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学斌[1]2000年在《甘肃牦牛乳蛋白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对6个甘肃牦牛、2个普通牛和1个犏牛群体的乳蛋白遗传多样性作了调查，以期探讨甘肃牦牛的群体遗传变异。常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检测到2种α-La基因型（α-LaBB和AB）、6种β-Lg基因型（β-Lg AA、AB、AE、BB、BE和EE）和2种β-Cn基因型（β-Cn AA和AB）。用3个乳蛋白位点的Nei氏平均基因杂合度估计的群内遗传变异在天祝白牦牛中最小（H=0），夏河牦牛中最大（10.62％）。但与犏牛（19.65％）或普通牛（26.61％）相比，牦牛的群内遗传变异相对较少（平均为4.8％）。牦牛的群体内平均基因多样度H_S=4.8％，群体间的基因多样度D_(ST)=0.44％，群体间的基因分化系数G_(ST)=8.4％，说明乳蛋白的变异只有8.4％来自群体间的差异，这表明甘肃牦牛无论在群体内、还是在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程度都较低。因此，为了提高其生产性能，除本品种选育外，需要引入其近缘种（如黄牛）的血液来丰富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陶世信[2]2001年在《甘肃牦牛血液蛋白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文中提出本实验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PAGE），对来自青海省的尖扎县（n=43）和大通牦牛育种场（n=38），以及甘肃的肃南县（n=38）、天祝县（n=63和n=42）、碌曲县（n=36）、玛曲县（n=69）、夏河县（n=24）共八个群体或类群的353头牦牛的血红蛋白（Hb）、转铁蛋白（Tf）、后白蛋白（Pa）及白蛋白（Alb）等4个血液蛋白基因座的多态性进行了研究，并与22头临夏黄牛及45头临夏犏牛的相应基因座的多态性作了对照分析。结果发现，所检测的牦牛群体Hb、Alb和Pa基因座均呈现单态，仅在Tf基因座上存在多态性。就所检测的四个血液蛋白基因座的平均Nei氏遗传杂合度所估计的群体内遗传变异而言，天祝白牦牛和玛曲牦牛的群内遗传相对变异较大（分别为0.0078和0.0036），而其它牦牛群体则较小（H=0）。但与黄牛（0.3259）相比，牦牛的群体内遗传变异很小，犏牛（0.2791）群体内的遗传变异介于牦牛和黄牛之间。对牦牛群体间的遗传分化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牦牛群体内的基因多样度（H_s）为0.0014，群体间的基因多样度（D_(ST)）为0.0007，群体间的基因分化系数（G_(ST)）为0.3333。说明牦牛群体中血液蛋白的遗传变异的33.33％是由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所致，而其余的66.67％则是由于群体内的变异引起的，这一结果表明牦牛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程度较低。
石斌刚[3]2017年在《牦牛KRTAP6、FASN基因多态性及FASN基因突变与乳品质性状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角蛋白关联蛋白(Keratins-associated proteins,KRTAPs)是毛纤维的主要结构成分,由KRTAPs基因家族编码,KARTAP6基因家族属于高甘氨酸/酪氨酸角蛋白(HGT-KRTAPs)基因家族,其突变影响毛纤维细度。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N)是脂肪酸合成代谢的关键酶,在动物体脂和乳脂的脂肪酸合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应用PCR-SSCP技术检测甘南牦牛、天祝白牦牛、青海牦牛和野血牦牛KRTAP6家族基因编码区及FASN基因启动子区、第34外显子突变,分析其多态性和序列变异特征;结合甘南牦牛乳品质性状测定,分析FASN基因突变对乳品质性状的影响。主要结果为:1.牦牛KRTAP6家族基因编码区多态性较丰富。(1)KRTAP6-1基因编码区检测到A_1、B_1、C_1、D_1、E_1 5种等位基因,序列比对发现4处SNPs及1处45bp的插入/缺失突变,其中非同义突变c.173G>C和c.175G>T导致氨基酸残基p.Cys58Ser和p.Gly59Cys的改变,45bp的插入/缺失突变导致16个氨基酸残基的缺失;等位基因A_1频率56.5%~76.0%,为优势等位基因;甘南牦牛PIC值0.222呈低度多态,其他3个牦牛群体PIC值0.393~0.467呈中度多态。