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经济建设中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经济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求全分散还是整合创新
武汉市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历史地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成为了武汉市的一大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产生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大而全”、“小而全”发展模式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但是，在实践中切实转变传统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武汉市在前两轮经济建设中就不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至今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门类齐全”曾是武汉市的优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而成为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一大突出缺陷。首先，市场经济既是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竞争，又是比较优势的社会化分工与合作。而比较优势是可以变化的。任何一个地区和企业，在某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就未必拥有比较优势；在此时拥有某种比较优势而在彼时就未必拥有同样的比较优势。因此，一个地区和企业，都必须在最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专业化特色，不可能也不必要什么都干。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工业化水平普遍落后，而武汉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门类齐全且配套能力强就成为武汉市的一大优势。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生产要素跨越行政边界而自由流动的形势下，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仍然强调自我配套反而容易作茧自缚。以轻纺工业为例，当上世纪80年代沿海新兴的工业城市和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它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充分利用外来流动的低廉劳动力，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并实行全国采购乃至国际采购，尤其是利用地缘优势发展原料和销售“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加工，因而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进而实现技术升级，不断开发加工度逐步提升的新产品。而武汉市轻纺工业曾经拥有的劳动力和原料、运输等比较优势却日益相形见绌，因而在初级加工领域的传统优势逐渐衰落，同时又没能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形成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武汉市传统轻纺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度过一段“黄金岁月”后，在80年代中后期就风光不再的重要原因。
那么，武汉市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在逐渐失去劳动力和原料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时，为什么没能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涉及“门类齐全”的又一弊端，即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偏好“门类齐全”，因而在技术改造的投入上分散用力，什么都上，可是什么也做不大。这是因为，越是竞争力下降，就越是方方面面都想上，形成了一个布局太宽的摊子。而当时投资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方方面面都要分，就只能分到一小块。企业拿到投资后，又是从厂房到设备，从生产线到后勤服务配套，一切都自己干，“万事不求人”。有限的投资象这样各行各业都分，势必财力分散，使建设周期延长，后续改造、产品升档乏力，结果都形不成气候，使有限的资金未能发挥最优的效益。如果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地投入，就必须有取有舍，有进有退。但在“大而全”的指导思想下，多少年苦心经营形成的摊子，历史上还曾经辉煌过，有过很大的贡献，谁又舍得弃守，舍得退出？于是，大家都苦撑着，结果是该进的不能进，不愿退的也难以避免在竞争中自然衰退。
从艰难的经历中，我们逐渐学得聪明了一些，认识到了武汉市传统产业布局太宽、战线过长、力量过于分散的弊端。因而在90年代的结构调整中，武汉市建设改造投资向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尤其是向其中的优势企业和优势项目倾斜的集中度明显提高，投资效果明显改善。这是武汉市产业结构由80年代的适应性调整演进到90年代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标志之一。与80年代相比较，投资主体由单一依靠国有投资转变为社会多元投资，投融资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建设投资中行政分割、部门分割的体制性缺陷还未根治，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观念和分散、重复投资的问题仍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表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及由此产生的竞争过度和失序，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比较严重。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仅意味着投资规模小、技术起点低，有些建设项目即使投资规模和技术起点都不低，但在本地区过分趋同，形成在同一供给层次上的供给能力过剩并造成资源分散和低效率利用，这也是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投资是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问题在于，竞争的目标市场定位在什么层次，是着眼于在本地做大，还是着眼于在全国和国际竞争中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着眼后者，就需要以优势企业为龙头整合投资，以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着眼前者，就不可避免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市场空间争抢一杯羹。这种投资规模和技术起点都不低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竞争失序并贻误后续发展的消极后果，尤其不容低估。与80年代在既成的老摊子上分散用力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是在铺新摊子上，追逐投资热点，项目趋同，缺乏创新，缺乏整合。从投资主体看，固然已经多元化了，但从投资理念看，仍然残存着“坐拥一方”而自成体系、封闭发展的思想，缺乏利用社会化分工与合作来做大做强的现代市场经济观念。举例而言，前几年在传统商业业态上普遍搞大卖场的扩建改造，搞初级市场的平面扩张，不出几年，一批不大不小的传统商业企业便陷入萧条，有的市场出现“空壳”。现在“大型超市”、“现代物流”又有形成投资热点之势，是不是需要“大型超市”遍地开花，全市东西南北中都建“物流中心”？是不是一建“物流配送中心”，就从仓储到运输到配送加工都要自我配套，不去充分考虑社会化分工协作的问题？在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是各自坐拥一方而“圈地”扩张，还是联手整合资源而形成特色互补的战略同盟？这是武汉市各个产业部门都需要引“前车之鉴”而三思的。
