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妖祥与西汉中期的神秘政治文化
宋艳萍
摘 要： 刘贺在做皇帝前后，出现了多次妖祥现象，被时人或后人认为是其败亡的征兆。这些妖祥现象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西汉中期的神秘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汉昭帝时期，只有昌邑王国和燕国多次发生妖祥现象，而唯有这两个诸侯国与皇权产生直接关联和冲突，所以妖祥现象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刘贺时妖祥频发，是被天所弃的征兆。在西汉中期浓厚的神秘政治文化之下，刘贺被废似为天意所为。
关键词： 刘贺；妖祥；西汉中期；神秘政治文化
刘贺从昌邑王到皇帝，在位27七天就被废黜，回到昌邑，处于被监禁状态。后汉宣帝封他为海昏侯，迁徙到南方，名为封侯，实为放逐。刘贺一生跌宕起伏，在他当皇帝前后出现了多种妖祥现象，被时人或后人认为是其败亡的征兆。刘贺之所以遭遇那么多妖祥现象，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神秘政治文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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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贺做皇帝前后发生的妖祥现象
据《汉书·五行志》和《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在做皇帝前后，发生的妖祥事件竟有十次之多，频繁程度令人震惊。
刘贺做皇帝前后发生的妖祥事件主要有：第一，刘贺为昌邑王时的“服妖”事件。这件事记载于《汉书·五行志》中，具体情形如下：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1]1366-1367
汉武帝一共有6个儿子，卫太子在巫蛊之祸中被逐杀，其他儿子都不足以堪当大任，于是决定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帝。大臣中只有霍光最值得信任，于是汉武帝送“周公负成王”图给霍光，明确表示要托孤给他，让其辅佐幼帝。汉昭帝在位期间，霍光一直大权独揽。昭帝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霍光必须从宗室中寻找到合适的皇帝人选。在昭帝同辈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健在。他觊觎君位多年，利用巫蛊诅咒昭帝，这些都被霍光认为是行动没有法度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刘胥年长，如果做了皇帝，霍光根本无法控制他。霍光权衡在三，于是选择了昌邑王刘贺，原因在于：一方面，他比其他人更具政治优势，刘贺的祖母是李夫人，深受汉武帝钟爱。汉武帝死后，只有李夫人配享宗庙祭祀，被追谥为“孝武皇后”。刘贺身为李夫人的孙子，比宗室同辈更具有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刘贺在为昌邑王时，表现出来的是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驰骋无度，声色犬马，不务正业，无心政治，和广陵王觊觎皇位相比，刘贺确实像无政治野心之人，这种人可能更容易控制。霍光的考量或许还牵动着政治舆论。汉昭帝时昌邑国的枯木复生，这种妖祥事件或许就是政治舆论导向的结果。刘贺当上皇帝后，却让霍光大失所望。一是刘贺仍重用昌邑国的旧臣，而对原昭帝的大臣置之不理，这当然也包括霍光在内。二是他急于大权独揽，派遣使者持节处理各种事情。最让霍光不能容忍的，应该是刘贺“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1]2944。汉代印绶有四个等级：三公为金印紫绶，九卿及二千石官员是银印青绶，二千石以下是铜印墨绶，四百石及其以下是铜印黄绶。刘贺此举是将上至三公，下至地方长吏的绶都收归中央，其实是将官吏的管理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他还将汉节上旄的颜色加以改变。汉节是皇权的象征，持节者代表皇帝，权力甚大。西汉初期，汉节上的旄是赤色，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了巫蛊之祸，太子被江充陷害，不得不起兵反抗。太子遣使者矫制赦免长安中都官的囚徒，取出武库中的兵器，并派遣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的胡骑，只可惜被侍郎莽通识破，追捕如侯，并警告胡人道：“节有诈，勿听也。”[1]2881胡兵未能调集，太子又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的兵士，但任安只接受了太子的节，却关闭军门，不肯响应太子召令。太子兵力无法与丞相的军队相抗衡，在激烈的厮杀后兵败而逃。从巫蛊之祸可以看出，汉节确实非常重要，甚至具有调兵权。巫蛊之祸中，太子矫制，派遣使者所持之节为赤色，为了与太子所持之节相区别，汉武帝在汉节之上加上了黄旄。刘贺为帝后，对汉节加以改变，又将黄旄改为赤色，这是汉节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变。刘贺改变汉节旄色的真正目的，是要将权力完全收回，不再受制于人。在他短短的皇帝生涯中，充分利用汉节，为自己做各种事情。正如刘贺被废时被指责的罪行：“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1]294427天派使者持节办了1127件事，应该有些夸张，但刘贺多次派使者持节为其办事，应该是史实。刘贺的种种举措，终于碰触到霍光的底线，将其废黜当为自然。刘贺失政因素颇多，有一点必须承认，刘贺低估了霍光的能量，没有充分认清当时朝廷的形势，没有参透夏侯胜谏言中“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的深意。刘贺没有预见到忤逆霍光的后果，也没有做到先下手为强。多年以后，身为海昏侯的刘贺偏禺南方，故太守卒史孙万世问刘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1]2769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刘贺对当时没有及时清除霍光势力是非常懊悔的。忽视霍光势力，是刘贺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刘贺为皇帝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野心，是霍光驱逐他的根本原因，而行为不端和“不孝”只是废黜他的借口而已。相应地，刘贺的各种妖祥，或许就是霍光集团为这场政治斗争制造的舆论。查看《汉书·五行志》，我们会发现，汉昭帝时有两个诸侯王国经常发生妖祥事件，一个是昌邑王国，另一个是燕国。燕王刘旦谋反，被发觉而伏诛，属于重大政治事件。昭帝时只有昌邑王国和燕国与皇权有直接联系与冲突，所以两国多次发生妖祥事件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因素就不得而知了。
