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文化与中古文学专题研究——从德治典范到繁华梦忆——中古文学地理思想考察之洛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帝都论文,德治论文,洛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4-0060-11
作为封建王朝帝都之一的洛阳，在历代文学中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和意象，在中古文学时期尤其如此。在结合中古文学的创作对其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在不同时期内，它的角色和作用也起着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既和作品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和文学创作发展的规律有着一定的关系。本文拟对这一情况做一考察。
一、东汉：王朝德治的象征
洛阳自东周时期开始成为王朝的都城，这时它既是王权的象征，又是周王朝文化声教的体现。由于周统治者主张以德治国，以代替殷商统治者以天命鬼神恫吓民众的做法，因此周王朝也被作为德治的典范而为后人所称道。作为都城的洛阳，在后世的文化语境中也成为这一典范最集中的体现之一。这一点在西汉建都长安时的一段插曲中便有所体现，《汉书·娄敬传》中载娄敬游说刘邦定都关中时说：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都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1]
这段话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洛阳是周王朝德治声教的表现。只有德行卓异的王朝才可建都于此。
这一认识在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也被继承，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在作为东汉大赋代表的《两都赋》和《二京赋》中，与对西京险要地势、富庶物产的描写不同，对东都部分的描写体现出来的都是它作为儒家德治典范的象征意义，在这方面它们侧重于对明堂辟雍、郊天祭祖、朝会宴飨、勤恤民隐等方面的描述。
对于前两者，班固在《东都赋》中如此描写：“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在《东京赋》中张衡则描写得更为细致，他先叙述明堂辟雍等建筑的建设：“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又论述在其中举行仪式的盛况：
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虡，宫悬金镛。鼖鼓路浅，树羽幢幢。于是备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仪，后夔坐而为工。张大侯，制五正。设三乏，厞司旌。并夹既设，储乎广庭。于是皇舆凤驾……大丙弭节，风后陪乘。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决拾既次，雕弓斯彀，达馀萌于暮春。[2]
对于郊祀天地和祭拜祖先这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仪式，他也用了大段的文字进行描绘。前者如：
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带，珩紞纮綖，玉笄綦会。火龙黼黻，藻繂鞶厉，结飞云之袷辂，树翠羽之高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弈弈，齐腾骧而沛艾。……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2]
后者如：
然后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2]
对于天子和大臣朝会宴飨这一能反映国家兴盛的现象，他们也都花了大段文字进行描绘。《东都赋》：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2]
除此外，体恤民生疾苦也是一个德治国家君主应该做的重要内容。张衡在《东京赋》中说：
乃羡公侯卿士，登自东除。访万机，询朝政，勤恤民隐，而除其眚。……发京仓，散禁财，赉皇寮，逮舆台。命膳夫以大飨，饔饩浃乎家陪。[2]
即使是皇帝经常从事的游猎活动，在东都时期也变得非常文雅。《东都赋》中这样描绘天子的游猎：“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驷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这两篇京都赋中如此不惜笔墨地描绘明堂辟雍、朝会宴飨、郊祀祭祖等仪式盛况，以及皇帝体恤民情的行动和游猎的文雅彬彬，无非是表明这一切都符合儒家德治国家的规范。
除了京都大赋外，东汉的其他文字里也透露出这样的气息。傅毅在《七激》中说：“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曚。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张衡《七辨》中最后髣无子说：“在我圣皇，躬劳至思……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崔骃在《达旨》中论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时说：“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谆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这些文字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极具德治意味的东汉明堂辟雍的建设，把它作为东汉德治的体现来进行称颂①。