(2)牦牛KRTAP6-2基因编码区检测到A_2、B_2和C_23种等位基因,序列比对发现3处SNPs和1处6bp的插入/缺失,其中非同义突变c.248A>G导致p.Tyr19Cys的氨基酸残基改变,6bp的插入/缺失突变导致2个氨基酸残基的缺失;等位基因A_2频率73.2%~87.3%,为优势等位基因;甘南牦牛PIC值0.387呈中度多态,其他3个牦牛群体PIC值0.203~0.246呈低度多态。(3)牦牛KRTAP6-4基因编码区检测到A_3、B_3、C_3、D_3和E_3 5种等位基因,序列比对发现6处SNPs,其中c.118A>G的非同义突变导致编码氨基酸残基p.Ser40Gly的改变;等位基因A_3频率73.7%~82.8%为优势等位基因;4个牦牛群体PIC值0.265~0.387呈中度多态。(4)甘南牦牛KRTAP6-1、KRTAP6-2和KRTAP6-4基因编码区显著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状态。2.序列比对及聚类分析发现牦牛KRTAP6-1、KRTAP6-2和KRTAP6-4基因位于第1号染色体上;牦牛KRTAP6-1基因外显子区碱基序列与普通牛、山羊和绵羊的同源性最高,系统进化与其亲缘关系远近一致。3.牦牛FSAN基因启动子区和第34外显子多态性较丰富。(1)启动子区检测到3种等位基因A,B和C,序列比对发现c.1-1948.T>C和c.1-1910C>A的碱基突变;等位基因A频率74.4%~75.2%为优势等位基因;PIC值0.366~0.376为中度多态。(2)第34外显子区检测到2种等位基因D和E,序列比对发现c.15281+74 A>T的碱基突变;等位基因D频率77.6%~79.5%为优势等位基因;3个牦牛群体PIC值0.272~0.286为中度多态。(3)启动子区和第34外显子区突变位点间形成4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D1A2频率最高为66.74%,D1B2型频率最低为6.96%;两区域突变位点间存在一定程度连锁关系且接近连锁平衡状态。4.FASN基因突变影响甘南牦牛部分乳品质性状。启动子区基因型AA个体的乳脂率显著高于基因型AB和AC个体(P<0.05);第34外显子区基因型DD个体乳脂率显著高于基因型DE个体(P<0.05),而基因型DE个体乳糖百分含量显著高于DD型个体(P<0.05)。
曾玉峰[4]2013年在《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mtDNA D-环序列和微卫星遗传多样性与聚类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利用微卫星DNA标记和线粒体DNA两种分子标记从核内和核外遗传物质两个水平研究了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玛曲牦牛、碌曲牦牛、夏河牦牛、天祝牦牛、天祝白牦牛和肃南牦牛）的遗传多样性，并进行了聚类、网络关系、主成分和遗传结构等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240个个体15个微卫星座位共检测到146个等位基因，15个微卫星座位平均等位基因数为9.73。15个微卫星座位中，MGTG7座位多态性最高。15个微卫星座位在每个群体中共发现的等位基因数的范围为74～106个，其中在玛曲牦牛群体中为最多（106个），其次为碌曲牦牛群体（99个）和夏河牦牛群体（96个），在天祝牦牛群体为91个，肃南牦牛群体为87个，在天祝白牦牛群体仅为74个。2．杂合度和多态信息含量的数值表明在研究的6个牦牛群体中，来自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牦牛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较丰富，而天祝白牦牛和肃南牦牛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较低。3．DA和DS遗传距离的数值表明，在研究的6个牦牛群体中，来自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牦牛群体（玛曲牦牛、碌曲牦牛和夏河牦牛）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其余3个来自祁连山的牦牛群体（天祝牦牛、天祝白牦牛和肃南牦牛）表现出较近的亲缘关系。4．