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书写批判及其教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未成论文,说与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1－0054－07
西方和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柏拉图尚未写成文字的学说。最近半个世纪西方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柏拉图的对话和他的未成文学说，究竟哪一个代表真正的柏拉图哲学思想？哲学史学界的这种争论对于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除了《理想国》，我们是否应进一步研究柏拉图在其他对话录和书信中的教育思想？我们是否还应研究其所谓“未成文学说”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了解到柏拉图对书写著作提出过深刻批判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对话录？而这种批判本身的教育意义如何？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应如何评价柏拉图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抑或还可以更进一步探讨自古希腊肇始的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述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书写批判理论及其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理论意义。
一、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
在古代东方，人类文明的导师孔子和佛陀都是有意识地“述而不作”。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而得知的“未成文学说”。古希腊文明也有悠久的“口头创作”的传统。“未成文学说”的两个先例是毕达哥拉斯与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学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带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他自己没有写任何著作，而只是在团体内部口头讲授其学说。迄今为止，所有毕达哥拉斯教团成员及其后人记载的大宗师本人的学说都是“声闻学说”。苏格拉底也没有写任何著作。他走的是“大众哲学”路线，热衷于交谈辩证法这种“说话的艺术”，从不放弃任何与人交谈的机会。他并不注重向人们传达他对于一些问题的具体观点，他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揭露人们的无知，而是指明正确认识的方向。通过“X是什么”的模式，亦即通过“归纳的交谈”和“一般的规定”，从具体的、特定的例子上升到普遍的、一般的认识。
最早重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人是法国哲学史家罗斑的《亚里士多德论述的柏拉图关于“相”和数的学说》（1908）。后来，一些学者逐渐认为未成文说比柏拉图写的对话更为重要。但美国学者彻尼斯写了两本书《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和学园的批判》（1944）和《早期学园之谜》（1945）来反对这种倾向，竭力论证柏拉图并没有什么不成文学说，亚里士多德有关柏拉图的观点都来自对话。英国著名学者罗斯在《柏拉图的相论》（1951）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内容，主要说明亚里士多德讲的有些内容确实和柏拉图对话有所不同。芬德莱的《柏拉图——成文和不成文的学说》（1974）也是反驳彻尼斯的，它的价值主要在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收集和翻译了古代有关未成文学说的重要资料，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摘录以及古代注释家对这些著作的解释；第二个附录是对彻尼斯就古代文献提出的论证的反驳。①
柏拉图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写下来的文字和真实思想之间是有距离的。根据柏拉图弟子们的记载，他除了写下来公开发表的对话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说是在学园内只对少数学生讲授而没有写成文字的口头秘传学说，即未成文学说或不成文学说。最早提到“未成文学说”的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卷第二章，他在那里讨论空间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量的大小的话，它就是质料了。“因此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质料和空间当作是同一的，因为‘接受器’和空间是同一的。可是在‘不成文学说’中关于接受器的说法却有不同。”