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183;实践#183;历史经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报告中都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邓小平理论是怎么在这样的时代的条件下、实践的基础上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下面，试作一些分析。
一、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从1956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曾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这种探索很快走入歧途，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1975年，邓小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企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这种错误。这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但是，这次整顿很快被打断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理论才应运而生。
（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适应历史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开始产生出新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当时，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分歧的。但对于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认识则不一致。邓小平等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出发，认为应该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但华国锋同志认为过去的那一套做法并没有错，提出了“抓纲治国”、“两个凡是”的口号。按照这个办法，“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就不能顺利平反，拨乱反正就不能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彻底纠正，四个现代化也不能顺利实现。于是，中央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当时，还有少数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不行了，应该走西方的道路。这样，我们党就面临着三条道路的选择。
在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邓小平表现了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家的巨大魄力。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下去了。于是，他在“两个凡是”提出不久，就明确指出它是错误的，带头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禁锢，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重新恢复工作以后，又自告奋勇亲自抓受破坏最严重的科学教育工作，以带动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当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压制和责难的时候，他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我们党内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推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大大地解放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为后来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正是在这次大讨论中，邓小平的许多思想开始明确起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把握时代的特点、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们大搞阶级斗争的同时，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兴起。当“文化大革命”噩梦结束以后，才知道我们已经大大地落后了。1978年，邓小平连续出访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当他在日本期间了解到日产汽车制造厂的劳动生产率比我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坐上日本的高速列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使邓小平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感到必须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尽快地赶上去。在这年9、10月间，关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等重要思想，已经比较明确了。
在邓小平探索新道路的同时，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在探索。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9至10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提出了很多好的思想。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全党探索的基础上，党胜利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并且作出了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其中最关键的，是抛弃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次全会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从此，我们党开始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总结历史经验和群众的创造，在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明确理论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很多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根本性转变一时接受不了，存在不少抵触情绪，有的人甚至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倒退。与此同时，一股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等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也开始出现了。如果不及时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一方面针对那种“左”的思想，继续强调要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针对那种右的思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到1979年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已经提了出来。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还必须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因为当时存在的许多“左”的或右的思想，就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产生的。于是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指导全党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但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华国锋就是因为没有胆识和魄力解决好这个问题，而犯了错误。在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了作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明确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这个决议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又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科学地区分了建国以来的正确与错误，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后来的历史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这个难题的解决，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
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逐步明确起来。例如对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任务、特点，发展的道路、动力、外部条件和目标，政治保证和领导力量，都提出来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旧的领导体制的弊端作了深刻的分析，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指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归纳了10个主要点，可以说是对过去的经验和这个时期的新探索作出的全面总结。邓小平自己也曾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这个历史决议，大政方针都定了，包括对外政策和香港、台湾的政策，都定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邓小平又及时地总结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确。例如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完全是农民自己的创造，是实践的产物，党中央在一个时期之内还不允许实行。当它遭到非议的时候，邓小平给予坚决的支持，从而使它进一步推广开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带动了其他方面改革的进行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实践的发展，群众的创造，使邓小平更加增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因此，就在联产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推广的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使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明确起来。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
（一）在实践的推动下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怎么达到？原来提出的改革开放措施对不对？以后应该如何进行？当时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需要从实践中寻求答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在1983年初到了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杭州，1984年初又到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上海等地。通过这些观察，他对以下问题更加明确了：第一，到本世纪末能够翻两番，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第二，办特区没有错，不是收，而是应该扩大规模。正是根据他的这个思想，国务院很快作了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决策，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三，应该发展市场经济。
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探索了。1979年11月，他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80年9月，有的材料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因为有人反对，党的十二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仍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城乡非国有制经济，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的浪潮，也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在理论界的努力下，在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终于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目标的提出，实际上突破了原来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使全党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大解放。在这个理论形成的同时，邓小平和党中央根据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新形势，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于是，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当时，有的人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仍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思想，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1987年2月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根据他的这个谈话，十三大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框，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正如有的理论家所说，这个提法离确认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二）在正确分析时代特点和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新判断，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理论基本形成。
