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景图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论文,全景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9-0056-09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起源于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workerism)、“自治主义”(autonomia/autonomism)并在当今欧美学界一般被统称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学派，长期以来是被忽略或遮蔽的①。直到2000年，随着《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Empire，以下简称“《帝国》”)一书的出版发行，这一以宏大叙事阐释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的著作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学术热潮，该书的作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Toni Negri)以及他的学生美国学者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因此成了西方左翼世界的学术明星，站在两人背后的这个学术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欧美学术界走俏。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虽然也同时掀起对《帝国》一书的研究热潮，但并未能挖掘出作为整体逻辑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该学派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意大利萌芽，经历过60年代-70年代的繁荣，到70年代末被暴力镇压而边缘化，再到随《帝国》一书出版重新受到学术界关注，表明它是一个生命力强且颇具典型意义的流派。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增加这一流派，剖析其核心理念，批判思考其理论价值。
一个极左学派：直面工人运动的“实践派”
隶属于同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不同学者可能会有多样的研究主题与各有差异的具体观点，但总存在一个将之链接在一起的核心逻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说的原因。从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如莱尼奥洛·潘兹尔瑞(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罗马诺·阿尔科蒂(Romano Alquati)、色格奥·博罗格纳(Sergio Bologna)等人，到依然活跃于当今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奈格里、哈特、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等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共同恪守的是“自治”或“自主”(autonomy)逻辑，强调的是劳动(活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辩证法的独立，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和理论演绎中，在具体的革命运动实践的运行中，坚持这一基本的“自治”论调，从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左翼派别中成为颇具特色的一个流派，并成功地成为当前学术界日渐走红的理论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意大利，主张“自治”的工人主义与自治主义被公认为典型的“极左学派”。它与作为意大利左派的共产党、社会党的实践是分立的，是意大利议会外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极左”体现在它坚持工人利益至上，明确地主张从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超越正统的左派运动实践去理解马克思，强烈反对所谓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政治、国家政治、工会政治，质疑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性质。在他们看来，政党是异化的政治形式，共产党的霸权理论、先锋队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他们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批判斯大林式的“工人阶级与政党的荒谬的统一”，不认为在政党、工会的领导下能够实现真正的工人解放。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把苏联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鼓吹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按潘兹尔瑞的说法就是“既在工厂水平上又在整个生产水平上对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重复”。当时的奈格里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的经济合理性、利润合理性的最高形式和最优越形式；社会主义保留价值规律，是把计划的经济管理与国家的政治的合法的机器链接起来。
实践上对工人自治的强调，对现存社会主义的质疑，反映在理论上则是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真正的马克思而不是由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所阐释的马克思，不是被现存的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潘兹尔瑞、特隆蒂都曾经批判了以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为主要代表的意大利“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其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纯粹文本的历史考证，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从被操纵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走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去。潘兹尔瑞号召“恢复马克思主义到它的本来领域，即永恒的批判领域”，使其从政党领导与政党指挥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只有以这一方式——即只有通过拒绝政党特性，以及确认它超越政党结盟之上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发现它真正的功能”。②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功能，就是力求让马克思的文本直接变成“真实工厂的真实的研究”，这就要求直接面对工人现实研究马克思，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直接与工人运动的政治革新结合起来，认识到工人运动远比知识分子或政党领袖所能设想到的更为丰富。为此，他们坚决与工人站在一起，从工人自己身上获悉生产现实，对工人展开深入的调查活动，寻求对工人阶级行动的具体分析与理解。
