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阶段论文,两个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重新研究了我国的脑体倒挂问题，并用数据证明了脑体倒挂主要是80年代产生的现象，到了90年代，脑体倒挂已让位于脑体正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本文进一步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体力劳动者最先进入市场，因而，体力劳动者是市场改革中最先获利的群体；在第二个阶段脑力劳动者开始大量进入到市场中来，因而到90年代，脑力劳动者也逐步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本文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也反映了社会群体变革的阶段性，即变革是从社会边缘群体开始的，然后才逐渐延伸到社会中心群体中来。本文还指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有阶段性的。变革是从物质生产部门开始的，随着变革的深入到其它领域。
“脑体倒挂”这个词最早出现于80年代初期，它是指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现象。脑体倒挂现象出现以后，它不仅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且也使人们感到十分困感。因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一般都高于体力劳动者，中国的脑体倒挂是极为罕见的倒外，为什么会如此呢？围绕脑体倒挂的问题，社会上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学术界也曾发表过大批的论文，对此争论不休，那么这些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呢？
更重要的是，在我国，时至今日，脑体倒挂是否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在本文中，笔者通过近年来的一些调查研究证明，从总体上看，脑体倒挂已让位于脑体正挂。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本文试就此作一研究。
一、我国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笔者最近所做的一些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我国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因此，自80年代初以来的脑体倒挂问题，到了90年代中期，已出现了根本的改观。也可以说，我国近年来又发生了从脑体倒挂到脑体正挂的转变。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呢？让我们先从脑体倒挂的产生谈起。
尽管这一点听起来让人感到困惑，但我国的脑体倒挂问题确实是发端于80年代初期。说它令人困惑是因为在70年代，当知识分子政治上受打击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脑体倒挂；而80年代，当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提高以后，反而在经济上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对于这一点的原因后文还将作进一步的阐述。不管怎么说，在50、60和70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工薪虽然并不很高，但是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更低。当时，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全部收入基本上是薪金，连奖金都不很普遍。而脑力劳动者的工薪级别是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因此，当时还没有出现脑体倒挂问题。8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起先是凭感觉，后来是凭一系列的调查证明，我国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已赶上并超过脑力劳动者。较早的是1982年刊登在《经济研究》上的一个对北京市11个单位所做的抽样调查，后来这次调查的数据被作为脑体倒挂的基本证明之一，并曾被广泛引用。特列于下：
表1 1982年北京市脑力、体力劳动者月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第38页。
在表1中，凡49岁以下的人，都是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而只是50岁以上的人中才出现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情况。这说明，1982年，年龄较大的知识分子仍能受惠于过去较高的薪金级别制度，仍能对体力劳动者保有相当的高薪优势。然而，几年以后这种优势便荡然无存了。因为，老年知识分子的薪金多年来一直没有提升，而同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却逐渐放开，水平明显提高。这样，到了80年代中后期，几乎各个年龄段知识分子的薪金均低于同龄体力劳动者了。北京市统计局于1988年元月对不同工龄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人均月收入做了调查，其结果如下：（表2）
表2 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所做的关于脑体倒挂的调查
按工龄
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月
脑力与体 脑体倒
分组 月收入（元） 收入（元） 力相差挂的程度
10年以下 142167 －25 17.6
10—19年 167183 －16
9.6
20—29年 201201 0 0
30年以上 202230 －28 13.9
平均
172
182
－10
5.8
资料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1990年第2期，第41页。
从表2可以看到，到了1988年，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收入也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了。只有20—29年工龄组是例外，这一年龄组脑力、体力收入相等。但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的脑力劳动者多为业务骨干并担任领导职务，因此，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也仍然是被压得较低的。
以上表1、2所列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在论证脑体倒挂问题时曾被广泛引用，曾被作为脑体倒挂的基本证据。然而，细究起来这两次调查以及当时的其它一些调查，都是有缺陷的。首先，这两次调查都只是在北京做的，其它一些调查也只是地区性的，迄今笔者尚没有发现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做的关于脑体倒挂问题的调查。其次，这些调查基本上都是对当时的单位体系做的，而不是对居民户或人口的抽样调查，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总体状况也还不好判断。第三，当时关于脑体倒挂的论证都没有明确指出城乡的差异。因为，根据笔者的研究，我国的脑体倒挂从来都只是就城市居民而言的，根据对历次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我国农村，收入与教育程度历来是呈正比例关系的，也就是说我国农村从未出现过脑体倒挂问题。
当然，考虑到当时我国的社会调查、实证研究等也还仅处在起步的阶段，对于当时根据一些调研所做的脑体倒挂的研究也不能苛求。更重要的是，上述调研所得出的脑体倒挂的结论，与当时广大公众对于脑力、体力劳动者收入状况的观察与评价是相符合的。因此，对于这些研究的结论还是基本上应予以肯定的。
那么，到了90年代，脑体倒挂的状况究竟如何了呢？笔者根据对我国1990年以来的一系列社会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无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具体的社会群体看，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都是呈正比例关系的，即我国脑力、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不是倒挂而是正挂。具体分析阐述如下：
