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趋势突变的协整检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突变论文,效应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1—0090—06
一、引言
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关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包括外贸的起因、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尚存在很多争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贸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同时涌现了不胜枚举的相关研究文献。
但是，侧重于研究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这也许与我国曾长期奉行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有关。实际上，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进口也许更为重要，正如krugman（1993）[1] 曾指出： “进口，而不是出口，是贸易的目的。也就是，一个国家从贸易中的收获是它获得购买它需要的东西的能力。出口不是贸易的目的之一，更不是惟一目的，出口是一个国家的进口供应不能使需求平衡时而不得不承担的负担。”
二、文献综述
关于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成果有：李军、李阳（2001）[2] 利用协整检验，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很大；刘小鹏（2001）[3] 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认为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潘文卿、李子奈（2002）[4] 利用统计支出法、线性回归法，认为1991－2000年进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8.7％；石传玉等（2003）[5] 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认为短期内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在长期内进口和出口共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吴振宇、沈利生（2004）[6] 则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进、出口对GDP形成和增长的贡献，测算结果是进口的贡献率从1997年的9.03％逐年上升，到2001年达到了11.6％。许统生（2006）[7] 在研究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认为，我国从主要发达国家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李石凯（2006）[8] 利用相对贸易差额指标，认为我国没有实施“重商主义”，并且经济加速增长时期几乎都伴有进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大于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1）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存在差异；（2）当采用时序数据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中国转型期经济的改革实践中，由于重大政策变化的外生冲击，可能导致时序数据的DGP（数据生成过程）发生改变，即数据可能发生了结构突变。
结构突变理论是将重大的经济条件变化（例如重大的政策改变、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视作一种冲击，考察其是否使得时间序列的DGP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考察计量模型的参数的时变问题。王静（2005）[9] 详细介绍了结构突变的概念以及单变量的结构突变点的检验方法。
对于一个随机过程来说，如果存在结构突变，会使得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比如DF检验和ADF检验的检验势降低；如果外生冲击影响的是一个由多个变量组成的VAR过程，则可能系统中的多个变量都会发生结构突变。如果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协整向量以及VEC的调整向量都可能发生结构突变，并且协整检验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也会改变。
已有研究共同的结论是结构突变会极大地扭曲标准的推导过程，因此对存在已知的结构突变或者怀疑有结构突变的情况，协整检验时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很必要的。如果只有一个突变点，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分别分析突变前后的两个时期的模型，不过这种方法会带来效率或者检验势的很大损失。因此，更可取的做法是将突变考虑在内，重新推导协整检验的检验统计量的分布和检验过程。
Johansen、Moseoni和Nielsen（2000）[10] 提出了确定性线性趋势突变的LR检验方法，用传统的协整检验的思路，针对Perron（1989）[11] 的模型A和模型C，分别推导出了在结构突变点已知、线性突变的情况下VAR过程的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的LR检验量的渐进分布，并推导了VEC模型中参数的约束假设检验。本文将尝试使用该方法，对中国进口系统的VAR过程进行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并建立相应的变系数VEC模型。
三、计量模型
不存在结构突变的向量协整分析的基本模型的一个简单例子是：
如果γ＝0，则有：
1.模型的公式化和秩检验的假设
一个类似的假设检验是对于没有线性趋势但是存在常数水平突变的情况：
3.检验协整的秩
协整的秩可以通过修正似然率（LR）协整检验过程来检验。尽管相关的统计分析过程几乎没什么改变，但是渐近分布有所改变，因此临界值也不同。
Johansen等（2000）推导了模型