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起源于对政党、工会远离工人运动实践的指责与批判，起源于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实践的反思借鉴，决定了其不像其他的学院派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闭门建造理念的宫殿，进行着解释世界的自娱自乐。就此意义上而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评判并不全面：“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③安德森并没有关注到这一流派在整个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的反响，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意大利在1960年的街头暴动、1967-1968年的学生风暴、1968-1970年的工人造反、1977年的自治运动等等一波又一波，起起伏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除了传统的左派政党之外，就是这个在议会外活动的、主张直面工人阶级现实状况、坚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符合工人斗争要求来阐释的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当然，这种实践的破坏效应也是明显的，其反组织、反代议制、反先锋队的运动形式，只强调拒绝、破坏、抵抗的运动策略，往往充当了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
时过境迁，今天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明显处于后革命时代了。尽管它还保存着激进的左派言论，还在宣称被资本奴役的工人阶级斗争的能动性，还在致力于探求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战胜资本帝国的方案，但它已不得不将自己封闭在理论的象牙塔里，其借以安身立命的“直面”工人构成的现实和运动的实践也转化为对理论的深入探讨。但就在此时，实践上的脆弱获得了理论的厚重，当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奈格里、哈特为代表，借助于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国”，晚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帝国时代的革命主体——“大众”(multitude)等概念，不仅要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批判，还要找到真正的可能的革命主体，去实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理论依归。不能仅满足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必须找到变革现实的主体力量，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一种文本阅读方式：马克思经济学的激进政治解读
马克思卷帙浩繁的理论著述，给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依赖马克思的一个或几个文本(或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者是《资本论》，等等)，偏重于某个领域的阅读方式(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发挥其中的重要范畴(“异化”、“阶级”、“实践”、“生产”等)，建构一个独特的被其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抑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的理论体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术群体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解读的文献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被称为“《大纲》”(Grundrisse)。
在他们看来，《大纲》相对于《资本论》而言扮演着马克思重生的角色，是处在《资本论》的马克思背后的“另一个马克思”，是“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④奈格里对《大纲》极尽赞誉之词，认为《大纲》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处于举足轻重、无法超越的地位，是“马克思思想中头等重要的政治的综合”，“代表了马克思革命意志分析与想象的巅峰”，“反映了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峰”等等。在《大纲》中，有一段被称为具有启示性质的“《圣经》式”的文本被不断反复使用，那就是被他们称为“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⑤的手稿。奈格里将这一部分看作是整部《大纲》的线索交汇点，是《大纲》的结论部分。维尔诺则曾经这样强调这一部分：“在西方，当英雄面对某些具体的困境时，他们经常会从《旧约》中引出一个段落，来自《诗篇》(Psalms)或者是来自《以西结书》(Ezekiel)的字句，被从各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顺畅地、自然地滑进偶然的处境中，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的语言。……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被阅读和引用的原因。”⑥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在此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预言了工人从工厂中解放出来的前景。这一部分就是马克思给他们的指路明灯、革命指南，因此需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变化不断被翻阅、被解读。
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的解读成为他们理论的重要发源地。在2005年接受访谈时，奈格里指出，“从马里奥·特隆蒂到我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些框架外去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了”。⑦他们的解读所形成的不能超越的框架是什么呢？是一种政治的框架。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文本，他们所采用的解读方式是一种“政治的解读”⑧，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语境中的激进政治话语”。通过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在马克思的《大纲》里，马克思的所有话语都是政治性的、对抗性的、革命性的，任何一个经济学术语、范畴(甚至任何一句话)都包含着统治、对抗、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的，时时透露着政治的气息，蕴涵着实践的维度，饱含着革命的思维。马克思的经济学范畴与规律也都是政治的，货币、价值是资本的统治，剩余价值是资本与工人阶级对抗的理论，利润则是对抗主体的形成理论，工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革命主体理论。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客观规律也被完全赋予了政治的内涵，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力量关系的表征。马克思从货币到资本的生产再到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理论逻辑完全就是政治的逻辑，是一步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对抗逻辑，一步步展现出革命主体生成并推动资本辩证法不断变换的逻辑，一步步展现出阶级斗争将资本主义社会送入坟墓的过程。
