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的“政治遗嘱”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遗嘱论文,列宁论文,交代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3 A8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0）04—0070—06
列宁逝世前口授留下的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被史学界一些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所谓“政治遗嘱”，实际上就是政治交代。邓小平在离职前夕，也反复强调对党应有一个“政治交代”。两位伟人的基本思想都是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建设以及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当前仔细研读他们的有关论述，并作一比较，对搞好党的建设，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八篇书信和文章。此外，还口授了一些短信、备忘和札记。所有这些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遗嘱里有下述重要的政治思考。
（一）成立职业革命家与工农优秀分子结合的队伍，以巩固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防止分裂。
列宁在逝世前，曾预见到党中央领导班子有分裂的危险，并就此提出了防止分裂的建议。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就党中央几个领导人之间的隔阂和分歧，指出：“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1 ]列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改造中央委员会，防止党的分裂的意见：一是改变规模，增加人数，从“十来个”或“二十来个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1]（P337 ）这样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是一个狭小的领袖集团，而是一个小型代表会议，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和监督党的重大决策；二是改变成分，打破清一色的职业革命家传统，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大量增加最下层的工人农民。列宁认为这样做：“第一，能够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固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2 ]（P342）同时，列宁还公开地评论了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及其缺点和不足，指出党的领导人应该具有耐心、谦恭、讲礼貌、能关心同志、少任性等性格特点，因为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为周围的同志所接受，才能够有利于党中央的稳定和防止分裂。
（二）改革监察机构和检查机构，以加强对党的上层领导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在实行政党政治、党内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袖集团，尤其是最高领导是否会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严重问题。列宁最初寄希望于工农检查院从外部来监督党的机关和领袖集团，结果没有奏效，“只是成了这些中央要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1]（P341 ）列宁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内外结合、强化监督的办法，来自工农的中央委员从内部监督党的领袖集团，而工农检查院的专职检查员则从外部监督，并把这两种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原则：“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去实践中解决。”[1]（P343 ）列宁为此还提出了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使其达到75～100人， 这些人从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中选出，“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1]（P374 ）缩减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使职员由2000人减少到300～400人，而工资增加两倍，工农检查院开展工作的范围涉及所有国家机关，“各机关无一例外”等具体建议。列宁认为这一改革，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1]（P343）
（三）划清党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以实行党政分开。
列宁早在1918年党的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受到国内战争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这一思想并未得到落实，相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走了不少弯路。在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即党的十一大上，列宁再次意识到党政混淆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又一次重申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文中，都涉及到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以及党政分开的问题。列宁认为，只有实行党政分开，才能防止党包揽国家机关的行政权力和具体事务，真正把立法权、执法权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也只有实行党政分开，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事务化、行政化、集权化、官僚化的蜕变趋势，真正保持它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
（四）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让步要“做得过些”，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列宁认为，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大民族在处理同小民族的关系时，“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1]（P352 ）这里的思想就是关于大民族对小民族“让步”的思想，即大民族超出某种“形式”的规定对小民族进行让步的思想。他说，小民族对于破坏民族之间的平等极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1]（P353）在1922 年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列宁对在斯大林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五）提高俄国的文明程度，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列宁指出，俄国的文明程度虽然比较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比较差，但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创造条件，逐步地建立社会主义。关于怎样提高俄国的文明程度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列宁提出：一是在农村进行文化工作，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农民懂得合作社的好处而自觉地参加进来；二是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反对官僚主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用节省下来的钱发展电气化。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郑重指出：“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此外，列宁还寄希望于俄国人民和东方其它国家的人民，如中国、印度等国的人民，将在未来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的上述思想，不仅准确地反映了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党内问题、党群问题、党政问题、民族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前途问题等，而且还科学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政治遗嘱，更觉它的珍贵和凝重。
二
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是邓小平通过党内高层领导向人民作出的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政治遗嘱。从广义上讲，邓小平晚年的谈话、讲话，包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都属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但本文所论及邓小平的政治交代，主要是指邓小平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交代，即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过渡期间的重要的政治遗嘱。具体地说从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 讲“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2]（P301）到同年9月4日， 邓小平进一步重申他的政治交代，并致信中央请求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即中央军委主席为止。这段时期，邓小平政治交代的主要内容有：
（一）树立和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核心。
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是在特定条件下向党内高层领导和全国人民所作的政治嘱咐，其关键是树立和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又特别强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2]（P310）
（二）中央要有权威。