2.2 产仔数 第一胎3个类型猪的产仔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平均为12.00头。第二胎长大二元猪与大白猪、长白猪的产仔数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第二胎长白猪的产仔数与大白猪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第三胎大白猪的产仔数与长白猪（P＜0.01）和长大二元猪（P＜0.05）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妖祥与西汉中期政治形势及神秘政治文化
刘贺做皇帝前后出现了诸多妖祥现象，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及神秘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刘贺为昌邑王时，派遣中大夫去长安，大批制作仄注冠。仄注冠：“应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齐冠也，谒者服之。’师古曰：‘仄，古侧字也。谓之侧注者，言形侧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尺）[寸]，铁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1]1367虽各家注释不同，但可知仄注冠是一种在齐地流行的头冠，而非汉代官方法定的头冠，所以称之为“服妖”。“服妖”一词起于《尚书大传》：“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一说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2]401《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中亦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1]1353可知服妖为不合礼制的奇装异服。仄注冠是不合礼法的服饰，所以被刘向称为服妖。不仅如此，刘贺制作这种冠，不是自己穿戴，而是赐给大臣，甚至让奴穿戴。冠本来是尊者的头饰，但却被卑贱的奴穿戴，这显然是一种有悖礼制的行为，难怪会被人指责和诟病。刘贺的服妖事件，是人为的妖祥，他无故而作奇装异服，是“暴尊象”之举；而让奴戴冠，是“当自至尊坠至贱也”的征兆。第二，刘贺为昌邑王时，看见一条没有尾巴的大白狗，头上戴着方山冠。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乐舞人所服”[1]1367。可知方山冠是当时从事乐舞的艺人所戴之冠。一条无尾的狗却戴着方山冠，确实是一件怪异的事情。这件事被附会成刘贺做皇帝有始无终之征兆。刘贺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道：“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颜师古对“言在仄者尽冠狗也”解释道：“言王左右侍侧之人不识礼义，若狗而着冠者耳。”[1]1367龚遂认为，这是上天对刘贺的警戒。无尾冠狗暗喻的是刘贺的左右臣子，这些人都是阿谀谄媚的小人，就像戴着冠的狗一样。龚遂以天谴说诠释妖祥，奉劝刘贺远离佞臣，可惜刘贺并没有听从龚遂的建议，只做了27天皇帝便被罢废。京房《易传》中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1]1367正是对刘贺犬祸妖祥的经典评判。第三，汉昭帝时，昌邑王刘贺听到有人在说“熊”字，他抬头瞭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熊，但左右之人并没有看到。刘贺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道：“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1]1396龚遂认为只有刘贺看到大熊，这是上天在告诫他。龚遂再次以天谴论解释妖祥，认为熊本为山野之兽，却能随意进入宫室，预示着昌邑国宫室将空，刘贺将危亡。龚遂将妖祥现象解说得如此严重，可惜并没引起刘贺的重视，最终导致失国的命运。第四，汉昭帝时，有叫鹈鹕或者秃鹙的水鸟集于昌邑王宫殿下，刘贺让人射杀了它们。水鸟为青色，属于青祥现象，亦是一种妖祥，是能预兆灾祸发生的怪异现象。《汉书》曰：“时则有青眚青祥”，颜师古注引李奇曰：“内曰眚，外曰祥。”[1]1352由人自身内部引起的妖祥现象称为青眚，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妖祥现象便被称为青祥。刘贺行为放荡，驰骋无度，轻慢臣下，不敬皇帝，又做仄注冠，有服妖之象，这些不检之举是导致青祥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野鸟入室，是宫室将空的征兆。京房《易传》中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1]1416说的正是刘贺的青祥现象。第五，汉昭帝时，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现象。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折断仆地，但却突然直立起来，长出枝叶。有虫食树叶，形成像“公孙病已立”[1]1412的文字。