《大纲》本身是一个手稿，而不是像《资本论》一样作为完整的体系，无疑留下了重大的可供发挥的理论空间，“手稿本身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完成了的逻辑体系，而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的实验过程。这是一个草稿，一个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庞大文本”⑨。也许对奈格里以及其他“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纲》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手稿，一个体系不够健全因此能够大加发挥的庞大文本。这种经济学的政治化解读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的新意的，提供了一种另类地理解马克思的方式，提供了在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另一种解读。这另一种解读的价值在于否定了那些将马克思经济学与政治革命分裂开来的解读方式，反对只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解为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只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不断的发展必将走向灭亡的规律，从而把马克思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灭亡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读方式。按照奈格里的话来说，这种方式是只强调作为学者的“经济学的马克思”，而否定了作为革命斗士的“政治的马克思”。
但是，这种政治的解读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只有一种样式的马克思，那就是站在那里鼓动革命、反抗、斗争的马克思，一味地主张对抗、斗争的本体性的马克思。而将马克思定位为对抗至上、满是政治的马克思，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这个马克思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的马克思，这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可能会给马克思带来较高的荣誉，但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侮辱。过度迎合马克思的政治内涵，过度宣扬“政治向度”(也就是阶级对立思维)的方式，就否定了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性，否定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马克思就不再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这便会抛弃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抛弃马克思更多丰富的理论。这种解读无疑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这种解读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中提出了一个难题，这种难题是需要再继续探讨的，那就是如何在马克思客观的抽象经济学(理论)与主体的革命政治学(实践)上实现有机的融合。
一对对立主体：资本与劳动的二元逻辑
政治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核心逻辑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关于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体与工人阶级主体两个主体对立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政治现实都可以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进行分析，资本(死劳动)与活劳动、资本与劳动力、资本家与工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二元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只看到资本一极的扩张力量是片面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一个仅仅描述资本的逻辑的经济学理论。资本是一个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总是关系的概念、对立的关系的概念，“关系必须包含对立的可能性；在对立的可能性之外不存在能够界定的范畴”⑩。因此，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解读成资本生产、再生产、流通的一维逻辑，也就是完全解读成“资本论”是一种误读。而且，“马克思的分析强调的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马克思称为‘劳动力’的创造性的人类力量”(11)，恰恰是与资本相对的另一极。在奈格里等人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资本的辩证法之外，还有一个劳动的理论、工资的理论，它是劳动的辩证法，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逻辑学，尽管马克思没有完全将其阐发出来，但它却始终存在，且构成资本逻辑的基础。
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看到两个独立的、对立的主体的对抗，看到工人阶级主体的本体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作用；绝不能只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性，即资本的积极的、能动的力量，而将工人置于被动的、消极的从属地位。这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时刻，资本都必须应对来自劳动主体的对抗，资本总是试图压制它，但又总是离不开它，在压制中只会激化矛盾，最终只能促使自己改变剥削方式、技术方式、劳动组织形式来进一步应对这种对抗。这就是这对二元主体的逻辑关系，即劳动在资本之中又与资本对抗，而且正是在资本中，劳动才能显示自身的独立性、决定性。劳动自身总有它自己的独立的逻辑，工人阶级总是独立的主体，只不过是既在资本之中又独立于资本的独立的主体。
这种二元的独立的主体分别通过“价值稳定”(valorisation)与“自我价值稳定”(self-valorisation)来维系自己的独立性。“价值稳定”是资本通过价格机制稳定地从劳动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是建立在价值、剩余价值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此相对应，“自我价值稳定”是属于劳动主体或工人阶级的，是基于使用价值、集体的需要和欲望之上的结构的稳定，也是工人阶级集体主体性的体现，“自治于资本主义价值稳定的价值稳定过程，即自我界定、自我规定过程，超越资本主义价值稳定的抵抗，变成一个积极的自我构成的方案”(12)。自我价值稳定是建构新社会的基石，决定着价值稳定。这就意味着“劳动主体通过宣称它的自治，它的独立的集体价值稳定的能力，也就是说与资本相对的自我价值稳定，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组织的新时代”(13)。因此，不是资本操纵劳动、工人阶级，恰恰是工人阶级决定着资本，在资本之中又与资本对抗，决定着资本的逻辑。这就是特隆蒂所说的“工人第一，资本第二”的逻辑。这一逻辑在《帝国》一书中有明确的再阐释，只不过“资本”与“工人”的对立逻辑换成了“帝国”与具有更广范围内容的“大众”的对立。该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两个逻辑、两条主线的对立：一条逻辑或主线(着重体现在该书第一、二、三部分)是“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现实化”的过程；另一条逻辑或主线(主要体现在“间奏”部分和第四部分)则是大众作为反权力、反帝国，通过斗争促使帝国生成，又必将推翻帝国的过程。就此而言，《帝国》恰恰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逻辑的重现，《帝国》的光环不仅仅是哈特与奈格里两人的，在其背后是整个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前期成果的积淀。