的LR协整检验统计量的渐近分布，然而无法得到这些分布的确切的解析描述，因此只能用仿真试验来得到百分位数。渐近分布取决于几个因素：非平稳关系的个数、突变点的位置和趋势的设定。用大量仿真试验和基于上述因素的响应面分析可以得到这些渐近分布的矩的近似值。由这些矩的近似值，经验观察得到检验统计量的渐近分布的百分位数，进而对渐近分布的特征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观察检验统计量的百分位数和矩的分布，发现其渐近分布与Doornik（1998）[12] 中的Γ分布非常接近，因此可以用Γ分布来近似其渐近分布。Doornik（2003）[13] 用OX/lib/coigamma.ox做仿真试验，针对Johansen等（2000）[11] 的
，补充了Γ分布的近似值。本文用该近似值作为这两个模型的协整检验的临界值使用。
四、实证分析
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差异，要想准确地度量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是CGE模型、投入产出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它们在度量外贸对于产出的具体贡献率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计算都相当繁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从生产函数来说，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应该是影响它的最直接因素；从国民经济核算来说，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因素对其有直接影响。但是从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进口对于技术进步可能有直接影响，对于投资也可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而进口通过影响相对价格对消费、投资、利率、汇率都会有影响，从而以一种很复杂的机制影响着产出。
本文并非要精确地度量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试图利用现代计量方法，来分析进口和GDP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传导作用和长期影响趋势，并利用汇率、FDI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贸易政策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试图利用结构突变的VAR过程的协整理论，检验变量之间的影响趋势是否曾发生过大的改变，即是否有长期关系的系数发生了时变。
1.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基本上都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的公报。数据都取对数，样本区间为1978－2006年。
（1）国内生产总值（变量名为GDP）
本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产出，使用最近一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单位是亿元。用GDP平减指数和官方名义汇率（中间价）对数据进行了调整，得到了以亿美元为单位的实际GDP数据。
（2）进口（变量名为IM）
关于中国的外贸数据，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差异。这里的进口总值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单位是亿美元。
（3）FDI流入量（变量名为FDI）
这里使用实际利用FDI额，单位是亿美元。由于只有1979－1982年的合计金额，为了和其他数据的样本区间一致，并且尽可能不损失自由度，这里按照趋势拟合的方法，估计了1979－1982年的数据，并进行调整使其总和与原先的总额相等。1978年的FDI额设为1，取对数后为0。
（4）汇率（变量名为ER）
中国的汇率制度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深刻的改革，期间经历了1994年汇率并轨和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因此从官方名义汇率来看，汇率波动很大。这里采用美元兑人民币的汇价表示汇率。
2.趋势突变的进口增长模型
利用变量组Y[,t]＝（GDP，IM，FDI，ER）建立进口增长模型。根据中国外贸政策改革的历程，并因为单变量结构突变点的检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变量最显著的突变时点发生在1994年附近（具体检验结果略），因此引入一个突变点：1994年。它既包括了改革开放力度增大、汇率并轨、出口退税率提高等重大政策改革，也包括了关税大幅下调等因素的冲击。
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这些变量都是带有结构突变的I（1）过程，因此可以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同时综合利用Akaike信息原则、Schwarz信息原则和Hannan- Quinn信息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具体检验结果略。
根据数据的散点图和单变量突变点的检验结果（略），显示一些变量带有线性趋势，因此选用模型H[,l]。
定义虚拟变量：
得
。
计算协整的LR检验统计量，进行协整检验。
因为这里采用的是多变量的系统检验方法，因此得到的协整关系有多个，其中包含全部变量的协整关系只有一个：
GDP＝－9.669－0.513*IM＋0.083*FDI＋0.375*ERt统计量：（3.95） （－1.91） （－3.42）
记其残差是e[,t]，建立VEC模型如下：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进口、FDI和汇率与GDP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GDP的弹性是－0.513；FDI对于GDP的弹性是0.083；汇率的弹性是0.375。不过从回归系数和t检验量来看，FDI在长期均衡关系中的作用不是特别显著。同样，这里不能简单地将进口的负的系数理解为进口对于GDP的增长有负面作用。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从过去的发展历程来看，进口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其发展状况没有很好地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很可能是由于进口结构没有很好地适应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造成的。FDI和汇率的正的系数，说明在进口系统中，外资政策调整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对于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FDI的作用很微弱。
