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年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和历史语境
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前提就是资本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要改变的“旧世界”，正是资 本全球化的世界。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性反思，造就了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 全部理论出场。
马克思作为变革世界实践者的出场路径是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无产队级的 革命实践，也包括对资本全球化各种虚幻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既包括恩格斯和列宁曾 经指认的马克思思想出场的三大主要路径和出场形态：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也包括马克思关注和涉猎的其他所有思想领域。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决不仅仅是三 大主要路径内各自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涉及资本全球化的各个领域。批判地解读资 本全球化的全部意识形态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法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 宗教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从新闻学到艺术学，等等，意识形态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几乎 都成为马克思“无情批判”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关注着全球每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实践： 从欧洲的革命到中国的抗英战争，从美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东方社会的变迁。仅存 的文本样态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大量的著作、论文、新闻稿、书信和手稿中，几乎在当 年每一个人类重大事件和知识领域中都铭刻着马克思的踪迹。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全 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去蔽，达到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的真切认识， 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场。
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 义“普遍交换(交往)”体系内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总体系，到“世界历史性”的国 际经济、阶级和政治体系，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逻辑分析。这 一分析更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早已坚信的论点：以普遍交换(交往)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 必然导致普遍异化，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体的和主体的条件。前 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矛盾体系的总爆发，后者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各自联合起来 ，成为两大全球性阶级。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资本这一全球主导资 源，两大全球阶级成为全球性对抗的主要力量；两大阶级的关系则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基 本性质和基本走向。作为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结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件 才是可以经验的。因此，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他的历史观是对“整个世界历史” 规律演进的把握；政治经济学则直接深入探析资本全球化的本质、秘密、规律性趋势； 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不过是对旧全球化的一种前景和现实路径的揭示——即全球性两大对 立阶级的对抗前途，以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言方式展 现出来。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在回答关于东方革命道路问题 的探索性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根据各民族和地区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世界普遍 联系的观点，指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 义社会经过社会革命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取决于能否借助在全球化中进行的世界性 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及是否与其他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 命相补充。因而，马克思拓展深化了交往实践观，使之成为贯穿哲学、经济学、政治学 、历史学、人类学甚至城市学等等的基本视域。
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路径，我们必然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历史语境的思想表征，出 场路径对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历史依存性；“改变世界”的实践是马克思思想出场路径 的主要标识，理论路径是“改变世界”实践路径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几乎在所有可能的 路径上都作过艰辛的批判性探索，因此其思想的出场方式是多元化和总体性的；交往实 践观成为马克思批判把握资本全球化的本性和结构及其虚幻意识形态、探索后资本道路 的思想在场形态。
二、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
我们正面临一个新旧全球化大转变的时代。新全球化浪潮在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也在 转换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平线。
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结构与特点的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 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旧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作为社会生产关系，主要 依托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换“物象”的关系征服全球；而今天，知识被资本化，而且被 赋予支配物质生产的主宰地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其二，在全球化结构构成的内 涵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转向“后工 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 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 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化的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知识正在崛起成为所 有生产要素中的主导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知识生产正在全面取代物质生产而成为新 霸主。其三，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 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 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 则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其四，全球化的 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 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 义的世界体系。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 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造就全球“知识霸权”、“数字鸿 沟”、“后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以 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物质的新全球主 义。
今天，深刻指认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结构，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前提，也是其 出场的基本路径。此外，解答问题、应对挑战虽然需要直面问题本身，但这还不够。需 要思索的一个重大情况是：新全球化问题和主张“后学科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冲 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很难再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单一学科视野去逐 一对应地解答。解答“全球问题”应当打破学科壁垒，并从僵化的体系化理论教条中走 出来，形成“反思的问题学”：它以问题为中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语境上谋求 知识结构的再造，努力构成一个新的反思视域。只有在这一视域中，当代马克思主义才 能着力回答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五大挑战：
挑战之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有变革现存世界的理论，而且需要建构变革“虚 拟世界”的理论。应当着力研究数字化所带来的虚拟社会存在的语境革命，将网络全球 化视为电脑化、信息化的交往实践方式，将交往实践观提升为信息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交 往实践观。
