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深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中国改革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确有“肤浅”发展问题，中国需要进入深度发展时期。深度发展，是一种真实、全面而持久的发展。深度发展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单纯经济增长，不是急功近利的财富聚集，不是扩大差距的区域分化，更不是一时繁荣的包装和显示。深度发展是经济能力、经济效率的发展，是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的发展，是以人为目的的全面社会发展，是社会内在自生的发展。
【关键词】 发展理论 发展战略 深度发展 中国社会
一、为什么提出“深度发展”的概念
首先，就国际社会的发展理论研究以及发展战略实践而言，“发展”这个概念自身就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一直被不断地赋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含义，各国制定和采取的发展政策也一直在日益合理地由浅入深地调整和修正。
从研究的角度和立场看，“发展”最初仅仅被当成经济学问题，对它行使发言权的是清一色的经济学家，如P·N·罗森斯坦—罗丹，W·罗斯托，W·刘易斯等。他们往往只关注人均GNP之类的变化。但这种无视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片面视角很快就暴露出其局限，从而引致更多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哲学的纷纷参与和补充，“发展”成为与全部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问题，最终导致了一种崭新的“发展”观：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即使是执著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也不断在及时补救自身，不断突破狭隘的传统“资本”概念和扩大成本—收益会计核算方式，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等，吸纳入更多的社会生活内容如教育、文化、环境、道德、制度等，为这门“沉闷的科学”注入“动人的人间情怀和人文精神”，从而使作为“经济学概念”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
就内容和目标而言，“发展”最初不由分说地被定义为“经济增长”，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50年代）；此后又陆续修定为“经济发展”，将人力、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纳入其中作为成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追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协调（60年代）；以至最终将单调的“经济增长”观念彻底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1995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把经济增长视作手段而非目的，使所有的人全面地提高其能力，并且保护后代人的发展和选择权利，从而追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就实现“发展”的方式而言，则从不假思索地效仿西方现代经验的“赶超战略”，转变至有别于西方传统经典模式的“另一种发展”、“替代战略”，如1976年日内瓦世界就业大会“基本需求战略”；1975年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的“公平增长战略”，亦即基于自身社会特征内生的多元化模式。
同时，对“发展”的评价和衡量标准，也经历了由单一数字到系统数据参照系的演进：从经济指标到社会指标。过去发展学说一直将人均GNP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而现在则代之以更加全面的经济社会衡量标准：“人类发展指数（HDI）。”HDI将预期寿命、接受教育及收入几个常用指数结合起来，并合乎时宜地不断加入新内容，将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都加以关注，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可量化的社会现象中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环境、妇女地位、城乡差距等问题，把人类发展置于中心地位，能有效地避免将“社会发展”约化为“经济增长”的简陋作法。
综上可见，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正是这样呈现出清晰的日益纵深趋势。简言之即是：从追求一时繁荣的发展到可持续的发展，从依附地外学型发展到自主性内生型发展，从简单的经济增长到综合的社会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种巨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原有各种发展战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而宣告破产，从而呼唤一种新的不同形式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的理性思考与终于觉醒，即“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被赋予以最终属“人”的目的性。
与这种国际潮流相适应，中国政府已开始向世界显示出实施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战略的新思维和决心，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同步配套协调发展，而且实际上也富有成效，如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迅猛势头，同时也开始注重地区平衡和社会福利的投入，HDI居中等水平，HDI和人均GNP二者排位相减为正49，表明其国民收入在社会发展中得到有效利用。