② 关于柏拉图未成文说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阿里司托可森记载说，亚里士多德常说许多听过柏拉图关于善的讲演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每个人都以为他将被告知的善是财富、健康、权力这些惊人的乐事，但柏拉图说的却是数学、数、几何和天文学，并导向说明善是“一”。听众被他的怪论所困惑，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觉得受了侮辱。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柏拉图所讲的“善”不但不是指财富、健康和权力，也不单纯是伦理价值的善，实际上是讲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一般听众确实听不懂，所以也有人将他的讲演题目“论善”叫做“论哲学”。
根据中国学者先刚的研究，迄今西方学界已有两点确凿的结论。第一，存在着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它们是柏拉图哲学最根本最困难的内容；第二，柏拉图既没有把它们托付给书写著作（对话录），也没有公开向群众讲授，而只是口传给少数学生。因此，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首要线索就是柏拉图的直系学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及学园的第二、三代掌门人斯波斯普和色诺克拉底所记述的柏拉图学说。其次是学园派和逍遥派两大学统的相关记述。按照这两个层次，盖泽以非凡的毅力和细致，从浩瀚的古典文献中整理搜罗出大量的重要资料，辑为《柏拉图学说记述》成为我们目前了解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主要文献依据。此外，更为完整全面的、由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柏拉图档案馆编辑的九卷本《柏拉图文献补遗汇评》正在进行之中，其第一卷《斐罗德姆的学园》已出版。③
在西方，关于对话录与未成文学说的争论主要有两大流派。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范式和图宾根学派。近代以来对于内传学说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在翻译柏拉图全集时在导论中确立了柏拉图诠释范式，将柏拉图塑造成“书写艺术家”，并将“对话录”视为最适合表达哲思的书写艺术。他也承认柏拉图推崇口传并批判书写，但认为柏拉图通过对话录的形式成功克服了书写的缺陷，达到了对于口传的完美模仿和替代。所谓“内传”和“外学”的区分不再是根本性的，而是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状态：当他拘泥于字面意思和结论，就处于“外学”，而当他领悟到柏拉图教导的“在内心里产生出理念认识”，也就达到了“内传”。因此，柏拉图的全部学说都包含在他的对话录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抱怨和梦想柏拉图智慧的另外一些失去的宝藏”。④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和古典语文系的一批青年学者汉斯·克雷默、康拉德·盖泽和海因茨·哈普开始提出一种新的诠释柏拉图哲学的范式，因为独树一帜，从者甚众，故成其为一个学派。盖泽不幸早逝之后，托马斯·A.斯勒扎克接替了他的教席。他们特别强调柏拉图本人对于“书写”和“口传”的区分，并依据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代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记载，重构柏拉图于学园内部口传的“未成文学说”。图宾根学派从“历史的—批判的”原则出发，认为只有以这些学说为基础并与柏拉图的对话录结合起来，才能在根本上充分、正确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从内容实质来看，“未成文学说”——在不同的场合亦作“口传学说”或“内传学说”是一种“本原学说”。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要点大概是：（1）有两个最高的本原——“一”和“大和小”或“不定的二”；（2）整个存在是一个从“可感事物”经过“数学对象”、“理念”、“数”直到“本原”的金字塔型结构，所有存在都是“一”与“多”的混合，其层次的高低取决于统一性的高低；（3）通过辩证法来把握“向着本原回归的道路和从本原出发的道路”；（4）这种二元本原以及“一与多”的辩证法在所有实践领域中的应用。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学说超出了对话录所表达的思想的范围之外，因此其可靠性和学术价值引起了激烈争议。⑤