挑战之二：全球生产方式的变革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阶级论和社会结构论的变革问 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工业文明的早期，主要是对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英 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批判继承。在古典经济学视野中，劳动形态主要局限于工场手 工业和机器大生产中的体力劳动，那时价值主要是由“苦力”即体力劳动创造的，而智 力活动，包括管理劳动和知识层面的设计、运筹、运营，却没有被纳入创造价值的视野 。因此，剩余价值主要是由操作大机器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 可变资本等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熊彼特所指认的创新之各要素，特别是管理 者的组织行为创新、知识分子的技术发明、科技成果的“复杂劳动”则未计入其间，这 就造成对劳动价值的计量、剩余劳动的计算及剩余价值的考量不足。由《共产党宣言》 所指认，在大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旧全球化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划分也 主要是按照对物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衡量的。而后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内容包括对 物化劳动即实物资本的占有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产品分配多寡等，本质上在于一 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新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状况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已 不再是主导性的，其历史主导地位已经或正在被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所取代；创造财富、 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大工业生产，而是由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承担， 价值分配也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间此消彼长。传统工业文明变成“夕阳”，因而与 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阶级的地位正在被边缘化；相反，与所谓“朝阳”即后工业文明相 联系的“知识工人阶级”则变成先进阶级和领导阶级。他们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前 进方向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由知识鸿沟划 定的社会分层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由工业文明造就的两大阶级的对立，正像当年工业文 明生产方式覆盖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一样。
挑战之三：在知识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新全球化时代中，所谓“后资本主义与新社 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形态理论的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化大工业的产物。随着大工业资本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大工业社会主义模式也逐渐失去了历史价值。苏东社会主义在走向大工业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按照国家超级垄断模式实行了一整套制度框架和管理模式，因而苏东社会主 义模式的衰败，是传统大工业主导型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是国家超级垄断模式的衰败 ，这是历史的裁决。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重 新成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全球知识经济和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是 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即知识主导型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共产 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现代化”——以知识化 带动和引导的新型工业化。它要实现“三个代表”，即它不再将正在落后的工业文明作 为自己的主要生产力基础，而是努力将先进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基础，努 力使自己成为这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成为先进文化——正在不断进行知识与理论 创新——的前进方向的代表；进而成为最先进阶级——知识工人集团利益所启示的最广 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今天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也不 再是国家超级垄断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其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及 相互关系、社会目标、发展阶段等将远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这正是今天作为社会 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之脱节、需要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
挑战之四：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格局的挑战。今天，新全球化对物质形态的资本全球化 的叠加和覆盖造就的全球格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一 叠加和覆盖对于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是更深层次的灾难。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和统治他 们的，不仅仅有传统全球资本的力量，而是又叠加和覆盖着知本(知识-资本)全球的力 量。这不是同层次的统治，而是在历史阶段上高于他们、并将他们挤到历史边缘的统治 力量；他们现在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且要为保卫整个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主 导地位而斗争。另一方面，这一叠加和覆盖也是加速资本主义灭亡和催生新社会主义( 以知识化主导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时代基础。知识资本化在全球扩张也在根本上取代资 本全球化传统形态，正像当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一样， 今天的知本主义在反对资本权威的过程中也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崛起。在知识产权共享 和共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知识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将代表着未来人类的远大目标。这 一趋势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和解释。
挑战之五：新全球化时代多元化思潮、族群和力量的挑战。与旧的资本全球化相对应 的是现代主义思潮。正像大工业文明使一切阶级关系简单化一样，现代主义也使一切思 维、文化简单化、模件化。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获得了话语中心地 位，差异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的象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而外，新民 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族性政治(如黑人政治等)团体、同性恋群体、网络族群、绿色 组织，等等，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世界，冲击全球性秩序。他们既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拉 克劳和墨菲所指认的“新社会群体”或“人民”的主体，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 新社会结构。
总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解答新全球化问题，必须成为时代的“反思的问题学”， 这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基本出场路径。
三、新现代性与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选择出场形态的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 。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时代理论；所谓新的方法论，颇似毛泽东同志在《新 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以“全球观”来为中国革命定 位，认为中国革命在一个特殊的交往结构中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 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理，在新全球化 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 程，因而是“新现代化运动”。限于篇幅，本文仅指出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和主题仍然主要是现代化， 而不是后现代。从全球性范围看，后现代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已经成为主导趋势，但是 目前还不适合中国。
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因而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 ·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或“反思的现 代性”，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
其三，这一现代性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化， 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它将关于马克 思的新“后”学理念与哈贝马斯、吉登斯所说的“反思的现代性”结合起来，既具有许 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有的特点，也必将遇到许多难题。“先进生产力”是提升、改造传 统生产力的支点。知识化引导现代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知本拉动资本，知识分子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创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 在这一基础上发生发展并以独特风貌介入世界的。
四、对话的新解释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当年马克思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中出场的。在新全球化时代， 差异化、多元化的思想相互碰撞和对话，已经成为思想的全球景观；而“引领”思想撞 击、开展有效对话已经成为打磨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基本方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保持通向人类所有重大领域的出场路径。所以，应该通过与西方 当代学术、中国传统思想及各有关学科的对话，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从而使马 克思的思想活生生地在场。在当代思想家们那里，从詹姆逊到德里克，从吉登斯到德里 达，等等，他们都在非常广泛的思维空间上与马克思对话。例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 幽灵们》就是一本关于现实与历史、马克思与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诸理解间对话分析 的杰作。作为思想资源，对一切当代的“思想幽灵”——当代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思想 的当代理解，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前者在总体上不是时 代精神的精华，但无可置疑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性的，它们思 考问题的视野具有时代特征，它们对问题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它们对时代问题的思维 是时代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性地平线之上 的关于时代本性和问题的学术对话，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性思维的对话。对话是一 种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间的行为。只有通过这一连续不断的、开放性的对话和相互 诘难，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吸取对话者的思想精华，摒弃其解答中的错误，才能在实践 中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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