除了这些大的仪式活动外，即使是民间的风俗活动，在作家笔下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杜笃在《祓禊赋》中也说：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
川。……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2]
祓禊这一极具休闲色彩的风俗，在作者的笔下也少不了鸿生俊儒咏伊、吕，歌唐、虞，体现出以都城的文化活动作为德治王权的体现这一思想对东汉文学的影响之深。
在东汉文学中，洛阳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文人在作品中更多的是突出它在帝国德治典范上的意义。这是和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文人的创作观念分不开的。东汉是一个儒风极盛的时代，文学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作为这时期文学主流的大赋，在创作中秉承的仍是“润色鸿业”的观念，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洛阳作为帝国的都城，被浓厚的儒风所笼罩，它在德治上的典范意义被着重突出，而其他方面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二、魏晋：清谈宴游的舞台
曹魏、西晋时期，洛阳仍是王朝的都城，但这个时期文化风气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文学开始自觉，士人的个性被极大地突出，围绕在洛阳这个帝王之都上的政治意义在文学中渐渐地消减，清谈宴游的场所——这一突出士人生活渴求的作用渐渐地凸显出来。那时的贵游子弟驰骛往来，文酒高会，洛阳作为他们纵意人生的场所，在文学中频繁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洛阳负责为宴游和清谈提供舞台。
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在魏晋文学中借送别而进行的宴集是当时的突出景象，如石崇在《金谷集序》中所体现的：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2]
在魏晋文学中，借送别的机会宴集而作诗的场合非常多。比较有名的有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潘岳《北芒送别王世胄诗》，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王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等。在这些活动中，洛阳那优美的风景是他们宴游的衬托，比较典型的如潘岳《金谷集作诗》所述：“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
宴集送别之外，在魏晋文学中，洛城内的达官贵人主持的聚会也非常多，尤其是节日礼仪活动，有关这方面的作品就更为众多。现在可知的有王沉《宴嘉宾赋》、荀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陆机《皇太子赐燕诗》、陆云《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潘尼《皇太子集应令诗》、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傅玄《元日朝会赋》、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王赞《三月三日诗》、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等。在这些作品中，洛城那可人的风光也成为诗人俯仰自得的舞台而尽收笔端。如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诗》之作：
晷运无穷已，时逝焉可追。斗酒足为欢，临川胡独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为三日游，方驾结龙旗。廊庙多豪俊，都邑有艳姿。朱轩荫兰皋，翠帷映洛湄。临岸濯素手，涉水搴轻衣。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3]
作为帝都的洛阳，汇集了各方的俊才，洛阳也成为他们交游的场所，这一点在文学中也有体现。如陆机《赠冯文罴诗》：“昔与二三子，游息承华南。”《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八首》之六：“畴昔之游，好合缠绵。借曰未给，亦既三年。居陪华幄，出从朱轮。方骥齐镳，比迹同尘。”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其九：“昔余与子，缱绻东朝。虽礼以宾，情同友僚。嬉娱丝竹，抚鞞舞韶。脩日朗月，携手逍遥。”何敬祖《赠张华》：“在昔同班司，今者并园墟。”这是由于任职的关系而得以交游，洛阳成为他们交游的背景与舞台。
个人的游览与散心之作，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如阮籍《咏怀》之六十五：“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沈，鹂黄相与嬉。”陆机《三月三日诗》：“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佳，元吉隆初已，濯秽游黄河。”曹虑《答赵景猷诗》：“泛舟洛川，济彼黄河。乘流浮荡，倏忽经过。”这些都可以称得上代表作品。在这里，洛阳成为他们游观适意、体悟人生的空间。
