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垮台的真实原因和我们应汲取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教训论文,原因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归结为“民族矛盾”、“经济搞糟”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帜，人为地挑起了民族矛盾；长期忽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根据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我国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重视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还要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后果，比原先预计的严重。
原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增长2.5%，1990年下降2.2 %，1991年下降9.0%。以后是俄罗斯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1992 年下降18.5%，1993年下降12.0%，1994年又下降12.0%，据说今年（1995年）可能走出谷底，开始回升。
如果以1989年为100，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到1994年时已降为56.2。将近下降一半。
据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计算，苏联解体后四年间的经济损失，超过希特勒德国侵略造成的损失的总和。
他们的经济损失是不是有这样大，我无法判断，因为时代不同了，不可比的因素甚多。
“人均预期寿命”则是一个可比的硬指标。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90年到1993年，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5岁。
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
女人 男人 男女合计
1989年 74岁 67岁 70.5岁
1993年 72岁 59岁 65.5岁
1995年2月，俄罗斯劳动部部长梅利基扬宣布：这几年， 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连年下降，人口死亡率连年上升。1994年，人口出生率停止下降，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70%。1994年死亡人数比1993 年上升8%。死者中，2/3是青壮年。
初看到这些数据，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1995年4月19日， 我会见波兰新任驻华大使时，谈及此事。他说，俄罗斯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是可信的。据他所知，波兰的人均寿命下降更多， 现在男人比女人少活9岁。
这太可怕了！ 太出人意料了！ 我在拙作《论三个时间差》一书（1993年出版）中说，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私有化——资本主义道路，经济会受到巨大损失，却没有想到，人的寿命也会缩短，四年间缩短5 岁！
事实说明：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确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资本主义没有给苏联的社会带来任何进步，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而是带来一大堆苦难，使人权状况严重倒退。
一、重新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
前几年，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长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欺侮少数民族，压制少数民族。压得太重，时期太长，一旦爆发，使统一的苏联四分五裂。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执政之后，在民族问题上克曾犯过错误。最大的错误是，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怀疑西部一些少数民族有“亲希特勒倾向”，把他们强迫迁徙到苏联东部。几十年来，西方以及苏联国内一些人攻击斯大林“搞大俄罗斯主义，压迫少数民族”，（其实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本人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骂来骂去，讲的就是这件事。
斯大林做的这件事当然不好。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从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来看，这只是枝节性错误，而且事情过去四五十年了，不足以造成苏联解体。历史上有哪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没有做过几件错事呢？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是各民族的大监狱。少数民族受到歧视和压迫，甚至遭到屠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差距之大，简直不能以道里计。好些少数民族连文字都没有。读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几乎每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民族歧视。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不仅在法律上规定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去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即：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中消除种族歧视，在经济、文化方面帮助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展。还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
俄罗斯族占全苏人口55%。1984年那次选举后，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中，俄罗斯族只占45%。少数民族的代表都大大高于他们在全苏人口中的比例。科米尔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在全苏人口中分别占0.1%、0.7%、0.8%、1.1%，而他们在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分别占0.3%、1.6%、1.7%、1.9%。
