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与欧盟关系发展演变的概述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欧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与欧盟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日本与欧盟的关系和日本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关系，本文着重阐述前者。本文将战后日欧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在冷战中摸索前进的日欧关系（1952—1989年）；第二，全面伙伴关系初见端倪（1990—1999年）；第三，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全面伙伴关系（2000年至今）。在此框架内分别从政治、经贸和安全等层面对该双边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其特点及深层原因。
一 在冷战中摸索前进的日欧关系（1952—1989年）
冷战时期，日本与西欧诸国的关系呈逐渐上升的发展态势。自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双方恢复邦交。在此后的10年里，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艰难而缓慢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①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向世界显示了其经济发展的奇迹，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位列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同时，西欧的经济也迅速复兴且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50年代占全球总量的52％，下降到70年代的30％。② 日、欧经济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西欧与日本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伤害，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日、欧首次意识到双方经济合作的必要性。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日本在被邀之列，显示了其经济成就得到了西欧的承认。与此同时，西欧对日本的贸易赤字猛增，双方的贸易摩擦加剧。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日本在执行“西方一员”的外交政策背景下，首次在应对全球性政治问题上与欧美协调行动，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对苏实行经济制裁。此举使欧美意识到日本的参与可以更有力地显示西方阵营的团结一致。日本在与西欧交往中“平等伙伴”的地位得到确立。③
但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日欧关系不能被认为是“单纯”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日、欧在冷战时期都需积极配合盟主——美国的世界战略。美日、美欧关系弱化了日欧关系的发展，使之成为美、日、欧三角关系中最弱的一边。其二，日欧关系发展主要基于经济贸易层面的合作与协调，但在政治上西欧并不想在对苏战略上盲从美国，因此对一味追随美国的日本保持着距离。其三，在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日、欧分别牢牢地绑在日美安保条约和北约这两部战车上，双方安全保障体系不同，没有直接的安全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和欧共体逐渐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全球经济中心，双方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愿望日益强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3至1984年间在多个不同场合发表了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言论：“日本将按照自己的判断并根据国情完成超出以往的责任”，④“我提议要建设‘国际国家’”，“我痛感不单纯是经济的国际化，我国必须沿着在文化、政治上做出积极国际政治贡献的方向前进，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⑤ 为了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曾根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政策主张：“在具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共同价值观的美欧日三极政治、经济联合与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社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三极（经济力量）合并则占到世界生产力的一半，形成了自由阵营的核心。维护这样的三极合作，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都极为重要，因此责任重大。”⑥
面对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积极性，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西欧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第9届西方首脑会议首次就政治与安全问题公开表态：“我们西方七国的安全是不可分的，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对策。”而据1983年6月1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这句话就是应日本的提议而加入宣言中的。
随着东西方对抗的日趋缓和，国际交往中的经济成分比重日益加大，日欧双方对政策自主性的诉求趋于强烈，为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 全面伙伴关系初现端倪（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日欧关系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崩溃使日本和欧共体外交的活动空间明显增大。为了改变美、日、欧关系的不平衡，日欧双方开始积极地接触与协商，于1991年7月18日发表了《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日本联合宣言》，这对日欧关系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双方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对话的目标和框架来促进建立全面而广泛的关系。⑦ 而在此之前，日欧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的。1995年3月欧盟委员会强调要将双方关系转变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层面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5月欧盟部长理事会制定的《对日政策纲领》，进一步明确了日欧关系全面、健康发展的三大支柱：即政治对话、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至此不难看出，步入90年代后，日欧双方以1991年的《联合宣言》为基石，着手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双方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
