社会的上空。这不能不说是“五四”文学“为人生”走向极端的表现。正是上面诸多因素，造成了“五四”军事文学的“战争缺席”症。“为人生”的观念成为支配创作的动力，社会事件必须经过这一观念的筛选以后，才能进入作品。大的社会事件被筛除掉，细微的人生感受被留了下来，必然会使战争小说中有“战争的人生”而没有“人生的战争”。
军事文学的“三无”特征，在深刻揭示军阀混战实质的同时，使小说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对“民生”的热烈关注固然使小说具有了直面现实的真实性，但对社会重大事件的漠视，又使文学丧失了宏观把握时代发展的能力。因此说，“三无”小说的流行，既有其成就，也有着致命的缺陷。清理这笔文化遗产，认真反思这段文学史，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战争的态度有着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左联和解放区作家们在战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化，也没有“文协”作家们极为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基本上是以旁观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对战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这一特殊的人文视角，既决定了他们战争小说创作的成就，也铸成了他们创作中的不足，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