现在西方学者对于上述问题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必须重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只有数论才是真正的柏拉图哲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重视柏拉图的对话，不能贬低柏拉图对话的价值。人们通常认为阅读和研究哲学家的著作是理解其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著作是哲学家生命和灵魂的延伸，是哲学家思想的忠实守护之地。但在图宾根学派的学者看来，这种观念可能主要是启蒙运动以来近代对于书写著作的一种普遍态度，这种态度决定着著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支配着哲学家表述自己思想的方式，其重要特征是：第一，对著作的根本性的尊崇，相信著作表达了哲学家终极的哲学思想；第二，对著作的绝对性的尊崇，相信著作是哲学家的思想的完整的、唯一的载体。该学派认为，不应把这种态度或方法照搬到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著作并不代表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活动的全部；著作在他们的哲学活动中占据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⑥
中国学界对于图宾根学派的确切介绍从几年前才真正开始。先刚于2004年和2007年在《哲学门》上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和《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进入2009年之后，斯勒扎克的代表作之一《读柏拉图》的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程炜为此书撰写的长篇附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年，刘小枫和陈少明主编出版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一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其中间接地提到图宾根学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另一些研究希腊哲学史的中国学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亚里士多德经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柏拉图对话中带有诗意朦胧的阐述中的矛盾被揭示出来，这就是“一”、“型”、“数”和“不定的二”与具体事物之间存在难以说清的矛盾关系。很可能是柏拉图和他的学生在学园中讨论这些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未成文学说”，亚里士多德对它们是持批评态度的。⑦
二、柏拉图对书写著作的批判
柏拉图在对话篇《斐德罗篇》（一译《斐德诺篇》）中曾讲述过一个神话或传说：埃及的古神忒伍特发明了“数”、“算术”、“几何”、“天文学”、“棋”和“书写”，并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埃及国王塔穆斯，让他转送给他的所有臣民。在最后谈到“书写”时，忒伍特宣称，这样东西将会使埃及人更有智慧，更能记忆事物，因为它是作为记忆和智慧的工具而被发明出来的。但埃及国王塔穆斯毫不领情，当头予以驳斥，认为那些学会了书写的人就会忽视记忆，书写反而在他们的灵魂里带来遗忘。因为人们一旦信任书写作品，就会习惯于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提醒自己，而不是从自身内部通过独立思考得出那些东西。所以，书写并不能增强记忆，反而是颠覆了记忆。⑧
在柏拉图看来，写下来的东西容易被泄露。在被称为带有柏拉图自传性质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图批评叙拉古王狄奥尼修二世，说他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其内容是柏拉图教过他的，但他却说是他自己发现的。柏拉图说：“这是我自己专门研究的题目，无论是我教狄奥尼修二世的，或是别人教他的，或是他自己发现的，我可以说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确实没有，将来也不会写关于这题目的文章。”⑨ 在柏拉图看来，因为它不像别的研究那样是可以用文字表达的，只有经过长时期研究，它才突然在灵魂中像火花一样燃烧起来。而在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伪作的《第二封信》中，这个意思被简化为最安全的办法是要用心学习，而不要写作，因为写下来的东西不泄露出去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他为什么不写东西，为什么没有柏拉图著作的原因。
柏拉图认为书写只是一个工具。他在讨论之前，一开始就追溯到书写在神那里的起源，表明了他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的根本性。柏拉图并不否定书写著作的工具功能，但他对这个工具的功能做出了清楚的限定：书写下来的文字的功能仅在于提醒有识者回忆起著作所讨论的那些事物，谁要赋予书写下来的文字更多的意义，他就处于莫大的天真幼稚之中，而没有真正领悟忒伍特的神喻。各种工具为人们的活动带来轻松和方便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懒惰和依赖性，使人们离本真事物越来越远。当人们对工具的态度发展到一种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崇拜时，人也就走上了工具化和物化的不归之路。“哲学活动绝不是轻松方便的事情，哲学思考的对象既不是工具本身，也不应该受到工具的遮蔽。”⑩