1991年的《联合宣言》提出加强日欧在政治层面上的合作，并建立了一整套定期会晤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按年度举行日欧首脑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半年一度的外长会议并建立“日欧工作小组”。它涉及政策性和事务性两大层面，为日欧政治关系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外，欧洲议会与日本议会之间也建立了完善的交流机制，这不但使双方议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欧盟对日本决策者的政治影响力。
日欧双方领导人对发展全面伙伴关系表现出了热情。1990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访问欧洲，表达了希望积极发展对欧关系的愿望，公开阐述了以强化日欧关系和美日欧三方协调为内容的“新欧洲政策”。1992年6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日本政府关于欧共体政策的基本意见”的文件，提出要改变经济式外交，加强同欧共体在裁军、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东欧重建等问题上的合作。欧共体方面也持有这样一种看法：特殊的社会历史关系是欧洲内部紧密合作的基础，日欧之间也有类似于这样加深双边合作的基础，即在1989年后日欧共同面对着美国日益表现出的单边倾向的外交与防务政策，双方都有提升防务政策自主性的愿望，都希望通过制度上的改进来提升外交能力。⑧
在这些积极因素的推动下，日欧政治关系步入发展轨道。从1996年起，双方逐渐将政治和经济合作置于同等地位。在1996年日欧首脑峰会联合声明中，欧盟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在亚欧会议中积极发挥“协调人”的作用。在1999年的波恩峰会上，日欧声明已经认识到了双方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表达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伙伴关系的愿望。这为即将步入新千年的日欧政治关系的发展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二）经贸层面
经贸关系长久以来主导着日欧关系的发展。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完成统一市场构建并日益扩大的欧盟对深陷日美贸易剧烈摩擦中的日本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日本加大对欧投资力度的同时，每年对欧贸易顺差保持在300亿美元左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进入90年代后日欧经贸上的摩擦并未造成双方的严重对立。虽然1992年欧共体针对日本提出了多项市场准入要求，日本也针锋相对要求欧共体取消对日限制措施，但这些矛盾反而促使双方积极接触，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机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欧盟于1994年与日本建立了“规制改革对话”（Regulatory Reform Dialogue）机制，以促进双方减少或改进阻碍贸易和投资的规定条款。1995年6月村山富市首相访问法国，与欧盟轮值主席希拉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进行了磋商，讨论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贸易摩擦事宜。在1997年海牙首脑会议和1998年东京首脑会议中，日欧还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世界里，通过各自内部发展和经济结构改革所能做出的特别贡献。
日欧之所以能以克制的态度对待双方之间较为严重的贸易摩擦问题，合作能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是主要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进行私有化改革和经济振兴、安置难民、销毁原苏联核武器都需要大量资金，日本看准良机于1991年向设在伦敦的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注入资金。该银行的促进投资研究组与日本进出口银行紧密合作，对中东欧进行投资，方便日本公司进入该地区市场。而经济繁荣的东亚地区同时也受到欧盟的关注，希望与该地区“有相同价值观”的第一大经济体——日本协调合作，扩大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宣扬自己的一体化理念，推动东亚统一市场的建立。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欧经贸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在摩擦中寻求合作，而积极合作是贯穿该时期的主旋律。
（三）安全层面
在欧共体成员国的支持下，日本代表于1990年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会议，并于1992年成为该组织的亚洲合作伙伴。在与北约合作方面，日本也于1990年向北约派驻代表，同年6月北约首次讨论了与日本的安全合作问题。此外，日欧还加强了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在1996年日欧首脑峰会的联合宣言中提出，欧盟欢迎日本积极参与到维护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地区稳定的工作中来；日本则对欧盟参与到朝鲜半岛的事务中来表示欢迎。
由此看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欧在安全领域开始接触，并逐渐开展合作。双方积极介入对方所在区域内的事务，相互借重以积极提升各自的全球影响力。