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间，没有任何一本书中含有民族歧视。
俄罗斯驻华使馆给我提供了前苏联的许多材料，我把其中的数据列成几张统计表，供大家来研究。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结构（1979年）
总人口(万) 本民族
它民族占%
人口(万)
所占%
俄罗斯 13755 11416 83 17
乌克兰 5120 3649
71.728.3
白俄罗斯
1007 800
80 20
乌兹别克
1900 1267
66.733.3
哈萨克 1624 529 32.667.4
格鲁吉亚
526
343 65.234.8
阿塞拜疆
681
545
80 20
立陶宛 364
271 74.525.5
摩尔达维亚 418
253
60.539.5
拉脱维亚
260
134
51.548.5
吉尔吉斯
410
169
41.258.8
塔吉克 480
224
46.653.4
亚美尼亚
341
30.9
90 10
土库曼 336
189 56.343.7
爱沙尼亚
150
97
64.735.3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间，各民族进行了互相交流。自由交流结果，各加盟共和国中，大体上是主体民族占65─83%，其他民族占17─35%。只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主体民族占不到人口一半，那是因为，这几个加盟共和国是多民族杂居区。
如果苏联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各加盟共和国就不会出现这样大体相同的民族结构。
有的人强调：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很大经济差距，最富国与最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三四倍，这不是民族政策错误的证明吗？
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我相信“经济差距甚大”的说法。这并不奇怪。平原与山区、沿海地区与内地沙漠，自然条件的差别本来悬殊。要完全消除这种地区差别所带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一百年时间不够，可能要二百年。
可贵的是，苏联运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人们千咒万骂的“计划经济”！）的力量，在七十年间大大缩小了这种地区差距。
请看俄罗斯驻华使馆给我提供的材料：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的职业（1979年）
职 工集体农民和
产业工人职工 合作社手工业者
俄罗斯 63%
89.9% 10.1%
乌克兰 54.8% 77%23%
白俄罗斯
55.8% 78.6% 21.4%
乌兹别克
52.9% 75.2% 24.8%
哈萨克 68%
93.5% 6.5%
格鲁吉亚
55.6% 82.1% 17.9%
阿塞拜疆
59.6% 83.2% 16.8%
立陶宛 56.8% 79.9% 20.1%
摩尔达维亚 52.6% 70.1% 29.9%
拉脱维亚
58.6% 86.4% 13.6%
吉尔吉斯
57.8% 79.7% 20.3%
塔吉克 53%
73.6% 26.4%
亚美尼亚
64.2% 90.3% 9.7%
土库曼 44.2% 66.4% 33.6%
爱沙尼亚
60.9% 89.7% 10.3%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土库曼外，职工人数都占各加盟共和国就业人口的70%─90%，工人占50%以上。这说明，各共和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不大。
当然，居民职业结构相同，并不等于经济水平相等。单看上表，看不出各加盟共和国的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因为，同样是工人，两个工人各自创造的价值可能相差几倍，十几倍。
然而，请不要忽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差别。
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有多大，人均收入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就有多大。在当今世界上，最富国与最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五六十倍。在美国，最富的1%和最穷的1%，收入相差何止一百倍！
社会主义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外加地区津贴），对边远地区、苦寒地区的职工还给予特殊补助。因此，经济比较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的地区，人们（至少是职工）的生活水平并不低。
我国也是这样，西藏、内蒙的人均国民生产部值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西藏、内蒙的干部、职工的工资收入不仅不低于内地，甚至高于内地。
下面两张统计表，反映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每万名居民中的医生和大学生
每万名居民拥有医生
每万名居民中有在校大学生
1940年1987年1928/1929年1987/1988年
全苏联
7.9
43.3 ─ ─
俄罗斯
8.2
46.3 13 194
乌克兰
8.4
42.7 12 166
白俄罗斯 5.7
39.1 9 177
乌兹别克 4.7
34.7 9 154
哈萨克
4.3
38.7 0.2166
格鲁吉亚 13.3 56.7 38 163
阿塞拜疆 10.0 38.7 19 150
立陶宛
6.7
44.3 ─ 179
摩尔达维亚
4.2
39.3 ─ 123
拉脱维亚 13.2 49.3 ─ 163
吉尔吉斯 3.8
35.1 ─ 136
塔吉克
4.1
27.2 ─ 114
亚美尼亚 7.5
39.2 16 161
土库曼
7.6
34.7 ─ 117
爱沙尼亚 10.0 47.9 ─ 149
受教育程度与医疗服务水平，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两项“硬指标”。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尽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经济水平的差距也不小，但是，各民族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差不多。
在“事实上的平等”方面，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多民族国家达到苏联的水平。
那么，统一的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帜，人为地挑起了民族矛盾。
苏联解体前后，苏联驻华使馆多次邀请我去看电影、看展览、吃饭，我与他们作过多次交谈。在苏联使馆大厅里，摆放着许多中文宣传品，其中的文艺作品多数是咒骂苏联、自我丑化的。我说：“世界各国的驻外使馆，都宣传本国的光荣历史和成就，宣传本国的政策如何正确，只有你们的对外宣传是自己骂自己，自己丑化自己。太奇怪了。”苏联外交官回答：“现在看来，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我们搞社会主义把苏联搞坏了。”中国有句古话：“人作孽，犹可活；天作孽，犹可脱；自作孽，不可活。”自己丑化自己，自己作践自己，人心岂能不涣散，苏联岂能不解体？
