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下)_国内宏观论文

1996年-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下)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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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工业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为国民经济的“软着陆”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工业持续增长,结构有所改善

深层矛盾交错,解决棘手艰难

总量过热基本消除,结构上有所调整,但矛盾依然突出

前几年,经济发展过热,主要还是工业过热,农业并不热,除了少数行业,第三产业也不热。所谓的速度快也主要是工业的速度快,例如,1993、1994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都在26%-28%之间。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目前工业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消除了过热状态,而且保持了适度的增长。1996年1至11月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为14.9%,工业增加值的速度为13%。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马建堂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得到保持,工业是出了大力的。

在工业内部结构上,马建堂认为,总的来说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结构有所调整。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基础、原材料工业比重逐年提高。1985年基础、原材料工业比重占26.6%,1995年提高到29.1%,1996年估计还会提高。1996年的原煤、原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产品,都呈快速增长,增速在7%以上。

尽管如此,结构性矛盾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矛盾仍然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马建堂认为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总量过剩,其生产能力超过现有市场的容量,现在有半数以上的工业品的利用率在60%以下,很多利用率只有20%-30%。二是总量小于市场容量,市场潜力还很大,但由于外资产品进入,国有工业企业有效的抗御能力不足,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照样卖不出去。这两种情况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不好。但归根结底还是结构矛盾问题,效益不好是结构矛盾突出的必然表现。

他说,前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总量的发展,未来十五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在结构优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为此服务,偏紧一点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结构调整。现在,结构调整的步子已经开始迈出去了,很多企业通过存量结构调整、兼并破产,出现了好的苗头,如彩电行业。

克服三个矛盾 走出当前困境

据调查,目前在一些形势不太好的工业企业和所在地方的政府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情绪:一是期待,期待总量调控能够松动,期待增加更多的投资;二是埋怨,埋怨政策不平衡,埋怨历史包袱太重;三是挣扎,要发工资,要吃饭,要活下去;四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副所长吕政认为,国有企业当前这种处境的成因,概括起来有三种矛盾交织。

第一个矛盾是周期性的矛盾,就是在前几年经济高涨的时候,许多地区、企业和部门盲目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盲目地上新工业项目,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整个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后,工业生产能力超出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八五”期间,我国的生产能力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平均增长率在100%,个别的翻了好几倍;而“八五”期间居民消费平均增长52%,其中农民的消费只增长了45%;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1995年是1990年的4.43倍,扣除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价格上涨的因素后,实际增长率是112%。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超出1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倍,而消费只增长了40%多。

第二个矛盾是体制性的矛盾。体制性的矛盾问题很多,集中起来有两条:一是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缺乏成本约束机制,经营管理混乱;另一个体制性的矛盾是,缺乏当经济周期走入低谷时的淘汰机制。大量的企业不能退出竞争领域,因此大量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破产,仍停留在生产经营领域,表现为大量的亏损。投资决策的盲目性与缺少投资风险的硬约束机制,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造成目前一些工业企业生产的严重困难。

第三是结构性矛盾。现在的结构性矛盾,除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表现在产业之间的矛盾,而是产品结构的矛盾。如机电产品,一方面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又大量地依赖进口。1994年机电产品进口的逆差是226亿元,机电产品的闲置生产能力约占40%。在消费品领域的矛盾还不是产品档次、品味、品牌、质量问题,而是农民的有效需求问题。1995年我国的纺织品生产总量是226.8亿米,出口63.598亿米,占23.8%,国内消费203亿米,全国人均消费16.7米。但1995年农民购买的棉布、化纤布、尼龙和丝绸四种纺织品加在一起人均才2.2米。因此,纺织品目前大量积压和限产压库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纺织品的质量、档次上不去,而是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周期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单纯地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无法解决这些带有深层次的问题。

1996年农业是“双增年”——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并且“双增”的幅度都很大。可以说,1996年是90年代以来农业形势最好的一年。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形势大好;基础脆弱,仍有隐