在以DA和DS遗传距离为基础构建的NJ系统树中，6个牦牛群体分为明显的两支，即天祝牦牛、天祝白牦牛和肃南牦牛3个群体聚为一类，而玛曲牦牛、碌曲牦牛和夏河牦牛群体另为一类。5．主成分PC1-PC2-PC3的三维空间分析结果表明，碌曲牦牛群体、夏河牦牛群体和玛曲牦牛群体具有相似的主要成分，而天祝牦牛、天祝白牦牛和肃南牦牛3个群体间具有相似的主要成分。6．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15个微卫星座位等位基因数据的遗传结构推导分析表明：当k=2时，肃南牦牛群体、天祝牦牛群体和天祝白牦牛群体在遗传结构相似，可归为一类，而玛曲牦牛群体、碌曲牦牛群体和夏河牦牛群体在遗传结构上相似，归为另一类。7．研究发现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240个个体的mtDNA D-loop全序列长度变异为891～895bp，其中(G+C)含量为38.80%，(A+T)含量为61.20%，说明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mtDNAD-loop区富含A和T。8.6个牦牛群体240个体mtDNA D-loop序列共发现60个变异位点，变异主要集中在200～400bp之间，变异位点数为29个，占总变异位点数的48.33%，说明该区域为牦牛mtDNAD-loop区的高变区。9．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240个牦牛mtDNA D-loop序列通过分析共发现41种单倍型。其中在玛曲牦牛和碌曲牦牛群体发现的单倍型数最多，均为21个，其次为夏河牦牛群体，单倍型数为18个，但在天祝白牦牛群体发现的单倍型数最少，仅为11个。单倍型多样度在玛曲牦牛群体和碌曲牦牛群体都较高，其值均在0.900以上，但在天祝白牦牛群体较低，仅为0.662；其次在肃南牦牛群体中也较低，为0.754。核苷酸多样度的数值反映的结果与单倍型多样度反映的结果一致，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以玛曲牦牛群体最高，为16.47，而在天祝白牦牛群体仅为8.20。10．用41个研究发现的牦牛mtDNA D-loop的单倍型序列构建的系统发生树和网络关系分析表明，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可能具有2个母系起源，这一结果与6个牦牛群体核内微卫星DNA标记研究结果一致。
欧江涛, 钟金城, 白文林, 赵素君[5]2002年在《中国牦牛的遗传多样性》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作者详细论述了中国牦牛的遗传多样性。中国牦牛在世界上数量和类群 (或类型 )最多 ,可分为青藏高原型和横断高山型。主要分布在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地带及其东部边缘的青海、西藏和四川的西部。它是当地人民基本的生活来源和重要的经济支柱。通过细胞水平、生化水平、分子水平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牦牛各地方类群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遗传变异程度较小 ,遗传多样性贫乏。这些结果对于中国牦牛的保种、选育、开发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赖松家[6]2003年在《中国三个牛种遗传多样性和分子系统进化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采用PCR产物，Sanger双脱氧链终止法自动测序技术，测定了我国饲养的14个黄牛品种(其中两个引进品种)84个个体和5个牦牛品种(类群)33个个体的线粒体DNA控制区(D-loop)全序列，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饲养的黄牛D—loop全序列长度为910bp、911bp和912bp，检测到83个多态位点，占分析位点总数的9.10％，其中单一多态位点19个，简约信息位点64个；核苷酸位点突变类型有五种，即转换、颠换、插入／缺失及转换与颠换共存。确定了45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H10和H6为中国黄牛的主体单倍型，中国本地黄牛品种38种单倍型，其中32种单倍型为相应品种所特有。各单倍型在品种间和品种内的分布和频率均不平衡，所测定的14个黄牛品种单倍型平均多样度为0.9593±0.0126，各单倍型间的平均遗传距离为0.016(0.000—0.055)，说明我国黄牛D-loop单倍型类型丰富。