（四）日欧推进双边关系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通过在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等领域10年的积极构建，日欧全面伙伴关系框架在20世纪末已显出端倪。步入90年代后日欧为何如此着力地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国际格局的变迁。冷战期间日欧拘于两极格局的制约，只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大三角中发展双边关系。而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军事压力的消退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加深，经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所占份量不断加大，日欧已不甘于作美国的小老弟，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这种十分尴尬局面的愿望日益急切。双方在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汇合点”的共识下，努力寻求合作机制化。总的来说，冷战的终结给日欧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了可能；双方的经济实力是相互借重的基础；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一极是双方的共识。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日欧双方积极合作，发展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全面伙伴关系。
第二，日欧各自的内部因素。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欧盟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明显加重。此后欧盟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交往，以集团的身份与他国建立合作机制，广泛地参与到地区性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全球性事务之中。日本方面，由于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迅速减退，加之对其自身经济实力的自信，中曾根提出的“政治大国”目标在日本越来越有市场。1990年1月9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称“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⑨ 同年5月，日本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提出，“建立90年代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的民主国家共同承担。美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日美欧的协调体系掌握着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⑩ 在“政治大国”欲望膨胀的同时，日对美在经贸问题上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发展到在战后罕见地高调对美说“不”。90年代日美关系曾一度紧张。
第三，日欧急需相互借重。欧盟视日本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而日本也将欧盟视为欧洲地区繁荣与稳定的中心。（11） 欧盟方面，在应对中东欧建设，维持巴尔干地区稳定等问题上需要借重日本的经济实力。而在亚洲问题上，欧盟面对日益繁荣的亚洲市场，更是不愿被捷足先登的美、日独占利益。鉴于近代史上不少亚洲国家都曾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要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与亚洲国家进行交流谋求经济利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在历史上还是第一遭。而日本是在该地区有影响力的经济强国，欧盟将其视为有相同价值观基础，身处亚洲的西方一员，因此自然倾向于借重日本更多地参与到该地区的事务中并宣扬自己的各种理念。日本对欧加强交流合作主要是从“力量对比”的国际政治力量平衡着眼的。它对自己的国际排名的变化异常敏感，先是发觉美国的力量在削弱，然后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特殊地位”的消失，开始焦虑地为自己谋出路。日本希望通过与欧盟的合作巩固自己在亚洲的特殊的“西方一员”的身份。此外，通过拉拢欧盟来积极介入到欧洲地区的事务之中，既可以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又可以加强日欧关系来进一步牵制美国，增大与美讨价还价的资本。联合区域以外的力量来对抗周围势力以便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的外交策略。日俄战争时是日英同盟，冷战期间为日美同盟，现在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日本自然会有自己的考量。
第四，日欧之间存有微妙关系。面对欧盟日益置身于亚洲事务之中，日本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欧盟参与到亚洲经济活动中，对日本构成了竞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鼓励欧洲企业前来投资时就曾经指出：“欧洲公司愿意转移技术科学的做法，使他们在跟日本竞争时位处优势。”（12） 其二，日本的亚洲“代言人”地位逐渐消失。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国内政坛中反复出现诸如“日本要在亚洲建立有如美国与中南美洲，欧洲与非洲的特殊关系”的言论，政治领导人强调日本是“亚洲的一员”，要代表亚洲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发言。但现如今亚洲经济整体崛起，欧美竞相通过直接渠道与亚洲各国进行沟通，日本“代言人”的身份自然走到了尽头。
面对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日本只能选择与欧盟加强沟通与合作，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另一端，欧盟也不敢忽视日本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双方乐于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在新时代争取双赢。
三 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全面伙伴关系（2000年至今）
迈入新千年后，日欧不断拓展合作的领域，全面伙伴关系得到深化。200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0届日欧首脑峰会决定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日欧关系，会议通过了一项为期10年的合作“行动计划”，主要涉及联合国改革、裁军和武器控制、人权与民主、热点地区事务、鼓励双边贸易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强化多边贸易合作、人口老龄化问题、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以及人员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它的出台不但为日欧双方追求共同利益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框架，也反映出了日欧伙伴关系在内容上的变化，体现了双方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对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小泉时代之后的安倍政权打破日本首相上任后先访问美国，随后访问欧洲的传统，在上任三个月后的2007年伊始，首相和外相几乎同时分别出访欧洲八国，这也体现出了日欧关系发展的新动向。