但是像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由于贫困现象的普遍和明显，逼迫人们将目光投向如何解决物质财富的匮乏上。许多人都认为只要不顾一切地致力于物质资本积累和GNP总值的增加，环境污染、教育、贫困等等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自动迎刃而解，至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对目前中国来说似乎显得太奢侈。这就形成了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尴尬性局面：一方面国际社会发展理论在革命性地及时敏捷地调整自身，另一方面我们却仍旧停留并安于原始的单纯经济增长的陈见上。
环顾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们可发现那些在国际社会上早被抛弃的关于“发展”的浅见、习见、偏见和谬见还在侵害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致我们不得不呼吁：中国需要走出肤浅发展的误区，中国需要一种深度发展。
（1）赶超战略的“肤浅发展”。我们现代化变革的动机一开始是起于在西方发达社会强烈映衬之下的“落后”所激起的“焦虑”和“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有可能是好的，当它促成国民的发奋图强心理时；也可能是危险的，当它导致急于求成的狂躁情绪时。急不可待地妄图一蹴而就现代化，这就是在第三世界泛滥成灾的“赶超战略”发展模式。它完全以西方社会外在标准为其目标，力图人为迅速赶制出目前最需要的东西，匆忙拼凑出所谓“现代性”的种种表象，尤其是美国特征。直至今日，这种急躁的赶超情绪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心理并不时发作。如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短短任期内最大限度表现”政绩”的需要，更是不计后果的盲目上马项目，造成大量资金的不合理投入和浪费。
（2）单调经济增长的“虚假发展”。把“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再把“经济发展”约等为“经济增长”，亦即GNP总值的统计数目上升。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素朴看法，只注重增长过程中的直接可见的能源、资源、资金等物质资本形式的有形投入，忽视甚至看不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人力资本创造的。而单纯产值的表面增加，可以凭借资源、资金“双高”投入立杆见影地达到。于是人们许多的经济活动不是创造财富“生财”，而是“敛财”即简单转化既有财富的存在和占有形式，只是将“成本”形式显示为“产值”形式，只是将现成的财富如既有资源、外资、国家原来积累的经济成果换算成GNP的货币数量。
单从GNP总值来看，我们似乎“发展”神速，连年保持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递增速度。然而扣除成本后的“经济剩余”极少，生产技术含量很小。因而就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和技术进步因素而言，进展缓慢。全国资源综合利用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1／4至1／3，工矿企业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只有10%达到国际上70—80年代水平；就商业能效即每100美元GNP所耗公斤石油当量而言，从1965年到1991年近30年间，中国1965年为195，1991年仍然为187，可见其间技术水平提高之滞缓，不仅远远缓慢于发达国家日本（1965年145，1991年则仅为13）、瑞士（105，12）、美国（173，35），甚至也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113，41）、巴西（123，33）、南非（311，91）。技术水平进步长期滞后，虽然产出绝对值增加，但投入产出比例却反而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如1994年资金利率仅为9%，还远不如建国初期的30%。
这种只求总值表面递增，不顾经济增长能力培养和效率提高的简单“发展”观念，导致实质上进展不大的时候却让人觉得颇有成就；更致命的是，这种粗放型、浪费型的发展模式因失去持续增长的真实源头活水，最终会成为枯萎的“无根之花”。因为很显然，环境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绝不是可以无限支取的免费资源。
（3）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当人们贪婪而且毫不掩饰地只盯着西方社会显著诱人的物质财富，对眼前利益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暇顾及，甚至有意识地加以排斥，那就极易导致整个社会只追求物质财富，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失去其应有的属人目的性。诸如，社会正义和公德的丧失。一些人把“正义”、“公平”的理想像过时的旧衣服一样灰心地、毫不吝惜地扔掉，似乎中国的贫弱就因为中国人无“贪欲”，中国的社会太“公平”、太“正义”！大众舆论传媒怀着生怕“错过时代列车”成为“时代落伍者”的紧张，都争先恐后地以各种嘲讽的腔调讨伐起“舍利取义”、“何必曰利”的传统道德，公开提倡“一切向钱看”，“效率与公平不能兼顾”。于是竟然出现“越不公平越有效率”、“腐败有利于搞活”之类不可思议的“见解”。“社会正义”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甚至羞于启口的词。人人都以“不言利”为“耻”，整个社会道德意识淡薄：腐败分子挥金如土，社会治安恶化，职业道德意识淡薄，伪劣产品充斥，假药致死人命案屡屡发生，社会风尚“笑贫不笑娼”，人人都想以最小代价尽快暴富，坑蒙拐骗，“投资”等于“投机”……。直至今日，许多地方仍以为靠设立“红灯区”，纵容偷税漏税，保护伪劣假冒产品，就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
精神价值遗失。“两手都要硬”在许多地方，仅仅是“口口声声”的说法而已，实际上则是“单打一”。公共生活领域的建设也往往唯利是图，许多城建规划很少考虑社会文化公益事业。西安、北京等许多大都市都曾发生过容不下一个书店的奇事。原本已少得可怜的文化公共场所如图书馆、青少年宫、博物馆、书店等等，如今也斯文扫地，纷纷承包租赁出去或者干脆挂牌改行“下海”捞钱。在许多人们心目中，文化公益事业可有可无，有也只不过是营业性卡拉OK歌舞厅和镭射放映厅。人们业余闲暇无所事事，导致迷信、赌博、吸毒泛滥成灾。
对人民基本需求重视不够。“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只重视“发展成就”的物质性展示，表现为奢侈品、高消费产品的堆积，而缺乏关心民生，即解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短缺问题。如1995年全国共闲置4800百万平方米的高级住宅，以人均8平米计算可供500万人利用。