忧,强农不能放松

1996年农业走势的四个特点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晓河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认为,1996年的农业运行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农产品供给总量大幅度增长,整个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农产品紧平衡转向有剩余。粮食总产量达到9600亿斤,比上年增加270亿斤,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肉类产品、水产品和蔬菜增长也很快。1996年肉类产量预计达到5800万-6000万吨,提前实现2000年的计划。水产品总产量2800万吨,蔬菜预计全年达到2.76亿吨,增长速度8%-10%。除棉花和油料外,整个农产品供给形势是史无前例的。

二,工农业增幅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年农业的增长是90年代以来最好的,预计增长速度是5%。和农业速度相比,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就使工农业增长速度的比例由前几年的1∶5.1下降到1996年的1∶2.6。

三,定购粮价格大幅度提高,市场价稳中有降。这是1996年农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1994年定购粮价格提高了40%,1995年综合的提价幅度是42%,但1996年由于粮食的供给增长(包括国内生产和进口),市场价反而稳中有降,出现了定购价高于市场价的情况,玉米价格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农民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关系也有所变化。从1995年起,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连续两年低于农村。1995年农村收入增长5%强,城市只有4%强;1996年农民收入预计增长6%,城市仍是4%左右。这一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可能推动农村工业品的消费市场。

1996年农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运行的整体形势很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可轻忽。马晓河认为,1996年农业运行中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连续两年丰收以后,粮食市场的价格持续下跌,需要防止对1997年粮食生产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1996年的农业丰收,固然是靠连续几年的政策调整,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帮忙。目前农业的基础设施隐患很多,农业经济也还比较脆弱,不足以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1996年的自然灾害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原因就在于基础设施隐患多,投资也不足。

三,需要防止个别地区由于农业丰收而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比如投资力度,1996年1至10月份国有资产的农业投资比1995年同期就减少了10%,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也嫌不足。下降的投资信号往往是来年农业减少的信号。又比如,1996年粮食丰收以后,由于一些地区放松了对农业的管理,农民负担的反弹明显。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往往是农业一丰收,农民负担就加重。有鉴于此,马晓河认为,1997年的农业运行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稳定粮棉。1997年要继续抓紧粮食生产,不能滑坡。棉花已连续两年减产,尽管1997年的棉花供给在国内市场上可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若不抓紧,1998年很有可能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如果1997年棉花抓不上去,将影响到1998年的消费。所以,1997年稳定粮棉是宏观上的一个大问题。

二,水利设施。目前中央对大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相当大,但对中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还需要建立一个新机制,鼓励政府、社会都来关心。实际上对农业影响最大的是中小型水利,这一块搞不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没有基础。

三,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加强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特别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发育市场,二是培育非国有企业。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大力培育非国有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形成竞争。

四,增加农民收入。今后增加农民收入要注意两条:一是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今后应该靠科技开发,靠农业深度开发来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二是乡镇企业增长方式必须转换,粗放型的、外延型的乡镇企业的增长已经到了顶端。中国目前的工业品市场已由过去的短暂型走向成熟,靠扩张市场,靠增加产品供给量,余地已很有限,只能靠提高质量,转换产业结构才有出路,否则,乡镇企业没有出路,农民增收也没有希望。

1997年:警惕“双增”局面发生逆转

韩俊认为,1997年的农业如果没有得力措施,“双增”局面还有可能发生逆转。从增产来讲,估计夏粮问题不大,冬小麦增加了600万亩,早稻有可能持平;但由于棉花、蔬菜、水果的价格不看好,这些作物的生产可能受到影响。要千方百计来解决粮食收购中的问题,以此来推动秋粮生产。对粮食收购,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一定要按照保护价千方百计地把农民想卖的粮食全部买进。中央的30亿元风险金也基本到位,但地方的没有都到位,看来要完全落实这个政策还要作出很大努力。中央还提倡铁路、物资、国有企业、军队等利用闲置的设施储粮,以解决粮食仓储不足的困难。