三月三日洛水祓禊，作为一项非常富有文化意味的活动，在魏晋文人的文字中也能见到，如成公绥的《洛禊赋》：
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宾。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2]
在这段文字中，洛水滨进行的完全是轻松活泼的诗意生活，东汉杜笃《祓禊赋》中关乎宏大政治生活的语句已经完全被剔除了。它显示出魏晋人心态的变化，由此引出的对于生活环境的描绘也随之改变，相似的还有张协的《洛禊赋》等篇章。
除此外，魏晋新兴的清谈之风也在洛阳兴起。洛阳作为文人挥洒才智的舞台，也频繁在作品中出现。如《世说新语·言语》②中，诸贤洛水高会进行清谈：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4]
其他宴集的场合也经常会有清谈发生，《世说新语·文学》中载：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2]
东晋袁宏所著《名士传》中有“正始名士”、“中朝名士”之目，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洛阳作为自己活动的舞台。洛中八裴方八王的人才盛况，以及那些为后人所熟知的“洛中雅雅有三嘏”、“洛中英英荀道明”、“洛中铮铮冯惠卿”、“后进领袖有裴秀”、“卫玠谈道，平子绝倒”等韵语，无不是魏晋人风流挥洒的遗存。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洛阳是才士们结交宾朋的场所、宴游往来的天地、清谈疾辩的舞台。相对于东汉稍嫌厚重的威严气息，这个时候的洛阳显得更加生活化，更贴近士人的心灵，成为他们适意人生的背景。洛阳在文学中面貌的转换，当然和士人的自我觉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个体的修养情性的变化，引起了对周围环境认识的改变。
三、南北朝：繁华梦忆的承载
西晋之后，洛阳城在北方的战乱中遭到很大的破坏，直到魏孝文帝拓跋元宏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邑，洛阳才又成为北中国的都城。虽然南朝的都城定于建康，而且很多南方文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过洛阳，但是洛阳在南朝的文学中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其中大量出现，只不过这个时期的洛阳已经完全成了繁华和权势的代名词，承载了很多南朝文人对过去的建构与想象，这同北方文人笔下的洛阳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个时期的南北方文人对于洛阳的描绘出现了两歧化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先看北朝作者对于洛阳城的认识，这是比较接近洛阳城实貌的文字。北朝文学贫乏，关于洛阳的描绘并不多，但是在北朝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却有对北魏洛阳城的生动描绘，可以让我们对它有个直观的认识。在杨书中，洛阳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它城内外鳞次栉比的寺庙建筑，《洛阳伽蓝记》序中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5]
二是它民风的多元，由于汇聚有南北以及中西各地的居民，洛阳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外条载：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5]。
对于南朝的文人来说，洛阳尽管远离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退出他们的创作，只是在这里，洛阳更成为一种对繁华追忆的承载。其实他们对于与之对立的北方都城并非没有认识。在颜延之的《北使洛》中记载了他在义熙十二年(416)出使洛阳时所见到的荒凉景象：“伊穀绝津济，台馆无尺椽。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洛阳伽蓝记》也说当时的南方人以洛阳为荒土，《洛阳伽蓝记》卷二载：
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5]
这一印象虽然不准确，但也代表了南方人对于北方的认识。
但是在南朝人的文学创作中，洛阳却有另外一种色彩，它作为富贵权势的象征而出现。在《乐府诗集》中有以《洛阳道》为题的一组诗，在这组诗中，洛阳的繁华被尽情地歌颂。以下举几个例子为证，徐陵：“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东门向金马，南陌接铜驼。华轩翼葆吹，飞盖响鸣珂。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又：“洛阳驰道上，春日起尘埃。濯龙望如雾，河桥度似雷。闻珂知马蹀，傍幰见甍开。相看不得语，密意眼中来。”再如陈后主的同名作：“建都开洛汭，中地乃城阳。纵横肆八达，左右辟康庄。铜沟飞柳絮，金谷落花光。忘情伊水侧，税驾河桥傍。”可以看出，在这些诗作中，洛阳仍保持着它中央帝都的地位，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在语句的选择以及典故的运用上，这几首诗中的“潘郎车欲满”、“濯龙望如雾”、“金谷落花光”分别来自汉晋的成语典故，可见这个时期文学中的洛阳既具有东汉的雍容华贵，又具有魏晋的风流潇洒，实是综合汉晋洛阳城的特征而形成的印象。