（4）地区不平衡的“倾斜发展”。人们对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整体高估，主要来自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局部观感。无可否认东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是惊人的，但是除了这些地区得天独厚的近海地理优势之外，它的飞速发展从一开始便倾全国之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各种人才、以及资金潮水般地从中西部倾注在东南沿海。而另一方面，原材料、能源的掠夺式开采造成中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内地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入东部，反过来又加深内地发展的困境，影响其发展的后劲。许多“民工”由于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使他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却得不到在当地应有的劳动条件、社会安全、公共服务、福利、住房等待遇，不得不往返奔波进行“季节性流动”。
这种“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地区分化。1991年人均收入上海为5423元，而贵州、安徽只有888元，相差6.22倍；1992年HDI上海为0.865，世界排位31，而青海则仅为0.550，排110位。1993年城镇居民收入广东最高人均4275元，内蒙最低1710元，其比为2.50∶1，而1987年仅1.72∶1，1991年2.15∶1；1994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为1∶0.64∶0.67；1993年农村人均收入，上海为2726.98元，甘肃仅为550.8元，仅及上海的1／5；1993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比1∶0.66∶0.54。
（5）一时繁荣的“包装发展”。这种“一时繁荣”的景象，一方面是指前面已述及的片面追求GNP增长的现象，也就是既有财富（资源、外资、长期因抑制消费而积累下来的固有国有资产）如今在短时间内重新以“高产值”的形式骤然释放。另一方面，也是指某些决策者出于“政绩”显示需要，好大喜功，贪“多”求“高”，表演性、包装性和炫耀性地狂热投资，来展示所谓“地方发展成就”。
此外，中国近年来消费资金过度膨胀，不成熟的消费心理引起的畸形消费现象和消费热潮，也是对发展的一种包装。
以上种种说明，我们在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确有“肤浅发展”问题，我们真需要进入深度发展时期。
深度发展，是一种真实、全面而持久的发展。深度发展只能是经济能力和效率的发展，是基于社会自身基本需要和资源的内生自发发展，是社会生活全面综合的整体发展，最终也必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发展。
而“深度发展”要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必有待于我们对那些误入歧途的旧“发展”观和一种全面综合持久的新“发展”观的彻底觉醒，并取决于我们能否并如何从“表浅”的常识性“发展”，迈向“深度发展”。
二、“深度发展”是经济能力、效率的发展
必须摆脱以资源无限供应假设为基础，以高消耗为特征，以毁坏生态环境、损害人文价值为后果的原始增长模式，走向经济的“深度发展”，追求生产过程中技术贡献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的提高。
现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仅仅表面的GNP变化，它首先意味着维持增长的“能力”被不断加强。这种带来高“效率”的“能力”，才应是评价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的重要标准。
实际上，当代发达国家都实现了从资金密集型产业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化，其经济成就的科技贡献率高达70—80%。以日本为例，1960—1970年间，劳动生产率年增10.5%以上，技术进步贡献率从1955—1960年度的19.5%跃升为1970—1972年度的47.1%，而且在今天呈更强烈的加速度进步趋势。这种高技术含量也体现在其产业结构上，今天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2、3产业比例为4∶37∶59。我国的结构1992年为58∶22∶20，虽然第三产业比率也增长（1994年递增8.7%），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60%以上），而且这种差距更严重地还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三产比值，显示的是其经济中高科技含量巨大，如现代信息技术，而我国第三产业，依然停留在饮食、娱乐、流通等鲜有技术含量的传统服务业上，尚缺少现代第三产业如信息、金融等，我国“三产”的增加，除了缓解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之外，基本上还缺乏高科技的动因。
这就迫切要求我国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扶植高科技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并在适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进行技术创新，否则难以改变当前的国营企业状况：技术落后、设备老化，常年亏损又朝不保夕地维持以免造成大量“显性”失业。如1994年全国平均资金利率仅9%，而贷款利息高达16—24%。就是说企业每贷100元，必付还银行16—24元年息，而企业创造的利润才9元。如此不得不蚀血本地勉强支撑，根源还在于技术贡献低下导致效率低下。
技术贡献归根还是“人力资本”问题，只有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才谈得上提高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必须大力投资于人才培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才能提高对资金和技术的吸收利用能力和效率。否则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每年巨资引进的技术设备，各地争先恐后所建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园区，都只能闲置一旁，虚为摆设。在重视人力资本、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方面，日本经验值得借鉴。从1968年到1988年间，日本只用63亿美元就引进了3万项技术，创造上万亿美元产值。
