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金文反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曾指出，先秦文字有“反写”、“倒写”、“左右易置”、“上下易置”等变例。[1]（P167]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商代文字字形的方向相当不固定。一般的字写作向左或向右都可以，这种现象在周代文字里仍可以看到，不过已经比较少见，到秦汉时代就基本绝迹了。”[2]（p45）20世纪20年代，胡小石先生曾对甲骨文中的反书进行全面考察，于《甲骨文例》中设“反文”一例，列甲骨文反书189例，并说“卜辞文字倒顺有别，而反正无殊。”[3]对甲骨文之后的西周及春秋金文中的反书现象，已有的研究多为对某字或某篇的考释，而对其反书现象的通盘考察，目前尚未见到。我们对《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以下简称《新收》）和《商周金文资料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中收录并断定的春秋金文作了全面清理，对其中的反书作了穷尽性统计和描写，为更全面、更细致地描写春秋金文这一文字系统提供补充，为更精准的汉字史描写提供补充。
二、春秋金文反书概述
我们对《集成》、《新收》及《通鉴》收录的春秋铜器铭文作了全面清理，剔除摹本、疑伪者及通篇字迹不清者，共得到有铭器1560件，其中有反书的477件，涉及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用器等各个器类。其中食器共633件，有反书的280件，占44.23%；酒器共114件，有反书的33件，占28.95%；水器共149件，有反书的53件，占35.57%；乐器共317件，有反书的68件，占21.45%；兵器共313件，有反书的35件，占11.18%；用器共34件，有反书的8件，占23.53%。食器反书比例最高，兵器反书比例最低。反书分布的时间范围贯穿春秋早期至晚期。其中早期器共613件，有反书的211件，占34.42%；中期器共128件，有反书的26件，占20.31%；晚期器共702件，有反书的120件，占17.09%。反书比例从早期至晚期递减。反书分布的地域范围，涉及鲁、番、曾、江、邾、郑、苏、杞、黄、徐、都、邢、滕、陈、楚、邓、吴、齐、越、蔡、纪、铸、邛、薛、息、晋、虢、许、申、唐、卫、应等各诸侯国，秦国器未见反书。
与甲骨文系统中的反书现象不同的是，春秋金文中的通篇反书属于铭文制作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与文字本身的发展阶段无关。在有反书的477件铭文中，通篇反书者共77件。剔除通篇反书者，春秋金文属于文字书写现象的反书铭文共400件，占春秋有铭器总数的25.64%。
以上考察结果说明，春秋金文的反书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也不是某一特定地域的地域特征，而是春秋时期文字系统的普遍特征。
三、春秋金文单字反书的类型及功能考察
春秋金文单字反书分以下四种情形：独体字反书、合体字整字反书、合体字部分构件反书、合体字某一构件易置后反书。
1.独体字反书
2.合体字整字反书
3.合体字部分构件反书
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反写例在古文字里最多……在复体文字里，还有只把一边或一部分反写的。”[1]（P167）唐兰先生“把一边或一部分反写”所指的，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合体字某些构件反书，一种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某一构件易置并反书。
以上所列单字反书情形中，我们认为合体字整字反书一类也应为铭文制作技术因素所致，非书写现象。剔除此类字例，春秋金文有反书现象的单字共101个。春秋金文中的反书，除了少数几例用为人名，其是否有特殊含义尚不知外，其余皆与正书用法无别，并无区别意义的作用，是甲骨文系统“正反无别”构形特征的延续。
四、春秋金文单字反书所占字频比例与西周金文的比较
共见于西周和春秋两个金文系统且有反书现象的单字共88个，我们统计了每个单字在两个系统中的反书数量及所占该单字字频的比例，结果如下：
在这88字中，从西周到春秋，单字反书所占该字字频的百分比下降的30个，上升的58个。限于目前所见材料，有些字的字频太低，如“各”，春秋金文仅1见，为正书，则反书所占比例为0，但这并不能反映汉字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形。因此，我们选择在西周和春秋两个金文系统中字频均在20及以上的字进一步考察。此类字共有48个，反书比例下降的共19个，占39.58%，上升的29个，占60.42%。反书比例升高的字依然较降低的字多。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字形方向不固定的现象，也是跟象形程度比较高的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p45）以上对春秋金文反书数量及功能的考察结果说明春秋金文文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象形性。
自两周金文到春秋金文，反书比例有所上升的多于下降的，汉字使用范围的扩大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王宁先生曾就隶书的异写和异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的现象指出：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字和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又长期缺乏专家进行人为地整理、规范的缘故。[4]西周金文多为周王室史官所为，反映的是周王室史官这一阶层的用字面貌，因此规整统一的程度较高。陈梦家于《中国文字学》中说：“有周一代，各国的史官是周王室派遣去的，而各国的史记存于周室，所以我们所看到官家的重器，它们的铭文不问国别皆自相似。”[5]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中央集权力量的衰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青铜器的制作由王室扩展到诸侯、卿大夫阶层，教育由贵族垄断逐渐走向平民普及，使用文字的阶层扩大。
但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文字系统本身。春秋金文反书的大量存在，不完全是因书写者范围扩大导致的字形不规范，而是当时的文字系统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反正无别”的构形特征。相对于春秋金文，西周金文反书数量较少，更多的是因为书写者范围小，而不是当时的文字系统已经发展到了较春秋金文象形程度更低的阶段。从春秋金文与西周金文单字反书频率的比较可推知，在构形的象形程度上，春秋金文与西周金文无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王贵元师在《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中，以不同时期汉字主体特征为划分原则，将春秋金文与西周金文一并划归以象形为主体特征的汉字发展初期。[6]罗卫东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通过对春秋金文构件功能的考察，认为春秋金文“仍有较强的象形性”。[7]本文从反书的角度对春秋金文的考察结果与此二结论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