苏联国内各加盟共和国开始闹分裂、闹独立时，苏联外交官们对我说：“你放心，苏联分裂不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一家大工厂在A国，它的机器设备来自B国，零配件来自C国，原料来自D国，能源来自E国，产品销往F、G国。如果各国独立， 这家工厂无法运转。而这类工厂，在苏联各地都有很多，所以苏联不会解体。”一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苏联解体已迫在眉睫。我再到苏联使馆，外交官们的言论全变了。非俄罗斯族的外交官对我说：“苏联解体好，这许多年，中央政府用很低的价格收购我们的矿产、原料，我们吃亏了。我那个共和国独立后，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售矿产、资源，我们很快就会富。”俄罗斯族的外交官则对我说：“苏联解体对我们俄罗斯人有利。这许多年，我们俄罗斯花了很多钱去帮助那些经济落后的共和国，包袱太沉重。各自独立后，我们卸掉这个包袱，可以轻装前进了。不说机器、设备，单说石油吧，我们供应各加盟共和国的石油，价格只相当于国际油价的四分之一。今后我们按国际市场价卖，俄罗斯能不富吗？”他们各自都说自己那个共和国吃了亏，独立了就会富。各说各有理，谁也算不清。
苏联解体之后，各个民族、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都遭受苦难，连人的寿命都缩短了好几岁。吃苦最大的是各小国，连经济发达的波罗的海三小国也吃了很大苦头。说了多年的“俄罗斯族剥削少数民族”，在事实面前破了产。
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闹民族矛盾，更不能搞分裂活动。闹矛盾，搞分裂，人人都会吃亏，吃亏最大的是少数民族。
根本的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只讲信仰、讲同志，不以民族论亲疏。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要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抛弃了社会主义旗帜，各自争“自身利益”，必然天下大乱，人人受到损害。
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民族也是有差异和差距的。有差异有差距就会有矛盾，亲弟兄尚且会有摩擦，牙齿也有咬着舌头的时候，民族之间发生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如果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繁荣昌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团结友爱，不计较那些小的磕磕碰碰。如果放弃了共同理想，那就会失去凝聚力；如果各自打小算盘，斤斤计较，就会像苏联那样解体。“小算盘”是算不清的，各打各的“小算盘”，谁都说自己吃了亏。于是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民族矛盾发展为民族冲突，最后是各民族人人遭殃。
让我们以北京街头每天发生多起的自行车相撞事件为例，来看维护民族团结的问题。
自行车相撞后，会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撞得轻，车未损、人未伤，双方都是有教养的人，互相说声对不起，笑一笑，分别走开，没事了。第二种，车受损、人受伤，双方协议赔偿损失和医药费，然后走开，也没事了。第三种，双方各不相让，吵嚷起来，有打架之势，经路人劝说调解，各自骂骂咧咧走开，街头重新平静。第四种，自行车损坏较大，被撞倒的人流了血，双方吵闹不休，路人调解无效，交通被阻，民警前去“断公道”（仲裁）。民警了解情况后，作出赔偿损失的裁决，并把甲批评五句，把乙批评三句，教育他们遵守交通规则，讲文明礼让。
民警的裁决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任何人也无法做出百分之百正确的裁决），只要大体公道，双方就接受了，各自上路，问题便算了结。
如果插进来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发现撞车双方一个是汉族人，一个是满族人，民警是回族人，他把一个普通的自行车撞车事件硬说成是“汉族欺侮满族，回族民警袒护汉族”，这就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民族纠纷”。唯恐中国不乱的美国之音记者或英国BBC记者知道后， 如获至宝，加油添醋、渲染夸大，在他们的电台上一天播三五遍，进行挑拨煽动。如果我国各族人民上了他们的当，头脑发热；如果政府主管部门未能迅速提破阴谋，制止挑拨煽动，事态就会扩大。事情一旦“情绪化”，三方逐步升级，大家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
解放前，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之间“打冤家”，同一民族内部“打冤家”，往往就是这类小事引发的。“冤家”一打几十年，上百年，双方都流了许多血，死了许多人。解放后，党和政府花了很大气力，才把各地的“冤家”解开，形成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局面。我们一定要珍惜目前这种团结友爱局面。出现了矛盾、纠纷，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不要随便上纲上线，硬说成是“民族问题”。
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维护各民族团结，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二要防止挑拨离间。
二、重新认识苏联“红旗落地”的原因
苏联为什么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前几年，普遍的看法是，苏联的经济搞糟了。
在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被拉下来之前，苏联报刊和苏联高级领导人的言论，多次用“赤贫”一词描绘苏联人民的生活。他们把“赤贫”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外交官与我谈话时，没有使用“赤贫”一词。他们知道，说苏联人民“赤贫”，是会让中国人笑掉大牙的。但是他们齐声大骂斯大林。
我故意问：斯大林是哪年去世的，离现在多少年了？他们以为我真不知道，耐心地对我说：斯大林死于1953年，离现在37年。我说：“如果我把我现在的缺点错误归之于37年前去世的祖父，我父亲会臭骂我‘没出息’。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之于孙中山，或者归之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中国老百姓也会骂我们‘没出息’。”
后来得知，1991─1992年间，在柏林和东京各开了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探讨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红旗在苏联落地的原因。据报道，在这两次会上，各国学者的发言和论文中，极少有（有的报道说“基本上没有”）人把原因归之为“经济搞糟了”。在柏林的那次会上，多数学者认为，苏联红旗落地的原因，是“西方的人权、民主思想和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并把头功归之于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说白了，他们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