三、“深度发展”是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的发展
一种有长久持续增长活力的经济发展，除必须具备着我们已说过的与日俱增的技术贡献含量外，还有另外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要素：富于效率的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与经济环境。它提供经济交往和商品流通领域的安全、信用、诚实和公正。
“最大化”的企业赢利所进行的收支核算，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投入—产出的核算，另一方面是企业外部市场中的成本—收益核算。
企业的经济目的是求得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它不仅要求企业生产的成本降低，同时还追求市场交往环节的简化与方便。这就需要市场秩序的“合理化”，建立起囊括“交易”所及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可靠的法律契约保障，以免“不测”风险如意外变故或对方违约的损失，使投资变得“安全”以及“交易费用”得以节省。
这即是说，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发生于其中的全部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制度的发展。这种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应具两个特征：法律能严格执行，令出如山，人人平等；法律及行政组织环节简明，手续方便，运作高效。前者即切实保证每个人的合法权利，防止“损人利己”行为发生；后者即能使正当行为免除不合理的束缚，以鼓励合法行为自由创造。前者实即法律的公正性与权威性，防止社会无序与混乱，使人类行为处于“互利”、“无害”之中；后者则是法律与管理的高效性，避免繁文褥节的束缚，带来“便利”。美国经济学家D·诺思指出，正是以产权保障为实质的法律制度确立，因具备上述效能而构成了西方经济的崛起原因。
这实际也是说，长远的经济增长是以社会的制度建设为重要动力的；效益的“最大化”必须安置在社会生活公共的集体的“最大化”才最终是可靠的；经济效率是必须以法律公正为前提的。
当前，我们一些人却缺少了解甚至错误地认为打击犯罪会影响地方“搞活”，对假冒伪劣、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听之任之，变相纵容，行政效率低下，投资审批手续繁琐，乱收费、乱摊派，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知真正“改善投资环境”只能是为投资者保证必要的“安全”和“便利”，而这只能靠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来达到。只有不断加强改良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和全面建设，优化投资环境，塑造一个健康而文明的生活空间，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尤其是在当前不少人信奉“无商不奸”，鼓吹“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的商业氛围中，将“公正”、“互利”的经济伦理与法制意识引入；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深度发展”是以人为目的的全面社会发展
超越原始狭隘的经济增长观念，不仅仅是指在经济学范式内借助“资本”概念和“成本—收益”核算方式的扩大而达到的对“人”的因素的顾及，尽管它也能将“教育”、“文化”、“素质”以及“个人权益保障”和“法律公正”这些重要的人类生活品质成功地纳入“发展”视野，使“人”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基于一种简明无误不容置辩的理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只能以人为目的，为了一切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否则，“发展”便是盲目的、虚假的、非理性的，因而也必定是失败的。仅仅出于“人力资本”、“交易费用”的考虑，而去改善人的受教育状况与社会生活规范，人就依然被遮蔽被歪曲着，远末展现它的全貌和达到它应有的高度。人既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与功能，更是增长的直接目的与归宿。这也是人类对“发展”所能做到的最深刻的最终的觉解。
这种以人为中心与目的的“深度发展”观念，具有如下内涵：
（1）以“一切人”为目的。既不以“未来”的名义，却抑制、取消或牺牲“现实”中人们的必要合理欲望与利益，像那种过度的禁欲主义和苦行僧式的自我折磨、自我迫害，也不以“现代人”的自私自利的挥霍耗费，去剥夺子孙后代应有的发展条件与选择机会，像今天有些人正实行的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生态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它寻求适度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使当代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时，留给后人以同样的自由选择空间，并且以我们的努力给后代创造出更优越的发展基础。
每一个人不应因为不可选择地降生、成长于某个地区、家庭、阶层便注定失去了发展选择的权利与机会，被排斥在社会中心之外，成为备受歧视的“边缘人 ”、“弱者”。社会应出于道德良心和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帮助他们获得最低限度以上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服务于最不利的群体，使每个人具备必要的教育和能力素质，享受同等公平的机会。我们不能坐视在当今中国，近1亿人尚无最低限度的温饱，而少数暴富者一掷千金，穷奢极欲；数百万儿童因家庭无力交纳学费而辍学，另一方面却每年花费1000多亿元公款吃喝；许多人居室拥挤、甚至无房，另一方面却高宅林立大量闲置，大建高尔夫球场和渡假别墅……
（2）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要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人们基于社会财富存量、总供给和实际购买力的真实需求，使人们生活富裕便利，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使人们受到能力培训和良好的教养，享受高雅优美的文化熏陶，提高生活的品味与情调；另外，人们不仅最充分地增长了自身才干，还能够将这些才干自由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也即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发展着与他命运攸关的全部社会生活。