（一）政治层面
新世纪伊始，日欧双方都表现出了强化双边政治关系的积极愿望。2000年1月，时任日本外相的河野洋平在巴黎发表演讲，阐述对新千年日欧关系发展的构想，强调提升双方的政治关系是演讲的主题之一。欧洲普遍认为这传达了日本希望进一步密切同欧盟及其成员国关系的强烈愿望，并给予了积极地回应。2000年的东京首脑峰会把加强政治关系列为重要的议题。在2001年12月举行的日欧首脑峰会采纳通过“行动计划”后仅过了7个月，双方就举行了第11届首脑峰会，宣布成立督导小组以保证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2003年公布的欧洲安全战略将日本列入欧盟战略伙伴之一，认为其是“东亚地区少数几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民主国家”。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政权，在2007年初便对欧洲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外交攻势：安倍晋三首相于1月9日至13日访问了英、法、德、比四国，宣称“希望通过对欧洲的访问寻求有主见的外交”。访问期间，安倍一再强调反对对华武器解禁并积极地为日本“入常”寻求支持。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欧盟高官会晤时讨论了包括伊拉克问题、巴以冲突、中亚局势、朝鲜核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诸多议题；麻生太郎外相于1月9日至15日出访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努力深化日本与东欧关系的同时，积极落实“自由与繁荣之弧”（13） 外交构想。对于这次日本首相、外相的同时出马，美联社认为以往日本和欧盟领导人会谈重点主要是经济和贸易问题，而此次的议题却延伸到了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引人关注。
但不可忽视的是，双方关系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分歧。近年来，由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邻国的感情并造成关系紧张，日本日渐将自己孤立起来。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司长兰达布鲁（Eneko Landaburu）在2006年日欧首脑峰会筹备会议中对日本外务省官员明确表示：“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涉及欧盟的切身利益”，欧盟敦促日本改善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针对小泉“只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的言论，一些欧洲学者开始怀疑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填补世界政治格局变动时产生的权力空隙。（14） 另一方面，由于制定欧盟宪法的进程受阻，日本对欧洲一体化能否持续深化开始持怀疑态度。因此日本转而更注重发展与主要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15）
日欧对双边政治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显然十分清楚。双方在2005年日欧首脑峰会中坦言目前关系“欠发达”（underdeveloped）并表示愿意积极合作加以改善。2005年和2006年的首脑峰会联合宣言都强调了要加强双方就东亚形势的沟通。同时政治对话的机制和交流措施也在完善之中，如已在日本设立了欧盟学院，负责在日本大学中传播欧盟的相关知识等事务，使日本更好地了解欧盟。总的看来，进入新世纪后日欧在政治领域内的合作增多，双方的政治关系在不断克服分歧中逐渐发展。
（二）经贸层面
在经贸方面，日欧依然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积极合作的势头，双方经贸领域合作的成绩斐然。日本对欧盟的出口在1993—2004年这11年间增长超过40％，从501亿欧元增长到735亿欧元；而欧盟这一时期对日出口也从288亿欧元增长到431亿欧元，增长超过49％。（16） 在直接投资方面，自1999年后双方的相互依赖度明显加深。2004年欧盟对日直接投资额为6014亿日元，而日本对欧投资额为7926亿日元。（17） 欧盟远远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反之亦然，日本主要直接投资方仍是欧盟。
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欧之间的经济对话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喋喋不休的贸易逆差争论转变为协商合作，共同扫除双方之间的贸易障碍。日欧的互认谈判进展迅速，于2001年签署的“相互承认协议”（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是日本第一个双边互认协议。它的生效将为从事电信设备等四大领域产品的贸易公司每年节省大约4亿欧元的贸易成本。双方于2003年签署了“合作与反竞争行为协议”（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and Anti-competitive Activities），大大便利了日欧在大型兼并活动中的协调。2007年5月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透露，日本与欧盟就签订经济合作协定（EPA）已进入商讨阶段。这标志着双方已迈出创建自由经济区的重要一步。（18） 此外，日欧不仅重视双边贸易框架的建设，也加强了在WTO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在2001年卡塔尔会议上，日欧积极协调意见，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主动。
在经济领域中，日欧还相当重视非官方的交流合作。如“日欧商业对话圆桌会议”就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该圆桌会议鼓励双方加强民间经济合作。预计在未来的几年里，将有近千家的欧洲中小企业进入日本市场，主要涉及建筑材料、信息通信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在金融领域，随着欧元成为世界第二大流通和官方储备货币，日本对欧元区的发展十分关切。（19） 在1999年1月1日欧元开始正式流通后的第五天，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就在巴黎提议加强日元、欧元、美元三边合作，以期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秩序。日本一方面担心欧元的壮大会使日元进一步被边缘化，一方面又希望从不断扩大的欧元区中受益。
总之，跨入21世纪的日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迅猛，双方之间的对话合作已从协调贸易争端逐渐转变为积极协作共同扫除贸易障碍。可以预期，日欧今后还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双方的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加深。
（三）能源与安全层面