这种二元对立逻辑力图辨认出被压迫者的抗争和主动性，以及这种抗争和主动性对资本的统治关系的决定作用。这是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自治)和权利，宣称是工人支配资本、是工人斗争支配着资本的发展逻辑，是工人的主动权塑造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是大众生成帝国又超越帝国，这无疑具有乐观的理论气质。这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沉浸于对资本主义霸权与运行规律的批判以及对资本罪恶的控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一味揭示资本塑造世界的力量，强调其权力已经发散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把工人阶级甚至整个社会阶层看作是毫无力量的牺牲品，甚至不断地宣称无产阶级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反抗的革命主体已经消亡。“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乐观基调正是《帝国》出现令左派眼前一亮、为之振奋的原因所在。《帝国》对克服左派严重的“被害狂想症”以及“世纪末情绪”，无疑是一剂良药。这种为他者言说、让弱势群体挺直腰杆的论说，比起悲观的“单向度的人”、总是“逃避自由”的人的分析，更能激发解放的力量。必须指出的是，强调工人阶级或大众的主动权明显过于绝对。一个简单的矛盾在于，如果大众真正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帝国时代的主宰，帝国完全在大众的操纵之下，就没有任何必要谈及大众如何寻求革命。就此而言，这又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过于乐观的宣称是不能客观解释工人阶级或大众的被资本奴役的现实的，会让在资本的统治下的劳动者安于现状，让处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众沉沦在帝国统治下。
一场永无休止的革命：自主、拒绝与逃离
坚持革命、寻求革命的策略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前提是自主，是实现自我价值稳定。工人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独立和分离出来，通过赋予自己特权，保持抵抗的自主地位，确定自己的需求，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代表工人、领导工人实现真正的解放，这就要求放弃对国家、政党、工会的幻想。潘兹尔瑞早就指出，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就是因为寻求政党与阶级的平衡，过于依赖政党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角色，带来的结局就只能是工人革命运动的衰落。直到今天，哈特、奈格里依然坚守“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体现在代表机构上，而是体现在工人自身的对抗性与自主性上”(14)。
革命主体保持自主的地位，重要的是要坚持“拒绝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拒绝”是他们所提倡的重要革命策略。拒绝的内容是工作/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的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构成部分的劳动。在特隆蒂看来，拒绝雇佣劳动就是对资本的冲击、就是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今天工人阶级为理解资本只需要审视自己，为了摧毁资本只需要与自己战斗。它不得不把自己识别为政治力量，否定自己为生产力。……工人阶级面对作为资本的、作为有敌意的力量的、作为敌人的它自己的劳动——不仅对于对抗来说，而且对于对抗的组织而言，这是出发点”(15)。在奈格里看来，拒绝工作恰恰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内容，是通往内在共产主义的整体方向，共产主义的计划就是有计划地废止劳动。它要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拒绝积极的合作，“拒绝工作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破坏，是罢工，是直接行动”(16)。它要使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中介，阻拦工人阶级积极与资本主义机制的连接，拒绝工作就是拒绝主动的奴役，就是追求自己的自由。在拒绝中摧毁资本，获得解放，拒绝的策略因此有着直接的政治含义，是一种作为替代力量的政治力量的积累。
“拒绝”通往绝对的拒绝，通往“逃离”(exodus)或“放逐”(exile)、“退出”(exit)(17)。在哈特、奈格里看来，“拒绝”在帝国时代已经显示出它的空洞性，必须要超越简单的拒绝，在拒绝的同时创造新的社会结构；而“逃离”就是一种新的革命策略，既包含拒绝的内涵，又包含重建的意义。根据奈格里的说法，逃离/放逐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的政治流亡，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移身别处，但在他停下的地方，他总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也就是说，置身其外是为了回来，最好的情形是为了精神勾画革命蓝图”。(18)也就是说，新的革命主体要不断突破原有秩序的局限，跳出原有的秩序，在逃离中实现革命。维尔诺也把大众的逃离看作是“对国家的大规模的离弃”，但又是“一个共同体的基础”(19)，它通往一个新的另类组织、另类社会结构的重建，那就是建立在社会个人基础之上的合作的共同体。这是新的革命策略，也是对原有拒绝策略的继承，可以看作是积极的拒绝，也可以看作与德勒兹游牧思想的聚合，去逃离就是去游牧。
即使有明确的革命策略，革命依然是漫长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因为，面对工人阶级的拒绝、抵抗，资本总会重新选择新的支配方式，促使革命主体的抵抗流于无效，革命主体必须重新组织力量开始寻求新的抵抗方式。但他们所提醒的是，虽然看似循环往复，但这是螺旋形的上升之路，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阶段，待大众超越帝国，真正的解放将会实现。这场持久的革命就告一段落，终结了它的“永无止境”。革命因此不是列宁所说的是在一定的时期所激发的一场历史事件，不是“盛大节日”，而是“日常生活”。而且，革命总是会胜利的，因为大众这一新的无产阶级处于永远的革命中，永不放弃对抗与斗争，必然会通往成功。这就是革命的终局，是革命策略实施的必然结果。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和资本不断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扩张到全球时所显示出来的迷茫和无力，“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寻求切实策略的学术努力以及革命的乐观腔调是值得肯定的，无怪乎哈特作出这样的故意拔高的评判：“在马克思的时代，革命思想似乎有三个来源：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情况不同了，从相同的欧美框架来看，革命思想或许可以被表述为来源于法国哲学、美国经济学和意大利政治学。”(20)
但这种自治、拒绝或逃离真正能够起到作用吗？完全的自治、自主只会沦落到一种全球的无政府主义的窠臼之中，拒绝策略已经显示出它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完全的拒绝工作导致的是整个社会运行的瘫痪，工人阶级也不能自然而然收获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不能自然而然摆脱资本的逻辑而实现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至少，经验的现实是，在拒绝工作中，工人阶级运动确实能够一时冲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但这种工人运动往往伤害最大的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以移民为现实表征的逃离，只是移民无奈的选择，没有任何人会自动放弃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去逃离、游牧。理论的宣扬产生实践的变异，自治、拒绝、逃离都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美化每一个社会拒绝的行为、美化每一个自主的逃离，只能获得理论的美感，不能获得现实的革命，甚至根本算不上革命。