1993年，我国经济学博士胡鞍钢去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数年回国。他对我说，他在美国几年大学接触到的经济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没有一个人把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搞糟了”。那些教授们普遍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世界历史上有两个谜：第一个谜是，当年蒙古军队入侵欧洲，一路上势加破竹，占领了俄罗斯和中欧，德国、法国胆颤心惊，蒙古军队却突然撤退回国，原因何在，至今不解。第二个谜是，战后苏联的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达到世界第二，使西方国家胆颤心惊，一夜之间，苏联却突然垮台，令人不解。
西方学者对世界形势和别国内政的分析，常带主观片面性。我不同意他们所谓“苏联红旗落地与经济无关”的说法，但是，必须承认，夸大苏联的“经济问题”，把苏联的经济问题说成是苏联红旗落地的唯一原因或最主要原因，不大讲得通。苏联从社会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后，经济大幅度下降，比原先更糟糕，就是明证。戈尔巴乔夫把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准确的说，应当是“当政后期”）称为“经济停滞时期”，因而提出“新思维”。按他的“新思维”办事，结果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经济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少活5岁。
我认为苏联的经济确有问题。我曾在《论三个时间差》一书中指出，苏联在8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增长率降为3.5%。 产生经济问题的原因：一，实现工业化之后，还不改革旧的、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模式；二，军费沉重；三，援外负担沉重；四，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封锁；五，不善于把强大的科研力量和众多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六，没有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出现“脑体工资倒挂”；七，没有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抬头。
这几年思考，我认为还应加上一条：只重视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忽视了提高本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
在战争时期，“综合国力”大小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最聪明最能干的人物要数诸葛亮。他几次北伐，打了许多胜仗，可就是进不了长安，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原因在于，蜀国的综合国力与魏国相差太悬殊。仅以人口而言，蜀与魏大约是1比4.6。经济力量（粮草、战马、运输工具等）的差距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魏国犯了重大战略错误（像袁绍在官渡之战那样），蜀国才有胜利的可能。而魏国只是小败，并没有犯大错误，所以诸葛亮不能取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失败，从战略上讲，主要原因是他们发动的战争规模过大，而综合国力不足。德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后劲不如苏联。德意两国相加，敌不过苏、英、美三国。在亚洲，日本的综合国力，敌不过中、美、苏三国。据苏军前总参谋长什捷缅科60年代的回忆录讲，苏联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时，斯大林并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苏联人民。斯大林感谢人民原谅他在战争爆发前犯的错误，继续支持他工作。斯大林对将领们说，希特勒的失败在于，他的战争动员远远超过了德国人民的最大承受能力；而苏联在战争动员的最高峰时，战争的重负仍在人民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
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失败，并非综合国力不如对手，而是“可动用的国力”不如对手。“二战”之后，世界需要和平、发展，美国政府“逆天行事”，远涉重洋去侵略朝鲜、侵略越南，遭到全世界反对。美国人民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战运动，使美国政府不能全力投入战争。一个被人民捆住身子和双脚的巨人，去与一个虽然弱小，却是为生存而拼命的民族打仗，当然打不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所以美国只得抽身回去。
在和平时期，“国际经济竞争能力”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斯大林的功绩是，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拯救了全世界；战后，又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使苏联迅速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当时，斯大林集中精力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水平，是正确的；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阻止苏联进入国际市场，斯大林强调自力更生，只注意国内市场，没有注意提高苏联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可以理解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仍然一心扑在增强综合国力上，忽视提高苏联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应当说是一大失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苏联除了出口石油等资源和军火外，几乎没有一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更没有什么商品是西方国家非买不可的。
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商品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带来一系列恶果：