既然关于脑体倒挂的最初证明是以对北京市的调研为依据的，那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北京市的情况。笔者在1994年底曾组织人民大学学生对北京市14个区县、45个居委会的居民做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样本的选择采用严格的PPS抽样方法，共完成有效样本3063个。虽然该调查的原旨并不是作脑力、体力劳动者收入结构研究，但是，调查的收入部分完全可以用来证明北京市的脑力、体力劳动者收入结构状况。表3显示了脑力、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状况，其中，收入是用指数表示的，指数越高则表示收入越高。
表3 1994年底郑州市脑力、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系数）比较
由表3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年龄组中，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均高于体力劳动者。如果用表3与表1相比较，就可以发现，1982年的脑力、体力劳动者收入结构到了1994年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脑体倒挂已经让位于脑体正挂了。那么，全国的情况是否也与北京市的情况一致呢？回答是肯定的。
9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过几次规模比较浩大的调查。其中，由全国总工会在1992年至1993年组织的、调查对象为14792万职工、抽样总样本量为约五万个的全国调查，是比较突出的一次。该调查也大体上反映出了脑力劳动者收入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情况。请参见表4。
表4 全国总工会关于我国职工月工资收入的调查
在表4中，脑力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层次还是一目了然的。表中的百分比差别是指，以服务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00而测量的其它职业群体的收入百分比。上述收入差距比例虽然不大，但已可看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知识分子的收入已明显高于生产工人等体力劳动者。
笔者于1995年夏，组织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是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七大地区进行的，其中在城市中的调查共完成城市有效样本2096个。当然，这次调查的总体目标并不是专门研究脑体收入结构，不过调查的结果仍可以证明相同的结论，即教育程度与收入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表5中的各教育程度组的平均收入仍然是用指数表示的，指数越高则表示收入水平越高。
表5 在全国七大地区调查的城市居民教育程度与收入之比例关系（1995）
从表5中的“各教育程度组人均月收入水平之百分比差别”看（即如果将“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组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视为100的话），小学以上的其它各教育程度组的收入是以18—24%递增的。所以，教育的“个人收益递增”是明显的，至于这种递增的幅度是否够，那涉及到另一类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作专门研究。
二、脑力与体力劳动者收入结构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从本文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80年代我国的脑体倒挂现象是一种社会事实，90年代我国的脑体正挂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事实。由此，人们自然要提出疑问，80年代我国的脑体倒挂是怎样产生的？90年代我国的脑体收入关系又因何发生了变化？社会学的功能之一是解释社会，本文的这一部分试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
关于我国的脑体倒挂的原因，以往的研究也曾经作出过一些解释，然而，这些解释今天看来多有失之偏颇之处。例如，有的研究认为，“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几次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技术职务晋升安排缓慢……，久而久之脑体劳动者的工资分配呈现出严重平均主义甚至出现某些倒挂的局面。”[①a]按照这种观点，我国的脑体倒挂是歧视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原因造成的。其实，这种推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众所周知，5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是不低的，1956年后知识分子的工资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明显高于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在此后一段时间，职称职务得不到晋升，不仅知识分子如此，全社会也都是如此。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但其经济收入还是高于一般工人农民的。所以，尽管人们很容易从知识分子政治上受打击这一事实推导出知识分子经济上也受打击，进而推导出脑体倒挂，但这种推理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脑体倒挂并没有发生于知识分子政治上受打击的年代，相反却发生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大大提升以后的80年代初期，这一点虽然让人迷惑和费解，但却是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脑体倒挂的产生有一种被表层政治制度掩盖着的更深层的原因；第二、经济分配制度有其内在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并不简单地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让我们再来看看以往的关于脑体倒挂原因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从脑力劳动的市场角度看的。[②a]它认为，脑体倒挂的存在是因为我国社会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该观点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实质上就是对知识的需求，因此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知识本身的地位。我国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收入脑体倒挂，其症结在于，社会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什么不足呢？该观点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社会自然经济比重较大，封闭的自然经济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我国的管理体制僵化，在这种体制内人们既无竞争也不求进取，这就很难形成对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的需求。这种观点试图从深层的经济结构上解释体倒挂的原因，比上一种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然则这种观点也有明显的缺陷。根据笔者的研究，我国的脑体倒挂仅仅发生在城市地区，我国农村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历次社会调查的数据均证明，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与教育程度一直是呈正比例关系的。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自然经济比重大的农村地区反而是脑体正挂，而自然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地区反倒是脑体倒挂。这种观点也无法解释，同样在城市里，为什么1979年改革以前是脑体正挂，改革以后反倒是脑体倒挂，难道是改革以后城市的管理体制反而更僵化了？对知识的有效需求反而更不足了吗？这显然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我国自80年代初以来奉行的双轨是导致脑体倒挂的最重要的制度原因。所谓双轨制指，一条轨道是市场经济，另一条轨道仍是计划经济。我国市场经济首先是在农村中出现的，80年代初农民包产到户后，经营上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个人收入也得到较大提高。