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语词汇看黎族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黎族论文,语词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黎族是海南岛上的最早居民，其先民是由大陆迁移到海南岛定居的。①迁居之前，它与现在的壮、傣、侗、水等民族的先民都是古代百越（又称百粤）族群。百越族群历史上曾经活动在长江以南的辽阔地区。春秋战国以前，中原汉族与百越民族的来往，主要局限于靠近中原地区的部分百越支系。岭南地区的骆越、西瓯等，当时与汉族联系尚未密切，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后，岭南一带才正式归入中国版图，骆越、西瓯才与中原发生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种种联系。历史文献，如《史记》，才有大量关于西瓯、骆越民族活动的记载。百越族群及其后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记录本族语言的文字。因此，所谓历史资料，指的是散见于多种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述。黎族迁居海南岛的下限时间至迟在秦代以前，但古籍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几乎是空白的。
要想从零星的历史资料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去了解有关侗秦语诸民族分化时的社会状况是有困难的。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研究途径和新的研究方法。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它记载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文化的情况，从语言的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概貌。本文准备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汇的比较，来探讨黎族迁居海南岛前，与早期侗泰语诸民族的一些社会文化背景。语族同源词，是同语族的人们在分化之前就产生并共同使用的词汇；分化后，这些词汇在语音上或继续保留原来的特点，或改变了其中的某一成分，但其变化是有规律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来源。由于同源词在语言的词汇体系中出现最早，并且保留在分化后的亲属语言里。它们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疑地，对这些“语言化石”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于早期社会的面貌或史前时期的状况。当然同语族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词，这些差异词，一般是部落或部族分化后产生的词汇，其意义只能当作反映，部落分化后社会文化的标志，不能像同源词那样，直接表明分化前部族的社会状况。但是，它们的价值与同源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能起到间接说明或反证的作用。
黎语与侗泰语族诸语言差别比较大，因此，单列为一个语支。但是，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黎语和侗泰语族诸语言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例如：
这些词汇中，黎语的双唇清塞音p与壮语、临高话、傣语的双唇鼻音m以及水语的清化鼻音m、侗语的唇化舌根音Dw相对应，韵母和声调也基本一致，说明这些词主要来自原始侗泰语。据有关学者对黎语与大陆上的侗泰语诸语言同源词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因分化的历史年代较早，保存下来的同源词数量较少，不超过二百个。这些同源词主要是人体各部位的名称，各种各样的动物称谓以及反映自然界里最常见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其中，动物称谓方面的同源词占的比例最多。下面这些动物各称的词，显然是黎语与侗泰语其它语言共有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侗泰语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例如：
这些词是早期侗泰语民族的社会生活处在狩猎阶段时，就已经使用了。《广西通志》所载：“岭南山川盘，气聚不易流泄，故多风雾多瘴，人感之多病，膨胀成蛊，俗传有啐百虫为蛊以毒人。”②正是古代岭南自然环境恶劣的真实写照。黎族的先民尚未迁居海南岛前，便同大陆的侗泰语各民族的先民，一起进行了对岭南的开发。他们依靠简单的劳动工具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以及各种动物野兽进行斗争。在生存搏斗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虫类、动物；同时捕猎到许多野兽，有时捕得太多，短期内吃不完，便把剩余动物，如猪、狗等豢养起来。因此，开始出现了家畜饲养，反映在语言里，就有了许多有关虫豸、禽兽等名称的词。