一是苏联经济受制于西方。经济影响政治，苏联不得不一再作出政治上的让步。让了一步再让第二步。
二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汇（美元、马克）非常紧缺。
三是汇率偏差越拉越大。苏联按卢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确定官方汇价，卢布高于美元（1比1.2左右），而在黑市上，则反过来，美元数倍于卢布。
四是由于汇率偏差太大，苏联的高收入者到国外，立即变成很穷的穷人，使这些人感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五是外国商品涌入苏联，使苏联商品相形见绌。不进口不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自由进口又冲击本国工业，于是，苏联政府筑起关税壁垒，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国产商品。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更感到“搞社会主义搞错了”。鼓吹资本主义的人一煽动，人们便真以为资本主义道路是坦途。
按一般规律，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后，就希望有质量更高的消费品。这种欲望是正当的，也是促使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所谓“高质量的消费品”，有的是性能更灵巧，有的主要是花样翻新，有的只不是牌子的知名度。质量的差异与价格的高低往往不成比例。以领带而言，金利来领带确实优于一般真丝领带，但是，金利来领带300元一条，真丝领带卖3元一条，价格相差一百倍，并不反映两者的质量和生产成本相差100倍。价格相差如此悬殊， 主要是人们追求名牌的心理造成的。
小汽车的质量差异是可以测量的，因而是明显的。苏联的伏尔加牌、拉达牌小汽车，性能和外观都不如西德的奔驰牌，但这种差异与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不成比例。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之流把苏联人民的生活说成是“赤贫”，就因为苏联人乘坐的是“伏尔加”、“拉达”，而不是“奔驰”。他们忘记了旧俄国与西欧之间巨大的“时间差”。当英国人已经坐上火车的时候，俄国人还把三匹马拉的轻便马车看作世界上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俄国伟大作家果戈里歌颂祖国的进步时有一句名言：“俄国，你像追不上的三驾马车啊！”）
1914年俄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9，英国的1/6，法国的1/4， 德国2/9。80年代如何呢？我国一位留学生来信说，1988年，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组团去欧洲，考察欧洲各国的实际生活水平，他们认为，苏联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与英国人不相上下。 按美国中央情报局计算， 1986年苏联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46%。
社会主义使贫穷落后的俄国变成了强大的、没有文盲的苏联，苏联与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有差距，人均GDP 的差距大约相当于“伏尔加”与“奔驰”的差距，于是就大喊“社会主义失败了”，把社会主义制度推翻。
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现状与差距，轻易地否定自己的一切，是可笑的。然而，苏联领导人长期忽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个失误不可原谅。所谓“赤贫”，所谓“失败”，除了确实存在差距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偏差过大。而汇率偏差过大，又来源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太弱，甚至根本没有竞争能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三、我国要重视提高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我认为，根据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我国改革开放中，在重视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还要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每年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更快，每年增长30%以上。然而，我国经济（准确地说是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是否提高，提高了多少呢？我的知识不够，掌握的数据太少，无法准确判断。然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我国没有什么商品是西方国家非买不可的；二，我国出口的商品数量很大，但在国外没有占领稳定的市场；三，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经济对国外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当然，还没有达到“美国打喷嚏中国就感冒”的程度）；四，我国的进出口额增长迅速，外贸顺差不少，外汇结存甚大，而人民币与美元相比并未升值，汇率偏差仍然很大。1992年我写《论三个时间差》一书时，在自由市场上是6元人民币换1美元，现在（1995年）是8.3元人民币换1美元。本国货币对外币贬值，汇率偏差扩大，是有利也有弊的。对于扩大出口有利，在其他方面则是不利的。举几个小例子，各大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都削减了外国报刊和资料的订阅数；必要的出国考察只得削减，或者只能由对方出钱邀请；在国外打工挣钱回国养家更合算，因而出现许多“偷渡者”，已出国的不愿回国。
所谓“国际经济竞争能力”，主要指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商品出口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资源型。靠出口本国资源换取外汇，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属于这一类。以资源出口取胜可以致富，但是靠不住。中东产油国曾经依靠石油迫使西方国家作出一些让步，这十来年，由于英国北海油田等新油田的开发，由于西方国家科技进步、单位能耗下降，再加上中东产油国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往往是西方挑拨起来的），中东国家的“石油大棒”逐渐失灵。许多产油国仍然受制于西方。