到八十年代初，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动乱虽然仍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世界形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他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其他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同上，第105页）。对世界形势的这个新认识，就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个时代判断的基础。
时代主题的转换，首先意味着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重点，从军事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要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模式。正是根据这种新的形势，邓小平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十二大以前已经作了很多思考，几次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根据十二大以后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在1984年尖锐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同上，第63页）这篇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并清晰地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从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加明确地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中心问题。
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否则，对于许多改革开放措施就不能正确理解，就会产生“左”的或右的思想。当时存在的许多“左”的或右的思想，就是由于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造成的。1986年底的学潮发生以后，对于当时存在的许多混乱甚至错误的思想，党中央更感到有必要明确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于是确定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十三大立论的基础。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报告后，邓小平认为“这个设计好”。（《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307页）他还说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在他的指导下，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个国情判断的基础。至此，邓小平理论的两大理论基础，即时代判断和国情判断全部形成，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键。
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党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提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与此同时，党的十三大还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列举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的12个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到这时已经基本形成。
（三）在国际国内风波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科学的体系。
从党的十三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科学体系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制裁”，给我国造成不少困难。而在国外，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这是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外的敌对势力欢欣鼓舞，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迟早也要垮台。一时间，国内的思想非常混乱。有的认为应该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或者将反“和平演变”与经济建设并重。有的把股份制的试验等说成是“私有化”，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化”，认为办经济特区是引进资本主义，应该取消，提出什么问题都应该首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甚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有被否定的危险。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如何才能巩固和发展？是重新回到过去的道路上去，还是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形势，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首先，正确地分析国际形势，采取正确的对策。他明确提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同上，第321页）当苏联发生巨变的时候，他又明确提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样，就使我们党对国际形势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了一个正确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不仅渡过了困难时期，同外国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其次，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不久他又反复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是，当时有的人仍然企图否定十三大文件、改变十三大路线，针对这种错误的倾向和做法，邓小平严厉地批评说：“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同上，第324页）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同上，第370页）这些话，只有在深刻总结了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之后，才能说得出来。
其三，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作出南方谈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形成，则从最深刻和最高的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两大理论的形成，彻底地突破了长期坚持的苏联模式和计划体制，说明很多东西根本就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关，使人们的思想冲破了姓“社”还是姓“资的束缚，从而澄清了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和迷雾，使全党的思想又获得一次大解放。这个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到这时，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都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科学的体系。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党的十四大之后，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贯彻邓小平理论，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化，并取得新的发展的时期。
（一）在实践的推动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将邓小平理论逐步深化。
通过南方谈话，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全党取得共识。但是，如何以这一理论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了巨大的魄力。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在列举了当时理论界提出的几种提法之后，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概括，确定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年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提出了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有的理论家认为，在此之前进行的改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总的来讲还是体制外的改革，即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外增添了市场经济成分。从这之后，才是体制内的改革，触及到传统经济体制的要害，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
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党中央还就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20字方针，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以及必须处理好关系全局的十二个关系，并采取果断措施，对从1992年以来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这是我国在这个时期的突出的成就，它的取得是很不容易的。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等人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在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使公有制实现理论等获得重要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国有经济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进一步触及到所有制这个原来不敢触及的问题，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可是，这些问题的触及，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抓大放小”也是私有化，从1992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什么问题都应该问一问姓“公”还是姓“私”。这股思潮，又使很多人感到困惑。邓小平去世后，有的人制造各种舆论，企图影响和改变中国前进的方向，国外也在密切注视着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因此，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在这个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所指出的正确方向，继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个讲话，事实上回答了姓“公”姓“私”的争论，指明了中国以后发展的方向，从而澄清了种种迷雾，解除了人们的担心。
这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总结五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和新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和特点作了深刻的论述，并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入党章，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又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决心。第二，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报告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9个方面，比十三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大会制定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事实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纲领化，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三，提出了“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纲领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将引导我国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第四，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理论等作出了新的突破，为公有制的实现指出了广阔的途径。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创立以来的第二次重大发展，大大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李鹏同志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指出，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十五大的报告，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第三个重要的宣言书，也是我国迈向新世纪的行动纲领。
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实际上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的过程，逐步突破苏联模式、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谱写了新篇章，而且全面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能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不能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现在，要全面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各项任务，最根本的仍然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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