近些年来，关于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问题，学者们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和我国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一带是亚洲水稻的发源地。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在秦汉以前主要是百越民族居住的区域。因此，我国的稻作文化与侗泰语族的先民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在黎族迁居海南岛前，侗泰语族的先民是否已开始了对野生稻的栽培呢？历史文献对此没有提供可分析的材料，而“语言化石”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线索。先看下面的词例：
“稻米”一词，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形式基本一致，应是同源无疑。而黎语为mu:m[3]，与同语族其它语言显然不同。从声母上看，壮傣、侗水两语支的发音部位都很接近。壮傣语支主要为舌根音，侗水语支则发为喉塞音；在声调方面，除了南部壮语和傣语属于单数调外，其它语言都是偶数调；韵母都是复合元音组成，比较而言，黎语的声母形式是双唇鼻音m，韵母则是以鼻音作韵尾。这样明显的差异，说明黎族的水稻栽培与大陆上的侗泰语诸民族并非同时同地进行。也就是说，黎族迁居海南岛前，侗泰语先民还未掌握野生稻的栽培技术。对“禾苗”、“种子”等词汇作比较分析后，更证实了以上结论。“禾苗”的早期读音应为复辅音声母kl。因为，壮傣语支内部，至今仍有个别语言或方言土语把这个词读成kla[3]，如壮语横县话。傣语、侗语、水语的k声母和临高话的l声母都是由kl分化而来的，而壮语方言土语的kj和布依语的ts也是kl演变的产物。黎语的“禾苗”，在来源上与侗泰语族其它语言的“禾苗”不一致。在黎语里，“禾苗”与“种子”不分，都是“fan[1]”。而在同语族其它语言里却是分开的，两者不能混淆或替代。从这些语言材料中还可看出，临高人是后于黎族迁到海南岛的。与黎族不同，临高人在大陆时已经掌握了水稻的栽培技术后，才迁居海南岛。正因如此，临高话对“稻米”、“禾苗”、“种子”等稻作文化词汇的称呼与大陆上的侗泰语诸语言相当接近。
众所周知，农耕生产离不开耕牛（包括水牛和黄牛），农耕民族对耕牛极为爱惜，很少轻易把拥有相当生产能力的耕牛宰杀。这种情况在壮族民间表现最为明显。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便是壮族民间的牛魂节——给牛过生日。不仅让牛停止劳动，而且给牛喂好料，焚香祭祀牛魔王。相比之下，黎族过去对耕牛则不那么爱惜，遇到喜庆节日就随便宰杀。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在对牛的称呼上，黎语与侗泰语族其它语言也不一样。
侗语和傣语保留了较早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临高话和黎语对“水牛”的称呼很相近。显然，这是临高话从黎语里借进了这个词。据此，可以认为临高人在迁居海南岛前，大陆上的早期侗泰语先民还未懂得训养水牛，但已懂得训养黄牛。临高人是在到海南以后，才从黎族那里获得对“水牛”和“黄牛”的区分认识的。因此，从黎语和大陆上侗泰语族诸语言对“牛”的不同称呼，以及对待耕牛的不同态度来看，黎族分化时，其先民还未懂得训养耕牛，更不用说把牛当作一种生产力来使用了。
另外，农耕民族对青蛙或田鸡非常熟悉。因为，青蛙不仅与农耕季节有关，而且是农耕民族忠实的“天气预报”的使者。每年开春和夏季，每当天气变暖，雨水充足时，青蛙或田鸡就遍地出现，通宵鸣叫不停，此时即为播种最好季节。盛夏季节，若青蛙在田边跳来跳去，张嘴仰望天空，便预示天空将要降雨。由于青蛙在农业生产中有如此重要作用，所以某些农耕民族对青蛙极为崇拜。就拿壮族来说，壮族过去曾把青蛙当作本民族的图腾或保护神来供奉。至今，壮族民间有的地方还禁忌捕捉青蛙。他们认为青蛙是雷王派到人间的使者，违此禁者，将会受到雷王的轰击。而壮族有些地方，
。壮族举世闻名的花山崖壁画的主题内容，就是表现壮族先民对青蛙神灵的热烈礼赞和崇拜；正因为青蛙或田鸡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所以早就从事稻作生产的壮傣、侗水语支的先民与这种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从他们对这种动物有共同的称呼中，得到了说明。
汉语里的“田鸡”基本上是侗泰语族诸语言（除黎语外）所说的kop[7]（即大青蛙）。“青蛙”、“田鸡”这两种动物，在大陆的侗泰语族诸语言的读音较为一致。特别是“田鸡”一词更为明显，即使是后来才迁居海南岛的临高人，也表现出与大陆同语族其它语言有共同的来源。而这两个词，黎语与同居海南岛的临高话，以及大陆的侗泰语族诸语言的说法差别很大。
透过以上这些基本词汇所表示的稻作文化上的差异，证明早期侗泰语族先民还未掌握栽培野生稻时，黎族的先民已迁居海南一隅。
如上所述，黎族先民在大陆生活时，还未进入固定的农耕生产阶段。但是，氏族或部落之间已经有了固定的住地，同一氏族或部落的人组成了村寨，共同生产和生活，并已学会建造干栏式的房屋来居住。这从他们的语言里也可以找到有据的材料。下面是“村”和“房子”这两个词在侗泰语族诸语言里的读音情况。
“铜鼓”一词，黎语叫
，形式上跟侗泰语族诸语言似乎是同源的。但是，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有关材料来看，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海南岛各县收藏和出土的铜鼓，绝大部分属于北流型，这类铜鼓盛行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末年至公元十世纪的唐末。而黎族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迁到海南岛。同时，铜鼓出土的地点，多在现在临高人居住的地方，其中又以临高县及邻近地区为最多。至于黎族聚居的中部山区和海南岛南部，至今仍没有铜鼓发现，历史上也无记载。另外，黎族民间也不像大陆的侗泰语族各民族那样珍惜铜鼓。据此黎语把“铜鼓”称，看来应是从临高话的