第二种是廉价劳动力型。发展中国家依靠本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商品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类商品的价格，从而在发达国家占领市场。对于资源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其初始阶段就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市场和外汇，提高人民素质；然后逐步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追赶发达国家，不过，这条道路有很多荆棘。一是会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就长期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至今未能摆脱。二是西方国家可以挑动发展中国家互相竞争，竞相刹价，从而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事实上这种竞争现在已经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三是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技术产品价格的办法，剥削发展中国家。四是国际形势已不同于“四小龙”起飞那个年代。当年美国在各方面扶植亚洲“四小龙”，给予种种优惠，是要利用他们来反对中国。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不需要也不可能都给予扶持和优惠。相反，美国还经常挥舞“市场大棒”，动辄以“削减进口配额”威胁发展中国家。
第三种是科技型。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生产别国生产不了或生产不好的必需商品，投入国际市场。既可以卖高价，又可以作为要挟的手段。这种“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才是最强最有力的。
一个国家不必每样商品都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只要有几种、甚至一两种商品是别国非买不可并能获得大宗外汇的，就能摆脱别国扼制甚至扼制别国。日本靠的是汽车、高级电脑元件和家用电器，德国靠的是汽车、光学仪器，法国靠的是军舰、协合式飞机。美国每年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贸赤字，国债达到天文数字，至今仍是世界一霸，因为它的武器、波音飞机、高精密电脑、化学制品（如药品）在世界市场上无人可及，别国非买不可。仅武器装备出口（美国不把武器算作商品出口，而是称之为“服务”或“劳务输出”）一项，就把外贸赤字弥补一大半。
法国埋怨我国每年出口法国的鞋达到8000万双，每个法国人买了一双半中国鞋。然而，我国出口这么多鞋，不过能买回两架大客机。这就是国际市场上冷酷的现实，这就是“知识密集型”商品出口优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实例。
苏联的失败在于，它的出口长期是“资源型”，外加军火。
目前我国的出口基本上是“廉价劳动力型”，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市场上与别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而不是直接与西方国家竞争。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今后若干年内，还是继续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不过我认为，现在就应当注意发展“科技型”出口商品。一是要利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换取外汇，用外汇来改造本国工业，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商品质量，向“科技型”过渡。不要把来之不易的外汇用在益处不大的事上。二是现在就要利用我国强大的科技力量，发展自己的、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
最好是发展几种我国独有的高科技产品。比如，发射通信卫星的火箭，我国虽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具有很大竞争能力。
当前较为现实的是发展“资源——科技型”。即利用我国特有的资源，运用我国的科技力量将它制成高技术产品，去占领国际市场。比如：任何电器都离不开永磁铁，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永磁铁是用钕铁硼（稀土）生产的，而世界稀土资源的90%在中国。现在是我国廉价出口稀土资源，外国（主要是美国、日本）把稀土买去，制成高能级的永磁铁，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和世界各国。据我所知，我国一些专家掌握的技术，已能生产39能级，即与美、日产品非常接近的永磁铁。我国可否限制稀土出口，集中技术力量，生产高能级永磁铁，取代美国、日本，占领国际上的永磁铁市场呢？
我们的国家很大，人均资源虽少，但种类很多。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可供开发。
发展“高科技型”、“资源——科技型”商品，当然主要是靠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来筹划。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如果开动脑筋，多研究世界市场和本地资源，也会发现占领国际市场的窍门。
如果我国有几种“拳头产品”是西方国家非买不可的，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就主动得多。西方国家就不敢轻言“制裁中国”，也不敢放手出卖军舰、战斗机给台湾当局了。
国际经济竞争能力，还包括在本国市场上与进口商品竞争，把一些外国商品挤出本国市场。这是我国各种企业都应该而且可以参加的竞争。
如果我国各类商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能力普遍提高，又有几种能赚大量外汇的“拳头产品”，汇率偏差就会缩小，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升值，逐步接近其真实币值。中国人出国就不会显得寒酸，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就不会显得阔气万分。那样，“社会主义失败论”的调门就会降下来。
四、私有化是“无法挽救的错误”
谁都不愿意犯错误，因为犯错误必然会带来损失。
然而，谁也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从产生的后果来看，有两类错误。一类是“可挽救的错误”，这类错误造成了损失，甚至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可以挽救或挽回，不会致命；另一类是“无法挽救的错误”，这类错误一旦犯了，就无法挽回或挽救，只能成为千古遗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陈独秀下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交枪。凡是交枪的地方，革命群众都遭到屠杀、镇压而无力反抗。陈独秀自己也身败名裂，最后是郁郁地死于四川江津县。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犯的就是“无法挽救的错误”。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战略上犯了错误，损失大半，然而，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余部西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和骨干。秋收起义成功后，部队分三路进军长沙，两路在进军途中犯错误而失败，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集合余部南下，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和骨干。其后，朱、毛率领的两支队伍会师井岗山，革命又兴旺发达起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胜利后在战斗中犯的错误，就属于“可以挽救的错误”，与陈独秀的错误大不相同。