树立和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核心，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就此，邓小平还特别论述了权威的问题，为树立和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提供理论基础。他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2]（P319）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是不行的。要树立和维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就要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要维护中央的权威，这是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最重要的政治交代。
（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 开篇便讲：“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 ]（P296）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贯穿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的全过程，是邓小平政治交代中的主题。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因此，邓小平要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四）经济不能滑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就不能滑坡，这是邓小平政治交代中的重心。经济滑坡，发展缺乏后劲，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就会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怀疑。因此，“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又讲“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2]（P312）为此， 邓小平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五）扎扎实实做几件事，取信于民。
1989年5月，邓小平认为：“动乱平息之后， 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2]（P296）他讲了两条， 其中第二条就是扎扎实实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以取信于民。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民心。”这是邓小平政治交代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六）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建设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因此，“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在指出严惩腐败的同时，还提倡在党内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就党的建设问题讲得不多，但份量却很重，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七）在国际事务中维护中国的形象。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需要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广泛地同国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旧存在着。据此，邓小平认为，我国一方面要进行改革开放，吸收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拒绝一切对我国发展不利的东西，特别是不能接受任何有损中国形象的行为，“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八）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苏联的动乱，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目前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为此，邓小平指出，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样，中国的旗帜就不会倒。“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2]（P320）
三
邓小平离职前的“政治交代”与列宁遗嘱中的“政治思考”相比，由于产生的背景与条件不同，因此，在其内容的明确性、系统性、深刻性等方面，邓小平“政治交代”中的思想发展了列宁“政治遗嘱”中的内涵。
所谓明确性，指它提出问题更加直接和明了。列宁在逝世前，提出成立职业革命家与工农优秀分子相结合的队伍，以此来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并公开点评了某些领导人的缺点和不足，希望党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好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由这个领导集体来领导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可列宁没有直接地、明确地用某种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相比之下，邓小平则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有希望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树立和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这个领导集体要接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班，要领导党和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显然，从这里可看出邓小平论断及其思想的明确性。此外，列宁提出要改革监察机构和检查机构，从党内和党外来加强对党的上层领导的监督和检查，以反对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其意图在于从严进行执政党建设，使党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可是，列宁对此也没有用直接、明确的语言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则直接地、明确地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决反对腐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所谓系统性，指它更全面、更详细地说明了有关问题。列宁的政治遗嘱，主要内容包括巩固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改进监察和检查工作、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民族问题、进行国内经济及文化建设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等。他的思想已具备了系统性的特点。可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思想则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它不仅包括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问题，而且还包括有党组织建设的各种基本问题，如在全党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问题、反对腐败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问题等等。它不仅包括国内经济建设的问题，还包括采取正确的国际政治斗争的原则与方针问题，如主张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形象，反对某些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等等。从具体问题来看，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的问题上，列宁着重强调的是团结和稳定，主张通过增加中央委员的办法来进行。而邓小平的思想不仅包括有加强党中央团结的内容，还包括与此有关的其它重要内容，如党中央领导集体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应该有一个核心，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应该尽快地办几件实事，使党内信得过，使人民信得过。此外，还要树立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反对地方主义等等。总之，从上述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体会到邓小平有关思想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所谓深刻性，指它分析问题更加尖锐和深入。例如，在关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如果不把中央领导集体建设好，不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好，中国也可能发生像东欧和苏联那样的问题。显然，如果要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邓小平总结了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经验后，得出的极为深刻的科学的结论。又如，在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经济不能滑坡，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但又不是像过去想的那么高，必须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在树立中央权威问题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更不能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在对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苏联肯定要乱，但只要中国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等等。概言之，邓小平的政治交代，由于所处的背景与列宁时代不同，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70多年经验的基础之上，是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有了40多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有了领导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因此，它的思想深刻性也就远远地超过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收稿日期：200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