柏拉图否定书写著作，并在群众面前保留他最重要的学说，只是将它们口头传授给特定范围的精英，而不是书写在人人可得的书写著作中的原因，除了对书写著作的本质认识之外，也因为书写著作本身的缺陷：使人依赖外物、懒于思考，注定被曲解滥用，一成不变而不符合活生生的“灵魂引导”等。此外，也由于柏拉图的哲学活动自身的要求，使得他不可能信任书写著作，不愿意把自己最重要的学说“托付”给它们。促使柏拉图决定性地采用口传学说和“秘学内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实践对他的影响。
在确定了书写批判的彻底性之后，柏拉图接着利用阿多尼斯花圃的比喻进一步形象化了哲学家对待书写的态度。《读柏拉图》一书的中译者程炜指出，这里的关键点是：（1）一个理智的农人是播撒全部还是一部分种子；（2）是播撒入阿多尼斯(11) 花圃中，还是适宜的土地中；（3）是等待八天的茂盛还是等待八个月的收获；（4）是出于游戏还是满怀严肃。依照斯勒扎克的阐发，辨证家能够并且根本上选择后一种；而其书写，或者说在阿多尼斯花圃中书写，则出于保存记忆或愉悦心神（游戏）。在程炜看来，上述四个问题也就以比喻的方式将对书写的批判引向了书写与口传的具体对立。第一，说明书写并非柏拉图学说的全部，因为辨证家在书写中是有保留的，他播种的仅仅是一部分。第二，寻找“适宜的土地”正如寻找“适宜的灵魂”，而只有亲身的口传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并懂得保持必要的沉默。这里涉及谈话对象或者学生的选择，不仅为对话录展现出的情景所证，也与学园的实际教学相一致。(12)
某些号称继承图宾根学派路线的人在批判书写著作的时候，进而主张柏拉图的根本学说是一种神秘的内在经验，是不能书写下来、甚至不可言说的，这就将图宾根学派的理性主义精神误导向了神秘主义。先刚认为：“实际上柏拉图强调的是书写与口传，而不是认识与语言本身之间的对立。柏拉图从未否定语言的力量，正如他从未对理性的威力产生半点怀疑，因为语言和理性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姐妹——logos这个概念已经解释出它们的同一性。语言能够表述一切（理性）认识及根本事物。”(13) 在他看来，关于那些“最严肃的事物”的学说之所以未成文，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说本身就是不能被书写下来的，而是因为柏拉图不愿把它们书写下来。对柏拉图本人来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出于对书写著作的批判、对辩证法口传的强调、对群众的拒斥；但是对那些记述者而言，也许这些理由就或多或少并不存在，至少没有强调到柏拉图那种程度，成为阻碍书写表达的因素。这也就是说，其他人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记述下来，这并不是一个矛盾。
同样是书写著作，关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话录和学说记述，孰更具有优先性呢？绝大多数学者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而图宾根学派选择后者。先刚给出了三个理由：“因为，第一，柏拉图本人明确表示他没有将自己最根本的学说书写在对话录中；第二，‘学说记述’恰好以那些未成文的学说为内容；第三，柏拉图对待写作的态度是‘游戏’，他的对话录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了各种夸张和矛盾的戏剧成分，‘诗’的因素常常遮蔽‘哲学’，而那些‘学说记述’的作者却是心无旁骛，以直接报道柏拉图的学说为目的。综合以上因素，要理解柏拉图这位特定的哲学家，我们认为他的学生们的学说记述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当然同时并不摒弃对话录”(14)。
三、在教育史上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界研究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是其对话录《理想国》，对柏拉图学园里的活动也关注甚少。但根据上述西方哲学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文献考据还是在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方面，我们都有进一步拓宽的空间。在文献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录如《斐德罗篇》和《法制篇》等以及一些柏拉图弟子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术记述”中反映出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在研究视角上亦可有所突破。先刚把图宾根学派的主张界定为柏拉图诠释史上的第四个范式，此前三个范式分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亲炙弟子”、“新柏拉图主义”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的浪漫派诠释模式”。(15) 在学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从事解释柏拉图思想的学者包括教育史学者在研究的路径上无疑有着更多的选择。其实，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的范式和图宾根学派的范式对于理解柏拉图有着不同价值和意义，将两者的方式融合起来也许能更好地研究和揭示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首先，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现代对话录理论认为，柏拉图刻意通过书本“自动区分”读者，并且在对话录前悬了一把“锁”，预言有人去发现并开启这把锁。