一门“政治主体的建构学”：从工人阶级到大众
从理论发展与整体思路看，“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就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资本主义解读为资本与工人阶级两个主体斗争的社会体制，并结合不同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实际，建构符合时代革命要求的自主的、积极的政治主体以冲破资本的逻辑和统治，实现真正的解放。这正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彩之处，也因此可以简单地将其学说归结为“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这门政治主体的建构学的理论基石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政治解读，前提预设是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逻辑以及革命主体的斗争持续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核心思想是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主体，旨趣依归是设计革命策略颠覆资本的权力。
自20世纪50年代萌发以来，工人主义者就接过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遗产，分析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工人阶级发展的状况，强调从工人的真实情况出发以寻求革命运动的策略。潘兹尔瑞、特隆蒂等工人主义者的文献基本就是围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以及其革命的策略与方案。奈格里解读马克思的《大纲》定位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危机之中的革命主体性问题”，是要找到隐藏在危机之中的革命主体。到了21世纪新的阶段，哈特、奈格里的《帝国》所提出的两条方法论途径依然是围绕主体建构的：第一条是“批判和解构”(critical and deconstructive)。这条方法论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历史的解构，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幽灵统治的解构，揭示出替代性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它存在于大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实践中。第二条是“建构和伦理—政治的”(constructive and ethico-political)。这种方法试图引领主体性的生产过程，通往一个有效的、社会的、政治的替代物。这种伦理—政治的途径就是主体的构造之路，它拒绝接受有关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概念，反对所谓的客观规律、客观历史过程，所强调的只是主体——政治主体、革命主体的对抗和斗争。
就此而言，“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政治主体的建构之路。他们总是通过对工人阶级本身发生的变化，不断重新界定革命的政治主体：在马克思所在的工业生产阶段，对应的是“专业工人”(professional worker)，它是局限于工厂中的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高度熟练的工人，即是作为典型的无产阶级的男性产业工人。在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群众工人”(mass worker)成为新的革命阶级的代表，它是一种完全对应于大机器生产的“抽象的”劳动力，革命主体容纳了包括妇女、儿童等在内的更多成分。在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socialized worker)的角色显现出来，它已经容纳了遍布社会各领域的所有社会阶层。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时代，这个革命主体就被称为“大众”。“大众”就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替代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是这种“政治主体建构学”的时代演绎与最新发展。
《帝国》之后众多的著作，完全是围绕“大众”进行的，“大众”是绝对的主角，当下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聚焦“大众”。“大众”不是一个偶然出现、凭空杜撰的产物，它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它是对今天生命存在形式、对生产方式、对革命主体进行分析得到的必然结论。它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霸权的新的革命阶级，区分于“人民”、“公民”、“无产阶级”、“私人”、“公众”、“群众”等所有的社会主体，既是对斯宾诺莎、霍布斯传统政治哲学主体的再审视，又是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公民传统的挑战；既是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扩展，又是对福柯、德勒兹后结构主义主体理论的重构。作为自主的革命主体的大众，宣布了政治哲学的“人民”、“阶级”以及相关概念范畴的重新思考的开始，涵盖了无产阶级、农民、穷人、移民等所有受资本剥削的当代劳动者，是被寄予厚望的完全实现未来解放的革命主体。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海纳百川的革命主体，面对强大的资本帝国，革命力量远没有削弱，而是变得日益强大。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其缺陷在于，对大众主体的具体指认越来越“抽象”，更多具有了“符号化”的气质。“大众”没有机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任何政党、先锋队、国家都只是对“大众”的奴役，“大众”就此而言似乎只是一个革命者、反抗者的符号，一个不能经现实指认的幽灵般的存在。唯一清晰的是对立的逻辑，唯一欣慰的是“大众”必将战胜“帝国”，解放必将到来。这种理论的价值仍需要进一步思考。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和实践整体，以奈格里为主要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意大利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到今天，从衰落到重新活跃于西方学术界的舞台上，充分展示出其理论的能量之大。毕竟，在欧美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衰落之后，其理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渐减弱，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失去其光环，只留下各种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形势下，“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趁着全球化研究热潮的东风，利用自我加工出来的理论再次盛行，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机遇与巧合。虽然其在今天的实践影响，已经与历史上的昨天无法相提并论，但其理论在今天左翼学术界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各种各样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恪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力图读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现实，根据时代的要求重新开启理论的活力，他们继承了那些有价值的或振奋精神的遗产，如对马克思理论的价值的恪守，对资本主义现实变化的持续指认，对工人阶级斗争决定作用的强调，对革命主体变化的不懈分析，一个对旧的遗产继承发展的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其特有的理论贡献。