政府职能：经营产业还是经营城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众多的国有企业和事实上是“二国营”的集体企业，政府从人、财、物、产、供、销对企业实行全面的、直接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对这种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传统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改革。由于武汉市是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布局宽，国有企业数量多，国有经济比重大，改革攻坚的任务尤为艰巨。从80年代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再到90年代以“五个一批”的方式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同时着力培育传统体制外的“五个新增长点”，改变全市经济增长结构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外部支持力量，直到目前正在全面推进的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以及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坚持把国有经济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把发展作为主题，在发展中推进改革调整，在改革调整中实现发展。实践证明，20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尤其是上百万产业职工，迎难而进，积极探索从武汉实际、部门实际和企业实际出发的多样化的改革路子，承受了改革的成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的成效也越来越明显。今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好转，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问题尤为集中的工业部门增长势头明显回升。尽管改革攻坚的任务仍很艰巨，但武汉市既定的改革路子还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下去，并不断研究新情况，创造新经验。
我市改革实践还充分说明，抓住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仅可以促进微观经济基础的再造，而且还能促进政府职能的重塑。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政府职能转变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改革过程。直接经营产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特征。随着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和逐步深化，政企必须分开，企业要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能由市场办好的事应当交给市场去办，而政府则着力抓好公共领域的事情以弥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这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的通行原则。在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缺失，功能弱小，因而培育市场是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十分紧迫的责任。武汉市从“两通突破”开始，政府就着力建设多功能的市场体系，营造开放型的市场氛围，一步一步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民营经济的活跃，食品和服装等一批传统产业由衰转盛的兴起，提升了武汉市在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市场地位。有人说，近些年来，武汉市发展得好的企业都不是政府抓出来的。这话与其说是一种批评，不如说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肯定。以“汉派服装”为例，的确一些创出品牌的服装企业都是自主盘起来的，正因为政府不是象过去抓国有企业那样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灵活应对市场的机制才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从培育扶持汉正街市场的发展从而孕育出一批民营企业家，到炒作“汉货精品”的市场影响进而形成“汉派服装”的整体品牌效应，再到倡导汉派服装企业的集约化发展，又分明可以看到政府在“汉派服装”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不同于过去那种对企业直接投资、直接管理的方式，而是通过培育市场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外部环境。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仍然习惯于用过去那种直接管理企业的方式抓经济建设，一是认识上有误区，以为只有象那样抓得越细、越具体，才叫工作得力、到位；二是方法上有盲点，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的新知识、新方法知之不深。用直接管理企业的方式抓经济建设，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吃力不讨好”了。
政府培育市场，在着力点上也需要因时而变。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市场设施建设滞后，“有市缺场”，因此当时政府培育市场的着力点放在推进大市场的设施建设上。经过20几年尤其是“九五”时期大市场建设的快速发展，全市尤其是集中在主城区的商品交易市场，在布局和数量上已达到相当规模，多元投资兴办市场的积极性持续升温，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培育市场的着力点需要适时地转到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净化市场环境，建立信用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上来，同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市场建设投资的政策引导，由量的扩张转向突出经营特色、完善服务功能、拓展市场网络，推进市场功能的上档升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要逐步从直接经营管理竞争性产业的领域退出来，转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也就是经营管理城市。城市土地、环境、基础设施等等，都是城市公共资源；既是资源，就有一个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应用市场机制来实现，也就是有一个经营问题。如果说竞争性部门资源配置效用的最大化，目的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城市公共资源配置效用的最大化，目的则是优化公共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实现公共资源增值以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公共积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由于城市公共资源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发挥经营管理城市公共资源的主导作用。因此，城市政府经营运作城市公共资源使之效用最大化，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政府经营城市，是在市场经济中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1984年美国洛杉矶以商业运作方式筹办奥运会，结果名利双收，一举改写了承办奥运城市背上巨额财政负担的历史，使申办奥运变成全球炙手可热的盛事；我国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前的后过渡期代理香港土地批租和开发的收益，在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时将一笔丰厚的土地基金交到特区政府手里；上海市政府经营城市基础设施，仅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特许经营权转让的收益，就使政府在依然控股的情况下，及时收回了几倍于建设投资的资金，并用于新的城市建设项目。这些都是政府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成功范例。进入90年代以来，武汉市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实施了一大批能源、交通、通信和社会、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项目，兴建了一批开发区和商贸金融、旅游、住宅等功能区，城市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入居环境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增强了武汉市的环境吸引力和市民的凝聚力，也明显地带动了城市土地、环境、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增值，增进了城市经济实力，积累了综合运作城市资源的有益经验。沌口开发区对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并进行基础开发、功能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不少的外资企业、外地企业在此安家落户，成为武汉经济增长的亮点，应该说，武汉沌口开发区，就是经营城市一个很好的范例。江汉区投巨资加强城区环境建设，提升本区功能；武汉市近两年大手笔开展环境创新工程，在综合运作城市资源的理念和办法上都在不断进步。