接着是企业进入市场。80年代中期实行利改税后，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企业向国家完税后，对于其余部分的利润有了较大的控制权，市场化的改革使企业在职工个人收入分配上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因此，80年代中期和中后期，企业对其职工的收入标准已经放开，企业职工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上述无论是农村还是企业，都是体力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单位。相反，知识分子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还基本上保留着计划体制，经营管理权没有大幅度下放，职工的工薪级别、奖金、福利、补贴等仍然由国家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限制较死。结果，造成了奉行计划经济原则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机关等单位的低收入和奉行市场经济原则的各种企业、公司、饭店、旅客机构等单位的高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国80年代发生的所谓脑体倒挂其本质是：在双轨制下，一方面，计划经济限制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收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放开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收入，在这两方面出现的差距。
更进一步是，脑体倒挂是一个特殊阶段，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体力劳动者是最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他们最先获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而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要更迟一些，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仍滞留于计划经济体制内，因而，从市场经济中的获利就迟于体力劳动者。正是这一早一迟造成了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脑体倒挂问题。其实，在市场经济产生的过程中，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先进入市场的不仅发生于中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脑力劳动者收入低于体力劳动收入的情况。法国著名工人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就曾经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到过这种情况，他写道：“资产者为了增加财富，将知识分子的劳动贬低到了比体力劳动更低工薪的程度。”[①b]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关于现代社会脑体倒挂问题的较早论证。
用同样的原理也可以解释90年代由脑体倒挂向脑体正挂的转变。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自1979年的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将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以此为契机，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全方位推进市场经济的阶段。这样，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也就明显加快，其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了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的现象。90年代以前也并非没有下海的知识分子，但是，那时只是零星的。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下海却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的是指，这一阶段的下海包括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某些行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青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参与的经营领域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参与与知识、咨询等有关的几个领域。据估计，仅1993年一年从国家机关下海的干部、知识分子就达30万人之多。尽管对于知识分子下海这一现象人们褒贬不一，但从本文所阐述的脑力劳动进入市场的原理看，知识分子下海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是有其合理性的。大量脑力劳动者的下海，改变了我国民营者队伍的素质结构。根据笔者的调查，80年代我国城市私营业主的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同龄人口的教育程度，而1992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城市私营业主的教育高于城市同龄人口的教育程度。
其次，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创收活动的普遍化。事业单位的创收在80年代就已出现，不过当时受到颇多的非议，因而也很不普及。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都程度不同地介入了创收活动，因为道理很简单：谁搞创收谁的日子就好过，谁不搞创收谁就只能受穷。创收也成为不少知识分子聚集的单位走向市场的中转站。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创收而最终选择了下海的道路；另一方面，许多单位的创收从临时性走向了持久化，这样有些单位的组织目标出现了部分的转移，有些单位的组织目标甚至出现了全部的转移，最终完全走向了市场。对于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创收，不少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然而，如果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我国是从一个政治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转变，事业单位由创收走向市场与这一变革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第三，知识升值的出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曾出现了知识贬值的现象，脑体倒挂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然而，90年代以来，知识升值的趋势却日益明显。最近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提到了中国知识升值的十个方面，即应用技术升值，出卖专利和技术成为致富之路；重奖知识分子和重金聘请技术人员；企业家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稿费，特别是优质稿稿费的大幅度增长；知识作为无形财富直接入股；知识界名人的高收入；为升学、取得名牌文凭人们肯出巨额学费；基础科学、科研项目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助和社会支持；咨询、信息产业的迅速膨胀；知识商品直接进入拍卖市场。[①c]
第四，知识分子聚集单位的优势开始出现。我国市场发展的初期，众多企业曾因进入市场快而占有很大优势。然而，近年来我国大批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停滞、经营亏损。相比之下，知识分子聚集的文化、教育、科研等单位，却因适应面广、转轨快、社会联系广、获得信息快、机会多等因素而明显优于众多的企业单位。
上述种种变迁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开始进入到市场中来。与改革初期体力劳动进入市场后立即获得利益一样，脑力劳动进入市场后也立即获得了商业利益，并且由于脑力劳动的优势，其利益在逐渐超过体力劳动者。这就是脑体倒挂转变为脑体正挂的根本原因。
三、从脑体倒挂到脑体正挂的理论总结