从增收来看,目前大宗农产品价格都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因此1997年想靠提高粮价增收的可能不大。1996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只增加了320万,是最近几年增幅最小的,乡镇企业面临的结构问题也很突出,很多地方的村办企业面临调整,1997年的市场形势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可能会更大。再加上城市就业问题突出,对农民工的容纳量会减少,农民负担又有反弹等问题,这些就为1997年农民收入增幅要达到1996年的8%带来了许多困难。所以,1997年农村工作的一个核心任务还是要把“双增”的势头保持下去。要保持下去不是没有可能,但一定要有非常得力的措施。

外贸走势平稳,发展受阻 环境虽多困难,仍有可为

1996年我国外贸政策环境出现明显变化,但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去年上半年外贸出口一路下滑,形势一度令人担忧,而下半年又开始回升,令人略解愁眉。如何看待1996年的外贸走势,1997年应采取何种对策和措施?且听专家们的评论。

1996年我国外贸发展状况和特点

据海关统计,199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899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3.2%。其中出口1510.7亿美元,增长1.5%;进口1388.3亿美元,增长5.1%。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累计贸易顺差122.4亿美元。总体说来,1996年对外贸易发展基本平稳,但也明显受阻。

外经贸部研究所副所长周世俭认为,1996年我外贸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大幅度下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迅猛增长。外商投资企业(三资企业)1至10月份进出口总额达到1050亿美元,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6.38%。二是国有外贸企业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而加工贸易出口稳步增长,加工贸易占外贸总额的52%,这就造成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水份增大。比如,我们有一种玩具——“芭芘”娃娃,出口到美国。在美国海关登记是2美元,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9.99美元,而我们每出口一个玩具实际仅拿到0.35美元,但2元的帐都要记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总帐上,顺差要算到中国身上。

外贸出现起落的主要原因

周世俭认为,1996年对外贸易出现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从国内因素看,主要有:一,国有外贸企业的资金周转成为制约出口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二,出口退税率下调,退税资金拖欠。这个问题从下半年起,政府已加大了退税力度,但外贸企业的历史负担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国家对出口的扶持力度逐渐减弱,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已经基本取消。四,外贸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严重滞后,企业内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一旦国外市场发生变化,企业缺乏适应能力。五,通货膨胀虽然得到遏制,但是物价总水平仍然偏高,使出口成本上涨过快,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六,进口体制的改革进展缓慢,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仍在进口环节中占主要地位。凡此种种都限制了进口贸易的增长,给出口发展也带来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由于我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不能享受该组织的多边协定权利,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欧美国家对我国出口劳动力的设限增多,也影响了我国对其出口的增长。

1997年外贸面临的内外环境

周世俭认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总体上有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国际市场容量的继续扩大,使外部国际环境对我国出口活动容纳度增大。与此同时,中国外贸发展也面临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如我国与欧美国家的摩擦纠纷比较多,影响我国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美国对我国的纺织品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与我国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在上涨,产品的成本也在上升,都影响着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从国内环境看,国民经济总量仍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达到8.9%,在供给方面可以保证出口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如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位数的水平,同时利率有可能继续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将减缓出口成本上涨的压力。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将继续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使其继续成为我国出口发展的有利增长因素。

外贸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赋予大批生产企业以外贸经营权,以及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我国的外贸领域,使得外贸经营主体的结构发生向有利于出口贸易发展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影响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中央财政对出口的支持力度逐步减弱;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滑;外贸企业有相当部分处于严重亏损状况,我国出口产品多数附加值较低,使出口经济效益难以有大的提高。

总之,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是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趋利避害,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深化体制改革的力度。