黄牛品种内各序列平均核苷酸差异数19.675，核苷酸多样度2.164％，黄牛品种间核苷酸分歧度(Dxy)从0.292％—4.571％；品种间双参数距离范围较大(0.000—0.053)。结果表明我国黄牛具有非常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群体核苷酸不配对分布曲线是一条不规则的多峰波浪型曲线，所有序列Tajima's D中性检验结果不显著(p＞0.01)，表明中国黄牛在过去没有出现群体扩张。分子方差分析表明，品种间的方差组分占总变异的26.5％，品种内的方差组分为73.50％，经检验差异极显著(p＜0.01)，进一步分析各品种间的Fst P值，大部分品种间差异不显著，部分品种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表明我国黄牛品种间出现了显著的遗传分化。 本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测定了牦牛线粒体DNA控制区(D-loop)全序列，并采用了克隆测序，反向测序进行验证，表明结果是准确可靠的。牦牛线粒体DNA控制区全序列长度为891 bp至895 bp。T、C、A、G四种核苷酸的含量分别为28.5％、25.3％、32.5％、13.7％。检测到47个变异位点，约占分析位点总数的5.23％，其中简约信息位点36个，单一多态位点11个；核甘酸变异类型有转换、颠换、插入／缺失四种。确定了24种单倍型，单倍型H6和H4为中国牦牛的主体单倍型，各单倍型在品种间分布不平衡，所测定的5个牦牛品种(类群)单倍型平均多样度为0.9697±0.0180，各单倍型间的平均遗传距离0.014(0.000—0.037)，说明我国牦牛D—loop单倍型类型丰富。牦牛的品种内各序列平均核苷酸差异数10.936，核苷酸多样度1.231%;耗牛品种间核昔酸分歧度(Dxy)从0.760%一2.155%，品种间双参数距离范围为0.003一0.029。结果表明我国耗牛遗传多样性丰富。 我国耗牛控制区全序列核营酸数量比我国黄牛少巧一21 bp，核昔酸变异率耗牛 (5.23%)较黄牛(9.10%)低，核营酸多样度黄牛(2.164%)较耗牛(1.231%)高约一倍。表明我国黄牛遗传多样性较耗牛丰富。 试验测定了我国饲养的黄牛13个品种82个个体、耗牛5个品种(类群)31个个体和水牛4个地方类群18个个体的线粒体DNA细胞色素b部分(420 bp)序列，分析结果表明: 黄牛中发现11个多态位点，单一信息位点6个，简约信息位点5个，确认了13种单倍型，单倍型核营酸平均差异数为2.331，核营酸多样度为0.555%，品种间核普酸分歧度(Dxy)从0.048%一1 .23%，双参数距离从0.000一0.012;在10、17、78、81四个位置检测到氨基酸序列变异，黄牛各品种间在cys、Leu、Ala、ne、Thu、.Val、Tyr七种氨基酸组成含量有差异。耗牛中发现9个变异位点，单一信息位点4个，简约信息位点5个，确定了6种单倍型，单倍型核营酸平均差异数1，798，核营酸多样度为0.428%，在69、118两个位置检测到氨基酸变异，耗牛各品种间在Ile，Thr两种氨基酸组成含量存在差异。水牛中发现5个多态位点，单一信息位点2个，简约信息位点3个，确定了5种单倍型，单倍型核普酸平均差异数为1.065，核昔酸多样度为0.254%，没有发现氨基酸变异。结果表明，中国黄牛遗传多样性较耗牛丰富，中国水牛遗传多样性贫乏;线粒体DNAD一loop区遗传多样性较Cyth基因遗传多样性丰富。 Cytb基因核昔酸的变异类型在黄牛中为转换和颠换，在水牛和耗牛中只有转换，三种牛均以转换为主，没有缺失/插入;核昔酸的替换三种牛均发生在密码子的第三位，三种牛均以同义替换为主，黄牛各品种仅在安西黄牛中检测到非同义替换，耗牛和水牛中没有检测到非同义替换，同义替换的速率(ds)高于非同义替换的速率(ka)。 黄牛、耗牛和水牛3种牛的Cytb序列中，不同位点碱基含量不同，3种牛均为密码子的第一位点和第三位点富含碱基A，第二位点富含碱基T。同一碱基在不同的密码子位点和不同的牛种中含量不同，黄牛中T、A在第2位点最高，G在第一位点最高，C在第三位点最高;耗牛和水牛中T在第二位点最高，G在第一位点最高，C、A在第三位点最高。可见，在不同位点和不同牛种间密码子的碱基组成存在较大偏倚。比较黄牛、水牛、耗牛密码子的使用频率，不同的密码子在同一牛种使用频率不同，同一密码子在不同的牛种中使用不同;同义密码子在牛种内和牛种间使用频率不平衡，结果表明，密码子使用频率存在偏倚性。 采用黄牛和耗牛mtDNA控制区全序列单倍型，黄牛、耗牛和水牛m