排他性地执著于物质财富追求，过分沉缅于物质享受，不仅不是“人”的发展，反而使丰富多彩的人生应有特性彻底丧失，变得空虚无聊，这令生活的终极目标变得模糊不清。人不应像牛羊一样被饲养，也不应像小孩一样被喂养，人就是他自己的主人，是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绝对价值标准。
（3）适当分配和公共政策。“深度发展”不仅仅追求社会财富生产中的“高效”，流通中的“方便”与交易中的“诚信”，还追求分配中的“公平”与消费中的“合理”。
我们不仅要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也要有运用财富的智慧。经济增长的成果应最终用于人们基本生活条件的获得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将国民收入投入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减少绝对贫困，提高GNP值与HDI值的相关性。而且，也只有HDI的提高，GNP递增才会有持续性。东亚地区人类发展指数（HDI）从60年代到90年代由0.255上升到0.625，增长2倍半，表明社会发展切实实现了公平与增长的协调互动，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这些社会注重改善“民生”的人类发展坚实基础之上的。相反，不注重对社会分配的合理干预，导致地区间、阶层间贫富悬殊，必然招来社会动荡，种族冲突的祸害，最终也使一切经济发展成果化为泡影，如巴西、墨西哥（恰帕斯州），可为前车之鉴。
五、“深度发展”是社会内生自发的发展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出“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全面综合社会发展”模式，还有一个出于发展成功与否的策略考虑。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最终都难以摆脱对西方社会外在摹仿的幼稚性。
因而，必须寻求新的符合国情富于个性的成熟的发展模式：内生自发发展。所谓“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对它的诠释：把发展的活动寄托在“发展”与“人民”的协调一致和相互适应上，把发展的动力安置在自身社会内部人们基本需要之上。
“内生自发发展”具有如下内容：
（1）满足基本需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仿照发达国家而制造出种种所谓“现代性”外在表象，使自己“显得”像个发达社会，而是直接为了满足国内人民的“真实需求”，对于还不富裕的中国而言，也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收入、安全、参与……。要反对那种只知盲目模仿西方社会消费时尚、甚至有意制造出的不切实际的虚假消费。过去因抑制性消费而积累下来的财富骤然释放，给许多人造成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象。实际上，中国社会财富积累总量、总供给远远不够支付被煽动起来的愈演愈烈的畸形消费冲动。有必要实行“有效需求”的合理控制和管理，通过立法和征税对收入和分配进行适度调节，克服暴发户们争豪斗富、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奢侈消费”现象，严格限制超豪华的娱乐休闲设施的兴建；同时动用传媒舆论手段，在全社会中讨论、反思“高消费”的种种弊害，提倡鼓励务实、节俭的成熟消费方式和心理。在“总供给”扩大的基础上尽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2）在自身既有资源基础之上的自发生长。这里所说“自身资源”既指自然资源，也指文化传统资源。就前者而言，由于不可再生资源的绝对有限和人均资源的相对稀少，任何只图一时满足的掠夺开采与挥霍使用，都将导致自杀性的灾难后果，以及后代人的道德谴责。因而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根据自身资源这种特性，对现有资源进行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高效率的和节俭的使用，而不是盲目追求高产出的GNP世界名次。
就后者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社会，无一例外地都是借助原有文化传统而发育出良好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此相反，以全面反传统为“现代化”前提的激进主义，已不止一次地将民族推入困境。事实证明，任何社会的整合、秩序和团结，人们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都不能离开对该社会固有传统的扬弃。只有依据自身传统和现实要求进行中国的“制度创新”，社会发展的代价才会尽量降低。所谓“珍惜传统”和“善于保守”，亦即在任何时刻都尽可能不去破坏现有的成就，注重经验性的归纳和积累，寻求稳健务实的改良措施，从事渐进沉着的建设工作。
（3）从容不迫的心情。“赶超战略”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一种急不可耐的急躁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人们总是目光游移不定，心神惶惑不宁，对什么都想摹仿一下，这赶一下，那验一下，结果什么都浅尝辄止，一知半解，难以深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取得实效。其根源就是这种“比快”的赶超型的急躁心绪，干扰了发展的沉着深入渐进。
有感于此，中国的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首先以此为前提：走出浮躁仓促心态，进入从容不迫的心态，沉着事功，渐进改良。成功的社会发展，正是在此奋进而从容的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中，才得以营造出来的。
不断的试错与修正，众多成功经验的启示，还有那不容置疑的绝对神圣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道德律令，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只有当它是“所有人的”社会生活充满“人情味”的“发展”时，它才是应该的和可能的。
而这一结论被我们置于中国的现实情景时，也就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走向它应有的“深度”！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社会发展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发展能力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