这种理论相信，柏拉图书写的对话录可以根本上和“有识者生动的、附灵的（就是口传的）言谈达成同样的成效”，因此，柏拉图也确然揭示出这个与口传的哲学活动无异的领域。这样，施莱尔马赫开启了现代意义的对话录研究，并同时将内传学说排斥而出。其阐释蕴涵了革命力量，并带来了范式转换，成为现代对话录理论的母体：从文本内部而言，即对话角色之间的交流；从文本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则在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对话的参与。但这种解释范式最终带来的可能都是柏拉图哲学内涵的相对化。图宾根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斯勒扎克将上述理论称为“反内传主义的柏拉图阐释”，认为这种观点根本没有柏拉图文本的支持，根本是引人误入歧途。他强调我们必须选择的不是“反内传主义”和“内传主义的”柏拉图阐释，而是内传主义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文本的内传主义”或“释义学的”内传主义，另一种是逾越对话的或者说“历史的”内传主义，关注的是书面上没有确定下来的本原学说的历史现实性。相对于“锁”的理论，斯勒扎克更强调“房间”的理论，即提示还存在其他的“房间”，在它们面前甚至没有读者。比如，柏拉图非常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进入他的“房间”，也包括最内部的房间，而没有合适准备的人则不行。这就涉及教育对象的问题，即究竟哪些人适合学习未成文的艰深的本原理论？
其次，施莱尔马赫揭示出在柏拉图那里，对话录形式对内涵并非无关紧要，这就确立了解读柏拉图的任务在于全面并且细致地研究对话录的戏剧艺术。但斯勒扎克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柏拉图作品中的还有一个“动机”即对知识的隐藏与刻意保留，始终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对柏拉图的作品意义重大。在欧洲，很久以来人们就假定哲学与科学工作成果具有绝对公开性，由此也就不以为还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有人将值得一提的结论刻意保留。实际上，即便在17世纪，决定公开心灵之创作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在《理想国》中，统治精英们进行哲学教育的具体日程安排以教育内容严格受限为前提。它规定，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可被引向至高原则，即善之理念的考察，这要从50岁才开始。部分20岁左右的青年，尤其是其中只拥有中等或者更低资质的人，会被排除到“最严格的教育”之外。如果他们能够随处得到最后阶段哲学活动的信息甚至书面语言，那么上面的规定就简直没有意义了。对于那些掌握着知识最高形式的人来说，倘若他们能够充满责任地对待教育，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让做好准备的人通达此道，那么长期地、辛勤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停留和按部就班地、决不过早地向较高层次过渡，就是相当合理的措施。
再次，图宾根学派的研究成果揭示出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对于研究古代教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古代伟人多通过口传来进行教育活动，近代以来在研究人物思想方面崇尚书本的做法并不一定适合古代。斯勒扎克发现柏拉图的对话录有很多“空略之处”，这是柏拉图对话录的核心特征。例如在《理想国》中，贯穿始终的“情节”是格劳孔与阿德曼托斯兄弟一直试图让苏格拉底讲授他对“正义”的看法。苏格拉底虽然筹划了理想国的图景，也说明了正义何在，但当他被迫详细陈述“善的理念作为万物本原”的见地时，他就解释说，有许多，特别是最重要的东西，即善的“本质”之阐明被省略了。(16) 这一存在于所有对话录的情节让人认识到，苏格拉底本人以严格限制接受者的方式，即以“内传的”方式传授其哲学，甚至也论及“空略之处”的明确表述。实际上，柏拉图的书写不断指示，自己需要“更有价值事物”的口头补充。而这种情况在近几代的现代柏拉图解读中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斯勒扎克看来，这种忽略与误读的原因就在于，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至我们整个时代，也包括所谓“后现代”，已经不存在对哲学传播的有意识的限制，因此对这种限制也就无从理解。而柏拉图不是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书籍文化写作。“空略之处”的作用最终在于越过书写而指向柏拉图的口传哲学。在柏拉图哲学预备教育的基础上，学生们一定要有能力解决文本中的诸种谜团和疑难，并补充论证的不足。由此，对话中超出自身的知识恐怕要和学园内哲学授课框架下设想的实践用途联系起来。此外，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接受人群——业余爱好者、接受过基础学术训练的人和柏拉图学园中的学生。即使在学园内部，柏拉图的学生事实上也有亲疏之分，分别为普通的学生和亲密同伴，后者的领衔者已经被视为同道，像亚里士多德、色诺克拉底和斯波斯普等，他们不仅与师长一同学习，而且长时间地与老师共同生活。从柏拉图的《书简七》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柏拉图的一些亲密学生追随他不少于30年。
