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邓小平的新外交战略
（一）采取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的策略，目的是有所作为，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方再次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面临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中国怎么办？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外交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任何决策上的偏差和战略上的失误，都将产生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旨在把中国自己事情办好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
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人们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存在着各种看法。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和政治遏制面前，许多人难以保持冷静，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外也有极少数人主张步苏东后尘，向资本主义妥协，改旗易帜。在攸关社会主义中国前途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1990年12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构成了“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内容。中国正是在“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举大旗、不当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经受住了冷战终结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巩固与发展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度过了冷战后最困难时期。
中国采取“韬光养晦”之策，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退缩和软弱，它不是无所作为，不求进取，而是要积极防御。邓小平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提出国际新秩序的初步构想，他把国际新秩序提高到中国基本外交政策的地位。实践表明，国际新秩序是冷战后中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它在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后的中国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际新秩序而展开的。
（二）重提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冷战结束之时两次重提并坚决强调中国奉行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其突出的创新之处。邓小平的创新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的有机统一上，正是透过这种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真正地把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国家间的平等紧密联系了起来。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中的主题观念是经济建设、人民富强和开放参与。他运用世界历史眼光，从大局看问题，放眼全球，放眼未来，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价值取向上逐步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价值取向。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实质。邓小平以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准确地把握住了国际局势的脉搏，给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方向和对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特别叮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键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国际事务中，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的形象，中国绝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上述交代，一方面，坚持埋头苦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前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所作为，发挥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开辟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了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阴影。
二、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1991年夏苏联的解体，使刚刚打破西方制裁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新的国际斗争的考验。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以及因此产生的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江泽民以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的宏伟气魄、敏锐眼光和卓越才智，总结历史，正视现实，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确立了新世纪的外交战略，从而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新的境界。
（一）确立新世纪的外交战略，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对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基本分析是：
1.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这是江泽民对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新判断。在这里，江泽民虽然没有用“极”的概念，但中国是走向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却是上述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冷战结束后，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步苏联分裂和崩溃的后尘。恰恰相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主动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不断“有所作为”、扩大影响。邓小平于1990年3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极。
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这是江泽民对中国国际作用的新概括。他指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这是由我国所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熏陶，铸造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珍视和平的精神，也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因此也就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参加军备竞赛，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的铿锵誓言。
3.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总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开诚布公地向各界人士谈到我们的不足。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均计算，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现代化的程度和军费开支仍处在低水平。江泽民所谈的这些问题是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人认清前进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江泽民的上述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他在肯定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的同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在肯定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坚实力量时，又指出中国正处在民族振兴的时期，要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正如他所说的：在估量我国的发展形势时，应当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分析发展成绩时，应注意不要以为什么都好了，中国很快就要成为经济大国了，如果这么认识那就高估了中国的力量；二是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时，应注意不要认为中国大势不好了，甚至连稳定和统一都要成问题了，如果这么认识那就低估了中国的力量。总之，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盲目乐观或悲观失望，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
（二）与时俱进，积极推进全方位外交新战略
江泽民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给邓小平外交思想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江泽民在邓小平“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本质特点的敏锐判断，创造性地提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论断。充分认识世界的“相互依存”特点，对于我们顺应世界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潮流，加速发展，在新世纪抢占有利的国际地形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的这一思想在“七一讲话”中表述得很明确：“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这些论述对于科学地指导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襟、更加积极的意识和态度全面置身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对于构建新世纪的外交战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倡导多极化，全面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同大国关系是全方位外交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科学和经济发展人才，也需要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发达国家既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资和服务，又可以成为中国产品的市场。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实施重大调整以后，中国政府始终把改善和发展同大国的关系作为全方位外交工作中的一个战略重点。第三代领导人也同样如此。
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除了在理论上廓清世界格局的发展方向外，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具体外交行动中积极发展同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倡导多极化，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框架，在国际上形成了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潮流。事实证明，只要大国之间牢牢把握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互尊重，以诚相待，大国关系就能够不断推向前进。
在构筑新型的大国关系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新型国家安全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江泽民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的跨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摒弃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在政治安全方面，他认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侵犯，国家内政不容干涉，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在经济安全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容损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贸易关系应建立在乎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科技安全方面，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主张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和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在军事安全方面，他认为，必须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改革军事体制，各国的国防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此外，江泽民还指出了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思想和主张，并强调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江泽民从更有效和更持久地维护冷战后出现的相对和平局势出发，把经济安全这种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把他的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目的是“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冷战思维的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它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中国在调整与发展同大国关系时，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立场：第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我们同大国发展关系从不以牺牲自己主权为代价，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坚持原则，不惧怕大国施威，坚决与侵犯中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另外，在与各大国调整关系的过程中，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对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体是有清醒认识的。因而在外交工作中，我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始终坚持又合作又斗争，以斗争促合作的两手政策，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第二，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在发展与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仍一如既往地把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江泽民明确指出：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者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因而，在积极改善与大国的关系中，中国亦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致力于构筑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国际市场，赢得了国外投资和先进技术转让，这对中国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有着重要意义。
2.中国在坚持全方位外交过程中，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江泽民十分重视同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他指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蓬勃发展的东南亚。同样，一个稳定的、迅速发展的中国也符合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事实证明，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仅造福于本地区各国人民，而且也是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1997年12月16日，江泽民在吉隆坡的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指出：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应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建立中国与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睦邻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果，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东欧各国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取得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同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建立或恢复了正常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并在推动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此外，中国重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重视创造和维护有利本国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对外关系中，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是民间外交工作，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是其重要内容。务实的经济外交，多渠道、多方式争取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经济援助，为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中国把向亚太地区全面开放的战略，作为21世纪外交的战略重点。全面开放战略，是江泽民亚太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中国与亚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要面向世界，首先要面向亚太，而面向亚太最主要的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顺利健康的深入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江泽民做出了面向世界，首先是向亚太地区全面开放的战略决策。江泽民历来重视与致力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并把它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所强调的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立场，同样适用指导世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3.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力度，稳固全方位外交的基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江泽民从跨世纪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入地探索南南合作的多种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建议。1996年5月13日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并就全面发展中非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些原则为中非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同样适用于南南合作关系。中国政府致力于巩固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对于有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他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南南合作政策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繁荣与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发展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全方位外交工作的立足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出现一些新的分化、组合，经济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分量将会上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政治分量将会增大，人民日益觉醒。江泽民认为，必须从这些大的历史趋势去认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和制止战争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我们有共同语言。近年来，我国在人权、台湾问题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是中国可靠的同盟军。
总之，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场合或多边机制中，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始终注意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磋商和配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由于我们坚持“不当头、不扛旗”，从而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的和平国际环境。
4.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合作，承担国际义务，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热情、主动和全方位参与的姿态投身到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活动之中。江泽民新多边外交政策概括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倡导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二，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径。其三，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其四，高度重视人权并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五，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其六，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促进全球发展和世界进步。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184页。）江泽民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建议和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它不仅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国多边外交的日益活跃，也使全方位外交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在南亚核危机中，中国积极倡导并主持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会议敦促有关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在200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会晤中，江泽民提出了“五常”之间应遵循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密切协调；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四项原则，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还利用国际舞台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多次成功地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自1990年以来，不断挫败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
江泽民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理论体系，以崭新的战略思维方式，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摆正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外交战略目标模式，改变了以往曾有过的“撞击反射式”被动应付的状况；摒弃了冷战思维，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履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确立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共存共赢目标等。同时，在实践中，我们广交朋友，钝化与西方大国的矛盾，扩展发展空间，创造和把握机遇，从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我国的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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