田知利[7]2016年在《牦牛BoLA-DRB1、DRB2基因多态性及序列变异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是紧密连锁、高度多态且呈单体型遗传的基因家族,其编码的MHC分子在抗原识别与呈递、免疫应答与调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牛MHC命名为牛白细胞抗原(Bovine Lymphocyte Antigen,Bo LA),同其多种疾病和生产性能相关。DRB1和DRB2基因属Bo LA家族Ⅱ类基因。本研究应用PCR-SSCP技术,检测甘南牦牛、青海牦牛、天祝白牦牛、大通牦牛和普通牛DRB1基因第1内含子、第2外显子、第2内含子及DRB2基因第1内含子、第2内含子、第3外显子突变,分析其多态性和序列变异特征。主要研究结果为:(1)牦牛及普通牛DRB1基因第1内含子、第2外显子多态性较丰富。第1内含子区检测到A、B、C、D四种等位基因和7种基因型,其中等位基因B频率0.361~0.481为优势等位基因;等位基因序列测定和比对发现4处SNPs及1个插入/缺失突变。第2外显子区检测到A1-I1 9种等位基因和11种基因型,青海牦牛和天祝白牦牛等位基因A1频率0.188和0.279分别为优势等位基因,而甘南牦牛、大通牦牛与普通牛等位基因B1频率0.251~0.285为优势等位基因;等位基因序列测定和比对发现18处SNPs。DRB1基因第1内含子、第2外显子区PIC值0.575~0.860为高度多态。(2)牦牛及普通牛不同类群间DRB2基因第2内含子多态性有所差异。第2内含子区检测到A2、B2、C2、D2和E2 5种等位基因和8种基因型,其中等位基因A2频率0.533~0.689为优势等位基因;等位基因序列测定和比对发现7处SNPs。甘南牦牛、天祝白牦牛及青海牦牛PIC值0.525~0.571为高度多态,大通牦牛和普通牛PIC值0.428~0.459表现为中度多态。DRB2基因第1内含子及第3外显子未发现多态性。(3)甘南牦牛在DRB1基因和DRB2基因检测区域均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状态(P<0.01),而青海牦牛仅在DRB1基因检测区域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状态(P<0.01)。(4)牦牛及普通牛DRB1和DRB2基因检测区域存在单倍型连锁不平衡现象。两基因检测区域发现25种“DRB1 intron 1-exon 2”单倍型、20种“DRB1 intron 1-DRB2 intron2”单倍型、18种“DRB1 exon 2-DRB2 inron 2”单倍型和71种“DRB1 intron 1-exon 2-DRB2intron 2”单倍型,单倍型数量均少于理论值,单倍型频率为0.004~0.117;各类型单倍型的D、为0.247~0.581,r2为0.155~0.195,均存在连锁不平衡现象。(5)牦牛DRB1基因第2外显子区碱基序列与普通牛同源性最高,系统进化情况与它们亲缘关系远近一致。
席斌, 高雅琴, 郭天芬, 李维红, 熊琳[8]2017年在《甘肃牦牛乳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牦牛乳是一种天然的浓缩乳,其乳中的脂肪、蛋白质、乳糖、干物质等含量均高于其他牛乳,是加工奶油系列制品的最优原料乳之一。文章对甘肃天祝白牦牛和甘南牦牛乳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的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甘肃牦牛乳及牦牛乳业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朱艳君[9]2005年在《我国不同地域牦牛β-乳球蛋白5’调控区同源性分析》文中指出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物种长期存在的基础。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设计引物,寡聚核苷酸序列为,上游引物:5′-gCg,AAT,TCA,TCC,CAC,gTg,CCT,gC -3′,下游引物:5′-gAg,AAT,TCC,Tgg,ggA,ggg,ACC,TT -3′。经68℃退火及30轮循环的PCR程序后分别克隆了来自我国青海、云南和甘肃地区牦牛乳球蛋白基因的5′调控区1447bp的DNA片段,将该片段从琼脂糖凝胶中回收,克隆在pMD18-T Vector后进行序列测定。序列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牦牛β-乳球蛋白5′调控区序列与奶牛的序列相比有34个碱基的差异,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97.65%,其中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一个位点连续三个碱基的缺失突变和一个位点一个碱基的插入突变。云南牦牛乳球蛋白基因5′调控区序列与奶牛的序列相比有38个碱基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同源性为97.3%。其中也包含有一个位点连续三个碱基的缺失突变和一个位点一个碱基的插入突变。青海牦牛和云南牦牛乳球蛋白基因相比,有8个碱基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同源性为99.4%。