又次，柏拉图对书写局限性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第一，书写著作不能传达和教导真理，除了“备忘”的工具功能以外，它仅仅是一种“游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严肃”。他将书写著作称为“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但对于那些认识到了“正义”、“善”、“美”的人而言，还有一种更加美好得多的活动，严肃的活动。首先寻找合适的灵魂，然后依照辩证法的艺术规则，将活生生的话语种植到灵魂里，直到它们慢慢地发芽、成长，这就是教育。第二，柏拉图强调，只有活生生的口传学说才能对教学和研究提供根本性的帮助。一本书就像一幅图画，画上的许多人物形象可能确实“栩栩如生”，但他们不能说话。所以，一本成文的书中的词语和句子似乎充满知识，但是倘然你询问该书的意义，你却得不到任何答复，只有活生生的口传学说才能提供无穷丰富的、根本的帮助。第三，“一篇‘讲话’一经写成，有知识的人一卷在手，无知识的人也一卷在手，因此有遭受曲解的危险。如果要正确理解它，需要作者活的声音去解释它，保卫它。因此，书面讲话充其量是写在‘理解它的人的灵魂中’的活思想的死印象”(17)。柏拉图宣称：阐释不可避免地乃是误释，至少部分如此。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解释者不可避免地将他自己的立场带入其中，而只要这一因素不可能被排除，那么任凭解释者持什么先进的方法论或者理智上超常的能力，也不能改变这一切。因此，“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坚决不会发表关于极为严肃的事物的书写著作，以免那些事物成为人们争吵和怀疑的牺牲品”。(18)
最后，柏拉图的书写批判也具有教学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口传更有利于因材施教，这对于现代背景下以书写和学科为主的教育弊端无疑有着重要的补救作用。柏拉图指出，书写著作的另一个巨大缺陷是它甚至没有选择自己的对象的能力，也就不能指引正确的道路、传达真知灼见。柏拉图指出，胜任“灵魂引导”工作的辨证家（哲学家）必须知道灵魂有多少种类、有多少状态，因为言谈也许能够轻松说服某一个人，但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可能是对牛弹琴、毫无作用。因此，辨证家必须知道言谈的每一种具体形式，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合适的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合适的使用。对于每一个灵魂随机应变、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谈，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单纯的言谈，而且懂得根据不同的场合去选择言谈还是沉默，这才是成功之道。柏拉图声称，对于最艰难的关于本原的学说，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口头讲授。他对于那些自不量力著作立说、传播那些内容的人感到发自内心的恼火和担忧。按照他的说法，假若真能够把“那些事物”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书写下来，他早就去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去了。实际上，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在强调“口传”教学方法时，强调的是教学方法应该因人而异；而所谓“内传学说”强调的是关于本原的学说只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收稿日期：2010－11－09
注释：
①②⑦⑨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27,1124,1132,1124.
③⑥⑧⑩(13)(14)(18)托马斯·A·斯勒扎克．读柏拉图[M].程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84-185，166，166-167，167，185，186，172.
④⑤(15)(16)先刚．国外柏拉图研究中关于“图宾根学派”的争论[J].哲学世界，2009,(5):9－18.
(11)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为爱神阿佛洛狄特与冥后珀耳塞弗涅所爱，但不幸为野猪所伤致死，阿佛洛狄特向宙斯请起复生，后者决定阿多尼斯半年返回人间，半年留冥界。其死与生遂成为自然界兴衰之象征。
(12)程炜．书写批判视阈下的柏拉图[A].托马斯· A· 斯勒扎克．读柏拉图[M].程炜译．南京：凤凰传媚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247－248.
(17)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和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