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的两种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形态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1)04-0007-12
第一构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种设想基础上，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而得出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先验地构造社会主义的“理性王国”，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是，也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科学社会主义是理论学说，还没有变为现实的制度，尚无法加以试验和实践。就历史方位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马克思当时也称为共产主义，它包括两个发展阶段。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304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它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而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从而取代资本主义称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
1.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的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据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观点：一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尽管也谴责资本主义，但它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解放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恩格斯曾经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物质基础，它正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740-741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290页。）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理性的产物”、“伦理的要求”，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与当时流行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等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他们始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这种更高级的社会所取代。恩格斯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500-501页。）
2.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之后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在这部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的巨著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研究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周期性的危机，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曾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英国为对象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的，他甚至乐观地预言，在英国有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走向社会主义。在《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中，马克思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他认为，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是人们进行共同劳动的基础，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他还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不是流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7页。）这些“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页。）
马克思这里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称之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构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如果从现在的观点看，马克思设想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而建立的社会主义。但是，迄今为止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在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得到证明。这也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空想”的口实。但也可以想象，马克思设想的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无论如何是不同于我们今天在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的。
第二构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构想，主要是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那么，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姑且称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第二构想），主要是以俄国的发展为依据的。
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提出，是与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继《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为了完善自己的观点，从五十年代开始着手收集有关东方社会的资料，他提出了著名的至今仍引起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在《资本论》及其未完成的大量手稿和笔记中，马克思曾分析了东方公社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认为欧洲历史上的公社是从亚洲传播来的，这种公社制度后来分别演化为古代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着眼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没有完全展开。
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有一个过程。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的革命陷入了低潮，这时，俄国社会风起云涌，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俄国，期待俄国发生革命从而引发欧洲革命，导致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不能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看作一成不变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通过对摩而根的《古代社会》和有关人类学进行大量的研究，发现俄国等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但是，由于东方社会日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重性：一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基础有可能引发社会革命，从而导致东方社会的解体；二是东方社会一旦资本主义化，必将带来各种冲突。为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设想，东方社会又有可能通过革命，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所说的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大体是这样的：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明确提出一个问题：俄国革命后，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1881年3月8日，他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草稿中，明确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在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251页。）
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1894年恩格斯在为《论述俄国社会问题》的小册子作跋，对这个设想予以坦诚的评论。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他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6-510页。）在这里，恩格斯仍然坚信俄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不过，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有所不同，他认为，俄国的公社制度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瓦解，虽然从理论上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能的，但由于情况的变化，这个设想不容易迅速实现。
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通过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这一设想的提出，对于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既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又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矛盾。因此，必须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又要利用资本主义成果的思想认识不足，因而在革命胜利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上，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问题上简单地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误。
前车之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率先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没有想到的。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首先归功于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列宁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不仅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高度，从理论上探讨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探索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列宁考虑的首要问题。列宁说：“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页。）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他们企图把俄国革命的胜利扼杀在摇蓝里。第二国际的首领考茨基等人也攻击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为了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列宁一度认为，可以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采用“剥夺”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取消商品和货币流通，通过国家法令调整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从实践上说，固然有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但从理论上说，这与沿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设想有关。列宁本人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也把社会主义想象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202-203页。）好在列宁是个创造性的思想家，当他发现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行不通后，便及时总结经验，选择了更加符合实际的道路。
从1921年初，在列宁领导下，重新进行政策调整，实行“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谓新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主要内容有：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实行租让制，租借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新经济政策包含两个最重要观点：一是正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即把在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二是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大胆向资本家学习，通过借鉴资本主义的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提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他认为，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但是，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长。1924年他去世后，苏共中央领导层先后发生了多次斗争；围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党内也进行了争论。斗争和争论的焦点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最后，斯大林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最终结束了列宁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确立了通过强行农业集体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模式。所谓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有：一是，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集体所有制最终也要过渡到国家（全民）所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模式，否定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斯大林在晚年认识到保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认识到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但仍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不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采用“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工业的高速增长等。二是，在政治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以党代政，党政合一；实行干部终身制和任免制；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治高于法制，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制度；国家行政机构过于庞大，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泛滥成灾，工作效率低下等。三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用行政方法控制和干预学术问题，领袖往往充当各种学术问题的最高裁判，以领袖是非为是非，科学研究基本成为领袖著作的阐释等。
历史地说，斯大林模式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为了打败法西斯、维护苏联政权的生存，当时采取强行农业集体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体制又有很大弊端，主要是：第一，由于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片面追求高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片面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国家计划包揽一切，许多经济政策违反经济规律，导致地方和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不够明显，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第二，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破坏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个人崇拜，为了维护领袖权威，不惜把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敌人，一度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在思想理论和学术等方面，搞思想禁锢，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损失。由于这些弊端没有及时得到匡正，以致后来积重难返、很难改革，最终导致国家解体，这的的确确是苏联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没有想到的。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证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很不成功。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建设模式脱离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实际。邓小平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曾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苏联解体这一历史巨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前车之鉴。它说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构想，而要借鉴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二构想，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从苏联失败的教训中切实总结出符合实际的历史经验，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营养。
现实实践：确立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获得了新生。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古代中国的发展前景曾有所论述。19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流亡国外旅居伦敦后，出于生计所迫，从1851年秋到1862年春，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大批稿件。这一期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日益关注。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但是，中国解体后的前景将如何，马克思没有研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对此，马克思作了一个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95页。）1857年5月，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断言：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11-712页。）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予以无限的同情，他们眼看着清帝国在同英国的决斗中终将死去这一悲剧的发生，同时，他们又寄希望于中国旧的天朝帝国灭亡后，亚洲出现新纪元的曙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一步设想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过，他们晚年针对俄国提出的落后国家有可能既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共产主义的见解，对于中国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列宁曾指出，每个民族都将走向共产主义，但每个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自己的特殊性。这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1956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严重的失误。尽管毛泽东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最终取得成功，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种探索同样是党的宝贵财富，它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表现的最新形态，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历史方位。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确立了正确的历史方位。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构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等著作中，把无产阶级未来要建立的社会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或阶段：一是“长久的阵痛”（指过渡时期）；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三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能够先于欧洲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实现，这固然是好事，但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困难也更多。因此，落后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阶段，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更为复杂。马克思当时把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还有一个不同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是积几十年历史发展教训而得出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为中国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确立了正确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共同的事业，它本身是不排斥对外开放的。但是，在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社会主义的出现打乱了资本主义独霸世界的美梦，因此，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抗。资本主义妄图利用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对社会主义实行“冷战”、遏制和“分化”、“西化”图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并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以及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敏锐地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这是积数百年历史发展教训而得出的宝贵经验，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为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不搞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设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这种生产力作为资本的属性，而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他特别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固有的矛盾最终将导致危机，使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革命力量，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首先要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样，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但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搞市场经济而单纯地搞计划经济，实践证明是不行的。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重要思想为我国的经济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指明了方向。
总之，社会主义仍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诞生和解体，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曲折和发展，这一历史进程走了一个大“之”字。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和设想的教条式理解，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和发生“文化大革命”严重曲折的教训，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壮大社会主义事业，从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正确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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