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贤论文,重要性论文,群书治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今天主要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圣贤教育为当世所急需？第二、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体现在哪里？第三、如何进行圣贤教育才能够深入人心？ 一、为什么圣贤教育为当世所急需？ 很多人不免提出质疑，我们只要严格法律和监督机制，当世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如果我们仅仅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却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将会有三点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第一点，难于防患于未然。在《礼记》上有这样一句话：“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仪的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让人们根本就不去做坏事；而法律的制裁，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再给以事后的惩罚和补救，但是它所产生的恶果是不可避免的了。 《群书治要·尸子》有则比喻，假设你们家的房子着火了，有人过来把火给扑灭了，你一定会对这些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人，很早前提醒过你，要注意把墙壁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好。如果你听了他的劝告，终身都没有失火之患，但是你却当成了耳旁风，觉得这些人真唠叨、真烦，不将他们的提醒当回事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圣贤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但是一般人看不到它的重要性，反而把它给忽视了。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专注于法律的健全和严格，还会导致第二点，那就是“民免而无耻”。人们因为惧怕法律的严苛、法律的惩罚，不敢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律可以把不孝敬父母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具有的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能够把偷盗的人判处刑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那样廉洁的节操。 假如我们只是重视法律的严苛，忽视了道德教育，会产生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比一天地更严密、更具体、更细致，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社会上违法乱纪的人却愈来愈多。《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仅仅是以刀具、刑罚制裁人外在的行为，哪怕你每一天在外面判处死刑、执行法律，都不可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所有这些阐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坏了。而要挽回人的良心，光靠法律监督机制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圣贤教育。 二、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特色是宗教文化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伦理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教育的核心就是五伦大道，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君臣有义”。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什么？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必须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做领导者的，不仅仅要领导、管理属下，还要当父母，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去关爱他。这还不够，还要当他的老师，教导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道理。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君、亲、师的职能。 “君仁臣忠”给我们带来的管理境界是什么？在《史记》上记载着，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在加强法律和监督机制的同时，特别把孔老夫子所教导的“仁、爱、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最后他的治理达到什么境界？他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 那么他治理单父究竟有多好呢？他的同学巫马期到单父微服私访，看到一个人在月色下捕鱼，很奇怪的是他捕上了很多鱼，但是看了一看，又把这些鱼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走上前去问，“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上了很多鱼，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去呢？”这个人回答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捞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去了。” 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地感慨，回去向孔子禀告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没有人监管，但是百姓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道他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孔老夫子说，“我曾经听子贱说过，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有至诚恭敬之心、有精诚之心，这个影响自自然然地就会波及到远方。我想他是把这种管理的方法，运用到治理单父之中了。” 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式的管理，就是领导者仁慈，而被领导者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对领导者忠心。所以这个忠，在古代解释为“尽己之谓”，竭尽全力地把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 那么我们从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提出过人权的观念，是中国人落后吗？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没有提出人权的观念，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它有更好的观念，已经把人权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了。 很多企业将传统文化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老板不仅仅关心员工的经济收入，而且关心到他家庭的幸福、夫妻和睦相处、儿女的教育，关心到他的方方面面。员工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老板讨价还价吗？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提出很多的观念，并不是中国人落后，而是因为他有更高明的理念，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譬如说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提出环境保护的观念？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天人合一”的理念，从来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和自然是一种伙伴的关系，没有资格去征服、改造、破坏自然环境，所以在历史上环境保护问题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再譬如，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提出过心理健康的问题？很多人说：“你看，西方人有心理医生，有问题还可以去找心理咨询，中国人就没有提出这一套。”但是打开中国的任何一本经典，它的核心内容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经过了这四个步骤之后才谈得上修身，所以每一部经典都是在调理人们的心理健康。 三、如何进行圣贤教育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古人在圣贤教育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第一个经验就是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并且将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所构成的完整体系。 