日欧都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一位欧盟资深官员曾说：“在能源问题上，欧盟和日本都是弱者。我们必须设法保证能源通道的安全。”（20） 近年来日欧的首脑峰会联合声明多次表达了对伊朗核问题的关切，在涉及能源生产国事务上双方积极开展合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既拥有仅次于波斯湾沿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又是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咽喉要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这几年来，美日欧在培植当地亲西方政权的问题上密切合作，力图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获得该地区能源开发的主导权，开辟新的能源供应地以降低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保证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
在安全方面，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这为日本与欧盟深化合作提供了良机。双方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两次发表了反恐声明，宣称将在根除恐怖主义土壤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在地区性事务中，北约希望日本扩大对灾害和冲突地区的重建援助活动，还期望将来自卫队能和北约军队共同训练并向阿富汗派遣部队；在科索沃地区，日本也与欧盟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在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日本高层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欧盟“谨慎处理”。不仅如此，在2005年和2006年的首脑峰会联合宣言中，日本两次重申了反对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立场。双方在2005年建立了东亚安全形势对话机制，加强了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的接触。2007年初，安倍晋三首相选择在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当天动身出访欧洲，并在与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的会晤中提出要加强双方在海外行动中更广泛的合作。对此《日本时报》指出，这标志着日本寻求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已着手国防策略的转型。（21）
（四）人员交流及其它层面
以2001年的“合作计划”为基础，日欧积极开展了人员、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双方组织由专家学者、政治家和记者参与的研讨会，共同促进民间交流、教育交流和文化交流。2005年是“日欧人员交流年”，双方开展了1900多种交流活动。日欧人员交流主要涉及青年交流、经济领域交流、专家学者交流与旅游交流等几大领域。在其它层面，日欧的合作交流活动近年来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双方在工业政策、社会事务、环境保护、金融问题、和平利用核能、传染病防治、打击非法移民等领域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五）日欧全面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不断深化但进展不一的原因分析
综前所述，步入21世纪，日欧双方在加强已有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合作领域。目前日欧全面伙伴关系呈不断加深和拓展的态势，但在各领域的进展不一，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全球化浪潮使世界各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变得密不可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向世人表明了世界并不太平，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已显力不从心，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朝日新闻》在2007年1月10日的社论中写道：“欧盟截至现在成员国已经增加到27个，人口接近5亿，不断强大的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毋庸置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中期选举中败北、政权领导力开始出现阴影的布什政权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了泥潭，外交的应对能力也有所下降。今后日本要依赖与欧洲合作的时候想必会越来越多。”这种国际政治大背景为扩大后满怀抱负的欧盟和怀着“政治大国”梦跨入新世纪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来实现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政治一极地位的夙愿。同时，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受到世界的瞩目。1996年东亚地区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2％，而到2010年预计将占到30.5％。与此相对，欧盟GDP占全球的总量将从31.1％下降到28.5％。2005年欧盟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占其全球贸易额的25.2％，比其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额多了几乎5％。（22） 世界趋于多极化和东亚经济的持续繁荣给日欧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日欧各自的考量。欧盟方面：在政治上，扩大后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更加雄心勃勃。基于“在全球化时代，地区的稳定有全球性的意义”这种认识，（23） 欧盟日益急切地希望参与到地区性事务中来。面对复杂的东亚局势，一方面欧盟囿于相距遥远和影响力相对不足，没有被纳入六方会谈这样的机制之中，只能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等有限的框架下释放“热情”，所以寄希望同日本加强涉及对方未能参与的会议信息的情报交流，借重日本对该地区事务发挥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希望通过美日欧三边对话机制，积极地定位自己为东亚地区的政治战略利益伙伴，索拉纳称：“要避免在该地区产生美日—中国两极体系”。（24） 在经济上，由于日本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其对欧盟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有欧洲学者认为：日本看起来是欧盟第五大贸易伙伴，但如果将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并由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计算在内，日本仍是仅次于美国之后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5） 因此应该积极发展对日关系。通过日欧之间制度化的对话与磋商，为欧洲企业在日本乃至亚洲谋取利益。此外，在多哈回合谈判受挫之后，欧盟一方面希望与日本积极合作推动重开谈判，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希望尽早与亚洲诸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这两点都需要与日本积极对话获得支持。