建国后，“大跃进”的错误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政治上、教育事业上造成的损失，都是惊人的。然而，有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存在，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两次犯了大错误都能得到纠正，在几年内医治好创伤，恢复起来，团结全党全国人民重新前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可以挽救（或补救）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等辈解散苏联，搞垮苏共、抛弃社会主义旗帜、推行私有化的错误，属于“无法挽回的错误”。至少在可预见的若干年内难以挽回。
今日中国百业兴旺，各方面都热气腾腾。我们党有个好传统：打了胜仗找缺点，胜利的时刻特别注意防止犯头脑发热的错误。今后，犯些小错误是难免的，只要不犯重大的、无法挽救的错误，平稳发展20年，我国就会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屹立于世界。如果我们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政治上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搞私有化，那就会前功尽弃，沦为三等国家。我们过去犯的“左”的错误在于“三急”——急于求纯，急于求成（求快），急于实现社会公正。其实，一个社会总是有多种经济万分并存的，判断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准，是看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的、支配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起主导作用、支配作用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需要也不可能把公有制搞到百分之百。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只要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就行了。
近年来，国内有些人公开地或变相地鼓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应当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变为私有。
我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遇到一位自称是某“著名经济学家”的高足的学者。他说，据他们的研究，国有工业、国有经济在全国的比重，只要占到20%，最多占到25%就够了，其他的都应当卖掉。
我说，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国有经济占全国18%。如果我国的国有经济只占20%，还算不算社会主义国家呢？他嘲笑道：“你一说就说到社会性质，这是极左派的思想方法。”我说，姑且把社会性质问题放在一边，只说国家调控。如果国家直接掌握的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只占20─25%，能调控全国的经济吗？我说的调控，不仅指市场调控、物价调控，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控，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调控，对外贸易的调控（防止自相残杀），支持“拳头产品”，提高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等等。
他说，把国有经济降到占20%还没有成为现实，到那时，未必就不能调控全国的经济。
我说，如果把国有经济降到只占20─25%的水平，国家无力调控全国经济了，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国家把卖掉的企业再买回来；二是再搞一次“对私改造”，像50年代做的那样。
在座的专家——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及主管经济的几个厅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国有工业、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降到20%，也就是说国家只保留公益性质的企业，那时国家将无力调控全国经济，必然出现西方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种周期性危机，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会发展为尖锐的东西部矛盾，现有的贫富差距必然发展为两极分化，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到那时，两个“解决办法”都行不通：再买回来吧，国家财力做不到；再搞一次“对私改造”吧，党和政府的信誉会受到极大损害。
有一位政研室主任讲得更激昂。他说：到那时，即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再搞一次“对私改造”的法令，也无人去执行。因为私有化后，共产党的组织必然解体或变质，各级党政干部必须成为私营企业主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会抵制“对私改造”，就像当年国民党的地方官吏抵制“二五减租”那样。
所以说，如果我们搞私有化，发现了犯了错误（那是必然的），想挽救就来不及了，那将是“无法挽救的错误”。
有人说，遍布全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是公有制经济。“国有”加“集体所有”，仍然能使“公有制经济”占到全国经济的一半以上。然而，南斯拉夫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即使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制的（南斯拉夫称为“社会所有制），国家仍然无力调控经济，仍然会出现国民经济大混乱的局面。
殷鉴不远，我们要引以为训。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斯大林论文; 综合国力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苏联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