对1997年外贸运行的政策建议

去年年底召开的1997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外贸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出口抓效益,进口抓结构”。那么,出口怎么抓效益?国家计委经贸司司长包克辛认为,作为政府,有两项工作要抓:一是要建立一种外部的约束机制。中国出口效益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年来的非理性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低价竞销。这是自己把自己打垮的作法。在目前国有企业还没有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之前,由企业的自我约束来抑制这种非理性竞争并不现实。要提高出口企业的效益,政府必须考虑增加外部的约束机制,建立一种经济的手段,加速优胜劣汰的过程,实现外贸的规范化、效益化和经营化。政府要做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宏观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上两项工作,阻力当然很大,但政府必须去做。

在进口抓结构方面,包克辛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顶住各方的减免税压力。现在各方面要求减免“两税”的压力非常大。这一点如果顶不住,进口结构无法调整。二,在顶住进口减税压力的条件下,降低关税总水平。降低途径:减两头,既原材料和高新技术。

为使我国外贸发展保持适度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周世俭建议采取以下对策:一,加快进口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力度,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二,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步伐,推动其资产重组、兼并和破产,使之尽快走上自主经营、自负赢亏、自我约束的“三自”的发展道路,对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过大亏损,国家最好实行平息挂帐或计息挂帐,给企业扭亏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三,尽快解决退税问题,建立科学的退税制度,使出口退税制向正常体制过渡。四,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争取早日加入世贸组织,为外贸发展创造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五,在具体的出口产品方面,对前景看好的产品,应当加大出口信贷的力度,增强金融支持等。

如果上述政策措施能够得到落实,或者至少部分得到落实,1997年的外贸发展,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预计外贸总额可望达到3200亿——3300亿美元的水平,增长速度为8%-10%。

税收大幅增加,欠税数额不小

改革有待深化,税源尚须培育

1996年税收运行情况

1996年税收形势,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剑宝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税制改革进入第三阶段,运行情况良好。1996年初开始取消了一些特殊政策,包括进口优惠、新产品优惠等。优惠政策取消以后,社会各界反应平稳,税制改革向统一税制的税赋方向发展。二,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全国省以下分设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税务局的分工协调,加强了征收管理工作。三,征管工作逐步深入,进展较快。四,税务机关执法环境有很大改善,在减免税上开口子较少。五,税收收入大幅度增加。1996年全年工商税收收入累计完成6446亿元,比1995年增长19.7%。增收1062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7%。六,调整了出口退税制度,退税进度明显加快。1995年退税550亿元,1996年初预计650亿元,后经中央研究,又追加200亿元。

1996年税制运行的分析

针对税制运行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

新税制出台至今已经三年,总的评价是:新的税制框架已经建立,运行比较平稳,基本成功,但还有待完善。税收政策和制度基本上体现了对第一产业税收负担从轻,对第三产业税收负担从低,对第二产业税负适中的原则。

改革税收制度,完善增值税是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农业税制度,也应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农业税已经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从税源上讲,应通过拓宽税基,严审调节的领域来实现税收收入。

李剑宝说,1996年的税收形势主流虽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有些地方对税收政策擅自变通,变相实行优惠政策。二,欠税问题还长期困扰税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1月底全国企业欠税356亿元,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274亿元,比1995年增加70%-80%左右。三,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降低的趋势没有扭转。工商税1992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7.77%;1993、1994年有所提高,分别占到10.48%和10.12%;1995年占9.31%,1996年预计占9.20%。

1997年税收形势预测与政策导向

张培森认为,1997年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即8%-9%的速度,预计各项税收增长在18%左右,其中工商税增长19%左右。

李剑宝说,1997年税收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巩固、规范、提高。巩固税收改革成果,包括三项改革,它们是税制改革、机构改革和征管改革,将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不允许各地变通政策、随意减免税。要严格依法治税,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提高税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

张培森特别强调了政策导向的重要性。他说,政策导向和取向对1997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我们国家处在“九五”开局的第二年,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多。1997年应通过不断改善宏观调控推进企业改革。企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经济形势的好坏,同时也决定着国家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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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下)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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