此外，昌邑王国社中有枯树重新长出了枝叶。眭弘认为这两件事都与木有关，而木属于阴类，是下民的象征，应当有以前废黜的王者之后公孙氏从民间兴起，受命为新天子。眭弘之言肯定引起了很大轰动，当时霍光秉政，对此言论很是避讳，于是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诛杀了眭弘。汉昭帝时出现的妖祥现象后来都应验了。昌邑王国社枯木复生，对应的是后面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之事。而上林苑柳树复立，虫食树叶成文字为“公孙病已立”，则对应的是汉宣帝。京房《易传》中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1]1412枯木复生，是人君亡子的征兆，这里对应的是汉昭帝无子，不得不寻求宗室旁支的史实。汉昭帝时两次出现枯木复生的妖祥现象，预示了将会两次在宗室旁支中寻求新帝王。第六，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又发生了一件妖祥事件：泰山东部莱芜山的南边好像有数千人在呐喊，有人前去查看，发现有大石直立起来，高一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下面还有三块石头为足。在大石自立之处，有数千只白乌聚集于旁。眭弘认为石为阴类，是下民的象征。而泰山则是王者祭天宣告代立之处，泰山上大石自立，则预示着当有庶民成为新天子。京房《易传》中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1]1400昭帝元凤三年大石自立于泰山之上，应该为同姓为新天子的征兆，这成为后面刘贺、刘病已同姓为皇帝的符谶。虽然刘贺在位如昙花一现，但他毕竟做了皇帝，而且为刘氏同姓，所以泰山大石自立这一妖祥事件和他有一定关联。第七，刘贺为昌邑王时，他的坐席上竟然出现了血污。刘贺询问龚遂，龚遂惊呼哀号，认为“宫空不久，祅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1]2766。龚遂认为血为阴忧的征象，预示着刘贺将会出现抑郁忧伤的境遇。妖祥数至，宫室不久就会空亡，他力劝刘贺要畏惧谨慎，认真反省。可惜刘贺并未听进龚遂的话，恶习不改。事实证明，刘贺此后确实陷于“阴忧”的处境。从他被废之日起，先是被软禁于昌邑故宫，后被遣到南方，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刘贺的内心是抑郁不安的。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他在《汉书·地理志》“豫章郡海昏”条目中注曰：“先谦曰：《续志》后汉因。刘注‘有昌邑城’。《赣水注》‘缭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又东经新吴县，又经海昏县，为上缭水。又为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3]2537-2538从“慨口”两字可以看出，刘贺在为海昏侯期间，心情是多么抑郁。第八，刘贺即皇帝位后，天总是阴云密布，昼夜不见日月。这引起了经学之士的警觉，特别是光禄大夫夏侯胜，他精通阴阳灾异之说，对久阴不雨的妖祥现象惊惧不已。刘贺不知内省，仍想出宫巡视，夏侯胜拦住御驾，上谏言道：“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1]1459夏侯胜认为久阴不雨是臣下预谋篡上的征兆，他力劝刘贺注意防范。可惜刘贺并没有听从谏言，而是对夏侯胜拦车之举非常愤怒，下令将其捆绑入狱。霍光听到此事非常震惊，他正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要废掉刘贺，他以为张安世泄露了秘密，对其加以指责，但张安世却未曾泄露。霍光于是召夏侯胜询问此事，夏侯胜奉上《洪范五行传》一书，传达了《洪范五行传》中“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1]1459的思想。霍光读后大惊，自此更加重视经术士。刘贺作了27天皇帝后，终被太后、霍光等废黜，正印证了天久阴不雨这种妖祥现象。第九，刘贺为皇帝后，梦到大量青色苍蝇的粪便堆积在宫殿西阶的东部，大约五六石之多，用建屋的大瓦覆盖。刘贺询问龚遂，龚遂认为：“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1]2766龚遂认为青蝇是谗言的象征，身边进谗言之人太多，就像被青蝇围绕一样。他建议刘贺远离昌邑旧臣，重用先帝所立大臣的子孙。可惜刘贺并没有听从龚遂的建议，最终被废，正应验了青蝇妖祥“必有凶咎”的预言。青蝇之事在《论衡·商虫》中亦有记载：“昌邑王梦
眭弘与夏侯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以阴阳五行理论附会政治，解释妖祥现象。夏侯胜的老师为夏侯始昌。据《汉书·夏侯始昌传》记载：“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1]3154可知夏侯始昌明于阴阳灾异之说。夏侯胜师从夏侯始昌，他送给霍光的《洪范五行传》便是传自夏侯始昌。从夏侯胜以《洪范五行传》理论奉谏刘贺来看，这是一本以阴阳五行为理论解说灾祥附会政治的书籍。夏侯始昌为昌邑王刘髆的太傅，而刘髆是刘贺的父亲，所以夏侯始昌与刘贺也有着一定关联。可惜夏侯始昌的思想并没有对刘贺产生影响，否则其为帝生涯也不会如此短暂。夏侯胜主攻《尚书》，被称为“大夏侯”，但他善“说灾异”[1]3155，这和善谈灾异之学的公羊学家思想不谋而合。
在刘贺的政治生涯中，龚遂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发生妖祥现象，刘贺咨询最多的人就是龚遂。在刘贺的诸多妖祥事件中，明确记载咨询了龚遂的有：无尾白狗戴方山冠事件，坐席血污事件，刘贺梦到青蝇矢事件。龚遂每次都用阴阳灾异之说指出妖祥事件的严重后果。龚遂的妖祥思想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眭弘、夏侯胜的妖祥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用阴阳灾异说来解释妖祥，指出这些现象所蕴含的意义，且将这些妖祥现象归之为上天的谴告、惩戒，并提出避免或消除妖祥的方法。董仲舒、眭弘、夏侯胜、龚遂等人的妖祥思想，已经和西汉后期的谶纬神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应该说，他们的妖祥思想，开启了谶纬神学的端倪。