日本方面：一方面，日本认识到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虽欢迎自己走向“正常国家”，但只希望自己军事实力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所以满怀大国梦的日本自然期望与其他的力量进行合作。安倍政权上台以来宣称的“有主见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主要就是为了寻求欧盟等其他重要力量对日本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小泉时代遗留下来的外交困境给安倍政权恢复日本对外关系带来了加分的空间，促使安倍积极、谨慎地改善对外关系。打破惯例，先于美国出访欧洲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兼具象征性和实质性的举动。同时，欧盟的扩大对日本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2003年的扩大中就有3个入盟国（马耳他、塞浦路斯、拉脱维亚）在当时还未与日本建交。日本通过与欧盟建立的各种合作机制方便地与以前没有太多交往的国家建立了与其它欧盟成员国同等的关系，既带来了经济利益，又提升了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不管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的考虑，日本都有积极发展与欧盟关系的愿望。
第三，逐渐触及核心安全利益。长期以来欧盟与日本之间一直被认为缺乏在涉及国家核心安全利益上的合作。过去日本认为欧盟在处理如朝鲜核问题、台海局势、能源供应安全等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不大。但近年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关于伊朗核问题，日欧出于确保能源供应地稳定的考虑，表现出了加强合作的意愿，在2006年日欧首脑峰会上，双方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在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由于日本将发展中的中国视为威胁，其高层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向欧盟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百般阻挠。欧盟也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到东亚安全形势战略对话中，使双方的合作逐渐触及国家核心安全利益。
第四，双方合作中仍存障碍。造成日欧双方关系“欠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日欧各自被其它事务消耗了主要精力。欧盟的扩大问题一直是欧盟近年来的头等政治外交事务。而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等事务则占据了日本的主要注意力。其二，日本认为在经济领域中欧盟对外的影响力无疑大于其各成员国的简单相加，但就政治和安全领域而言欧盟却明显矮下去一大截。因此其对欧外交重点仍然放在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上。而在欧盟看来，日本既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又受到《日美安保条约》的约束，所以对其能否发挥世界一极的作用也存有疑问。
四 结束语
日欧关系从冷战时期同属西方阵营的同盟关系发展成为全球伙伴关系，是国际政治普遍趋势和自身特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双方的全球伙伴关系具有鲜明的特征。综合前几部分所述，笔者将其归纳如下：
第一，在冷战时期，日欧关系被放在美日欧大三角下来定位，日欧之间是以经贸为主要内容的“不单纯”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后，日、欧抓住国际格局发生变革所带来的良机，积极合作发展全面伙伴关系。双方以1991年《联合宣言》和2001年“行动计划”为基石，积极发展政治关系，强化经贸联系，推动文化、人员交流，加强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欧的全面伙伴关系正在不断深化。但不应忽视的是，日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基本上是在各种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的，双方处于自身和美国因素的制约，短时期内很难成为对国际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与日美、欧美关系相比，日欧关系目前仍显得相对薄弱。
第二，近年来，由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欧盟试图在其长期伙伴——经济强国日本与日益繁荣的中国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但由于日欧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交汇点”是双方合作的稳定基石，所以欧盟同日本的关系与其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相比，仍具有特殊性。有欧洲学者认为日本仍被欧盟视为在亚洲地区的首要伙伴国。（26）
第三，日欧虽然在构建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上具有共识，但它们仍然是西方强国制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日欧希望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制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大国地位，维护自身繁荣不可或缺的自由贸易体系，形成由少数发达国家共同主导的世界格局。