王英杰[10]2016年在《牦牛α_(s1)-酪蛋白与α_(s2)-酪蛋白基因的多态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牦牛乳中酪蛋白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αs1-酪蛋白和αs2-酪蛋白是酪蛋白的主要组成成分。哺乳动物αs1-酪蛋白(CSN1S1)和αs2-酪蛋白(CSN1S2)基因普遍存在遗传多样性,并与动物群体分化和地域分布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对于荷斯坦奶牛和黄牛CSN1S1和CSN1S2基因的多态性研究较多,而牦牛CSN1S1和CSN1S2基因DNA水平多态研究较少。为了揭示牦牛CSN1S1和CSN1S2基因的遗传多样性,本文以4个牦牛品种(大通牦牛、甘南牦牛、天祝白牦牛和帕里牦牛)为研究对象,利用混合DNA池测序的方法检测了牦牛CSN1S1和CSN1S2基因的SNP,并用HRM的方法进行分型,以期探讨CSN1S1和CSN1S2基因在牦牛品种中的遗传多样性,为牦牛乳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1.牦牛CSN1S1基因的遗传多样性在4个牦牛品种中共检测出3个SNPs,分别是T14962C、C19638T、C26201A,其中T14962C位于第4外显子区,C19638T位于第9外显子区,C26201A位于第17外显子区。卡方检验表明,在所分析的牦牛品种中,除C19638T位点外,T14962C和C26201A位点均处于哈代-温伯格平衡状态(P>0.05)。在C19638T位点,帕里牦牛处于哈代-温伯格不平衡状态(P<0.05)。遗传多态性指标(PIC、He和Ne)显示,CSN1S1基因的3个SNPs位点在大多数牦牛品种中均处于低度多态。由3个SNPs构建出7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CTA的频率在4个牦牛品种中最高。2.牦牛CSN1S2基因的遗传多样性在4个牦牛品种中共检测出2个SNPs,分别是T6150C和G10912A,其中T6150C位于第3外显子区,G10912A位于第11内含子区。卡方检验表明,在所分析的牦牛品种中,在位点T6150C处,天祝白牦牛处于哈代-温伯格不平衡状态(P<0.05)。而在位点G10912A处4个牦牛品种均处于哈代-温伯格平衡状态(P>0.05)。遗传学分析表明,CSN1S2基因的2个SNPs位点在大多数牦牛品种中处于低度多态。由2个SNPs构建出4种单倍型,CG单倍型在所研究的4个牦牛品种中个体数最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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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境内6个牦牛群体mtDNA D-环序列和微卫星遗传多样性与聚类分析[D]. 曾玉峰. 甘肃农业大学. 2013
[5]. 中国牦牛的遗传多样性[J]. 欧江涛, 钟金城, 白文林, 赵素君. 黄牛杂志. 2002
[6]. 中国三个牛种遗传多样性和分子系统进化研究[D]. 赖松家. 四川农业大学. 2003
[7]. 牦牛BoLA-DRB1、DRB2基因多态性及序列变异特征研究[D]. 田知利. 甘肃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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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国不同地域牦牛β-乳球蛋白5’调控区同源性分析[D]. 朱艳君. 武汉科技大学. 2005
[10]. 牦牛α_(s1)-酪蛋白与α_(s2)-酪蛋白基因的多态性分析[D]. 王英杰. 西北民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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