但同时也应看到，武汉市在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运作中，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当城市开发建设需要征用土地时，往往会发现一些违章建筑已抢先圈地，正待价而沽；在一些重要的功能区，现代气派的建筑与参差破败的危房同在，黄金宝地的风光被开发商占尽，而旧城区拆迁改造的包袱却甩给了政府；有的项目就本身而言具有其合理性，但在布局上却妨碍了所在区域的功能整体开发和环境协调；政府花钱甚至贷款建成的有些公共设施，在政府包办、部门所有的体制下，公共设施变成了部门所有、安置人员的“私产”。一方面缺钱，维持日常运行要向财政伸手，一方面公共设施又不能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功能，服务质量比较差，服务效率比较低；政府花钱办文化、办节庆，获奖多，观众少，难以达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满足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目的；有些立意很好的政策，如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缺乏依据经济规律和消费层次的研究设计，导致布局混杂和社会寻租，政府低地价的政策优惠未必充分惠及真正该享受这一政策的市民；城市公共投资需求日益增长，财政收入有限，而公共资源的增值潜力不能充分释放而且不被政府集中掌握，城市建设就不得不长期负债经营。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虽然只是局部的，但足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的新形势下，政府迫切需要增强公共领域的宏观管理与调控职能，集中精力抓好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管理。由直接经营竞争性产业转向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体制转变中，一方面还难以扭转与政企不分的旧体制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和管理办法，另一方面还缺乏运用市场机制经营城市的办法和经验，这是武汉市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城市核心竞争力：资源禀赋还是发展环境
武汉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两江交汇、中部要冲的独特区位，丰富的水资源，广阔的内陆腹地，厚实的历史文化积淀，智力密集、人文荟萃的大学区、科技城，“九省通衢”的交通通信枢纽，我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商贾云集的商业都市……。这些都无疑是我们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不动产，资源的流动不受地域的局限。一座城市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禀赋，也可能外流；一座城市缺乏某些重要资源，也可以从外面引进来。深圳，一座只有不到21年历史的新兴移民城市，90年代中期还是以“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主，大学很少，科研机构很少，但在短短几年间，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势头甚至直逼上海、北京，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工作和生活环境对外来投资者和人才有吸引力。据深圳方面介绍，深圳从武汉吸引的人才不下20万人；深圳自身的研发能力不足，他们就利用华中科技大学等外地资源开办研发中心。人们认为那里的机制活，发展的机会多，施展聪明才智的自由度高，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宜人，于是，投资者和人才就纷至沓来，产业的演进、城市的发展就充满活力。因此，城市间的竞争，与其说是资源禀赋的竞争，不如说是城市综合发展环境的竞争。我们决不能在津津乐道武汉资源禀赋优势的自我陶醉中，蒙蔽了我们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我们必须坚持环境创新不变调，坚持增强城市文化品味，创造投资者和吸引人才的宽松环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他们施展抱负和才华的自由度，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其有用武之地。但同时，我们也时常发生武汉的经验和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人才“孔雀东南飞”，优秀企业家、优秀企业和优质产品昙花一现等现象。人们在评说武汉经济发展不尽人意的问题时，常常归结为武汉的优秀企业家少，名牌产品少。对比青岛，五位土生土长的企业老总多年苦心经营造就“五朵金花”，撑起青岛工业一片蓝天；对比深圳，一批批五湖四海的职业经理人更新换代，促成一大批企业从一次创业到二次创业，做大做强。这些实例对“市场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企业家的竞争”，作出了最有说明力的诠释。人才从哪里来，企业家从哪里来？我们也在培养，也在选拔，也在吸引，为什么就不如青岛、深圳等城市做得好？恐怕仅仅从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上找差距还不够，还需要从更大的视野，从整个城市的综合发展环境来揭示我们的问题。
21世纪，我们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一座城市的产业是可以更替、演进的，唯有不竭的知识创新力，才是城市与时俱进的动力和竞争力的源泉。知识可以学习，新技术可以引进，但如果一座城市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不能成为先行者，不能在竞争中抢占先机。增强城市的知识创新力，需要大批知识精英，因此，人才工程是至关重要的；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大批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因此，全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生产包括科技文化的生产是愈益社会化的生产，因此，全社会的团队合作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武汉有人才资源和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潜在优势，对于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很好的基础条件。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和发展人才的创造潜能，全社会人力资源的创造潜能。把这种潜能充分解放出来，还需要在营造宜人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和氛围上，下更大的功夫。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在城市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城市会汇聚越来越多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些人会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有些人会在这座城市长期居留，有些人可能还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永久性居民，各种不同的文化将产生交流，也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乃至冲突。一座城市应当有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胸襟和能力，对人类各种文明成果的兼收并蓄是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同时，在兼收并蓄中又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形成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这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根”。总之，环境吸引力、知识创新力和文化凝聚力，是构成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城市政府经营城市，要把重心集中到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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