当然在这些作品中，也出现了南方宫体诗风的痕迹。这些诗里的洛阳，不仅是繁华的帝都，而且是艳遇多发的场所，如另外两首以《洛阳道》为题的诗作，梁简文帝萧纲：“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游童时挟弹，蚕妾始提筐。金鞍照龙马，罗袂拂春桑。玉车争晓人，潘果溢高箱。”梁元帝萧绎：“洛阳开大道，城北达城西。青槐随幔拂，绿柳逐风低。玉珂鸣战马，金爪斗场鸡。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在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有采桑的罗敷、被抛果的潘安，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洛阳，承载了南朝诗人的繁华之梦，以及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温柔旖旎。那里平整的街衢、高耸的楼观、繁忙的车马、高贵的官员、富庶的生活，无一不体现出帝都气象。但是在这里，东汉文学中对政治意味的凸显被抹杀了，他们所注重的不过是对俗世的繁华富贵进行描述。
当然这个时期的洛阳也抹杀了它的特征，变得日益符号化，其中的一个表现便是以《煌煌京洛行》为题的组诗的出现。在这组诗里，洛阳与长安这两大帝都融为一体，成为繁华尊贵的代言人一起出现，如梁简文帝的《煌煌京洛行》：
南游偃师县，斜上霸陵东。回瞻龙首堞，遥望德阳宫。重门远照耀，天阁复穹隆。城旁疑复道，树里识松风。黄河入洛水，丹泉绕射熊。夜轮悬素魄，朝光荡碧空。秋霜晓驱雁，春雨暮成虹。曲阳造甲第，高安还禁中。刘苍归作相，窦宪出临戎。此时车马合，兹晨冠盖通。谁知两京盛，欢宴遂无穷。[6]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洛阳与长安在文学表现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成为繁华的代名词。这些描绘很多是沿袭前人作品中的语句，甚而可以说并没有什么针对性，对其中的专有地名进行改换之后，它们可以被用到长安、金陵等任意一个帝都，这表明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洛阳已经被日益地符号化，成为承载文人心中对繁华富庶生活向往的一个载体，它在东汉浓厚的德治象征以及魏晋宴游清谈中的各种功能都被忽略了。
除了这些明确地以洛阳为题目的诗作外，在其他的一些篇章中，洛阳也作为繁华的代名词出现，如谢脁《和徐都曹出新亭渚》“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萧衍《长安有狭斜行》“洛阳有曲陌，曲陌不通驿”，沈约《相逢狭路间》“相逢洛阳道，系声流水车”，王冏《长安有狭斜行》“我家洛川上，甲第遥相望。珠扉玳瑁床，绮席流苏帐”。在这些诗作中，洛阳无一例外都被作为繁华的象征、富贵的典范进行描绘。这说明在当时文人的心目中，由于历朝帝都身份的积累，长期尊贵印象的影响，洛阳已经成为繁华富贵的同义词。
由于南北的对立，很难想象南朝人会如此热情地去讴歌敌国的首都，作品中文字的运用，以及南方人对北方荒土的印象都告诉我们，南朝人作品中的洛阳是过去典籍记载的汉晋都城，是繁华富贵的代名词，是存在于作者想象中的洛阳，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洛阳，这说明了洛阳这一印象的日益符号化和概念化。这一文学创作中洛阳与实际洛阳的偏离，也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现象，即文学地理与实际地理的关系，就是文学地理意象可以在吸取前期文学成果的情况下，自行构建它所需要具备的各项特征，洛阳在南朝文学中除作为空间的代名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时间性——它在汉晋作为都城的历史，以及附着在这段历史上的重要特征。尽管这一过滤后为南朝人所接受的特征，可能与现实的地理情况会有所背离，但是在文学中对它进行讴歌却是为人所认可的。
在对洛阳这一中古文学意象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洛阳在文学中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东汉时期的文学中，由于儒风的兴盛，它更多是以帝国德治的象征的面目出现的；在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洛阳一变成为士人宴游聚会的天地、挥洒风流才情的舞台；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隔，南北方文学中对于洛阳的表现也大有不同，在北朝文学中洛阳是现实生活的都市，在作为南北朝文学主流的南朝文学中，洛阳是繁华梦忆的承载，它承担着南朝文人对于过去美好生活的一切想象。这种变化既体现出不同时期文学中地理思想的变迁，又体现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对中古文学地理思想的变化，有个更为直观的认识。
注释：
①在东汉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一再提及明堂辟雍这个建筑，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汉代以前的有关明堂的文献遵循着两种话语系统：在第一个系统中，明堂被看做是永恒君权的象征，是即将建立的儒家政体的隐喻；根据另一系统，明堂被看做是宇宙的象征，涵盖着对宇宙的理解。这两种趋向在汉代开始融合，使得明堂成为儒生心目中政治清明、天人和谐的象征。参见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②《世说新语》一书虽编成于南朝宋，但很多材料实来源于魏晋，故此处作为魏晋文学之材料进行论述。
标签：文学论文; 洛阳论文; 文化论文; 洛阳伽蓝记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地理论文; 艺术论文; 东汉皇帝论文; 读书论文; 魏晋论文; 东都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