从误差修正方程看，除了汇率，其他变量的短期调整系数都为负，这说明当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具有较好的自我调整机制，也就是说系统基本上具有自动向均衡状态恢复的能力。其中FDI的调整速度最快，达到－1.179，说明FDI的流入在进口系统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和过调现象；进口的调整速度较快，是－0.777，GDP的调整速度是－0.695。这说明当系统偏离稳态时，进口和GDP可以较快地向稳态调整，只需要不到两年；而汇率尚不能自我调整，因此在其发展偏离均衡状态时，合适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同样我们检查了虚拟变量参数的t检验值的显著性，这里tE[,1t]的参数的t检验值分别为（－2.1，－1.8，0.2，2.1），对应的t检验值分别是（5.6，3.1，3.3，－2.4），tE[,2t]的分另0为（3.5，2.7，1.6，－2.1），E[,lt]的分别为（－5.5，－2.8，－3.4，2.4），基本上都是显著的，这说明选择趋势突变的H[,l]模型，也就是对应于Perron（1989）的模型C是很合适的。从脉冲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看，1994年前后，变量的增长速度和水平都有所变化。1994年的政策冲击，对于汇率的影响最大，其影响在滞后两年时仍很强；其次是对FDI的影响，在滞后一年的影响较强，两年的滞后作用已经比较微弱了；对于GDP在当年有正面影响。
3.对比分析
为了与不考虑结构突变情形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本文用同样的数据，按照传统的协整检验方法，建立了进口系统的VEC模型。
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进口、FDI和汇率与GDP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GDP的弹性是0.248，也就是进口对GDP的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从误差修正方程看，当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具有自我调整机制，但是IM和GDP的调整速度都较慢，相应的调整系数只有－0.011和－0.03。
从所得到的系数来看，两种方法的实证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我们已经阐述过，对于存在结构突变的随机过程，如果忽略其结构突变特征，会降低协整检验的检验势。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重大的政策改变，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冲击，而这些冲击确实使得很多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对中国的数据建模时，如果忽视结构突变的因素，将会使得模型不能反映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影响经济模型的拟合精度和预测精度。
五、结论
1.进口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受出口导向战略的影响，中国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比较严重，导致进口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协调。进口的波动比较剧烈，并且实证结果不能支持进口在过去20多年有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经济理论来讲，进口是获得经济发展所短缺的物资和设备、通过国际贸易的“学习效应”迅速提升产业科技水平的有效手段，它对于国民经济应该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改革初期，由于外汇的短缺，使得我国对于进口实行很严格的计划管理，即使在出口创汇能力大大增强、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后，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意识也长期存在，对于进口的政策刺激比较少，缺乏整体的和长期的进口战略，这使得我国的进口一直在外贸中处于相对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因此，转变各级政府的观念、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积极调整进口的结构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任务。要从根源上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良性循环机制应该是：优化的进口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出口结构的升级→国民经济的增长→进口结构的再优化……
2.结构突变理论比较适合于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
实证结果印证了在带有结构突变的系统中，如果不考虑结构突变因素，会降低协整检验的检验势，也会影响经济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能力。从我们用趋势突变的协整方法建立的进口系统的模型结果看，表示结构突变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基本上都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考虑结构突变因素是必要的。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很多重大的政策改革，这些都会对国民经济形成冲击，使得一些经济变量发生结构突变，忽视它们的影响势必会降低我们的经济模型的精确性和解释能力。
本文的研究尚很粗浅，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样本期不够长，这对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变量的选择不够精细，模型过于简略，必然不能较全面地反映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细分产业或者行业进行研究，无法反映不同产业中存在的差异性，等等。因此，本文的实证结论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检验和修正。作者希望通过对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方法的介绍和应用，可以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有一点启发。
收稿日期：2007－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