①英语学界虽然在“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workerist Marxism)等称呼上存在混淆，但广泛认同的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亦称“后工人主义”)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独立于传统左派政党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团体，“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包括两者，而且也包括对前两者有所继承发展的、仍活跃在当今欧美各国学界的一些学者。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流派关注不多，已发表的论文有刘怀玉与陈培永的《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2)]，陈培永的《马克思“资本构成”概念的反向重构——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构成”学说的评判》[《现代哲学》,2011(3)]。
②Quoted in Steve Wright,Storming Heaven: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London:Pluto Press,2002,p.16.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44页，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④一个历史的巧合是，奈格里的早期著作《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正是1978年应阿尔都塞之约在巴黎高师研讨会上的讲稿。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对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得出“两个马克思”观点之外的又一种“两个马克思”。
⑤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不存在这个标题。这一标题是这一流派自己所添加的，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所认同。这一部分对应于中文版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标题的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⑥Paolo Virno,"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ed.Makdisi,Saree,Cesare Casarino,and Rebacca E.Karl,New York:Routledge,1996,p.265.
⑦[意]奈格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奈格里访谈》，肖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2)。这篇访谈原发表于美国期刊《意大利文化》，第23卷，2005。奈格里在访谈中强调，1972年之后回到《大纲》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对特隆蒂创造性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继承与发展，是结合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意大利运动实践寻找理论基础的表现。
⑧哈里·克里弗对政治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倍加推崇，他的代表作《政治地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明显受奈格里等人解读方式的影响。他指出，“通过把《资本论》解读为一个政治文献，工人能够深入研究资本家阶级试图统治他们的各种方式，以及他们自身与那种统治相斗争所使用的方法”(See Harry Cleaver，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Leeds:Antitheses,2000)。
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55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⑩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New York:Pluto Press,1991,p.45.
(11)Nick Dyer-Witheford,Cyber-Marx：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p.65.
(12)Harry Cleaver,"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in Open MarxismⅡ: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Pluto,1992,p.129.
(13)Michael Hardtand 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279.
(1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69.
(15)Mario Tronti,"Struggle Against Labor",http://www.clas-sagainstcla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1&Itemid=3.
(16)Antonio Negri,Books for Burning: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London:Verso,2005,p.270.
(17)“Exodus”一词出自旧约《圣经》第2卷，意为“出埃及记”，描述了以色列民族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逃出埃及，建立律法、宗教体制和详细的道德规范的故事，有“(大批人同时)离去”、“出走”、“外出”等意，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词汇，本文将其译为“逃离”；另一近似词“exile”译为“放逐”。奈格里曾专门区分过两词，区别在于，“逃离”是一种积极的主动行动，“放逐”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逃离，但共同点都在于对原有秩序的离弃(See Antonio Negri,"N for Negri:Antonio Negri in Conversation with Carles Guerra",Grey Room 11,Spring 2003,pp.91-92)。但在一些学术访谈中，奈格里又将两者混淆使用，只取积极的、主动的逃离这一意义[《放逐——内格里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5)]。“exit”是维尔诺使用的一词，译为“退出”，基本与前两者意思相同(See 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Los Angeles & New York:Semiotext[e],2004,pp.69-71)。
(18)[意]奈格里：《放逐——内格里访谈》，张晶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5)。
(19)Paolo Virno,"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in Radial Thought in 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96.
(20)[英]迈克尔·哈特：《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序言”，张勇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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