刘贺的妖祥，之所以被人深信，究其原因在于其植根于浓厚的神秘政治文化之上。西汉中期神秘政治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天人相感之说。认为天和人相互感应，妖祥是上天对人间君主失政的警告。《晏子春秋·谏上十八》中曰：“无几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骞，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故诏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设文而受谏，谒圣贤人，虽不去彗，星将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乐，政不饰而宽于小人，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人，何暇去彗，茀又将见矣。’”[6]48-49晏婴认为妖祥是天为惩戒人间的乱政而出现，这和西汉时期的妖祥观念相一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天和人是相互感应的。这种相互感应性主要是通过天对王政的好恶，分别降不同征兆来奖罚表现出来。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若能体现天志，以德治国，天就会出祥瑞之气对其嘉奖。若胡作非为，天必出灾异对其进行惩罚。即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7]809。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论更接近晏婴的妖祥说，且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2498政失萌芽－灾害；不知自省－怪异；不知变更－天亡之。前两个步骤是天出灾异对政治失误进行警告，此时统治者就应见天灾而自省，革除弊政。如果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之灭亡。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是汉武帝时期以阴阳五行说灾异的代表人物。在西汉中期之前，灾异学说的宣扬者主要是公羊学家，其他学派论说者较少。董仲舒之后，“天人感应”思想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妖祥之说大胜。
汉昭帝时期，公开宣扬妖祥之说的是眭弘、夏侯胜以及龚遂。眭弘是嬴公的弟子，而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所以眭弘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继承了董仲舒以来公羊学家的“天人感应”思想，成为汉昭帝时期公羊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上面已经提到，眭弘对“天人感应”思想的阐发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上林苑中的大柳树复活，虫食树叶成“公孙病已立”的文字。眭弘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以前废黜的王者之后公孙氏将从民间受命为新天子；另一次是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上大石自立。眭弘认为这预示着当有庶民成为新天子。眭弘的思想已发展成为妖祥对应论。所谓妖祥对应论，其实就是将自然界发生的异常现象与人事相比附的思想。眭弘的妖祥说披着神秘主义外壳，实则是宣扬改朝换代的革新思想。眭弘的妖祥思想，是对皇权提出的挑战，这种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应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对汉武帝晚期以来刘汉政治的反思及评判。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对匈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汉武帝晚期开始，一部分士人对其穷兵黩武产生了不满情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夏侯胜。汉宣帝即位后，要为汉武帝歌功颂德，夏侯胜坚决反对，他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1]3156夏侯胜非常不客气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困苦，认为他无德泽于民，所以不应该为他歌功颂德。夏侯胜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观点，他们对汉武帝政治持否定态度，进而对刘汉王朝感到失望。眭弘虽没有直接抨击刘汉王朝，但他依据妖祥现象，认为将要有庶民兴起而为新天子，其实就是对刘汉王朝的统治加以否定。眭弘的妖祥思想对皇权是个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刘汉王朝则国祚不保。这引起了权臣霍光的极大恐慌，最终将眭弘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诛除。