演变而来的，为同语族内部的文化借词，而早期侗泰语族诸语言（除黎语外）的“铜鼓”读音，声母应是复辅音kl。至今壮语某些方言土语依然保留这个词的复辅音读法；壮语多数地方则已变成腭化声母kj。“铜鼓”一词的声母，布依语已变成了舌面塞擦音
；傣语、侗语、毛南语等只保留复辅音的第一个成分k；临高话则保留了第二个成分l。临高人的祖先把铜鼓文化，反映在语音上，就是黎语从临高话那里借进了“铜鼓”的读音。下面是铜鼓、铁、金、银这些词在侗泰语族诸语言里的语音形式。
金、银、铜等汉文化借词的读音与汉语相差无几。而“铁”的说法，许多语言与汉语相差甚大。个别语言，如壮语，“铁”有好几种说法，这表明壮族在铁文化的来源上可能不是单一的。“铁”在壮语里，有的地方明显是汉语借词，说明那里的“铁”来源于中原地区；有的地方读成fa[2]（包括布依语的va[2]），是地道的本族语称谓，说明那里的铁文化的来源有可能出自本民族内部。从考古发掘来看，广西平乐银山岭出土的铁器，多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中锄头一项就有八十九件。这样普遍随葬铁器，就是同时代的湖南楚墓地也是无法比拟的，其中，铁双肩钺、铁刮刀等是明显的本地铸造。因此，结合语言学上的证据来看，可以认为岭南地区的铁文化应是多元的。有从中原地区传播来的，也有本地土著自己铸造的。
“铁”的称谓，黎语、傣语、临高话以及侗水语支内部均有本民族的称法，特别是黎语的读音与汉语或同语族其它语言都存在很大的差别。黎语内部由于方音的变化，还有
等叫法，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说法与汉语有相似之处。这说明黎语是在与大陆的侗泰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分化以后才学会冶铁或使用铁器的。总之，作为基本词汇的“铁”，应是原来统一的共同侗泰语分化后的产物，而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分析，侗泰语族某些社群，早在中原铁器传播来岭南地区之前已冶铁并使用铁器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了运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历史。除以上所说外，黎语里还有像“虎”、“熊”、“豹”等词汇，都比较忠实的反映黎族社会所处生态环境的状况。下面是“虎”、“熊”、“豹”这几个词在侗泰语族里的语音对应情况。
上文说过，黎族还未移居海南时，早期侗泰语族的先民主要还过着狩猎生活，因此，语言里就有了相当多的反映虫豸、动物的同源词。但是，从“虎”、“熊”、“豹”这三个词的比较来看，黎族在大陆时，岭南地区可能还未出现老虎，或者说侗泰语族的先民还没有接触过老虎和豹。特别是“老虎”一词，不仅三个语支叫法不一，甚至壮语内部也不相通。因此，对老虎的认识可能是部落分化以后的事了。从临高话和黎语对老虎的称呼来看，可以断定，两者均借自汉语，其形式不是本族固有词。这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正好互相印证。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记载：“地（指海南岛）无马与虎，有五畜，山多麝鹿。”③黎族从来没见过老虎，所以，老虎一词在黎语里只能是借汉语词。而“熊”一词，情况就不一样了，黎语和同语族其它语言的“熊”的读音相当接近，这表明，早期侗泰语族的先民还未分化时已接触或捕过熊这种动物，因此，有了对熊的共同称呼。黎族分化到海南岛后，海南又有“熊类不一，多出黎母山中，有人熊、猪熊、狗熊之名。”④所以，黎族就把在大陆时对熊的称呼保留了下来，使之成为基本词汇中的一成员了。
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时，往往偏重于结构的描写和比较上，对语言背后所负载文化实体的内涵重视不够。现在，人们已意识到这种局限性，开始着力于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种种关系的探索。因此，在语言学领域里又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文化语言学，主要就是运用丰富的语言资源，去探讨其中所反映或隐含的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本文对黎族与侗泰语族其它民族分化前后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作了试探性的分析研究，不足之处，望有关学者予以指正。
注释：
①参看《黎族简史》p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
②参看《广西通志》卷八十四·舆地五。
③参看《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
④参看《粤东笔记》卷九，（清）李调元著 本文有关语言材料引自如下著作：《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王均等编，民族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海南临高话》张元生等编著，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11月；《黎语调查研究》欧亚觉亚、郑贻青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所第五研究室编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