上文已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地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而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却并不明显。体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后，立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利益，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和工人奖金的大幅度提高上。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者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还远远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而脑力劳动者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很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在获利上的这一多一少，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脑体倒挂。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上，一方面从理性上和理论上他们是支持改革的，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却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改革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如果与这一阶段获利较多的体力劳动者比，甚至有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因此，如果从本文所阐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两阶段的理论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在这种不满情绪的背后确实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因。相反，体力劳动者对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却持基本的满意态度，这显然也是经济利益使然。
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等的范围，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科研机构由过去的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转轨为自己拉项目、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单位，教育由过去的全额国家负担转轨为普遍收费制度，文化单位迅速地走上了商业经营道路，医院在市场经济中也大大地提高了收费标准。上述变迁使知识分子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明显受益，而体力劳动者在这种竞争中却处于明显的劣势。再加上近年来国营企业亏损、停产、半停产的比例愈来愈高，企业中技术人才已大量流失，剩下来的已大多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体力劳动工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已成为工薪层的底层。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情况也因此而更为突出。这种状况从本质上看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作为上述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到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因此，在目前这一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焦点是集中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特别是集中在那些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工人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农民身上。这一点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社会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步骤和速度是不一致的。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是最先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的，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进入市场经济的速度则明显低于前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第一，在制度变迁中，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也可以称为：社会中心群体）往往在原体制中享有较多的利益，这样他们如果离原体制而进入到新体制中来就会丧失在原体制中的很多利益，因此这种利益上的患得患失阻止了他们较快地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相反，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也可以称为：社会边缘群体）来说，他们在原体制中本来就仅享有较低的利益，因而，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他们很容易脱离原体制而进入新体制，并且迅速地享有了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而当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当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愈来愈明显，当旧体制愈来愈难以维持时，过去的那些社会中心群体才会愈来愈多地进入到新的体制中来。关于这一点，笔者过去在研究我国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时就已发现了这种情况：80年代初，我国最先进入到个体户、私营业主队伍中来的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只是到了1992年后，随着干部、知识分子的大批下海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二，从价值观念上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心群体，较多地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在社会变迁中不容易一下子摆脱原来的思想体系而进入到新的观念体系中来，思想体系的变迁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相反，体力劳动者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本来就较弱，当具有吸引力的新体系出现时，他们很容易就摆脱原来的体系而进入到新的体系中来了。因此在80年代，当广大知识分子还在义正词严地进行“义、利之辩”，还在讨论该不该下海挣大钱时，广大的体力劳动者早已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了。当然，知识分子由于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联系等众多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因而他们虽然在参与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迟了一些，但凭借这些优势却又在第二阶段后来者居上。
注释：
①a 孙桢、鲁士海：《知识分子收入偏低的原因分析》，载《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研究：困境与出路》，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②a 张维迎、侯耀军：《经济改革与知识分子，《经济日报》1984年6月27日。
①b 保尔·拉法格：《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载《知识分子》，赫斯杰编辑，格林科自由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322—323页。
①c 史彼克编著：《中国大趋势》，华龄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80—182页。