西阶下有积蝇矢，明旦召问郎中龚遂。遂对曰：‘蝇者，谗人之象也。夫矢积于阶下，王将用谗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蝇之为虫，应人君用谗，何故不谓蝇为灾乎？如蝇可以为灾，夫蝇岁生，世间人君常用谗乎？”[4]720王充虽然旨在批判青蝇为馋人象征这一说法，但昌邑王梦到青蝇这一妖祥事件证明是可信的。第十，刘贺被废后，回归昌邑。他只被赐与汤沐邑二千户，不再是诸侯王，失去爵位和政治权力。尽管如此，汉宣帝仍然对其心生猜忌，害怕他会有所行动，所以派山阳太守张敞监视着他。昌邑有很多枭，而枭属于恶鸟。《说文解字》认为枭是“不孝鸟也”[5]292。枭大量出现和刘贺有着一定关联，据《汉书》记载霍光欲废刘贺，召群臣商议，田延年认为：“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1]2937-2938丞相杨敞与众博士亦以为：“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1]2945-2946从田延年、杨敞及博士们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一致认同刘贺是“不孝”之人，而刘汉王朝以“孝”为国本，刘贺既为“不孝”之人，理应被废。山阳太守张敞为刺探刘贺心思，故意说道：“昌邑多枭”，其实是在讥刺刘贺的“不孝”。刘贺当然明白张敞的言外之意，他并没有被激怒，而是淡然回应道：“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1]2767-2768刘贺承认昌邑多枭的事实，并称长安无恶鸟，这其实是在委婉地向宣帝示好。透过这段对话，可以洞悉刘贺对现实的无奈，他承认自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不得不背负“不孝”的恶名。
据《汉书》记载：“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1]3194-3195可知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弘、夏侯胜等是西汉中期说灾异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和眭弘为公羊学家，但夏侯始昌和夏侯胜以及龚遂都不是公羊学家，他们也以阴阳论说妖祥，可知在董仲舒之后，灾异学说已非公羊学的专利，而普遍被学者所接受。许多经学家认同妖祥与上天意志存在关联，并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阐发政治观点，批判统治者政治上的过失，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这在皇权不断强化，官员动辄得咎的政治形势下，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劝谏方式。可以说，从汉武帝之后，公羊学的阴阳灾异思想渗透到整个思想界，甚至政治生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文化。刘贺的妖祥事件，正是根植于这种神秘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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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被废为何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或许正是妖祥事件频发所致。妖祥反复出现，层出不穷，让人不得不对刘贺做皇帝的合法性加以思考。既然上天降下那么多妖祥，证明刘贺是被天所弃，既然被天所弃，那被废黜就是天意所为。天要亡之，人又奈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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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hanting Phenomena of Liu He and the Mysteriou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Song Yanping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Liu He became an emperor， he appeared many enchanting phenomena， which were considered as the sign of his failure by the people of his time or later generations.These phenomen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the mysteriou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Western Han Dynasty.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ao，only Changyi Kingdom and Yan Kingdom had demon and auspicious phenomena on many occasions，and only these two kingdoms had direct connection and conflict with the imperial power，so demon and auspiciousphenomen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situation atthattime.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Liu He‘s evil spirits is a sign of being abandoned by heaven.Under the strong mysteriou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Liu He’s abolished seems to be the will of heaven。
Key words: Liu He； enchanting phenomena； in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the mysterious politic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6-0045-06
收稿日期 ：2019-01-02
作者简介 ：宋艳萍，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0732），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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