最后，从目前看来，在力图摆脱战后国际、国内政治体制束缚的新生代政治家主政后，日本更加倾向谋求与美国建立对等的同盟关系。安倍出任首相后，试图同小泉时期的“对美一边倒”的战略取向保持距离，积极访华、访欧，为的是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增加与美国对等博弈的筹码。但必须明确的是，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日美关系仍被日本视为“不可替代的同盟关系”，所以日欧关系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挑战。同时，近年来中欧关系虽然发展迅猛，但不时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调，如欧盟不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我国的现实政治和人权状况妄加评论和指责的动作。（27） 而中日之间的坚冰虽融，但日本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大方向未变，围堵中国的言论在政坛中屡见不鲜。与此同时，随着日欧全面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双方逐渐在能源和安全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与合作，开始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并积极推销西方政治制度。就在2007年安倍晋三首相访欧期间，日本的《产经新闻》便坦言“首相访欧意在对华”。这些新情况对我国和平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注释：
①日本虽于1955年9月实现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夙愿，但在“入关”后随即遭到了英、法、荷等14国援引关贸总协定第35条条款，拒绝与日本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发生贸易关系的困境。日本为使西欧诸国改变这种“歧视”性政策，进行了近十年的艰巨谈判。
②神谷不二：《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东京新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③Ryohei Murata,"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Their Implications for Japa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4,No.1,Winter,1987-1988,p.4.
④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日本评论社，第185页。
⑤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大藏省印书局1984年版，第373页。
⑥同上，第411页。
⑦Michael Reiterer," Japan-EU Relations after EU Enlargement" ,Asia Europe Journal,Vol.2,No.1,January 2004,p.33.
⑧Michael Reiterer,"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Share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3,September 2006,p.346.
⑨林晓光：《试析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构想》，《日本学刊》，1992年，第4期。
⑩栗山尚一：《动荡的90年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日本《外交论坛》，1990年第5期。
（11）" EU-Japan relations towards the 21[th]Century"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japan/intro/eu_jap_relations.htm.
（12）卓南生：《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舆论导向》，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版，第209页。
（13）2006年11月，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讲。文中提到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欧的乌克兰开始，经过中亚、阿富汗，再延伸到越南、老挝、缅甸的一个弧形地带。
（14）Maull H," Europe and the New Balance of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1,No.4,2005,p.789-799.
（15）" Diplomatic Blueboo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2005,p.76.
（16）" Abstract:EU-Japan Relationship"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japan/intro/index.htm.
（17）" Diplomatic Blueboo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2006,p.89.
（18）“日透露已与美欧就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展开商讨”，http://realtime.zaobao.com/2007/05/070523_05.html。
（19）" Diplomatic Blueboo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2005,p.78-80.
（20）Kyodo News Service," EU Urges Japan to Mend Soured Ties with China,S.Korea," January 24,2006.
（21）“安倍欧洲之行拉开外交转型序幕”，http://www.gmw.cn/content/2007-01/21/content_539119.htm.
（22）Michael Reiterer,"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share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3,September 2006,p.334.
（23）Michael Reiterer," Japan-EU relations after EU enlargement" ,Asia Europe Journal,Vol.2,No.1,January2004,p.40.
（24）Michael Reiterer,"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share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3,September 2006,p.342.
（25）J
rn Keck," Renewed strength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Japan-EU relations"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3,September 2006,p.330.
（26）Michael Reiterer,"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share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3,September 2006,p.346.
（27）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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