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的“欲望”文本——对“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创作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文本论文,欲望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卫慧与棉棉，以及新近涌现出来的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创作，已经是近年来批评领域引人注目的话题。本文仅以她俩的部分创作为例，来探讨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表现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
评论界把“七十年代出生”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大约是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她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发生了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追求象征的过程，以卫慧和棉棉的作品为例，她们笔下的男孩女孩大多有一个不愉快的家庭背景：父母离异，或者在“文革”中饱经摧残，等等，而如今在日益膨胀的社会消费面前，他们被煽起了强烈的做“人”欲望，却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社会的疏离正是由此而来。十多年以后，有些饱经感情风霜的主人公又如同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会遭遇一些海外遗产或大款资助的奇遇（如卫慧的《艾夏》、《蝴蝶的尖叫》等和棉棉的《啦啦啦》里的男女主人公），但是这些迟到的补偿再也无法唤回她们心中早已失落的对社会的信任与依赖，这是欲望膨胀而带来的悖论，在那种“被遗弃——获遗产”的人生模式里，包含了她们没有写出来的上一代人在欲望刺激下如何追逐财富的故事。那些正在被编造的“新富人”的故事，却成了九十年代传记作家和传媒记者大肆渲染的成功经验，卫慧笔下那些小PUNK充满恶作剧的撒野（如艾夏与黑人的乱交、朱迪的堕落），棉棉的《糖》里问题男孩和问题女孩一再为其父母制造的麻烦，似乎是为这道精心制作的甜点撒上了令人不快的胡椒，因为这些“问题孩子”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十多年来致富阶层形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精神空白与欲望泛滥所造成的。
许多评论家虽然都谈到过卫慧创作中的反叛性，似乎没有注意这种反叛意味与以往学术界对“反叛”的理解不太一样。现代城市的物质欲望过早摧毁了年轻人的纯真与浪漫，他们从父母、家庭、社会方面受到的第一教育就直接与追逐享乐的欲望有关，一切都变得赤裸而无耻。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用同样无耻的形式来表达她们暧昧而绝望的反叛时，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享乐主义话语的巨大压力。卫慧小说里的年轻人的撒野与胡闹，甚至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展示的紧张关系，都渗透了对物质享乐的不可遏制的欲望。欲望越追求越遥远而生出耻辱与虚无的痛感，以致对自身的无归属感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缺乏理性批判能力，放任身体的生理反应与强调感官对世界的把握自然都不可能产生强有的力量，以抗衡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更进一步说，把身体/ 感性的语言作为价值取向本身有两种可能的形式，一种是将自己放逐到被现代文明所遮蔽的另一种文明中去，以生命的直接经验来感受文明的多元本质，以求人性丰富多资态的存在；另一种是这身体/ 感性仍然被置于现代都市文明的主流模式中，它所能感受的依然是单质的现代享乐主义的文化消费方式，这样的感性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对都市文化的主流（即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与游戏规则）产生某种消解力，但从本质上说，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刺激消费需求是同步的，不可能再生出新的文化生命。毋庸讳言，卫慧的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因素，正是依据了后一种的生存形式而被诠释。所以，向现实境遇妥协是其实现欲望的必然归宿。
棉棉笔下的女孩与卫慧小说的人物不一样。卫慧的女孩狡黠而老到，棉棉写的女孩憨直而单纯，她缺乏卫慧笔下的灵气，却毫无遮掩地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异端态度。如果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问题青年”的怪异文化现象，棉棉的小说是不可缺少的文本。《糖》是一本当代中国“怪异”青年集大成的小说，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文化现象充斥了小说的主要场景，与当年王朔笔下那些只会耍嘴皮只说不练的痞子相比，与当今卫慧笔下那些摹仿西方反叛者的娇情女孩相比，棉棉与主流文化对立的尖锐性和惨烈性被有力展示出来，从而开拓与丰富了人性中被压抑的黑暗世界内涵。小说中的男女青年主人公不约而同地拒绝父亲给自己安排的前途，一个对蒙娜丽莎感到害怕；一个从学提琴转向弹吉它。请注意：他们所拒绝的恰恰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化传统，而这也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主流。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立场突现在小说叙事中。男孩赛宁从英国回来，不是衣锦还乡却是带了一颗千疮百孔的心，似乎也证明了西方传统教育的失败。但是棉棉笔下的女孩子始终没有放弃对真情的追寻，她因为赛宁的多次背信弃义而自我沉沦，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的执著和痛苦，而不是像有些评论家故意夸大的什么“无爱之性”。
棉棉的小说叙事里，不自觉地体现出前面所说的把身体/ 感性的语言作为价值取向的另一种形式：将自己放逐到被现代文明样式所遮蔽的另一种文明中去，以生命的直接经验来感受到文明的多元本质，以求人性丰富多姿态的存在。棉棉笔下的酒吧与摇滚，仿佛是欲火烈焰中的地狱——我说的地狱并不是“水深火热”的那种，而是指它直接构成了大都市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一种对现代文明直接对抗的个人、感性、异端的另类世界。如果从所谓“正常”的社会道德立场来看，棉棉笔下活跃的只能是一批需要拯救的不良少年、社会渣滓，种种犯罪的欲望都如怨鬼紧紧缠身，很难从他们身上得到正面意义的解说，他们或者被鄙视地描绘成渣滓，或者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注释，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但在棉棉的叙事立场上，这里却呈现了生气勃勃的世界。小说里有一段写到男女主人公一个吸毒一个酗酒的沉沦过程，使我们不仅窥探到道德边缘上的生命体验，也看到了生命边缘上的道德再生。当欲望与生命本体的意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即产生了美学上的魅力。棉棉在她的书前题词说，要把这本书送给所有失踪的朋友。我理解“失踪”这个记号的意义，不仅仅是指逃离现实秩序的人，似乎还应该包含了在现实的道德范畴里我们视而不见的人，这一些心灵里装满了困惑与伤害的人，正在用巨在的代价探索着自己的未来，寻找自己灵魂的寄放处。这也许是棉棉自己所说的：必须把所有的恐惧和垃圾都吃下去，并把他们都变成糖的写作宗旨。
我无法预测像卫慧、棉棉那样的作家，在这条自己选定的、与她们的人生道路相吻合的写作道路上能走多远。棉棉说，她把写作当作医生的使命。那么，一旦写作带给作家巨大的成功以致疾病消除，写作是否对她还有意义？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我阅读她们小说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这很可能是世纪末中国文坛上昙花一现的事情，不仅仅社会主流道德的强大无法容忍这种异端文化的泛滥，同时是这些作家仅仅凭个体的感性的经验也无法将另类精神升华为较普遍的审美经验。我想起法国作家圣·热内（SAINT GENET），他做过小偷，入过狱， 吸过毒，后来写出了著名的《偷儿日记》等作品，法国著名作家萨特为他写过传记，声称在这本书里他把他所理解的“自由”一词解释得最清楚。洪凌翻译过圣·热内的书，并把自己也置于自觉的另类阵营，但这种自觉，决不是生活所逼迫或在西方阴影下的时髦行为。如果联系不到人类文化的精神源头，那么，任何感性的反抗与撒野都只能是昙花一现。这一点我把它提出来，只是对卫慧和棉棉这样一种文化的思考和期望。
（本文节选自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六）》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