《礼记·学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企业，领导一个国家的百姓，领导一个企业的员工，什么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做人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教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地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所以做人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核心。 中国古人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家庭开始的。早在几千年前，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孕的时候，就非常地重视胎教。不好看的景色不去看，淫词歌舞不去观听，口里讲的话很温柔，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不会讲粗鲁骂人的话。正因为周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她教出的孩子——文王，也才是一位圣人。孩子出生了，眼睛一睁开，还不会说话，不意味着他没有在学习，他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像摄像机一样，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成为他以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了，很多母亲一边抱着孩子喂奶，一边在生气、说谎、骂人，结果这些都被孩子看到了，他也学会了生气、说谎和骂人。 家庭教育始从胎教，贯穿了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到终的时候是慎终追远，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自然淳厚。所以中国人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家家户户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时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宣讲祖先的德行。哪朝哪代家族中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有什么德行我们需要学习和效仿，你做为他的后代子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要给祖先抹黑。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连祖先都能够念念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的道理？他不可能一边去祭祀祖先，一边还打爹骂娘，这个子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学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延续，而学校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教导孩子如何孝顺父母。我们看这个“孝”，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不是两个。我们都知道，舜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为什么他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因为舜的后母，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但是舜不仅没有怀恨在心，想着去报复他们，反而总是反省自己，做儿女的没有尽到孝道，不能够让父母欢心。虽然得到了天子之位，还经常到原野上去哭泣。最后他的德行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天下的百姓。 舜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告诉我们，一个仁者的心中没有和任何人起对立，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仁者无敌”。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能够化敌为友。靠的是仁慈、真诚的心感化。 把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友悌之心向上提升，就变成了互爱，也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就是《孟子》上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社会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就是指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等等。这些社会教育都秉持了孔老夫子的一个重要理念，那就是“恩无邪”，不要给人们带来邪曲不正的行为和思想。在古人看来，文学作品、文艺表演，都应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孔老夫子还没有到一个地方，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首先听一听他们流行什么音乐，他就能明白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如何。 《群书治要·史记》记载，古圣先王制礼作乐，并不是要满足人们耳目口腹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养成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所以中国古人的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通过礼，规范人外在的行为，通过音乐，调伏一个人内心的性情。这样一配合，人就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宗教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完满。中国文化非常地有包容性，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所以，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虽然看起来是不同的宗教，但是他们的核心思想都是引导人们向善，都是宣扬仁慈博爱、诚实守信，所以古代皇帝欢迎他们来传教。正是这四种不同的教育共同配合，才把人教好了，社会安定和谐了。 第二个经验，就是强调了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且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有规律的，也是有先后次序的，道德教育从哪里做起？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一个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的话，请问还有谁的恩德，值得我们念念不忘想着去报答？所以，一个人不孝敬父母，这一生就不能树立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那就是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孝经》上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去爱别的人，这个是和道理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去尊敬别的人，这也是和德行相背离的。 从汉代开始，中国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就是把地方上具有孝、廉品行的孩子选拔出来，做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培养。因为一个孩子孝，就会对国家忠；廉洁，就没有贪心，这是选官的两个重要的标准。为了避免地方官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出来，谁送钱给他多他就推荐谁，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也就是地方官为国家推荐的人才确实对国家很有贡献，德才兼备，推荐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而一旦手下有人才，但是因嫉贤妒能，把人才给埋没了、蒙蔽了，一旦被发现，地方官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所以这些制度一实行，就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的位置上，社会风气就自然纯善。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它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识。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事情不去责怪别人，而是反省自己？因为“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遇到问题，大家相互指责、相互抱怨、相互挑剔，这个时候就天翻地覆，情况愈演愈恶化；遇到问题，大家都反省自己，这件事我错在哪里，我应该尽到什么责任，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清地宁。所以，中国古人从小教导孩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着这个原则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指责对方，相信世界和平就不再遥遥无期。 （节选自刘余莉教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